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
“至善”何以止于“事”——以朱子《大学章句》为中心兼对“以佛释儒”的一个批评

“至善”何以止于“事”——以朱子《大学章句》为中心兼
对“以佛释儒”的一个批评
王进
【期刊名称】《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13)003
【摘要】朱子在《大学章句》中,将“止于至善”之“至善”界定为“事理当然之极”,强调“事”的重要性和人“做事”的当然性,从而在本体层面为世间万事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和理由,反映了朱子肯定政治社会和人的社会属性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佛老及现代思想潜含着将人“抽离”社会、去除人的社会性的危险,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松弛和伦理规范的解体.强调朱子“至善”止于“事”的思想,对于救治现代社会秩序松弛、伦理坍塌的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总页数】7页(P68-74)
【作者】王进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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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于禽兽。
《语类》中也说:先生问:“‘顾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
然天之所以与我者,虽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体昭晰无遗,则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无以有诸己矣。
”曰:“此便是至善。
但今人无事时,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时,则又随事逐物而去,都无一个主宰。
这须是常加省察,真如见一个物事在里,不要昏浊了他,则无事时自然凝定,有事时随理而处,无有不当。
”(卷16第7条,杨道夫录)一个人虽然有心向善,甚至在道理上也明白要明明德而止于至善,但他在现实的生活中就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与生俱来的气禀物欲无时无刻地不在左右着他,XXV虽于为善之际,却不时会有不善之根苗萌发:如今人虽欲为善,又被一个不欲为善之意来妨了;虽欲去恶,又被一个尚欲为恶之意来妨了。
盖其知之不切,故为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恶亦不是他心肯意肯。
”(《语类》卷16第191条,叶贺孙录)在朱子看来,这是知之不切的缘故,故需要下格物致知的工夫;但尽管知致了,意仍有可能不诚,即人们虽然知道努力下工夫去对治气禀物欲,但在隐微之间,也有可能“照管不着”或“把捉不住”:问意诚。
曰:“表里如一便是。
但所以要得表里如一,却难。
今人当独处时,此心非是不诚,只是不柰何他。
今人在静处非是此心要驰骛,但把捉他不住。
”(卷16第101条,曾祖道录)问:“或言,知至后,煞要着力做工夫。
窃意致知是着力做工夫处。
到知至,则虽不能无工夫,然亦无大段着工夫处。
”曰:“虽不用大段着工夫,但恐其间不能无照管不及处,故须着防闲之,所以说君子慎其独也。
”行夫问:“先生常言知既至后,又可以验自家之意诚不诚。
”先生久之曰:“知至后,意固自然诚。
但其间虽无大段自欺不诚处,然亦有照管不着所在,所以贵于慎其独。
至于有所未诚,依旧是知之未真。
阐释《大学》的二重向度:从朱子与阳明的不同哲学进路看《大学》

命题 以理 性的意 义 , 取 以知 识论 为基本 的哲学 进路 。 采 而
与此相应是的王 阳明基于 怀疑朱熹所 释版本 的基础上 , 归
附于郑玄所注 的古本 , 提升 了《 大学》 思想 中所 蕴含的价值
道 德 理 想 , 进 而 成 为 其 个 人 哲 学 思 想 的 范 导 与 立 足 之 并
德) 与群体认 同( 民) 亲 最终都指 向 至善 。 其侧 重之点 首先 在 于确立至上的价值 目标 , 从而为 主体 的行为提供 一个 总
的价值导向。 在对 三纲的理 解上 , 王 的理论相 对表现 为大 同 。 朱 朱 熹 认 为 :明德 者 , 之 所 得 乎 天 , 虚 灵 不 昧 , “ 人 而 以具 众 理 而 应 万事者也 。 即但 为 气 禀 所 拘 , 欲 所 蔽 , 有 时 而 昏 ; 人 则 然
的 形 式 化 与 知 识 化 的理 路 , 一 步 赋 予 其 中各 主要 概 念 与 进
其本体之明 , 有未尝息 者。 则 故学 者当因其 所发而遂明之 ,
以 复 其 初 也 。 者 , 其 旧之 谓 也 , 既 自 明 其 明 德 , 当 新 革 言 又
推以及人 , 使之 亦有以去其 旧染之污也 。 者 , 止 必至于是而
不 迁 之 意 。 善 , 事 理 当然 之 极 也 。 明 明 德 , 民 , 当 至 则 言 新 皆 至 于 至 善 之 地 而 不迁 。 必 有 以 尽 夫 天 理 之极 , 无 一 毫 盖 而 人 欲 之 私 也 。 ‘ 明 德 ” 就 是 明理 。 明 德 ” 现 实 中不 ” 明 也 “ 在
11 0
“ ,明明德者 , 亲” “ 立其天 地万物一体之体也。 亲民者 , 达其 天地 万物一体 之用也 。 明明德必在 于亲 民 , 亲 民乃所 故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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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乃知止之后“志有定向。
”《语类》中亦云:须是灼然知得物理当止之处,心自会定。
(卷14第162条,刘砥录)知止,只是识得一个去处。
既已识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
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定。
(卷14第139条,廖德明录)可见,朱子所求者,乃“心”之“定”也,但这似乎与《或问》之说相抵牾。
按《或问》的说法,“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一般人所注意的,都是“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却忽视了前半句话,即“方寸之间”,所谓“方寸之间”,显然指的是“心”,XXX这句话完整地看,即是说,若知得当止之所,则此心不为事物所动而有一个定之理,如朱子所说的:“有所定,则知其理之确然如是,一定,则不可移易,任是千动万动,也动摇他不得。
”(《语类》卷14第153条,黄卓录)因此,作为“至善”之“定理”,乃人心定之理,则至善显然在心而不在物,从事事物物求定理,亦只不过是说,通过格物穷理,使此心得以贞定而止于至善。
从朱子的思路来看,正因为人心在接乎事物无穷之变时,难免会对许多隐微曲折处见得不分明: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后亦离这意思不得。
学者要紧在求其放心。
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
如此,则本领处是非善恶,已自分晓。
惟是到那变处方难处,到那里便用子细研究。
(《语类》,卷14第50条,叶贺孙录)所谓“那变处方难处”,朱子举例说:这明德亦不甚昧。
如适来说恻隐、羞恶、辞逊、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
发而为恻隐,这便是仁;发而为羞恶,这便是义;发而为辞逊、是非,便是礼、智。
看来这个亦不是甚昧,但恐于义理差互处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别耳。
且如冬温夏凊为孝,人能冬温夏凊,这便是孝。
至如子从父之令,本似孝,孔子却以为不孝。
与其得罪于乡闾,不若且谏父之过,使不陷于不义,这处方是孝。
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_4

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所谓“端绪”、“端倪”,即我们前面所说的吾人明德之发见处,如齐宣王所发之恻隐之心。
格物前须有一端绪,若端倪未见,则只涵养而无格物可言,只有当人心感事而有明德之发见时,才可就此推开穷格。
可见,格物并不是凭空地去找一件什么东西来格,它是在小学成就善的基础上,由此37条)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
且如义利两件,昨日虽看义当为然,而却又说未做也无害;见得利不可做,却又说做也无害;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
今日见得义当为,决为之;利不可做,决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
(《语类》,卷15第78条,潘植录)格物不是为了长我的聪明见识,致知亦非为了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则朱子之格物说,不是以知识为目的,而是以成就至善为目的,也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然而,难者或指出,朱子有许多话头,显然单纯是指向对物理的探究,对此又能作何理解?其实,对朱子来说,并不存在着物之理与人之理的区别。
《格物补传》中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则物之理与人之理并不分离,都是天理之流行,“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道:XL推至极致,使人心不受一毫私欲之沾染,即“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同时又表现为应事接物之际体察入微,不仅不受事物千变万化所左右而保持吾心之贞定,而且更能将事物之方方面面照管得周匝无遗,无不妥当合理,即“事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其次,要“止于至善”,工夫上要无所不用其极,一节接一节而止于至善。
而在这一层层递进的工夫论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格物致知论,它是“止于至善”最重要的保证,朱子诠释《大学》之所以以重视格物工夫为特色,应落实在这一点上予以考虑。
第三,与之相应的是,朱子格物的目的不在于博学多闻,而在于实践领域的止于至善,单纯以知识论的立场来看朱子的格物论恐怕有所偏差,陆、王“义外”、“支离”之批评也要重新予以审视。
曾子《大学》读后感

2021《大学》读后感| 稷下智库
2021《大学》读后感
稷下智库
《大学》重点阐释了如何对内生发本性、修养品德,获得教化家庭、治理国家的能力;对外治理家庭,维护国家直至天下的礼法关系,走向礼治社会。
其中,提高个人修养、道德品质与治国平天下之间具有一致性。
按照朱熹的观点,《大学》提出了“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纲领与八条目是《大学》的核心所在,这其中的思想内涵与“内圣外王”的思想相吻合。
内圣是外王的前提。
统治者需要发扬彰显至善而高尚的本性,提高个人道德修养,而后努力使家庭得到教化,维护家庭中的宗族关系。
在这基础上,统治者从治理家庭的宗族关系中习得治理国家的能力,从而更好的维护国家的宗法关系,以礼治国,最后使得天下均在合理有序的礼法统治下。
可以说统治者先需修身明德,继而推之于他人,使他人也能像自己一样发出良好的德性,那么便可实现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也是一种“至善”的境界。
朱熹、王阳明关於《大学》“至善”概念的不同阐释

【曾亦】朱熹、王陽明關於《大學》“至善”概念的不同闡釋 ——以明代“大禮議”為視角作者:曾亦閱讀數:4269發表時間:2015-05-17 09:29:58曾亦作者簡介:曾亦,男,西歷1969年生,湖南新化人。
曾任職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現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經學研究所所長。
兼任復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儒學研究會副會長。
著有:《本體與工夫—湖湘學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共和與君主—康有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主編《何謂普世?誰之價值?》(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朱熹、王陽明關於《大學》“至善”概念的不同闡釋——以明代“大禮議”為視角作者:曾亦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原載於《國學學刊》第三期,2012.9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九日癸巳【摘要】朱子與王陽明之學術異同,歷來學者頗論之,然多從心性學的角度著眼。
本文則立足於嘉靖時期的“大禮議”事件,試圖從經學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朱子、陽明關於“至善”問題的討論。
由此,我們發現,陽明針對朱學流弊而提出的“致良知”之學,若落實到現實政治層面,卻導致了明世宗壹系列尊崇本生父母的率性之舉,不僅破壞了儒家的基本禮制,而且對晚明的政治生態造成了極為消極的影響。
【關鍵詞】朱熹、王陽明、大學、至善、良知、大禮議《大學》首章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關於“至善”之義,朱子《大學章句》以“事理當然之極”訓之,陽明《大學問》則以“至善之在吾心”以明其義。
蓋朱子在事上言至善,而陽明則在心上言至善,可以說,朱子與陽明學術之差別,實與二人對《大學》“至善”概念的不同理解有關。
然朱子與陽明對“至善”的不同理解,又可溯源於儒家內部對古禮精神之不同把握。
古禮之精神本為“尊尊”,此與西周宗法制結構有關,蓋宗族以“尊祖敬宗”為目的故也。
然自春秋以降,宗法崩壞,社會之基礎遂壹轉而為小家庭,而家庭之基本原則為親親,尤以孝道為親親之主要表現。
善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

善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朱子是中国儒学思想家朱熹对《大学》的阐释对我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朱子的眼中,他将《大学》视为至善之书,并从君,亲,师,友,臣等角度进行了多层次的阐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朱子认为《大学》内的“上”所指的就是至善,至善即乐利万物,不仅包含了个人的修养与道德的完善,还包含了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和谐。
因此,朱子在阐释《大学》时,强调了君子克己复礼的重要性。
他主张个人修养,通过克制自己的私欲,追求道德的完善。
一个人如果不能自律,无法约束自己的欲望,就很难达到至善的境界。
朱子还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亲与师友的关系。
亲是人与人之间最近的关系,父、母、子、弟、夫、妇之间的亲情是至善的表现。
而师则是对学问与道德的教诲,他强调师者备天下之慈、教诲中正之道,师者,诏我恕己,而曰君子也。
朱子认为这些关系都是值得我们珍视与坚守的,他特别注重孝道,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
臣道更是朱子阐释《大学》的一个重要维度。
他提出了君臣之道是至善的关键,认为君王应该用德义来治理国家,与百姓和谐相处。
而百姓则要忠诚尽职,效命于君。
他主张程序正义,以礼治国,注重权责分明。
在这种至善的关系中,朱子认为君臣之道是至高无上的。
朱子还将友谊视为至善。
他相信朋友是相互理解,鼓励和支持彼此的存在。
在《大学》中,朱子认为“友”是以足以相交者,他主张朋友应该以德行相互扶持,通过共同的追求和交流来帮助彼此成长。
他不仅注重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注重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总之,朱子对《大学》的阐释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理解框架,让我们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塑造自己的道德品行时,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他强调了个人的修养,注重了亲与师友的关系,强调君臣之道,以及友谊的重要性。
这些维度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至善之道,让我们在个体修行的同时,也注重了社会关系和个人责任。
朱子的研究影响深远,使《大学》这本经典之作在中国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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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
提要:本文认为,朱子对《大学》阐释最根本的一个向度是《大学》“三纲领”中之“止于至善”。
在朱子看来,“至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善”,小学的工夫成就的是“善”,即使人做一般意义上的好人,而大学则要人“止于至善”,做一个圣人。
所谓“止于至善”,它一方面意味着要将人本有的明德推至极致,使人心不受一毫私欲之沾染;同时又表现为应事接物之际体察入微,不仅不受事物千变万化所左右而保持吾心之贞定,而且更能将事物之方方面面无不安排得妥当合理。
同时,要“止于至善”,工夫上要求无所不用其极,一节接一节而止于至善。
而在这层层递进的工夫论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格物致知论,它是“止于至善”最重要的保证,朱子诠释《大学》之所以以重视格物工夫为特色,应落实在这一点上予以考虑。
就此而言,朱子格物的目的不在于博学多闻,而在于实践领域的止于至善,单纯以知识论的立场来看朱子的格物论恐怕有所偏差,陆、王“义外”、“支离”等批评也要重新予以审视。
朱子平生用力最多者,在《大学》一书,I 其学说之核心内容,特别是他的工夫理论,即格物致知说,正是在通过对《大学》的阐释过程中,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达。
然朱子之学,最受后儒诟病者,亦多集中于其《大学》学中,约而言之,批评的声音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为经学史家。
或曰强分经传,或曰颠倒旧次,或曰补阙遗文,II 在他们看来,朱子的做法未免“率情咨意”而“不可为训”,III 然而,就是对朱子的《大学》学批评相当严厉的周予同先生,也承认“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立场。
”IV因此,从哲学解释的立场来看,尽管经学史家的批评可以成立,但我们也不必囿于传统经学的立场,以整理古籍的要求来看《大学章句》而否定之。
V 第二种批评则来自哲学家的阵营。
这一批评主要集中于朱子《大学补传》及其相关的义理内涵,早在与朱子同时代有陆象山,后则有王阳明。
他们对朱子的格物致知论尤为不满,以朱子之工夫论为“支离”,又以为其专务“道问学”而忽视“尊德性”,从而有向外求索之病等等,故王阳明又有恢复古本《大学》之说。
沿续陆、王之思路,现代学者中也有许多人以朱子的格致说近似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知识论,如? 沧谌壬湍恐胺喝现饕濉薄
毋庸置疑,朱子诠释《大学》的关键在于格物致知说,而其引起的争论亦多由之而起。
本文的意图不在于判定孰是孰非,亦不讨论朱子之说是否真正符合古本《大学》的原义,就象现在风行一时的诠释学来说,也有所谓“诠释与过
度诠释”之争,VII 但这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然而,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作为历史对象的整个流传物并不是像单个文本对于语文学家那种意义上的文本。
”VIII 从哲学诠释学的立场来看,“解释者必须恢复和发现的,不是作者的个性与世界观,而是支配着文本的基本关注点――亦即文本力图回答并不断向它的解释者提出的问题。
假如这种把握住由文本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仅仅被想象为科学地提取出‘本来的’问题,那它就不会导致一种真正的对话,只有当解释者被主题推动着,在主题所指示的方向上作进一步的询问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对话。
”IX 因此,如果要对朱子对《大学》的诠释作进一步的研究的话,我们与其讨论朱子的诠释是否符合古义,毋宁去探究一下,在朱子心目中,《大学》文本力图回答并不断向后世的诠释者们提出的问题为何? 空馐导噬弦簿褪撬担汀洞笱А芬皇槔此担熳哟又蟹⑾植⒍灾刈⒌奈侍馕危恳坏┪颐腔卮鹆苏庖晃侍猓簿筒荒牙斫庵熳游裁椿崽岢銎涠谰咭桓竦亩浴洞笱А凡偷睦砺哿恕?P>
一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似乎可以先从一个更为简单一点的问题入手,这即是:在朱子心目中,《大学》的意义究竟何在?在朱子看来,《大学》所讲的是“大人之学”,实相对“小子之学”而言。
《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至十五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十五岁成人之后,才“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是为大学。
虽然朱子在《大学章句》之卷首引用了伊川称《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的评价,但这可能只是某种推尊前贤之意,我们大可不必深究。
事实上,在朱子心目中,一个人的教养必须分成两步走,在大学之前要有一个小学教育的阶段,小学才真正担负着入德初阶的任务。
在《大学或问》中,朱子进一步阐明了小学与大学之关系:
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
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
及其长也,不进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
在《答胡广仲》一书中,朱子说得就更加明白:
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
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
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
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必曰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何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此外,在《语类》中也大段地讨论了小学与大学的关系。
X 大体上说,朱子认为小学实际上为大学之根本,若缺了小学之工夫,也就很难能够成就大学之功业。
XI 在朱子看来,小学工夫主要是持敬涵养、躬行践履,一方面
使心思不放逸、不走作,所谓“收其放心,养其德性”,XII 同时又能知道事为之当然,诸如“出必告反必面”之类。
XIII 这也就是说,经过小学所下之工夫,一个人应该基本上能够成为一个“善”的人,XIV 他的行为能够符合社会的基本规范与道德要求,同时也可说是“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
XV 然而在朱子看来,一个人只成就小学的工夫还是不够的。
特别是作为大学教育的对象,所谓“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亦即社会精英之候补阶层,并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善人,而必须将小学阶段所明之善推往极致,即通过“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止于至善”,是为大学之工夫。
同时,面对许多人生的具体问题,在小学阶段尚不能体察入微,就更需要加以大学工夫,如《朱子语类》载:
致知、格物,大学中所说,
不过“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之类。
古人小学时都曾理会来。
不成小学全不曾知得。
然而虽是“止于仁,止于敬”,其间却有多少事。
如仁必有所以为仁者,敬必有所以为敬者,故又来大学致知、格物上穷究教尽。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看出:第一、小学与大学构成朱子工夫论中最重要的两大次第,小学明乎“善”,要求人成为一个好人,这是做为一个人起码的要求;而大学则在小学工夫的基础上,要人止于“至善”,成就一个圣人。
XVI 第二、从朱子工夫论的整体上看,小学与大学虽然有次第上的区别,但不可将二者割裂看待,所谓“其为道则一而已”。
因此,我们在研究朱子大学工夫时,不但不可以忽视朱子小学之工夫论,而且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在大学任何一个工夫次第中,始终有一个小学工夫的前提存在,XVII 否则的话,极有可能误读朱子之工夫论。
第三、小学与大学既然有次第之别,则大学之功必非小学所能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小学与大学之区别,也就是成就“善”与成就“至善”的区别,也正是有这一区别,大学工夫对于朱子来说才能得以成立。
二
上述所谓“至善”一词,取之于《大学》开篇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在《大学章句》中,朱子将之称为《大学》的“三纲领”。
既称之为纲领,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可以认为,朱子对三纲领的诠释,就是对《大学》总体精神的把握,至于所谓的“八条目”,不过是“三纲领”的具体推衍而已。
XVIII
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三纲领”的三者之间并非平列之事,朱子也承认,从工夫之大节目上看,只有“明明德”、“新民”两事,“止于至善”说的只是二者之规模。
XIX 虽然《大学》总的目标是明明德与新民,在朱子看来[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