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问题”：索尔仁尼琴“政论三部曲”中的新斯拉夫主义共16页文档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中亚观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中亚观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中亚观。
但是由于政治目标的差异，他们的观点分化为三类：新孤立主义中亚观、维护中亚俄罗斯人中亚观和俄罗斯统治中亚观。
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通过宣传、制度化、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等方式，力图使其中亚观对俄罗斯对外政策产生深刻影响。
新孤立主义中亚观早在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就出现了民族孤立主义，它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一个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亚・伊・索尔仁尼琴。
这些民族孤立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人为苏联其他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助，特别是对中亚人和高加索人。
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重新复活，是谓新孤立主义。
新孤立主义者呼吁在俄罗斯实行“国有化”，取消其联邦性质，认为联邦制导致各共和国损害俄罗斯的地方利益，主张给俄罗斯人提供更优惠的政策。
此外，新孤立主义还以强烈仇视伊斯兰教而闻名。
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影响俄罗斯人生存的主要文化和地缘政治威胁之一。
因此，新孤立主义者主张俄罗斯禁止中亚移民入境。
，在20世纪90年代，新孤立主义者是以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党为代表的，如以亚历山大・伊凡诺夫为首的“人民民族党”和以阿列克谢・弗多温、康斯坦丁・卡西莫夫斯基为首的“俄罗斯民族联盟”。
“俄罗斯民族团结党”也可归为新孤立主义者，因为其领导人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由于与针对中亚和高加索移民的犯罪活动有关而受到谴责。
2000年以来，新孤立主义者的主要活动以分离主义团体“俄罗斯共和国”、德米特里・鲁缅采夫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种族主义和新异教团体(如亚历山大・谢瓦斯季亚诺夫领导的团体)为代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对非法移民的“别洛夫运动”，其主张诡辩地把中亚、恐怖主义、黑手党和伊斯兰教杂糅在一起。
一些“光头党”派别也属于孤立主义范畴，其政治观点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论”，甚至可以说是“种族主义论”。
他们认为，中亚移民是俄罗斯人的首要敌人，其次是吉普赛人、无家可归者和犹太人。
[索尔仁尼琴名言]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名言]索尔仁尼琴](https://img.taocdn.com/s3/m/7149cc2bbc64783e0912a21614791711cc7979bc.png)
[索尔仁尼琴名言]索尔仁尼琴(1) [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名言1、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索尔仁尼琴2、总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然而忘掉历史，你会双目失明。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3、普遍的无辜也就产生普遍的无所作为。
也许还不至于被抓起来？大多数人则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线希望。
既然你是无罪的，——那为什么要把你逮起来呢？这是错误！人家已经抓住你的衣领在拖，而你却还暗自念念有词：“这是错误，一弄清楚——就会放出来！”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4、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
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
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5、永远不要鼓励人们去寻求快乐，因为快乐本身不过是市场的一个偶像罢了。
而应该鼓励人们互爱。
一头野兽在咆哮眼前的猎物时会感到快乐，而我们人只有在互爱时感受爱，这是人类可以取得的最高成就。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6、生命最长久的人并不是活得时间最多的人。
——索尔仁尼琴7、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生活的道路。
——亚·索尔仁尼琴8、从你那干涩的嘴唇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子手们误认为是一起遛弯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喊叫的机会。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9、一九二九——一九三零年，一条冲决一切的巨流滚滚而来，这就是数以百万计的被扫地出门的富农。
他的流量过于巨大，尽管我们的侦查监狱十分发达，恐怕也是容纳不下的（况且已被“黄金”水流填满了）。
.它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
这是国民大迁徙，这是民族的浩劫。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10、人类的二十世纪比之前的任何一个世纪都更血腥残忍，而且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根本没有丝毫减少任何恐怖。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1、“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现在哪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到责骂起我们来了。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的良心作者：庄祖鲲2008年8月3日，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1918-2008)去世了。
这位一代传奇的世界文坛大师，在远离尘嚣的乡间，默默地离开了世界。
却在很多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有人称他为“20世纪最后一位先知”。
无辜遭流放索尔仁尼琴生于高加索的基兹洛沃兹克，他是遗腹子，母亲是位中学教员。
后来随母迁至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此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及大学。
他大学主修数学物理，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同时，他也是莫斯科大学文史哲学院文学系的函授生，成绩同样非常优异。
大学毕业后，他应征入伍，参与对德战争。
他曾因战功，获得2次勋章，官至大尉，担任炮兵连长。
当时他虔诚信奉马列主义，在写信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很高兴把生命献给列宁。
”但是在二战结束前夕，1945年2月，他因与友人通信批评了斯大林而被捕，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被判处8年劳改。
1953年刑满获释，被流放到哈萨克。
1956年被解除流放，1957年被平反，宣布无罪，恢复名誉，在中学当数学老师。
1962年，他以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创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在当时批判斯大林的风潮下，他的作品甚至受到赫鲁晓夫的鼓励和推崇。
他的朋友形容说，这本书像原子弹一般震撼人心。
在短时间内，这本书共卖出85万册，使他一夜成名。
后来，他又陆续创作了3篇暴露社会阴暗面的短篇小说。
但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社会情势开始转变。
1967年，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他散发了一份抗议报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受到作家协会的公开谴责。
1969年被开除会籍。
从此，他的小说无法在俄国出版。
从1968年开始，他的许多作品，如《癌症病房》、《第一圈》、《1914年8月》等，都陆续在西欧出版，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
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奖理由是：“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
论俄国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
论俄国的西⽅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论俄国的西⽅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摘要：在17、18世纪之交的彼得⼤帝改⾰给俄国⼈民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和影响，继⽽引发了19世纪中叶的两⼤派别——西⽅派和斯拉夫派对俄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争论。
这场争论主要涉及俄国的命运、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及其应⾛的发展道路等重⼤问题，也涉及到⽂学、哲学、宗教等⽅⾯。
这场争论在当时产⽣了巨⼤的影响，标志着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俄国、斯拉夫派、西⽅派、争论18世彼得⼤帝的改⾰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在东西⽅两个航道之间犹疑的俄国⼤船，被彼得⼤帝这个有⼒的舵⼿强⾏推向西⽅”，传统的价值观念被推翻，西欧国家的⼀些新观念被引进，使得“俄国与西⽅” 关系这⼀俄国命运的核⼼问题更加得到凸显和明确。
⾄19世纪上半期，俄国仍是⼀个封建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产关系虽有长⾜发展但与西⽅相⽐差距极⼤，农奴制严重制约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统治下的社会⽭盾极为尖锐。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西⽅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应运⽽⽣，俄国知识分⼦对于国家的未来⽅向的选择上进⾏了激烈争论。
⼀、俄国是否具有特殊性及优越性斯拉夫派的基本观点就是俄罗斯具有特殊性和优越性，可以从农村公社和东正教看出。
斯拉夫派强调俄国⽂化的优越性，著名学者科舍列夫认为，俄国特殊的根源在于⼟地所有制，西⽅⾃古实⾏私⼈⼟地所有制，⽽俄国是公社⼟地所有制。
他们认为农村公社是俄国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是“国民精神”的基础和产物，既是保护地主劳动⼒的重要保⼯具，也是保证“社会的安宁、秩序和稳定”的⼿段，因为公社造就了⼈民对宗教的虔诚、对君主的忠顺、对集体的推崇，能够防⽌居民分化，是最⾼程度的道德和理性。
“⼟地这种在西⽅成为个⼈权⼒来源的东西，在俄国却是属于社会的，个⼈掌握多⼤权⼒取决于他在多⼤程度上成为社会的⼀部分。
”另⼀⽅⾯，俄国东正教没有受到西⽅宗教改⾰和⽆神论的影响，传统、纯洁的东正教理想决定了国家的制度和⼈民的情操，是俄罗斯精神的⽀柱。
当代俄罗斯社会中的斯拉夫主义
当代俄罗斯社会中的斯拉夫主义吴哲摘要“斯拉夫主义”本为历史名词，它产生于19世纪中期，在19世纪末趋于沉寂。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急剧的社会转型，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开始复兴，并力求从传统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基础，成为当今俄罗斯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
关键词 俄罗斯 斯拉夫主义 西方主义On Slavophilism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SocietyWu Zhe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term “Slavophilism”originated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nd dropped out of us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the 1990s，Slavophilism in Russia came to revive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a rapid social transition. Slavophilism in Russia，with all its efforts to seek value basis from tradi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s which could not be ignored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society.Keywords Russia； Slavophilism； Westernism引言长期以来，俄罗斯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要脉络，即围绕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西化与本土化、民主与专制等问题而展开的思想与道路的纷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急剧而深刻的变革，社会发生重大转型，“俄罗斯向何处去”成为俄罗斯人思考最多的问题。
这一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国内与国际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俄罗斯社会变得错综复杂，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
俄国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
俄国的斯拉夫派与西⽅派之争俄国的斯拉夫派与西⽅派之争。
在俄国思想界，⼀直存在着两个对⽴的思想派别，斯拉夫派和西⽅派，这两个思想派别始终左右着，俄国政治的发展和国家前途，并总是产⽣着决定性者影响，⾸先，斯拉夫派认为，俄国⾃从伊凡三世以来，继承了拜占廷帝国罗马皇帝的称号和东正教的领袖地位，这就意味着，俄国具有了统治世界和挽救世界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很显然的，俄国既然已经继承了拜占廷帝国的遗产，就有义务，也有权利，恢复昔⽇罗马帝国疆⼟和信仰，所以，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社会的同质性，所带来的⼈民道德的⾼尚和社会的超稳定性，是以物质⾄上的西⽅社会，所不能相⽐的，因⽽。
斯拉夫派认为，彼得⼤帝是俄罗斯民族的罪⼈，正是因为他的，学习西⽅的改⾰，⽽导致了俄国社会的同质性的丧失，因此，斯拉夫派认为，彼得⼤帝是俄罗斯民族的罪⼈，⽽加以批判。
⽽西⽅派则认为，俄国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西欧社会，所以，俄国要全⾯地学习西⽅，从⽽逐渐的缩⼩与西欧国家的差距，进⽽融⼊发达的西欧社会之中，所以，西⽅派认为，把彼得⼤帝，看作是英雄，因为，正是彼得⼤帝学习西⽅的改⾰，才是俄国国⼒⼤⼤的增强，从⽽能在北⽅⼤战中，⼀举击败了，号称波罗的海绝对霸主的瑞典，⼀跃⽽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之⼀，这都是彼得⼤帝学习西⽅的结果，所以，从彼得⼤帝到亚历⼭⼤⼀世的前期，西⽅派的思想，⼀直都是俄国统治集团的主流治国思想。
但是在1812年以后，形势发⽣了逆转，因为在1812年，俄国军队在库图佐夫公爵的指挥下，击败了⼊侵的俄国，法国军队，从⽽为挽回了欧洲败局，因此，俄罗斯的民族⾃信，空前⾼涨了起来，因此，斯拉夫派取代了西⽅派，成为了俄国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与此同时，受到西⽅思想影响的⼀些，俄国贵族军官，由于，不满当时的俄国，政治和独裁和农奴制，于是他们发动了，壮烈的⼗⼆⽉党起义，可是，尚未觉醒的俄国和势⼒并不强⼤的俄国中产阶级，不能给与⼗⼆⽉党⼈以有⼒的⽀持，所以，⼗⼆⽉党⼈，很快就被以沙皇，尼古拉⼀世为代表的，斯拉夫派所镇压，但是，好景不长阿，西⽅的势⼒迅速的扩张，使俄国感受到了巨⼤的压⼒，尤其是1854年⾄1856年，所爆发的克⾥⽶亚战争，突显出了，俄国与西⽅⼤国之间的差距，尽管，俄国军队在1855年和在1812年，表现的⼀样勇敢，但是，战局令⼈绝望的，对不利于俄国军队的⽅向发展，⾸先是，英法联军的步枪射程是俄军步枪的三倍，还有，俄军要⽤风帆时代的战舰，去对付英法联军的蒸汽战舰，那么，结果是可想⽽知，俄国在克⾥⽶亚战败，使得俄国统治集团意识到，俄国已经⼤⼤的落后于西⽅强国，俄国只有像彼得⼤帝，那样的学习西⽅的改⾰，罗曼洛夫家族才能维持在俄国的统治，否则的话，罗曼洛夫家族，不是给西⽅⼤国的扩张所吞没，就是给俄国内部的⾰命，把罗曼洛夫家族送上断头台，所以，尼古拉⼀世继承者，亚历⼭⼤⼆世，重新把西⽅派之中的温和派的思想，当作是俄国统治集团的思想，在这⼀思想下，所主导的俄国政治和经济改⾰，使俄国真正变成了⼀个真正的欧洲国家，为1917年，⼗⽉⾰命的爆发，打下了⼀个坚实的社会基础。
谁断送了沙俄的改革
谁断送了沙俄的改革索尔仁尼琴：俄国转轨的一面镜子列宁曾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其实我们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更是俄国近代以来转轨进程（包括革命与改革）的一面镜子。
近期的乌克兰事件使世人再次聚焦俄罗斯，不少人惊呼：普京就是斯托雷平再世。
而普京之前的俄罗斯经历过一场不成功的“维特式改革”。
如果“维特式改革”是不成功的，“再世的斯托雷平”又会将俄国引向何方？人们不由得想起了索尔仁尼琴。
他不仅在风烛残年和普京互相“歌功颂德”，被视为这位“永远的反对派”毕生惟一一次“保皇”之举，而且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在那部毕生最为用力、规模也最为浩大的作品（可能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大的个人作品）《红轮》中，就对斯托雷平和维特这两位俄国历史上人称的“双子座”改革家做了褒贬极为鲜明的详细评价。
《红轮》形式上是一部纪年体的“历史全景”素描式作品，以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的内外变局为主干，三卷的书名分别为《1914年8月》、《1916年10月》和《1917年3月》。
斯托雷平在1911年就已去世，维特虽然活到1915年，但其政治生涯的结束早于斯托雷平6年。
但此书仍以倒叙方式对两人，尤其对斯托雷平，作了浓墨重彩的大篇幅描述。
显然，在索翁看来，不了解这两人就不可能了解以后的俄国。
斯托雷平与维特都是沙皇肱股、改革名臣，改革目的都是为了延续沙俄统治而又能适应世界潮流。
两人的改革有连续性，在社会经济变革的方向上基本一致。
虽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不同使两人分道扬镳，但后世的论者都看到了这些共性。
一般地说，“革命者”对这两个“沙皇走狗”都是否定的，而对“刽子手”斯托雷平的抨击尤其严厉。
相反，持沙俄遗民立场的人对这两人都是肯定的，尽管有人偏爱前者，有人偏爱后者，极少有人把他们对立起来。
这两种人之间的俄国自由主义者，主流是肯定开启宪政的维特，否定大肆镇压的斯托雷平。
比较左的自由主义者对两人都有批评，但批评斯托雷平更多（某种程度上接近“革命者”的观点），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对斯托雷平持理解态度，但也不会否定维特（某种程度上接近沙皇遗民）。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唐棠2013-01-08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因对斯大林的不敬而劳改八年，因处女作获赫鲁晓夫亲自批示发表而声名鹊起，又因诺贝尔文学奖而流亡国外20年，晚年回国后还因对叶利钦批判和对普京的赞誉而饱受非议……他的一生宠辱不惊，无论被推崇还是被鞭笞，无论是鲜花美酒还是苦役禁闭，他总是安之若素，永远只为“正义”说话，挥舞着“战笔”，为国家的前途开出“良方”。
他就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伊?索尔仁尼琴。
在他去世两年后，江苏文艺出版社于近日推出了其长篇巨著《红轮》的中译本，这部书一共20卷，本次出版的第1卷共3册就已达100万字。
这是俄罗斯的“史记”，涵盖了这个民族历史长河中的许多重大事件。
而巨著作者的一生也是一部情节曲折的大书，一条流淌不息的苦难之河。
丧父阴影与作家梦想1918年12月11日，亚·伊·索尔仁尼琴在北高加索的疗养胜地——基斯洛沃茨克出生了。
他的母亲塔伊西娅正经历着丧夫得子的大悲与大喜。
怀抱刚出世的儿子，她来不及为小生命祈祷，只盼望时间倒流，能与丈夫多享受几天婚姻的甜蜜。
1915年前后，塔伊西娅与丈夫伊萨基求学于莫斯科，并在那里相识。
伊萨基来自北高加索，是一名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农民；塔伊西娅出身乌克兰，是当时库巴尼地区最富有的农庄主的女儿。
婚姻生活刚刚稳定，“一战”征兵，伊萨基应征入伍，在德国战场上担任沙俄军队的炮兵军官，战争结束后，他很快回到妻子身边。
丈夫平安归来，塔伊西娅满心欢喜，很快，她有了身孕。
夫妻二人在喜悦中共同等待着“爱情结晶”的诞生。
不料，1918年6月15日那天，伊萨基外出打猎时，不幸中枪身亡，塔伊西娅在丧夫的悲痛中生下了索尔仁尼琴，可怜的萨沙（索尔仁尼琴的小名）从未见过自己的生父。
在萨沙6岁那年，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母子二人迁居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市。
萨沙靠母亲做打字员的微薄收入，入校学习。
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从来没有吃过一天饱饭。
现代化之路还是民族之路_关于地跨欧亚两洲的东斯拉夫国家：俄罗斯联邦的发展道路的争论_弗_尼_舍甫琴科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3 年第 6 期
现代化之路还是民族之路
———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争论*
［俄］弗·尼·舍甫琴科 陈 红 编译
不久前，俄罗斯国家服务学院社会学中心进行 了“人民与政权”的社会学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我们 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在俄罗斯人民心目中，俄 罗斯应走一条独特道路的观点越来越占有主导地 位。然而，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把俄罗 斯推向孤立和封闭的危险想法。“公正俄罗斯”党顺 应了民众的需求，在党纲中提出： “俄罗斯并不应该 重复别国走过的道路，而应该找到与本国的自然、历 史、社会文化条件、传统、民族信仰和精神价值相适 应的属于本国自己的道路”。公正俄罗斯党主席 С． М． 米罗诺夫（ С． М． Миронов） 多次在演讲中提到过 这一观点。在文章《现代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社会主义和俄罗斯》中他再次强调，“我们必 须找到属于本国自己的道路，像瑞典、丹麦、中国和 越南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印度、巴西和其他拉美 国家也选择了自己的发展之路。问题不在于模仿这 些国家，而是我们一定要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这 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独特的、特殊的民族发展之路 能否与现已提出的俄罗斯社会现代化之路相契合？ 当然，如果特殊的发展道路违背了现代化总体构想 和具体方案中所包含的积极方面，这将是不明智的。 但这样一种观点是可能的： 俄罗斯民众逐渐意识到 国家必须要选择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之路。一 些国内学者用现代化来说明中国的成功。但是，中 国人自己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选择了自己的民族 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 可以说，一条特殊或民族的道路包括现代化模式的 诸多元素，但就现代化的范围和规模来看，似乎远远 超出了民族的界限。那么，能够揭示出俄罗斯辉煌 而又美好未来的，关于俄罗斯民族的或者独特发展 道路的具体阐释又该是怎样的呢？
索尔仁尼琴之
索尔仁尼琴之1——俄罗斯的良心我们也是这样：当良心惩罚的打击降临穿透整个肌体且伴随一生有的人在这之后还能挺住有的人却不能驰名全球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返回祖国已经十多年了。
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把索尔仁尼琴视为回归祖国的先知。
是《古拉格群岛》在苏联及全世界已引起巨大轰动，为他赢得了伟大思想家的荣誉。
即使1994年在流亡20年回到祖国后，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懈地批评“民主化”的叶利钦政府。
2003年普京给索尔仁尼琴致电贺庆祝索老84岁生日，今年6月12日曾登门拜访。
索尔仁尼琴终于得到祖国的官方肯定，而那个政治异议者的索尔仁尼琴在和普京的合影中，像雕像一样屹立在时代坐标上。
人们为索尔仁尼琴铸造塑像，用音乐歌唱他，用芭蕾舞演绎他，用诗歌赞颂他。
他是许多讽刺喜剧、长篇小说和数十部科研著作的主人公，是美国各种学位论文钟爱的研究客体，是模仿和讽刺的对象，曾在无数不可思议的组合中被援引和诠释。
索尔仁尼琴的狱照如果不看影响的深度，而单从广度来说，索尔仁尼琴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位现代作家都无法比拟的。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在军队供职，战死在一战德国前线，索尔仁尼琴靠着中学教师的母亲一手拉扯大。
他是大学数学系高材生，1941年刚刚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就应征入伍参加卫国战争，两次立功受奖。
就在战争结束前，战斗英雄索尔仁尼琴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批评斯大林，最后在前线被捕，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八年劳役，但直到1956年才结束流放。
索尔仁尼琴支持者们涂画的“反标”在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开始了文学创作，当然这些只能写给自己看。
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整个社会环境开始松动，索尔仁尼琴把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小说之后预感到一位大师的诞生，但不敢擅自刊登这篇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
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托人把小说转给了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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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问题”：索尔仁尼琴“政论三部曲”中的新斯拉夫主义刘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特聘教授。
【内容提要】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当代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新斯拉夫主义”在当今的俄罗斯很有影响，而他在20世纪末相继写作并出版的“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则是其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对“三部曲”的解读，试图对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和社会理念进行一番梳理和介绍。
在20世纪的90年代，面对持续动荡的俄苏社会，作家索尔仁尼琴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相继写出了所谓的“政论三部曲”，即《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1］、《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2］和《倾塌的俄罗斯》［3］。
在这三部政论性的小册子中，索尔仁尼琴似乎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其思想观点的“间接”手法了，而干脆直抒胸臆，就事论事，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特性和命运，乃至问题和药方，都给出了独到的论述，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新斯拉夫主义”（неославялофильство）的内涵。
一、《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1990年，在苏联社会面临着一个重大历史抉择的时刻，索尔仁尼琴写出了篇幅不大的小册子《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小册子还有一个副标题：《力所能及的思考》。
这一正一副两个标题构成了某种反差：前者充满着一位激情的政治家指点江山的自信，后者则带有一个思想家的清醒和节制。
但不管怎样，《我们如何安排俄罗斯》仍像是一篇施政纲领，一个关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整体设计。
这本小册子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为《最迫切的任务》（Ближайшее）和《接下来的任务》（Подальшевперед），每个部分各谈了14个问题。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指出，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已经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在一连串的灾难之后，俄罗斯的乡村被毁坏了，环境被污染了，其中包括核污染（《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不久写作的，作者还将此书的版税捐给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子孙后代的资源被倒卖了，整个国家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核垃圾场；妇女们在受苦，孩子们在接受“伪教育”，许多人没有住房，没有医疗保障，只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酗酒。
接下来，在《何为俄罗斯？》一节中，索尔仁尼琴在地理概念的意义上为俄罗斯划定了界限。
他认为，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即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个外高加索国家（即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四个中亚国家（即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外加一个接近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这12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迟早要独立出去的，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就随他们去吧”，“于是，除去这12个共和国，剩下来的就可以被称之为罗斯，自古以来也一直被称之为罗斯（数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一词一直包括小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或者叫俄罗斯（从18世纪起开始使用的一个名称），或者，就如今的确切含义而言，就叫做：俄罗斯联盟”。
［1］(P7-8)在《致大俄罗斯人》一节中，索尔仁尼琴引用了斯托雷平时期的内务部长克雷扎诺夫斯基（Крыжановский, 1862－1935）的一段话：“地道的俄罗斯不应将其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储备用于同化所有的周边地区。
这样会消耗掉俄罗斯的民族内核。
”然后进一步发挥到：“我们已经没有能顾及周边地区的力量，无论是管理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力量。
我们已经没有了维持一个帝国的力量！”［1］(P8)保持一个巨大的帝国，就意味着害死自己的人民；保留这么一个“杂色的混成体”，反而会使俄罗斯人丧失自己独特的面目。
俄罗斯人到了该从肩头上卸下这些重负的时候了。
而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索尔仁尼琴则发出了深情的呼唤。
他称自己也是半个乌克兰人，早年是听着乌克兰河流的涛声长大的；而他战争中的大部分岁月则是在白俄罗斯度过的。
因此，他将这两个民族都视为“自己人”，具有统一的种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东斯拉夫民族，只是由于蒙古人的入侵和波兰人的统治才分裂成三支的，因此，“弟兄们！不应该出现这种残酷的分裂！”［1］(P12)与那12个加盟共和国解除了“互为累赘”的状态之后，就应该静下心来建设自己的“俄罗斯联盟”（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юз）了。
接着，作家又就“土地”、“经济”、“外省”、“家庭和学校”等问题展开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措施，并认为，国家的改革要“自下而上地进行”，“从地方开始”，在当前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的道德水准的恢复，要远远重于经济和工业水准的提高，一个稳定的社会不以平等竞争为基础，而应以有意识的自我节制（самоограничение）为基础：“我们应该永远让位于道德的正义。
”“人的自由就包括以有利于他人为目的的自愿的自我节制。
我们的义务应该永远高于我们享有的自由。
”［1］(P31)整个第二部分《接下来的任务》，实际上都是关于国家体制的思考。
索尔仁尼琴引申了施本格尔和孟德斯鸠的观点，称国家的形式无所谓好坏，也很难原封不动地从一个国家被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关键是让它如何来呼应本民族的传统。
自古以来，国家的形式不外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所定义的三种：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
这三种制度都可能是好的，如果它们能服务于公众的利益；这三种制度也都可能是不好的，如果当权者只追求个人利益，三种体制的不良结果分别为专制、寡头统治和暴民统治。
索尔仁尼琴认为，在俄罗斯当前的情况下，人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民主。
“但是在选择民主的时候，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我们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们选择的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1］(P37)对于所谓的“民主”，索尔仁尼琴抱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他也建议俄罗斯人都保持一份这样的清醒。
他转引了托克维尔和J. S. 穆勒的观点，说民主其实是常常和自由相矛盾的，无限的民主往往会成为“多数人的专制”，而对于某一个体来说，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还是服从于多数人的专制，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俄国思想家罗扎诺夫也有过相似的说法，称民主就是少数人对无组织的多数人的控制手段，民主之下也可能产生不公。
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更为不幸的是，用索尔仁尼琴的话来说，“我们走向民主制，却不是在民主制最健康的时期”。
［1］(P45)当今世界的民主制，已经蜕化成某种专制和寡头统治，金钱和政党的力量过于庞大，所谓的“职业政治家”早已不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就连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三权分立”，也只是活的国家肌体的分裂，尤其是形形色色的政党，更是祸患无穷。
古罗马的狄度就说过：“党派斗争对民众的危害，胜过战争、饥饿、瘟疫和任何一种上帝的愤怒。
”政党是民众的一部分，那么自然而然地，政党的对立面就是那些不跟它走的其余民众，政党的利益和民族、国家的利益不可能是永远相符的。
“任何一个政党都是对个性的简单化和粗俗化。
人具有观点，政党具有意识形态。
”［1］(P46)不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托付给这些不负责任的政党，应该让生产、行政、教育等都独立于政治之外，取消“执政党”的概念。
在对“现代民主制”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之后，索尔仁尼琴也对现代选举制度表达了不信任，认为那种带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这“四个小尾巴”的投票形式，是用表面的公正掩盖了实际的不公，现有的三种主要计票方式，无论是比例制还是多数制和绝对多数制，“都不是对真理的寻求”，因为这都是多数对少数的压制，而在一个社会中，少数也和多数一样地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索尔仁尼琴提出的新民主体制，就是以“小空间的民主”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体制”（земская система）。
要让人民慢慢地习惯复杂的民主社会，要自下而上地、逐渐地建立起民主制度，而小空间的民主就可以避免民主制的种种弊端，因为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人人相知，这就可以保证选举的公正和选择的正确，这是一种直接的民主，而这样的体制，在俄罗斯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从“乡村的米尔”（деревенский мiр）到“城市的谓彻”（городские веча），从“哥萨克的自我管理形式”（казачь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到19世纪出现的“地方自治机构”（земство），俄罗斯人在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
“地方自治机构”是在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出现的一种地方管理体制，但当时只在县、省两级设置。
索尔仁尼琴主张恢复这一旧有的体制，并将其扩张为四个层次：村（乡），县（区，大城市），州（自治共和国），全国。
作家还就地方自治机构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和任期、选举过程和权力移交方式、管理和谘议机构的运转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但在那些具体的建议之后，作家往往都添加了一个带有括号的问号，这说明作家在一些最具体的问题上也是心里没底的）。
当然，作家也承认，俄罗斯这样一个地域广大、问题成堆的国家，是不能缺乏总统权力的，但总统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而负责推举总统并对总统进行监督的机构，就是地方自治制度的最高机构“自治会代表大会”（ВсеземскоеСобрание）。
在全书的最后一节《让我们一起寻求》中，作者自称在这篇“压缩的作品”里无法谈及军队、警察、司法、立法、经济、工会等方面的问题，他的任务仅仅在于“提供一个讨论的基础”［1］(P59)。
建设一种合理的、正义的国家生活，是一个长远的任务；探索也许将伴随着错误，但是却不能不去做出积极的尝试。
二、《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实际上是一部缩微的俄罗斯历史，它从俄罗斯17世纪的“乱世”（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一直写到20世纪，对罗曼诺夫王朝中13个沙皇的作为和功过逐一评述，而作者本人的历史观也在这一评述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索尔仁尼琴论及的俄国沙皇有：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1596－1645，1613年即位），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1629－1676，1645年即位），彼得大帝（1672－1725，1682年即位，1689年亲政），安娜•伊万诺夫娜（1693－1740，1730年即位），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709－1761/62，1741年即位），彼得三世（1728－1762，1761年即位），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1762年即位），保罗一世（1754－1801，1796年即位），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1801年即位），尼古拉一世（1796－1855，1825年即位），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1855年即位），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1881年即位），尼古拉二世（1868－1918，1894年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