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以人为本的主要思想有那些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主要思想有那些详解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主要思想有那些？最佳答案最有名的当属: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
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
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
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
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
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
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
第二，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
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
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
第三，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或类主体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辨析(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先江 410081)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注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将人置于至尊至重的地位，人类的一切活动与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具有意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
古代中华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
古代中华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创造出了灿烂绚丽的中华文化。
要概括古代中华文化中所包含的核心价值思想决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大体上可以用“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核心价值思想来说明其丰富内涵。
因为“仁义礼智信”始终是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是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中最主要的内容。
可以说，对“仁义礼智信”作全面深刻的理解，是我们认识古代中华思想核心价值观的关键。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
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过程之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要素。
一、仁：以人为本仁是中华文化伦理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现了中国人的道德思维特点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首要核心理念。
仁是儒家学说首先提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念，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仁”字始见于儒家经典《尚书?金滕》：“予仁若考。
”仁指好的道德。
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
仁的内涵极其丰富，基本含义是“仁者爱人”。
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尊、互助、互爱的意思，强调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
儒家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形成仁政说，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要求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
孟子提出一些切乎实际的主张，重点在改善民生，加强教化。
其首要之点是“制民之产”，要求实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把仁政说与王道政治联系起来。
认为人皆有仁爱之同情心，即不忍人之心，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古代的_以人为本_说
去了神话剧原本的意义。
处死。其实，这个罪名也是秦桧等人强加到岳飞头
（文 / 吴晓东 据《中国青年报》）
上的。”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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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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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以人为本”说
“以人为本”一词最早出自战国至西汉年间成书的 《管子》 一书。原文如下：“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 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管子，名夷吾，字仲，安徽颍上人。春秋初期政治家。 管仲曾告诫齐桓公：若想成就霸业，“则必从其本 事矣 ”。齐桓公追问： “ 敢 问 何谓 其 本 ？” 管仲 回 答 ： “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管子·牧民》 开宗明义就说：“治国之道，必先富 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所以管仲主张：“以天 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仲把安民、顺民、利民、惠 民、富民政策作为治国的核心内容，不遗余力地推荐给 齐桓公。管仲当了齐国宰相之后，齐桓公曾多次问政于 管仲。桓公问：若想修明政治，利行天下，应该从何做 起？管仲答曰：“始于爱民”。并提出许多具体措施。这 其中就有最著名的以赡养老人、抚育幼儿、抚恤孤儿、 供养残疾、照顾鳏寡、慰问病人、救助贫困、安抚烈属 等九项措施为内容的“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
谈“以人为本”的历史渊源-最新年文档
谈“以人为本”的历史渊源1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以人为本”最早体现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中。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就是以人民为国家和社会的根本，重视人民的地位，相信人民的力量，顺从人民的意愿，满足人民的要求。
民本思想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以孔子和孟子的民本思想最为著名，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杰出代表。
1.1 孔子的民本思想孔子顺应历史潮流，总结前人经验，初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仁爱思想扩展到所有人，并把其上升为对统治阶级的要求。
孔子主张德政，反对刑罚。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认为，君主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才能起到带头作用。
君主要慎罚人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主张“为国以礼”，用礼仪教化人民，促进全社会知“仁”讲“礼”。
在选贤任能上，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孔子认为，只有那些品学兼优的仁义之士，才能成为统治阶级。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统治阶级要用良好的德行领导人民，使人民心服口服，上下团结一心。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孔子的民本思想始终围绕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本，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1.2 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治国策略。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说的是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统治者必须肯定人民的力量。
在人民、国家和君主当中，人民是最重要的。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认为，统治者要想得到天下，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
战争时期，统治者更要顺从民意，“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只要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一致，就会齐心合力，共度难关。
中国古代文化的儒佛道三家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的儒佛道三家思想中国古代文化深厚而丰富，各学派思想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儒佛道三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主要思想观点。
本文将对这三家思想进行介绍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理念。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学派之一，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礼仪、道德和家庭伦理。
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个人修养、家庭和谐以及国家治理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儒家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提倡“仁爱”和“孝道”，认为只有通过道德自勉和相互尊重，社会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延续至今。
佛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另外一种重要的思想流派。
佛家思想起源于印度，后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
佛家思想强调超脱尘世的境界，主张通过修行和悟道来解脱生死轮回的束缚。
佛家注重个体的内心体验和修行，强调慈悲、舍己和解脱。
佛家的核心理念是“三法印”，即无常、无我和解脱。
佛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人通过修行佛法来寻求内心的平静与解脱。
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第三大学派，强调回归自然和追求道观的境界。
道家思想强调无为而治、无为而道，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道家认为万物自有其道，只有顺应天道和人道，才能达到社会的和平与繁荣。
道家的核心理念是“道法自然”，追求道的无为而治的境界。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社会伦理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与儒家思想形成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双重影响。
综上所述，儒佛道三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
儒家思想注重人的修养和社会伦理，佛家思想强调超脱尘世的解脱和慈悲为怀，道家思想追求自然和谐。
这三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这些思想依然对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不断滋养和激励着人们前行的方向。
管仲“以人为本”治国理政思想浅析
管仲“以人为本”治国理政思想浅析“以人为本”一词最早出自汇辑管仲众多思想观点的《管子》一书中，该书《霸言》篇记述了管仲向齐桓公建言霸王之业的一段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
中国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是政治家、思想家。
对管子的学派定位，看法不一，韩非将他划为法家，班固则将他划为道家，也有人说他的一些思想与儒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现代学者多认为他是博采众长的杂家。
管仲的“以人为本”所讲的“人”主要是指百姓（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后来的“稷下学士”孟子的“民本”思想源头也许就源于此。
管子也是第一个提到了对人的个体要予以尊重的人，如“于身之不爱，则何有于公？”管子的“以人为本”思想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他用帮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业绩验证了自己思想体系的正确性。
学习、研究、理解管子的“以人为本”思想内涵，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管子的以人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管子“以人为本”首先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顺民心”上，正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顺应民意，则远者自然会亲近；违背民意，则近者也会背叛。
如何“顺民心”？管子认为：要做人民最想做的事。
当时的“民心”是普遍痛恨忧愁和劳苦、痛恨贫穷和低贱、痛恨断子绝孙、痛恨动荡不安，为此当政者要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等。
要做民力能及的事。
管子强调不是所有顺民心的事都能做，要量力而行、举事以时，否则不但无法收到预期效果，相反还可能引起新的民怨，所以“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民以其所恶也”。
不做违背民心的事。
当政者不要对百姓使用强制手段，如果行事违背人心，靠严刑和杀戮来驱使百姓的一切做法都是危险的，正所谓“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
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
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
在数千年的实践中，中国古代先贤们总结了许多管理理念和技巧，对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下是一些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1. 以人为本：中国古代管理者强调以人为本，关注员工的成长和发展。
他们认识到，只有关心员工的需求，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2. 知人善任：中国古代管理者善于识别和选拔人才，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特点安排合适的职位。
这种管理方式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团队凝聚力。
3. 诚信为本：诚信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管理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只有讲信修睦，才能赢得下属和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促进事业的发展。
4. 刚柔并济：中国古代管理者善于运用刚柔并济的管理方法，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管理策略。
他们既注重严格执行制度，又注重关爱员工，从而实现有效管理。
5. 与时俱进：中国古代管理者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调整管理策略。
他们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和技术，以提高管理水平。
6. 善听谏言：中国古代管理者重视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善于集思广益。
他们深知，多方面的意见有利于更好地决策，避免失误。
7. 修身齐家：中国古代管理者注重自身修养，认为良好的品德和素质是成功管理的基础。
同时，他们还关注家庭建设，认为家庭和睦有利于事业的成功。
8. 平衡和谐：中国古代管理者追求平衡和谐的管理境界。
他们善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团队内部的和谐稳定，从而为事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总之，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丰富多彩，具有深刻的哲理和强大的生命力。
在当今社会，我们应当汲取古人的智慧，将其应用于现代管理实践中，以促进个人和组织的成长与发展。
“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出现在
“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出现在古代中国”在古代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非常早期的历史时期。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的文化、哲学和道德价值观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个人尊严和尊重。
本文将探讨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古代中国出现的历史背景、理论观点和影响。
古代中国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主要源于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是由孔子创立的一种哲学家道德体系，他认为人类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强调个人责任和义务。
儒家思想认为，要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个体应该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尊重他人的权利和需求。
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义、礼、智和信。
其中“仁”是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意味着人应该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并为他人谋福利。
儒家强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尊重个人尊严和尊严，认为只有通过合作、理解和包容，人们才能实现和谐的社会关系。
这一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模式的基础。
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例如，在古代中国，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友情和亲和力。
古代中国的家族观念让个人责任和义务受到高度重视，提倡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怀和支持。
同时，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封建社会中，君主统治者被要求对人民负责，推行仁政和善治。
据记载，古代有许多贤明的君主，他们以人为本的治理方法包括减轻赋税、改良刑法、提升教育水平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推广。
古代中国的文学作品、诗歌和戏剧中常常强调个体情感的表达和关注，描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
例如，唐代的诗人杜甫以其深刻的人类困境和对社会现象的批判而闻名，他的作品表达了他对人民的关切和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
古代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关注个人尊严和人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中国政府也大力推动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服务，以确保人民享有基本的尊严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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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
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
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
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
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
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
第二，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
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
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
第三，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或类主体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辨析(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先江 410081)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注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将人置于至尊至重的地位，人类的一切活动与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具有意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
”而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或者说是前者的自然的要求。
因此，深入挖掘、整合“以人为本”的传统资源，对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以人为本”最先是由管子明确提出的，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管子·霸言》）但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却可以追朔到周代，是对殷商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学的一种反动。
在殷商时代，人类刚走出蛮荒状态，对天地自然界的巨大力量深怀敬畏与恐惧，人们笃信鬼神，听命于“天命”。
一切以“天命”为评判的标准，一切听从“天命”的安排，“天命”成为最高的主宰，完全支配着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生活。
国事家事天下事，一切都通过“占卜”来做决定，听天由命。
尊崇天命必然导致宿命论，人在天命鬼神面前是渺小的、无助的，人成为其附庸，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在对日常生活、人生命运以及政权更替等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中，在殷纣王的残暴、无知和贪婪及其王朝的覆灭中，周人对天命鬼神观产生了怀疑，开始感觉到“天命靡常”，“天不可信”，逐渐地认识到了天命鬼神的虚无，因此，敬天不如“敬德”。
（《尚书·周书》）从此，人们对天命鬼神的神秘性与恐惧感开始消退，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自身，投向“人”本身。
第一个发现“人”，并真正把“人”从天命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是孔子的功劳。
孔子的儒学是以“仁”为中心，以“仁”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而什么是“仁”呢孔子说：“仁者，爱人”。
爱人，这是仁的真谛。
它包括“忠恕”两方面的要求:“忠”即要求从积极的方面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恕”则要求从消极方面要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还说：“仁者人也”。
人的本质是“仁”，人之为人，不仅在于他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他具有社会属性。
“人性本善”，都具有“仁”的道德本性，反之，那些丢弃了“仁”的本性，损害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人，则与禽兽无异。
可以说，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或者称其为人本主义的“仁学”，当是很中肯的。
孔子开创的“人”学得到了后世儒家和其他各学派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永不枯竭的源泉。
为什么要以人为本呢？这是由人的地位使然。
首先，在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中，人是宇宙的中心。
《周易》认为，天、地、人是构成宇宙的三种基本的物质材料，所以称之为“三才”。
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从这种直观的认识中，不仅得出人是整个宇宙的构成部分，而且处于宇宙的中心，人是天地化育的结晶。
儒家学说吸纳了这种观点，并进而指出：“人者，天地之心也。
”（《礼记·礼运》）“天地之性人为贵。
”（《白虎通义》）这样就把人从茫茫的天地宇宙之中突显出来，人并不是由天命所完全决定，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天地之精华，是宇宙的主宰。
既然这样，就应该关注人，重视人，而不要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供奉天地鬼神之上，孔子强调，“未知生，焉能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对待天地鬼神，最好是“存而不论”，“敬而远之”，因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其次，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人乃万物之灵。
《尚书·泰誓》中说：“惟人为万物之灵。
”其后的儒家学者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将其充分发挥与引申，从人乃“五行之秀气”，（《礼运》）“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到董仲舒的“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再到欧阳修的“人者万物之最灵也，”于是一个来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既秀且灵，既高且贵的人就活跃于天地之间，最终成就了一个大写的“人”。
至于人为何能居于万物之上而与其他动物具有本质的不同，这主要在于人能群。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
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王制》）可见，人天生是群居动物，“人之生，不能无群”。
然而，群居的动物又何其多，为何只有人能异于其它？这是因为人能有“分”，如果“无分则有争，有争则有乱，有乱则必穷。
”（《荀子·非相》）而人之所以能“分”，则是因为人所固有的“智”的缘因。
《释名·释言语》中说：“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
”知是非，知善恶，知你我，然后才能“分”。
“分”又是“礼”的内核，是“礼”的主要功能。
反过来说，有了“智”，才有“礼”，才有“分”，才有“群”，然后才有“人”。
正是人的智慧，赋予了宇宙以生机和活力，证明了自己的创造本质和存在的理由，从而彻底打破了天命、鬼神等创造世界支配人类的谎言，理直气壮地论述了人是万物的主宰，宇宙的中心。
二在中国，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以民为本。
在西方，由于基督教文明中存在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上帝创造了人，对人享有绝对权威，因此，上帝与人的纵向关系便始终是基督教关注的首位。
而在中国，则没有相应的人格化的上帝，也没有任何相应的神，这使得中国的先哲们不热心对天人关系做纯思辨性的探讨和争论，而是充满着对现实的关怀。
他们不重视思辨理性，而热衷于实用理性，在他们眼里，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他们思考的注意力便越过神而直接投向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
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最重要、最突出的关系当然是君民关系，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
于是在中国先哲们的论述中，天与人，君与民这些对应的概念总是缠绕在一起。
在他们眼里，没有抽象的“人”，而只具体的“民”，“人”与“民”几乎同义，“人”就是“民”，“民”就是“人”。
因而，“以人为本”就为“以民为本”所取代，天与人，君与民的双边关系也就演变为“天”、“君”和“民”的多边关系。
以民为本的思想就是在这种多边关系中得到论证与说明的。
“民”在儒家思想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天”和“君”的基础和根本。
儒家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在这里，“天”和“君”的存在是为民服务的，是以民为目的的。
“民”有时甚至超过了“天”和“君”，“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力于神。
”（《春秋左传》）当然，儒家并没有完全贬低天，而始终认为天道、天理、天意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但天道、天理、天意只能通过民心、民意来表达，这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就是民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作为君王则必须服从天意，顺从民心，否则，民就可以揭竿而起，替天行道。
从而勾画出一幅天与民共同制约君主的理想的政治图景。
于是才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上·第十四章》）的豪言壮语，同时又谆谆告诫君王：“君者、舟也；庶人，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王制第九》）即使是主张无为而治的道教，也极力奉劝君主要以民为本，“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
“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
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
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
”(《太平经》第151页)那么，作为君主，又如何才能做到以民为本呢？一是爱民。
要施仁政，做到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
(《襄公十四年》)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疾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二是富民。
要爱惜民力，轻徭薄赋，荀子说：“轻田野之税，轻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奈农时，或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富国》）。
孟子则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孟子·尽心上》）反对横征暴敛，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应该“制民恒产”和“取于民有制”。
（《滕文公上》）民富即国富，民富才国安。
只有老百姓富裕了，“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梁惠王上》）三是保民。
即在普通百姓受到强大恶势力伤害时，要敢于为民作主，伸张正义；要在普通百姓遭遇天灾人祸时，能及时得到国家的帮助。
三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诸子百家，其落脚点大都离不开经世济用与为君分忧，正是这种实用主义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依附性”，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皇权的重压下很难成为社会的“良心”，难以真正完成“为天地立心”的任务。
不管他们主张的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本”，都是站在君主和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所进行的政治策划和政治主张。
管子的以人为本就是作为一种“霸王之术”而提出来的，是为君主和统治阶级设计的御民之术。
以民为本或以人为本强调的并不是“民”或“人”自在自足的价值，而只是它对于国家社稷，归根结底是对于君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