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政治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利益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利益靳许峰（天水师范学院工学院甘肃. 天水）【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要认清经济全球化及其相关因素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处理好世界上其他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和优秀成果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并正确确定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世界定位。

全经济球化条件下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目标，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治发展使中国政治本身呈现何种状态，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和境界。

这样的战略目标既要适应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潮流，体现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稳定化和政治意识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国家利益。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认清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潮流与西方国家民主战略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一方面要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吸收其他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借鉴其他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能够对中国政治发展有益的优秀文化成果。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相关因素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

当前，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为民主化浪潮的推进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便利，从而使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受到外来影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并非一个纯经济的现象，它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着重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现象。

俄罗斯学者艾莱拉·沙夫罗勒娃(Elena Safronova)认为：“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是各个国家文化和文明一致性的增长趋势，也是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一致性的增长趁势。

”[1]这样，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就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较大的国际压力和负面影响。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会推动中国确立一套更加民主和有效的政治机制，同时也便利了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决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任何决策的做出都不能仅仅依靠少数人的知识、经验和才华，也使少数人难以对决策的实施后果进行全面的预测和总结，对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瑞士著名学者简-皮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认为：“当一个国家寻求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和吸引更多国外直接投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时，改进制度和政治管理以及遵守法律规则的压力就会大大增强。

”[2]随着中国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政府相应出台了许多顺应国际潮流的举措，以便在经济领域能与国际接轨，这一过程必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

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美国视之为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良机，利用中国对经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需求，以经济和科技为载体宣扬所谓的“西方文明”，并以此对中国进行诱压，试图达到在政治领域影响中国的效果。

从政治文化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

全球化为加快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历史机遇。

当全球化消解国家边界，要求重新解释主权、独立、人权、公民社会等概念的时候，全球化不仅增强了经济、贸易和金融往来，也增强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与交往。

[3]经济全球化改变着人们的基本政治观念，改变着公民对本国政治制度及政府的评判标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其民主观念、民主价值和制度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给发展中国家以制度上的压力。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也会造就全新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要求，引起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发生一系列变化，从而会对中国政治文化转型产生推动作用。

同时，全球化改变着人们对本国政治制度及政府的评判标准，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民主价值观念和民主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拓展对中国也形成了一定压力，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在受到冲击。

可以说，在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冲突不仅不会消除和减弱，反而比以往更加明显或突出。

2．世界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世界民主化浪潮获得了更为便利的传播途径和管道，特别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借助于经济全球化的便利条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塞缪尔·亨廷顿把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分为三次。

他认为，1974年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两波，其影响和冲击十分深远而复杂。

[4]（P2）当前，这股民主化潮流似乎余波未平，又出现了一系列所谓“颜色革命”。

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

在反对派游行示威和冲击议会的巨大压力下，离任期届满还有1年多的谢瓦尔德纳泽被迫于11月23日辞职，领导“倒谢”运动的议长布尔贾纳泽出任代总统。

2004年11月至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

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利用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存在的舞弊现象，发动大规模“街头斗争”，迫使当局作出让步，重新举行投票。

尔后，尤先科在第三次投票中获得51.99％的选票，奠定胜局。

2005年3月24日，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

当了吉尔吉斯斯坦15年总统的阿卡耶夫被迫逃离首都比什凯克。

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是在一个与世界息息相关的环境中进行的，世界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政治发展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应当认真思考和研究世界民主化潮流中的经验教训，避免已经在其他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挫折。

世界民主化进程也表明，民主化是一种世界潮流，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走向民主化也是必然趋势和必要选择。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政治民主、政治廉洁、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

[5] 其中，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意义，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

3．重塑政治思维国家利益至上对抗性政治思维是改革开放前我国认识和处理一切事务的主导性思维，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就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凡是资本主义国家赞同、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抵制；凡是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抵制的，我们就赞同、支持。

后来这一原则又推广于中国与前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关系，经济因为如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一样，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是水火不相容的。

全球化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告诫我们，人类社会中不仅有对抗、较量，而且有深刻的联系和共同的利益。

即便是对抗与较量，也愈来愈需要采取文明的手段予以处理。

全球化为寻求各国、各民族的共同点提供了可能，但全球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泯灭丰富的个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关系中牢固树立求同存异、共处竞争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定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时，必须把基点立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上。

诚然，任何一国的对外战略都不可能是超越意识形态或价值中立的。

换言之，一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都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否认这一点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别有用心。

但是，国家对外战略必然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与一国对外关系完全受意识形态支配完全是两码事。

受意识形态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外目标和对外活动的基本原则要符合意识形态所遵循、倡导的价值取向与追求，而现实的对外关系和外交实践则要求我们把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作为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行为体对待，强调的是主权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平等交往，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与较量c因此，意识形态主导对外战略是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也难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共同利益。

谈化、超越意识形态，确立以国家利益为基点，积极争取人类共同利益的对外战略的历史的昭示。

对此，我们必须有更深刻的认同，要改变对抗性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争取人类共同利益的对外战略。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尽管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并不表明它是永恒不变的。

在本世纪的经典著作《奥本海国际法》中称：“主权是最高权威，这在国际法上并非意味着高于其它所有国家的法律权威，而是在法律上并不从属于任何其它世俗权威的法律权威。

……国际法作为不问各国国内法有何规定而对各国一律有拘束力的行为规则的总体这个观念本身，就含有各国服从国际法的意思。

”意大利国际法学家安齐洛蒂说：“主权或对外主权，意味着在国家之上没有国际法之外的任何权威。

”这说明，传统国家主权理论的绝对性观点受到了挑战。

国家主权并不是绝对的，它要受到国际法的约束。

两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纷纷崛起，国际组织的大量出现，使国家主权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至此，主权已不仅仅限于最初博丹所指的政治学领域，而是扩展到了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许多方面。

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内容更加丰富，国家主权不仅包含政治主权，还包括经济主权、文化主权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历史的车轮驶进全球化时代以后。

1．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结合。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挑战要远远大于机遇。

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难免会做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

但这种牺牲和让步并不是毫无原则的。

我们的底线就是国家利益。

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形式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交流，我们要坚持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原则，即我们的牺牲必须能换来更多的利益，我们让渡的权力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发展。

我们决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入场券。

为了国家利益，我们可以对国家主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让渡，但这种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应是自我限制而非被动限制。

我们不能屈服于强权和霸权，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或成本绝不能大于收益。

总之，经济全球化对于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我们应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利用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积极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变经济全球化的劣势为优势。

国家主权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前提。

一个国家必须在拥有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才能以主体资格参与国际事务，争取更多发展的主动权。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国家主权观。

反对将国家主权绝对化和过度弱化，反对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行新干涉主义。

当今社会，国际关系的主要主体仍然是国家。

国家主权是主权国家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是国家构成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立足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