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改善中印关系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改善中印关系一、中印关系的基本走势中印关系2000年走出了自1998年印度以中国威胁为由进行核爆所导致的双方关系的冻结期，开始恢复到正常轨道。

2000年3月印度政府发表的《1999－2000年外交年度报告》指出，印度希望与中国发展一种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和互惠互利的合作；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重大分歧，以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关系。

2000年5月28日－6月3日，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访问并专程访问了昆明，旨在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并促进贸易往来。

他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说，印中之间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文化上的交往和联系历史悠久。

印中在国际事务中也有广泛和良好的合作，双方都坚定地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部事务。

因此，印中之间不仅没有理由不能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应该永远成为好朋友和好的合作伙伴。

江泽民主席也发表了对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四点意见：（1）增加人员往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2）扩大经贸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发展铺垫更加厚实的基础。

（3）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努力，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4）登高望远，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1）2000年7月外交部长唐家璇访印，2001年1月李鹏委员长访印。

中印双方军方的互访和交流也开始恢复。

尽管中印间还存在一些分歧，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将会保持发展的势头，这一大的趋势不会逆转。

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双方对国际多极化格局的发展趋势有共同要求，对冷战后的共同安全问题，即合作安全这一意识越来越牢固。

中印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经贸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两国有美好的过去，两国都是文明古国，有东方文明的共同点，有利于相互沟通等。

中印双方政治关系的改善带来了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

中印贸易额从1999年的19．88亿美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29．14亿美元，增长了46．6％。

单是云南一省与印度的贸易额也从1999年的2761万美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4509万美元，增长了63％。

云南省向印度出口的大宗商品有：黄磷、磷酸、有色金属、棕榈油等。

从印度进口的大宗商品有：铬矿砂、铁矿砂、氧化铝、宝石、蓖麻油、茶叶、食品机械等。

二、周边环境的复杂化需要我们改善中印关系中印关系是中国对外诸多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因为印度是我国三个最大的邻国之一。

稳定周边是我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

现在中国所处的外部周边环境更要求我们这样做。

从中日关系看，日本的新世纪战略目标是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日本认为中国是其实现新世纪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与中国存在长期、直接、全面的竞争关系。

在加强与美国同盟的同时，日本致力于改善日俄关系，加强与印度、越南的战略合作，其外交上对中国和平友好与战略竞争并重的色彩明显加重。

此外日本追随美国推进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

从中俄关系看，尽管两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边界问题基本解决。

为了牵制美国，俄加强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但作为外交上的战略平衡，俄又与中国周边的朝鲜、越南、印度甚至日本加强合作关系。

东盟各国一方面有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要求，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过分强大怀有戒心。

从中国的南部看，南海诸岛的归属问题还难以解决。

“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仍然存在。

在其发展不顺利，力量虚弱时，其政策可能向美日倾斜，借美日的力量制衡中国。

从印度方面看，美国改善了对印关系。

随着克林顿总统2000年3月访问印度，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同年9月回访，使印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

美国开始疏远传统盟友巴基斯坦，向印度实施倾斜政策，两国着眼于21世纪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从共同的民主观念出发，在经济、科技、地区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最终消除核武器、消灭艾滋病等方面进行合作。

双方在信息技术、环境保护、能源、制药等方面签署了20多项贸易投资合同与意向书，总金额达5 0亿美元。

项目之多，金额之大，是两国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

印俄关系源远流长，非常成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很好。

俄总统普京和印总理瓦杰帕伊签署了《战略伙伴宣言》以及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加强合作的11项协议，4项防务合作协议，l项政府间防务技术合作委员会议定书。

印俄军事合作是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部分。

印军70％的装备来自原苏联。

最近几年，俄每年向印出售的军火价值为几十亿美元。

印度需要尖端武器，俄罗斯需要资金，这是印俄关系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从中印关系看，有好的发展时期，也有曲折；有相互合作、立场一致的一面，也有分歧和不协调的一面。

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1950年4月1日，印度宣布成立共和国不久就与中国建交。

尽管两国关系在60年代经历了严重倒退，但在1976年两国恢复大使级关系后，两国关系逐步改善。

1988年，拉甘地总理访华，双方决定建立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

1993年，拉奥总理访华。

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印，两国关系明显改善。

但是1998年5月由于印度宣称核试验是针对中国威胁致使两国关系受到伤害。

当中国表示严正立场后，印度很快意识到，损害中印关系是不明智的并通过多种途径向中国表示印度不把中国当成威胁。

随着1999年、2000年两国外长互访，双方关系又步入了改善进程。

2000年印度总统访华，使两国关系的改善进入高潮。

从中印关系总体看，两国关系改善有一定的政治基础。

印度对诸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等有关中国事务的立场。

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方面，在任何时候，从未改变过。

在人权问题、南南合作、环保问题、科索沃问题等，印度在联合国的投票往往和中国一致。

印度支持中国加入WTO。

2000年2月22日，中印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

中印两国都希望能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都支持建立多极世界。

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不仅符合双方利益，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都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且持续发展，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从趋势上看，美日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倾向只会加强。

近些年来美国对华采取明显的强硬态度，在中国近海上空和附近海域进行侦察活动，意在对中国保持前沿军事压力；部署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意在削弱中国核威慑能力；维持对台军售及与台的政治联系，意在阻止中国实现统一的进程；不惜疏离巴基斯坦，意在扶印以制华；加强与日、澳、韩、菲、泰五个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以及改善和越南的关系，意在把其军事关系向中国南方、西南方向延伸，对中国形成“外线包围”态势；美日同盟不断强化，其矛头由冷战时针对前苏联转为针对中国。

在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部环境情况下，稳定和发展中印关系对国家安全以及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我们应努力做工作争取印度的对华友好势力。

印度对中国无论从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看，都是一个重要的邻国。

印度目前要对付的主要矛盾是本地区的问题。

与中国抗衡在其次。

它的“向东看”政策，使它加强了与东盟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它是中国应该争取的力量。

如果我们与印度交恶，中国将势必多面受敌。

那正是力图遏制中国的美日所希望看到的。

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上，应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这样做才符合中国支持建立多极世界战略目标，有利于打破国际敌对势力的“牵制”和“战略包围”图谋。

三、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改善中印关系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和20世纪80年代大不相同，我们已经从商品短缺的时代进入了商品供应充足、生产相对过剩的时代。

一些中低档日用消费品、轻纺服装工业品、家用电器、食品饮料、农机制造产品等，都已形成生产规模，有相当强的生产能力，需要寻找市场。

2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较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由此带来了东部沿海地区的飞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

21世纪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十分重视拓展印度洋市场。

因为，从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看，在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最为重要的是拓展海外市场。

目前，中国对美国和日本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中国与美日贸易额已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从进一步的发展看，拓展与美日经济关系的难度增大。

因此，一方面要争取与美日继续发展经济关系，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向中国周边拓展经济活动空间，以防美日利用市场作为对我钳制的手段。

印度就是一个人口密集、制造业相对落后、经济发展与我国存在较大的互补性，并有能力接受我国商品输出和产业梯度转移的大市场。

因此，如果中印关系不能进一步改善，中国进入印度市场的时间和空间都将受到影响。

而在目前美国、西欧、日本、东南亚国家大举进入印度的情况下，中国将丧失与其扩大经贸关系和进入的时机。

尽管中印政治问题还在解决之中，但共同经济利益的发展往往是双方考虑政治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砝码。

四、中国对印度应采取“边缘突破策略” 和“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优先战略”创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是我国的一贯政策，积极推进中印经济关系是中央的既定方针。

我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发展中印经济合作，江主席在与纳拉亚南总统会见时提出的四点意见，其核心就是要推进经济合作。

但怎么推进也有一个策略问题。

鉴于中印两国还存在着一些政治问题尚待解决，两国国家层面的大规模和全面的合作在现阶段不易展开，两国政府直接打交道往往会受制于政治问题而使经济等其它方面的谈判出现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可否采取“边缘突破策略”和“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优先战略”，即给云南一些特殊政策，支持云南这个边疆地区首先打开与印度开展经济合作的口子。

并以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为内容和先导，探索出一条合作的路子，再逐步扩大到更多的领域，扩大到整个大西南乃至全国。

我们认为把云南作为这种“边缘突破策略”的首选地和实施“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优先战略”，有下述几方面依据：第一，云南省与印度是邻近，但不直接接壤，不会触及敏感的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

从云南省边境通过缅甸到印度的最近距离仅490多公里。

从云南省到印度的通道比从中国其它地区到印度的通道更便捷，更能产生经济效益。

首先，云南靠近孟加拉湾，环孟加拉湾有仰光港、吉大港、加尔各答港三大世界著名港口，中国过去飞往印度的航空线路也大多是通过云南出境的。

第二，云南省和缅甸、孟加拉国的邻近地区关系良好，滇缅的传统友谊也将在新世纪赋予新的内容。

缅甸加入东盟后，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在经济发展上有一些大的突破，希望云南省加大援助和经济合作的力度。

中印缅自古就有贸易通道。

印缅也在积极建设跨境交通和发展边境贸易。

因此利用滇缅长期建立的友好关系，以云南省为突破口，实施对印的边缘开放战略是有基础和可能性的。

第三，云南省与印度之间友好的民间情谊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