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曾国藩的自我教育思想

探析曾国藩的自我教育思想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县）人。

湘军之父，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人物之一，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他特别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和自我教育，以身示范；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广受后人推崇，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曾国藩的自我教育观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自我教育之“源”:程朱理学和湘人精神宋明理学对湖南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当时全国闻名的岳麓书院讲学多年，弟子达千人，影响甚远，享有“斯文正脉”之誉。

其后，程朱理学虽然在明、清受到心学、考据学等学说的排挤，但后两者都对湖南文化教育界和学术思想界影响不大，没有动摇其统治地位。

罗汝怀曾说：“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为逐末遗本。

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务必以程朱为宗。

”[1]5宋明理学修身理论包含外在的身体修养和内在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又包括个人品德和封建伦理纲常的修养。

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落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曾国藩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钧，当然深受宋明理学之影响。

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又曾向同乡、官居太常寺卿的理学大师唐鉴先生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说：“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

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

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

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 [2]4867唐鉴特别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

曾国藩听完之后感慨“昭然若发蒙也”,在给贺长龄的信中写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3]1858,曾国藩自此初步确立了其自我教育的途径和目标。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八月九日，他在给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位弟弟的信中告诫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

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

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 [2]5062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初八，他在给国潢等四位弟弟的家书中断言：“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

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2]5144.通过对宋明理学修身理论的学习，曾国藩不断反思其现实生活并追求提升自身的精神生活质量，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信念，实现对自身意义的追寻；最终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告别自发，渐成自觉；告别短暂，趋于永恒。

湖南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开发较晚，交通闭塞，经济很不发达，自古便有“南蛮之地”的说法。

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

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

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

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

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

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

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4]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对湘人性格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说，“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可以称得上是湘人精神的内质。

曾国藩是近代湘人的代表，亦是湘人精神活的灵魂。

无论在其日记中还是在家信中，他常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以及他处处对立志和恒心的强调，无一不反映出其坚毅决卓的湘人性格。

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藩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二、自我教育之“体”:明理君子与克己修身曾国藩自我教育的最高目标和人生境界是做“明理君子”.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2]5512曾国藩认为，做一个“明理群子”,必须注意“修仙”和“养气”两个方面。

曾国藩一生都在探索和践行道德修养的方法。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给自己制定了“主敬”、“主静”、“谨言”、“养气”、“保身”等十二条日常必修功课，称之为“日课十二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2]5054五条箴言勉励自己，劝诫诸弟。

咸丰二年（1852年），曾氏认为自己虽暮齿衰迈，仍应在“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

咸丰九年（1859年），他强调“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而敬、恕、诚、静、勤、润六课即六条修身养性条规是德成的途径[2]4878.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思量立身之道，主张修己治人应当遵循“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2]4878.同治十年（1871年），已是重病缠身的他在金陵节署的日记中给家人提出了“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等四条修身原则，确信慎独则心安，主敬则心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2]5586-5588.概而言之，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方法尤重下列几点：首先，庄敬日强。

在曾国藩看来，人们必须心怀庄严持重、敬慎严谨的态度，才能不断进步自强。

他十分重视“敬”之工夫，断言敬则存心渐趋于厚；主张“礼以居敬、乐以导和。

阳刚之恶，和以宜之。

阴柔之恶、敬以持之。

饮食之过，敬以检之。

言语之过，和以敛之。

”[2]4875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之道还是为学之方，皆离不开“敬”字。

“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

”[2]5247“为学之方，无过主敬之要，主敬则百病可除。

自后守此二字，终身断不敢稍有陨越。

”[5]5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平生居敬涵养的心得体会时说：“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

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驱，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

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2]5587曾国藩明确指出“敬”能强身健体，强调要以“敬”修身。

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

”[2]5587曾国藩详细探讨了“敬”之工夫、表现、效验，把居敬的意义提升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其次，主静安详。

受唐鉴的影响，生性好动的曾国藩将静心、静养视为道德修养的得力方法。

他认为，人们如果静心修养，不为外物所动，就会获得安宁、详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他在日记中云：“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工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工夫足。

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动心。

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

’”[2]4894经过唐鉴的点拨，曾氏决心接受并践行宋明理学的主静修身养性方法。

说来容易做起难，曾氏在此前后并没有非常切实地践行主静的修养方法。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他在日记中自责说：“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之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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