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
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对这个案子，我一直是抱着一个特别兴奋的态度来看的，当然兴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案跟自己所服务的这所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学的毕业生状告自己我们的大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更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被告与原告分别由我的同事和――在一个不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生代理，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一争高下，这的确很令人开心。
当然刚才两位原告的代理人和我们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两家都澄清了一些观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澄清，是关于职务和承担职务的特定人的分离。
我想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像湛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当然他的同情心我也是很能理解的，昨天他还跟我说，一方面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有着无比的爱心和无比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在法庭上与自己所在学校的毕业生对垒，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角度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律师必须为自己客户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客户利益而作斗争。
这两种角色相互分离，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职务和与人之间区分的道理，这里则更是两种职务角色的冲突。
不知道职务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不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理？湛老师刚才说希望一审的时候代理被告，二审时代理原告。
我想，他实际上可以这样，同一审级的时候，就可以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在这边辩论一会儿，在那边辩论一会儿，自己与自己打架。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对于这起诉讼，我曾经有一点顾忌，那就是，担心外部权力借此机会，以司法的名义干涉大学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与独立是否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说，是担心司法权会过度行使。
我们都记得法国的托克维尔讲过，在美国任何政治性的事务都可能变化为法律的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
如今强调依法治国，可能人们会以为法院管的事务越宽越好。
但我还是有点顾忌大学的自主、大学的独立跟法院的权力直接进入大学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
按照何兵先生的话来说，司法的阳光照耀到科学的殿堂，司法的阳光绝对不仅仅是阳光，有时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急风暴雨，有可能对科学的殿堂有某种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刘燕文诉北大
分析
• 自由不能成为拒绝司法的理由。法律是用来调节 自由不能成为拒绝司法的理由。 社会各方利益，规范社会各种行为的。 社会各方利益，规范社会各种行为的。 • 当事人的自愿决定尚且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行政 当事人的自愿决定尚且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行为这种双方地位明显不平等的行为更加需要法 律的规范。 律的规范。 • 就本案而言，学位证书的发放并非学术自由的问 就本案而言， 而是教育管理的纠纷。 题，而是教育管理的纠纷。 • 我国这种学位评价制度并非国际通例，而是行政 我国这种学位评价制度并非国际通例， 权力无所不及这一历史现象的遗留， 权力无所不及这一历史现象的遗留，是教育行政 学术行政化的表现，在当前的国情之下， 化、学术行政化的表现，在当前的国情之下，我 们要做的正是加强对这种行政行为的监督与制约。 们要做的正是加强对这种行政行为的监督与制约。
二、法律疑点与法理解析
疑点一： 疑点一：学位委员会的构成
•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条：“学位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条： 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 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组 织答辩，就是否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做出决议。 织答辩，就是否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做出决议。 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2/3以上通过， 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2/3以上通过， 2/3以上通过 报学位评定委员会。 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议， 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议， 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 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 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 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 • 《北京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十九条：“学 北京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十九条： 校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主要在 校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主要在 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教授中遴选， 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教授中遴选，并有学校有关党 政领导干部参加。 政领导干部参加。”
思修案例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北京大学的做法不符合规章规定1 学生在学校的权利是由法律保护的2 法院只有合法性审查的权利无论本案实体判决如何，被告在对学生作出有关性命攸关的决定时，如果拒绝给予学生一个正当的程序，将有损学生的利益。
本案争辩的问题不仅是学校作出的决定内容，更是决定的过程。
刘燕文向学校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其赖以存身的证书，更重要的是向学校要求一个正当的程序。
如果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会落空。
通过庭审，其认为学校对刘燕文作出决定的程序不仅违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且决定本身明显地违法，应当撤销。
我没有看到我的同事湛中乐教授的代理词，我只是看到一面之词，这一面之词让我感觉比较有意义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它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进路，它声称了或者说在原告律师的代理词里试图影响法官，法官意识到哪个进路是合理的，哪个进路是不合理的。
很清楚，一篇专业论文水准的判断不是法院的事务，法官不应该走到这个领域里面，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也象学五食堂的师傅一样，或者说法律系的教师一样，没有办法判断一篇无线电领域的论文是否达到了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平。
寻找一个既不涉及专业判断，又能够给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的进路，以及这个进路对进行有说服力的辩析和论证，是这个案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原告的代理词里，我看到了他们对于包括学位授予制度在内的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进行的分析。
在一个法庭之上，一个公开的场合，通过非常严密的论证来指出这些缺陷所在，是本案件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
比如说，校级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是否足够合理，外行学者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合法性，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们说法官不能判断论文本身的质量，但是如果我们又赞成一个完全不懂物理学的学者可以对论文质量进行判断，这在逻辑上不免自相矛盾。
海波的代理词给我的感觉比较有意思的另一点是，他对于民主程序中的弃权票的意义，以及弃权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剖析，尽管篇幅所限他没有办法进行更深刻的剖析。
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
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原告田永是北科大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田永中途去厕所，纸条掉出，被监考老师发现。
监考老师虽末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
北科大以田永违反该校制定的(94)第068号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为由，决定对田永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理。
但是该退学处理决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即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末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在此后约二年中，原告田永继续在该校以一名正常学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的学期注册，交纳学费。
继续享受学校补助金和使用学校各项设施，包括校医院、图书馆、教室。
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各科的考试，修完了所有学分并参加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先后领取了英语、计算机毕业设计等成绩的合格证书。
1998年6月临近毕业，北京科技大学以原告田永已作退学处理，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和派遣证等，也没有将田永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于是田永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要求母校为他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要求母校向他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等，最终田永胜诉。
该案曾引起法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北大学生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为行政诉讼被告案。
2000年，几百名北大学生在海淀区法院鼓掌欢呼，庆祝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一审胜诉，两位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在北大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1996年初，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批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表决时到会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
北大认为赞成票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发给其博士结业证书。
刘燕文得知后，曾经向北京大学多次询问，北京大学给予的答复是无可奉告。
刘文燕诉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行政诉讼案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原告蹒跚的脚步今天终于迈上司法神圣的殿堂。
经历了三年多的凄风苦雨，原告终于沐浴到了司法义的阳光。
本代理人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无论本案实体判决如何，也就是说，即使判决我方败诉，我方仍将对法庭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因为法庭给了我方一个申辩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法律上的正当程序，程序有时比实体更重要！代理人同样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本案被告胜诉，被告也会因为在作出对于学生姓名攸关的决定时，拒绝给予一个正当的程序，而损害被告所享有的社会声誉。
这一点不仅是被告所不愿见到的。
海淀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词中宣言：“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其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在一个缺乏正当程序传统观念的国度，海淀法院这一庄严宣告如同来自天堂的鼓声，震撼着我们以及一切渴望法治的人们的心灵。
这一宣告，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本着对法治的深深渴求，本着对正义的不灭梦想，我们走上今天的法庭，我们要和被告争辩的问题不仅是被告决定的本身，更重要的是被告决定的过程。
我们向被告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原告赖以存身的证书，更重要的是，我们向被告要隘求一个正当的程序，即：当我们的命运被决定的时候，请给我们一个正当的程序。
作为被告的学生，我们服从被告的管理，但作为法律上的公民，我们不是无生命的物品，可以被随意地处置，我们在法律上是大写的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会落空。
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今天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刘燕文，明天可能是我们，后天就可能是被告的代理人！为此，追求法律的正当程序应是原告和被告代理人以及一切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依法治国是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宪法对公民的庄严承诺，我们今天来此的木的就是—请兑现这一承诺。
在对被告的行政决定程序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我们确信；被告作出决定的程序不仅违背程序争议的基本要求，而且决定本身明显地违法。
我方代理人何海波刚才已较为完整地发表了我们的共同观点，本代理人现作补充如下：一、被告行为的违法性首先，被告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形成的决定，未达到法定的票数要求，其决定无效。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19XX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
[1] 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
[2] 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3、正当程序；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6、诉讼时效； 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
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3]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
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
[4]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
[5]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
[6] 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
高等学校纠纷案例
高等学校纠纷案例法院：说理的最后地方——刘燕文状告北京大学引发的思考“学位之争”走上法庭1996年初，北京大学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表决时到会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
学校认为赞成票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博士学位。
刘得知后，曾经向学校多次询问，学校给予的答复是无可奉告。
刘向校长反映，得到的答复是“研究一下”，但此后再无下文。
刘曾经于1997年向法院起诉，未被受理。
无奈之下，刘向法院递交了诉状。
法院审理后认为，北大作出不批准授予刘博士学位的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是否批准授予刘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并责令北大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昆明一大大学生状告母校不发毕业证学校败诉云南省昆明一大大学生因毕业时学校不颁发毕业证而将学校告上法庭。
3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二审后，当庭判令学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天内向该大学生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
2001年，昆明某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彭某，因代本学院一大学生参加物理课程补考时被发现，学校对其作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
经彭某申请，学校书面同意他“作为进修生继续学习，学业结束后，学校出具成绩证明”。
之后，彭某便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并按规定每年注册，交纳学杂费并参加考试。
在2003年毕业前，彭某修完了所有课程，各科成绩均合格，并参加了实习和毕业设计。
然而，毕业时，彭某领到的却是离校通知书。
在辩护中，彭某认为，学校虽然对他作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但学校并未真正办理退学手续；学校同意他继续留校学习，应该被视为是给处分大学生的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自己每学期按规定报到注册，说明自己的学籍仍然保留；自己完成了4年课程的学习，且成绩合格，学校应当发给毕业证。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彭某是明知学校处分后果的，为表示真心悔改，书面写下了申请书，主动要求学校将其作为旁听生对待。
何兵老师对“刘燕文诉北大学位案”的精彩辩护
第1页（共9页）何兵老师对“刘燕文诉北大学位案”的精彩辩护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原告蹒跚的脚步今天终于迈上司法神圣的殿堂；经历了三年多的凄风苦雨，原告终于沐浴到司法正义的阳光。
本代理人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无论本案实体判决如何，也就是说，即使判决我方败诉，我方仍将对法庭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因为法庭给了我方一个申辩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法律上的正当程序，程序有时比实体更重要！代理人同样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本案被告胜诉，被告也会因为在作出对于学生性命攸关的决定时，拒绝给予一个正当的程序，而损害被告所享有社会声誉。
这一点不仅是被告所不愿的见到的，而且也是原告以及每一个爱护被告声誉的人们所不愿的见到的。
海淀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词中宣言：“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其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在一个缺乏正当程序传统观念的国度，海淀法院这一庄严宣告如同来自天堂的鼓声，震撼着我们以及一切渴望法治的人们的心灵。
这一宣告，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本着对法治的深深渴求，本着对正义的不灭梦想，我们走上今天的法庭，我们要和被告争辩的问题不仅是被告决定的本身，更重要的第2页（共9页）是被告决定的过程。
我们向被告所要求不仅仅是原告赖以存身的证书，更重要的是，我们向被告要求一个正当的程序，即：当我们的命运被决定的时候，请给我们一个正当的程序。
作为被告的学生，我们服从被告的管理，但作为法律上的公民，我们不是无生命的物品，可以被随意地处置，我们是一个个法律是大写的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会落空。
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今天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刘燕文，明天可能就是我们，后天就可能是被告的代理人！为此，追求法律的正当程序应是原告和被告代理人以及一切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依法治国是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宪法对公民的庄严承诺，我们今天来此的目的就是——请兑现这一承诺。
在对被告的行政决定程序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我们确信：被告作出决定的程序不仅违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且决定明显地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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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原告：刘燕文被告：北京大学一审受理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例内容：原告：刘燕文，男，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生。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被告：北京大学委托代理人：周其凤，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湛中乐，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原告刘燕文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大学拒绝给其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基本案情介绍：1992年9月，刘燕文在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后，继续留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电子物理，其导师是以吴氏理论著称于世的光电阴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全德。
由于实验仪器未能准时到位，刘燕文的论文推迟了半年才答辩。
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的审查经过了三道程序：其一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审查（当时7位委员全票通过）；其二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的审查（当时13位委员中12票赞成，1票反对）；其三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共计21位，对刘文进行审查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
根据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
并且这一决定结果未正式、书面通知刘燕文，他为此曾多次向系、校有关部门询问未获得学位的原因，也曾向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答复。
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
1 999年7月，他从报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永诉学校拒发'两证&a pos;行政诉讼案，田永胜诉"一事的报道后，带着报纸来到海淀法院，院方终于受理了他的诉讼，至此他得以与北大对簿公堂。
第一次开庭时，刘燕文独面北大两位诉讼代理人（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其凤和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湛中乐），第二次开庭时何海波与何兵两位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作为其代理人出庭，由此海淀法院展开了"学子告北大，学生辩先生"的别开生面的一幕。
首先，第二次庭审之始，原告将诉讼请求由：1请求法院责令北大撤消其拒绝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决定；2请求法院责令北大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变更为：1请求法院责令撤消北大拒绝颁发其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决定；2请求法院判令北大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责令北大对刘燕文博士学位的授予予以重新审查。
这一问题略经辩论，被法庭认可。
综合两次开庭，主要对以下问题展开调查与辩论：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此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96年1月24日作出的，现在已经是99年11月，因此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原告辩称：自96年知道该行政行为后，多次找校方、法院寻求救济，直到99年10月校方才给予了一个"研究结果"，因此，适用民事诉讼法之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本案在诉讼时效之内。
2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博士论文的审查应为程序性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经过了国务院教育部的授权，并且委员的组成、表决程序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合法的行政行为。
又因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于各院系分会的提议，有权否决，有权通过，也有权要求其重新审查，因此这种审查属于实质性审查。
原告认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及其人员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其审查不可能是实质性审查，而应当是程序性审查。
由此，在答辩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通过对刘燕文博士论文的评定并且建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博士学位的情况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只要通过对其的程序性审查，就应当颁发刘燕文的博士学位。
3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包括其行政行为的做出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和决定是否有法律依据？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人员组成，无记名投票等过程中都遵守了有关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
原告认为被告在拒绝给原告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之后，又拒绝给予原告申辩、申诉的机会，也未充分地告知原告拒绝给其颁发博士学位证书的理由，该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对于法律依据，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学位条例》的有关规定，学位的授予必须经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过半数同意，而原告刘燕文的博士论文未获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半数通过：在16位投票委员中，只有6票赞成，未达到半数，因此作出对其拒绝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是于法有据的。
原告认为，批准的决定与不批准的决定都应当以过半数的票数通过才属有效。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21名委员，对刘燕文论文的反对票只有7票，远未达到全体成员（21位委员）的半数，甚至没有达到出席人员（16位）的半数，因此不能作出不批准的决定。
故作出对其拒绝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于法无据。
4颁发毕业证书与颁发博士学位证书是否关联？被告辩称根据北大的有关规定，只有在博士论文获得通过的情况下，始能获得博士毕业证书，也即"二者是同时的"。
原告的博士论文未获通过，所以不予颁发毕业证书。
原告认为，北京大学的规定既不符合国家把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分开的立法精神，更不符合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章（《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对颁发学历证书的条件的具体规定），《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在行政法上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其违反了法律和规章，法院不应适用。
最后，第二次开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听审和简短的休庭评议，法院当庭做出最终结论：对于诉讼时效问题，由于北大一直未书面通知原告最终决议，对于原告的申诉，也一直未将结果通知原告，"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反映其要求，并等待被告的回音，故并未超出诉讼时效"。
对于博士毕业证问题，按照国家教委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
"刘燕文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已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北大应发给其毕业证书。
对于博士学位问题，北大学位评定会委员当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赞成票与反对票均未过半数，故学位委员会未形成有效决议。
"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前，未听取刘燕文的申辩意见；在作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影响了刘燕文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或提起诉讼权利的行使，该决定应予撤销。
"法院判决：1、责令北大在两个月内颁发给原告博士毕业证书；2、责令北大在三个月内对是否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予以重新审查；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相关分析评述：姜明安老师对本案的评述：这个案子我没有去听审，也没有看过案卷材料，但原告和被告律师都打电话给我介绍过情况。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很多，我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谈点看法：一、学生能不能到法院告学校？如果能告，对学校的哪些行为能告，能在哪种诉讼形式下告？法院应否受理刘燕文的起诉？学生能不能告学校，关键在于学生和学校的争议是否具有能为人民法院裁判和受人民法院主管的性质。
学生和学校之间可能发生的争议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民事争议，学生和学校同为平等的法律主体，争议通常因财产利益或其他民事侵权行为而发生。
对此种争议，学生和学校均可以以对方为被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学生和学校之间可能发生的第二种争议是行政争议，学校和学生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学校是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行政权，学生是行政相对人，受校方行政行为的拘束。
行政争议因学生对学校行使行政权的行为不服而发生。
对此种争议，学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学校不可对学生提起行政诉讼）。
学校和学生之间可能发生的第三种争议是有关学术性或内部管理性的争议，这类争议是因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或学生对校方教学安排或校纪处分等有异议而发生。
对这类争议，一般只能通过学校内部程序解决，而不能诉诸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具体到刘燕文这个案子，究竟属于上述争议中哪一类争议，人民法院应否受理？我认为，刘燕文与北大关于毕业证、学位证颁发的争议为行政争议，属于司法主管的范围。
当然，属于司法主管的范围并不意味着法院必须受理。
一个具体行政案件，法院要予受理尚须符合下述条件：第一，该案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第二，起诉人具有原告资格；第三，被告适格；第四，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条件，行诉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受案范围有八种，分别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涉及经营自主权的行为、涉及许可证照的行为、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的行为、发放抚恤金的行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涉及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
学生的毕业证、学位证与其人身权、财产权有一定关系，因为涉及其身份和待遇，因此可以认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此外，《教育法》第42条也规定学生有对学校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
关于第二个条件，刘燕文有没有原告资格。
原告资格主要有两个要件，一是起诉人必须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能是行政主体。
比如，在本案中，北京大学在行政诉讼中就不能做原告，二是起诉人必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比如，我和在坐的各位在该案中就不具有原告资格。
此外，原告资格还可依法转移，比如，在直接利害关系人死亡后，其原告资格可以转移给近亲属。
就该案而言，刘燕文的原告资格没有问题。
关于第三个条件，北大是不是适格的被告。
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是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
首先必须是行政主体，那么，北大是不是行政主体呢？所谓行政主体，是指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由其本身承担行为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北大肯定不是行政机关，但是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呢？《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授予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九项权利，法律在这里使用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但这里的权利有些具有权力（行政权）的性质，例如，第三项的招生权，第四项的学籍管理和处分权（主要指其中的开除学籍权），第五项的授予学业证书（包括毕业证和学位证）权等即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
因此，北大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可以认为是法律授权的组织，可视为行政主体。
关于第四个条件，起诉时效问题，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时效有四种，第一种是一般时效，为3个月；第二种是经过行政复议的时效，为15天；第三种是救济性时效，为15个月，即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告知相对人诉权，使之耽误了起诉的，相对人可以在逾期1年内起诉（1年加上一般时效3个月即为15个月）；第四种是特殊时效，法律没有明确期限规定，指相对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可请求法院延长期限，是否允许和允许延长多久，由法院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