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词的艺术特征

论轼词的艺术特征
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

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

他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

豪放是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

词风格的特征：在气魄方面雄奇、博大；在“法度”
方面突破规，不许泛滥。

为了弄清“豪放”一词的含义，我们还可以看轼自己的一段话：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

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一枕得无睡，辄亦得之耳。

《东坡续集·答季常》）这是轼称赞季常豪放词风的话，联系他称赞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话，可以断言：轼心目中的“豪放”，既要能体现“诗人之雄”，酣畅淋漓地抒发为造物主所不容的“如此快活”的感情，又要在“法度”（即一般艺术规律和传统）容许围“出新意”、“寄妙理”。

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豪放”，在气魄方面，它要求雄奇、博大，不允许中正、平庸；在“法度”方面，它既要
求突破规，又不允许泛滥无归。

然而，词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豪放的风格呢？
第一，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扩大了题材，丰富
了容。

晚唐、五代文人词发展于歌楼酒宴之中，其主要特征是“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因而被视为“艳科”、“诗余”。

词的容只能写儿女私情、离愁别恨。

北宋时期晏殊、先、欧阳修等词人，几乎毫无保留地承袭了晚唐、五代的词风。

其后的柳永，善于用“俚语”和铺叙手法描写病态的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尤其是妓女的生活，词的容有所扩大，但其基调仍未跳出“艳科”的窠臼。

轼则一扫靡艳词风，开创豪放一派，正为胡寅《酒边词序》说的：
⋯⋯及眉山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
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把“词”提到了与“诗”
并列的地位，凡是“诗”能表达的容，多写进“词”里去了，山川景物[如《水调歌头》]。

记游咏物[如《浣溪沙》]。

感旧怀古[如《沁园春》，《念奴娇》]。

惜别怀人[如
《八声甘州》]。

述行明志[如《江城子》]等等，都成了词的题材。

熙载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艺概》卷四），此语恰到好处地道出了词题材
和容的
特点。

第二，打破了词以婉约为正宗的旧传统，运用“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艺术手法，提高了词的表达能力，开拓了意境。

以婉约为正宗被认为是词传统风格，而轼打破了这种沿袭旧传统的清规戒律，以清新警拔的字句，纵横奇逸的气概，锻造他“诗化”的词风。

“门六君子”之一的师道说，“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
自宋以来，论词者多从音乐角度来理解“以诗为词”的
涵义，认为“以诗为词”就是指“不入腔”即不合音律。

但“以诗为词”的全部涵，应包括词的容和艺术方法两个
方面。

词“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题材。

另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诗的艺术手法运用到词中去，从而提高词的表达能力。

具体有三：
1、运用诗的某些表现手法，如白描、比兴、寄托等，
自由抒写性情。

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通篇运用白描的手法，抒发了词人对亡妻铭心萦怀的深挚感情；《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则以孤鸣自喻，寄托了
词人孤芳自赏、不愿与世俗同流的高贵情操。

2、在词中发议论、议人生、论古今、谈哲理，正是宋
词好发议论的特点在词中的反映。

如《满庭芳》（“蜗角虚
名”）、《如梦令》（“水垢何曾相爱”）等，通篇都是议论。

在一些篇章中，论句更是常见，如“人生底事，来往如梭！”（《满庭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等等。

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寓人生感慨于景物描写之中而不露
痕迹，与《题西林壁》一类含哲理的小诗一样，清新、隽永，不仅没有破坏形象思维，反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是轼
以前的词人所没有、也是以后的词人难以企及的。

3、采用宋诗的语言写词。

在北宋诗文改革运动中，欧
阳修是旗手，轼是主将之一。

他们努力学习愈，“退之
以文为诗”的特点也带到了宋诗里，于是形成了“宋诗主意”的语言风格。

在诗中发议论，必然形成“以文为诗”的散文化的特点，轼自然也把这一特点带进了他的词中，如他隐括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容写成的《哨遍》，就极象
散文诗。

轼“以文为词”，作词便象写散文一样自由灵便，或叙事（如《浣溪沙·徐门石潭雨道上》五首），或抒情（如《水调歌头》中秋词），或议论[如《满庭芳》（“蜗角虚名”）]，或综合运用几种手法（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尽情思之所及，流诸笔端，真可谓纵横捭阖。

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达意”。

元好问说：“东坡
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

”可谓诛
心之论。

轼只求自由地抒写性情，而无意于求文字之工巧，这虽然也有流弊，但却大大提高了词的表达能力，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因而扩大了词的境界，在词的领域中，开拓了一条广阔的创作道路。

第三、把词从音乐的桎梏中初步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
种独立的抒情的文学体裁。

词最先产生于民间，后来有了文人词，它与诗的明显不
同是合乐，能唱。

词从文学的角度来考虑，是为了适应容的需要而突破形式的束缚，这种标新立异无疑是正确的。

这种创新是词的文字生命重于音乐生命的开始，此后，词逐渐摆脱了音乐的束缚，由“娱宾遣兴”的工具而嬗变一种独立的抒情的文学体裁，这应该是轼的功劳。

总之，轼打破了词的旧传统，扩大了词的新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奠定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的基础，树立了豪放词风。

由于轼在词坛上独树一帜，开创了与婉约派相抗衡的豪放派。

如果没有轼举起革新的旗帜，把词从旧的容和形
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功能，而让词坛继续充满“绮罗香泽之态”，“任从风前月下浅斟低唱”，历来论词，以婉约、豪放二派并称，“婉约者欲其词情
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

”（徐师曾《文体明辨》）论者一般只注意这两派在词学发展史上长期对立的情况，而很少注意这两派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

但是，对
词，我们却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它的主要成就固然在豪放之作，但《东坡乐府》中亦不少婉丽之作，且亦有佳构（如《水龙吟》“花”词），“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为“周（邦彦）（少游）诸人所不能到”（炎《词源》卷下）。

这说
明豪放与婉约两种艺术风格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说明了词风格的多样性。

词中的这两种风格，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许多豪放之作，往往兼用了婉约派细腻、婉约等表现艺术；而一些婉约之作，因多用雅正之词，则不似《花间》、《乐章》（柳永词）。

因此，就使得词“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轼《和子由论书》），豪放而不
流于粗犷，婉约而不显得纤弱，达到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和谐统一，足“新天下耳目”。

词为什么会有此风格风格呢？风格即是人格。

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往往受他的思想、
气质、才华、遭际以及审美观点、创作个性等多方面的特点所制约。

轼博学多闻，早年即“奋厉有当世志”（辙《东
坡先生墓志铭》），然而仕途失意，多次被贬，在新旧两党之争的漩涡中度过了坎坷的一生，但是，长期飘泊，却使得他有机会接触人民和社会，获得了较为广阔的创作题材。

坎坷的生活形成了他复杂的世界观：儒家的进取、济世、厉节，释道的超然、洒脱、通达，在他的思想上得到了矛盾的统一因此他一生中虽屡遭挫折却能处之泰然，在超然物外的“出
世”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的美好追求，做到了“生死不变乎己况，用舍岂累其怀”（《登州宣诏赴阙表》）。

轼的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使他形成了雄放飘逸的气概，旷达不羁的性格，开朗恬淡的胸襟，执著深沉的情怀，再加上他恣肆横溢的才华，反映在他的词作中，就形成了豪放的艺术风格，同时又显示出婉约的风格。

轼不仅开创了豪放词派，而且对婉约词派的发展也起
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