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证罪有罪辩护词怎么写

2019年伪证罪有罪辩护词怎么写▲一、2019年伪证罪有罪辩护词怎么写需要写明尊称、律师委派、事实陈述与理由(是否认罪、从主体上来说适用法律不当、从主观上来说没有妨害作证的主观故意、从客观上来说，没有实施的犯罪行为)。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我们接受涉嫌妨害作证罪一案的被告人黄某的委托，并受**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本案被告人黄某一审阶段的辩护人，依法为被告人黄某进行辩护。

接受委托后，我们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并会见了被告人黄某，对本案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阅卷工作，又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本案案情和案件定性有了更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犯有妨害作证罪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

被告人黄某依法不构成犯罪，应当宣告无罪释放。

具体的理由与事实分析如下：一、被告人黄某的行为不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构成犯罪，应当宣告无罪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上述的法律规定，就确定了伪证罪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

本案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并不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构成犯罪，应当宣告无罪释放。

(一)从主体上来说，被告人黄某不是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的犯罪主体，控诉机关的指控是适用法律不当，是错误的。

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的犯罪主体，法律明确规定是四种人，即：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

即只有这四种人才会构成伪证罪,其他参与刑事诉讼的主体均不构成本罪。

而本案控诉机关正是指控被告人黄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构成伪证罪。

但是，黄某在莫铁军涉嫌盗窃一案当中，其诉讼地位就是莫铁军的辩护人，所以，假如构成犯罪，也只是构成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不可能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

并且，从法律规定来说，刑法305条和306条规定伪证罪和辩护人妨害人作证罪,就明确了各自的犯罪主体,也就是,辩护人在刑事诉讼当中,只能构成辩护人妨害人作证罪,否则,就是无罪,而不可能构成其他罪名。

如果他参与了伪造证据，就是构成了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如果他没有参与了伪造证据，就不构成犯罪;应当由相关证人来承担伪证罪的法律责任，对律师而言，就是证据失实的问题了，而不是构成伪证罪，所以，从法理上来说，在刑事诉讼当中，不存在辩护人与证人构成共同犯罪，共同构成伪证罪。

故控诉机关的指控是适用法律不当，是错误的。

(二)从主观上来说，被告人黄某没有妨害作证的主观故意，控诉机关的指控是认定事实错误，是错误的。

根据法律的规定，无论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还是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其主观要件，均是直接主观故意，不存在过失犯罪，也就是说，如果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不构成犯罪，不以犯罪论处的。

本案当中，被告人黄某没有妨害作证的直接主观故意。

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1、从认识因素来说，被告人黄某并不是明知为假而作假。

被告人黄某对于莫铁军与相关证人在2006年8月到12月是不是在广东打工这一事实，是没有能力认识到真假的，当事人也没有提供出差费用让律师到广东去调查核实，他只是听莫某军、莫水平与相关证人说到，2006年8月到12月莫某军与相关证人是在广东打工，而事实上也有莫某军与相关证人到广东打工的基础事实，只有时间长短的问题有出入，黄某没有到实地调查，就轻信了这一事实，并在相信了这一事实的基础上，让相关的证人出具证言，出庭作证。

并不是明知2006年8月到12月莫某军与相关证人不是在广东打工的前提下，再去伪造证据的。

现在，控诉机关只有利害关系人的人所作的推却法律责任的证词，是无法证实被告人黄某明知为假，仍故意要证人作假。

并且，从案件的材料来说，除了莫某军、莫某平父子有利害关系人的陈述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说过黄某明知为假，仍故意要证人作假。

2、从意志因素来说，被告人黄某并不具备作假的动机和现实可能性。

本案当中，黄某与莫某平及莫某军一家人没有亲属关系;且莫家生活困难，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一审也只收取了1000元的律师费，二审的律师费目前也无力交纳，双方也没有未来经济利益的约定，此所谓无利也;本案也只是一个很一般的刑事案件，并不是一个大案要案，律师即使辩护成功，也不能借此名声大噪，此所谓无名也。

既然无亲无故，无名无利，律师何必冒风险去让证人作假，这不符合情理。

并且，二审当中，在没有与证人进行勾通的前提下，黄某也通知证人出庭，以便能更好的让证人在法庭上进行作证，如果明知是假证，就没有必要证证人亲自出庭了，冒此风险了。

所以说，黄某作假证的动机和现实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三)从客观上来说，被告人黄某没有实施妨害作证的犯罪行为。

1、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与莫某平合谋作假，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这是认定事实错误。

本案当中，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与莫某平合谋作假，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二人在何时，何地，如何商量作假的。

并且，按照案件的事实，莫某军提出他与相关的证人到广东去打工，被告人黄某自然想到，也只能想到去找莫某军父亲了解是何人与莫某军共同云广东打工的相关情况了，这也正是律师履行职责，进行调查的表现。

所以，不能因为根据被告人黄某去找过莫某平，并让其了解是何人与莫某军共同云广东打工的相关情况，就认定二人合谋作假。

现实当中，不排除这一种可能，是莫某平找人作假，而证人愿意作假(事实上，证人禤恒峰与莫某军是邻居，证人张火莲是莫某军的堂姨)，且被告人黄某并不知情，而让相关证人出具证词了。

并且，在法庭上，证人禤恒峰明确说莫某平一人去找他的，律师并没有去找过他，也是莫某平告诉他，打工的时间是“2006年8月到12月”，同时，也就不排除莫某平事前与张火莲说明打工的时间是“2006年8月到12月”，所以，如果有合谋，合谋的并不是被告人黄某。

所以，被告人黄某并不构成犯罪。

2、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二次拟稿行为，是作假行为，这是认定事实错误。

本案当中，被告人黄某确实给证人禤某峰与张某莲作过底稿，但是，证人禤某峰与张某莲向法庭提交的证人证词，并不是被告人黄某给证人禤某峰与张某莲所作过的底稿内容，被告人黄某给证人禤某峰所作底稿，关于到广东打工的时间：2006年8月到12月，原来是空白的，这个时间，也不是被告人黄某提出和确定的，关于证人禤某峰的身份情况，也是原来也是空白的，因为黄某在2008年2月8日一审开庭之前没有见过证人禤某峰，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情况。

所以，控诉机关指控说照抄，也是错误的。

被告人黄某给证人张某莲所作底稿，是根据其问话内容形成了。

从现实情况和司法实践来说，本案的证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知识不高，他们不知道证人证词如何出具，叫律师先写一个提纲或是草稿，再根据草稿出具证词，也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法律也是允许的，也是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的表现，所以，不能因为根据被告人黄某给证人禤某峰与张某莲作过底稿，就认定是被告人黄某故意让证人出具假证;并且，从证词本身内容来说，也明确的提示了证人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假证的法律责任，本案的证人也都是正常的成年人了，他们可以对证词内容进行修改的，也可以拒绝作假证的，而他们如果明知是假证，仍然出具、仍然出席法庭作假，显然就与被告人黄某的行为无关了，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作假证的法律责任。

3、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指使证人禤某峰与张某莲出具证据和出庭作证，是作假行为，这是认定事实错误。

本案当中，证人禤某峰与张某莲出具证据和出庭作证的行为，被控诉机关指控是被告人黄某所指使的作假行为，我们认为这是对行为性质定性的错误。

被告人黄某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让证人禤某峰与张某莲出具证据和出庭作证的行为，恰恰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提供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的表现。

并且，事前，被告人黄某与证人禤某峰与张某莲并不谋面，何来指使之说。

所以控诉机关的指控是认定事实错误。

4、控诉机关指控证人禤某峰在莫某军盗窃案一审出具的证据是虚假证明，这是认定事实错误。

本案当中，控诉机关在起诉书当中提出，对于证人禤某峰在莫某军盗窃案一审出具的证据是虚假证明，但是，根据一审判决，只是认定证人禤某峰的证词没有佐证，不足以证实莫某军没有作案时间，并没有明确认定这份证词是虚假证明。

所以，起诉认定事实错误。

二、控诉机关认定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错误的，从证据分析和运用及采信上来说，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的事实，由于其赖以认定的证据没有同时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个属性，因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具体分析如下：按照我国刑事法律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理论和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而，一份有效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者缺一不可。

现结合刑事证据学的相关理论，对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的几个方面的证据进行具体分析，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案当中，控诉机关提供的同案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由于没有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因而不能具有证据的证明效能和证明力，因而不能认定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

本案当中，控诉机关主要的、重要的据以定案的证据有同案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这些都是当事人，因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的，这些证据从侦查的角度来说，只能算是一种纯粹的证据线索，仅仅是一种线索，唯此而已，而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证据本身，因而也就不具备应有的证明效能和证明力。

也就是说，不能证实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

现分析如下：(1)莫某平、禤某峰的供述和张某莲的证词不足以采信。

莫某平、禤某峰的供述和张某莲的证词不足以采信。

理由有四点：一是三人当中，莫某平是莫某军的父亲，张某莲是莫某军的亲姨，禤某峰是莫某军的邻居，三人本身及与莫某军有人身亲属上的利害关系，本能上也会为莫某军作假证。

二是其二人是本案的同案被告人，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为了推却责任，可能将责任强加于被告人黄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