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谢锡龄 李建明
内容提要：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发射出人文精神的流光溢彩。本文从关注民生、天人合一和中和之美三个方面探讨古典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人文、民生、天人、中和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彖词》："（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人文"一词在传统文化中与"天文"对举而出现。天文指自然界运行规则，"人文"指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人间世界的条理和规范。人文精神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人类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和探索，属于人的终极关怀。
文学是人文精神的一种核心体现，中国古代文学是有鲜明的人文色彩，本文就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展开讨论。
关注民生
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考察万物，既要"上揆之于天"，"下察之于地"，还要"中考之于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文化精神，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与否而展开。尤其是对民生的关怀。
早在先秦，我国已有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爱人、尊重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②"反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暴君暴政，而主张"发政施仁"，使百姓能够得到基本的生存需要。
先秦的墨家，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也同样提出过关心民瘼的政治主张。例如墨家主张"非乐"，虽然有片面之嫌，但墨家是从"万民之利"出发，因为当时的王公大人"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等等活动，都是"亏夺民衣食之财"的。
这种忧民的思想传统，到了后代，不仅形成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传统，也形成了关注民生的文学传统。
这种关注民生的文学传统首先是反映百姓的苦难，西周晚期王室衰微，戎狄交侵，征战不已，长年兵役，以致父母失养，兄弟分散，夫妻别离，这在《诗经》里也有广泛的描述。感慨于"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的《渐渐之石》；还有叙写征人解甲归田途中抒怀的《豳风·东山》，《何草不黄》凝结着征夫之泪，《王风·君子于役

》表达山村农妇想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渴望过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汉末董卓，持国柄，杀君主，焚毁洛阳宫殿，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同时被驱遣的还有数十百万的中州百姓，造成了历史上
一场空前浩劫。曹操《薤露行》真实记载了这场大动乱，并抒写了诗人对王朝倾覆、生灵涂炭的深切悲悼。"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悲惨之状可见，号咷之声如闻。《蒿里行》更以泪和墨，画出中原劫后的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明朝钟惺在《古诗归》称这首诗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种反映时代动乱及民生疮痍的诗歌，到了杜甫那里，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广大百姓在战乱中不仅遭到一次次的劫掠，还要承受兵役徭役的重荷，不仅"儿童尽东征"（《羌村三首》之三），而且"垂老不得安"（《垂老别》），新婚的男子、力衰的老妪、无家的翁叟，都被征去从军服役。在这样无止境的征发下，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日甚一日。千村万落是一片家破人亡的惨象。"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较之杜甫《三吏》、《三别》的类型化描写，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更有个性化特色。运用外貌、服饰、心理活动等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塑造了一系列劳动人民形象。如"左手秉遗穗，右臂悬敝筐"的贫妇人，而卖炭翁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却"心忧炭贱愿天寒"；新丰折臂翁尽管"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但却"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这种内心描写，不仅使人物有血有肉，而且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以后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与愤怒。《三国演义》中的"分"与"合"凝聚着多少滚滚的血泪，回荡着千军万马的呼啸，意味着山河的破碎和大地的一片荒凉。
对民生的深切关注，还体现在对广大妇女命运的关切和同情。由于"三从四德"对女性的禁锢，女人在古代一直没有争得过做人的权利。女人的不幸命运，从《诗经》的《氓》到汉代《孔雀东南飞》都有反映。汉末《古诗十九首》的相思怀人之作，大量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例如《迢迢牵牛星》、《行行重行行》等。由于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

寄托于爱情和婚姻之中，故爱情、婚姻悲剧之于女性，尤为感人。而汉末文人在君臣僚属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历尽辛酸和屈辱后，他们对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悲剧性命运有了较多的理解和同情，以男女之事比附君臣关系，先前还停留在简单的类比联想的层面上，汉末文人则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作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他们抒写女性的不
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这种对妇女的深切关注，在李白诗歌里也有所反映，他成功地塑造了侠女、织衣女、采莲女、当垆女等妇女形象，杜甫也创造了"日暮倚修竹"的哀女形象。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对商女一洒同情之泪。这种关注女性命运的传统，在以后不断得到加强，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明汤显祖《离魂记》等，而到了《红楼梦》，曹雪芹对于少女的思索，超出前人的水平。在他看来，少女不仅有造物主赋予的集天地之精华的美丽，而且她们比男性更热烈地拥抱生命自然，代表着人间的道德向度。可是这种天地间最美的生命却如黛玉《葬花词》所说，"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人间至真至美的生命，却又最脆弱、最短暂，最易遭到毁灭，这真是人间的大悲剧。
其次，文人在关注民生的同时，往往对造成生民痛苦的根源进行揭露、抨击，这又形成了古代文学的怨刺传统。从《诗经》开始，就有很多作品针砭时弊，指斥昏君。如《大雅·民劳》是召穆公刺厉王，《大雅·桑柔》为芮伯刺厉王。屈原的《离骚》责数楚王的昏惑，痛斥群小的谗邪，无不闪耀着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诗人怨怪楚王变化无常："初既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汉末的赵壹作《刺世疾邪赋》斥责历代帝王以天下为私，不恤国计民生而争斗杀伐："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唐玄宗天宝末年，宦官权势日重，为中唐宦官专权种下祸根，李白最早对此予以讥刺："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在《梁甫吟》中，则以"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隐喻李林甫之流的歹毒阴险。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揭露阶级压迫和剥削，正是造成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的根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

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此外，元代的公案戏，明清小说，直至清末四大谴责小说，都对统治者作了入木三分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们在关注民生的作品中，往往表现以一种博大的胸怀。中国的文人往往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面对山河破碎，他们往往有抗敌御侮、慷慨赴难之作，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当这种理想落空后，就不免有不平之鸣。而尤其可贵
的是，一些诗人即使在落魄时，也不改其志。李白一生为理想而奋斗，"日为苍生忧"，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直到临终绝笔，他虽已大鹏"中天摧兮力不济"，却还坚信其"余风激兮万世"。杜甫在诗中更表现了一种"穷年忧黎元"情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范仲淹的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联系到他及第入仕以后仍保持青少年时期养成的艰苦的生活作风，可知其已把"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付诸行动。
天人合一
源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自然（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天人合一"观念，一经形成就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理想目标，在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与西方紧张、对立的神人关系不同，中国的人与天是和谐的，早在《周易·系辞》中就认为人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秦诸子都从不同侧面继承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理想，并自此以后贯穿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核心线索。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既涉及天道观，又关联着价值观，儒家不忽略自然原则，但更注重后者，儒家要求超越自然，并赋予自然以人文意蕴，儒家之贵仁，重人伦等，是追求自然的人化的具体内容。表现为爱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则，以孝悌为基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亲子关系及兄弟关系首先以血缘为纽带，因而带有自然的性质。然而，这种关系一旦以孝悌的形式发展，便是一种社会的伦常关系。并把这种爱扩展到社会，后来的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便是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从自然的超越到人文世界的建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③"，

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最后统一于人格境界。在孔子那里，人格的设定，始终关联着仁学，仁的基本要求是爱人，作为一种理想品格，爱人不仅仅一般地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关心，而且更在于同他人情感上的沟通，亦即以真诚之情对待他人。《论语·阳货》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又请教孔子是哪五者。孔子回答道："恭、宽、信、敏、惠。"恭宽敏体现了对他人的理解，信与惠主要表现为一种至诚的情感。儒家至诚的人格理想既以诚（道德上的真）为内在特征，又外化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体现为善的追求），并同时在审美活动中"文之以礼乐"（形成人格美）。

显然，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人文理想，主要是按照人道的理想来塑造天道，当然也不排除借助天道规范人道的努力。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下》）。以人心体天心，以人道体天道，从而以人合天，天道与人德合而为一。这种思想，反映在文学批评上，必然是重道德批评。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以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为文学批评准则，强调文学创作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④"。强调审美活动在人格培养中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通过精神的感奋，情感的共鸣、沟通、渲导，人便能提升到一种较高的人格境界。将艺术归结为"人心""人情"。必然导致诗言志说。由于强调文学艺术美的功利作用（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特别注重作家的人品与人格修养。刘熙载的《诗概》提出"诗品出于人品"之说，沈德潜《说诗晬语》，"有第一等襟抱，有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强调诗品，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独具的民族文化性格的表现。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表现人伦的文学名著数不胜数。曹植《送白马王彪》，李密《陈情表》，潘岳的《悼亡诗》，南朝刘令娴的《祭夫文》，其中"雹碎春红，霜调夏绿"乃是名句，全文亦凄切感人。此外，还有元稹的《遣悲怀》，王维的《渭城曲》，韩愈《祭十二郎文》等。而中国最杰出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则是以表现家庭为内容的。
如果说，在人伦领域，儒家强调"仁"，体现了追求主体自由的价值取向，那么，在非道德领域，人的自由常常为天命所抑制。就个人而言，其生命存在，穷达贵贱等，均非自我所能主宰："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就社会而言，人固然有弘道的能力，但道究竟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外在的天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表现了一定的宿命观。虽然古人也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更强调"畏天命"（《论语·季氏》），力求去理解这冥冥之中支配人的命运的至上力量，并去顺应它，而不是反抗它。人要知命顺命，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这种情况在文学作品里时有表现。窦娥三岁丧母，七岁别父，十七岁结婚，不久就守寡，她把自己悲惨命运归为八字不好，命中注定，一世忧愁。"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如《玎玎当当盆儿鬼》中主人公杨国用被算命先生告知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唯一破解办法是到千里之外逃避百日。杨国用于是出外避难，但因思父心切，第九十九天便赶
到离家四十里的瓦窑店寄宿，被店主盆罐赵夫妇谋财害命。在剧中，主人公尽管煞费苦心与天命抗争，仍无法摆脱冥冥之中的超自然力--天的操纵。这种"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宿命思想，在四大名著里都有生动的描写，就不再一一枚举。
与儒家"天人合一"中体现人的主体性不同，道家认为，由于人类社会建立了种种制度和规范，破坏了自然本性，造成了天与人的对立，要恢复人性之自然，就必须破除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在东汉末年儒学受到沉重打击之后，老庄这种思想在魏晋时期兴起，阮籍、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摆脱了世俗礼法的约束，得到精神的自主和自由，从而表现出一种人性化的人生观。这种精神，以其虚静为怀，进入一种空灵之美的境界，于是产生了"虚"、"静"、"味"、"神"、"韵""意境"等理论批评范畴，从而促进了新审美观念和审美方法的产生。这对儒家过分强调善，而相对不太注重艺术，是一种很好的修补。
"越名教而任自然"导致个性化人性观的觉醒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追求山水情趣。怡山乐水、追求自然，从山水得到愉悦，从自然中体认人生的闲适情趣，把审美体验带入山水鉴赏之中，在自然山水的欣赏中体认自我的存在，并试图通过艺术来表现，这成了魏晋士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如金谷赋诗和兰亭集会等。这相对于儒家的比德是一大进步，儒家以自然景物

的某些特征来比附人的道德情操，不能引导人们专注于自然景物本身的欣赏。魏晋文人徜徉山水，促进了自然审美观的形成，欣赏山水，不是因为心中预存的思想方式在山水里有某种映射，而是自然山水契合于欣赏者的澄明心境。从此以后，山水意识发展为山水文化，于是产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唐朝的王孟诗派、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等。中国文人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没有创作山水方面的作品。由此可见山水文学之盛。
儒道互补，中国文人自由地出入儒道已是不争的事实。儒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人文色彩。
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根本。中和几乎与传统文化同时产生，一直贯穿在中国古代审美形态发展过程之中。中和的哲学基础是先秦尚中思想、孔子中庸思想与先秦人尚和思想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种带有辩证因素的和谐观。中和既是艺术辩证法，又是艺术和谐观。
中和之美在古典文学的表现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
情感的适中。中国古代文学是一种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中国古代的诗歌，即使是叙事诗，都表现了跌宕起伏的情感，戏剧、散文也注重抒情，就是小说，也不时插入诗赋。所以，古代文论注意情感表现问题。孔子评《诗经·周南·关睢》，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⑤"，《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实是要求表达喜怒哀乐等情感不可过分，要有节制，去建造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和谐的形式。一方面，"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记·乐记》），另一方面，"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⑥"也就是表达情感要保持"和"的基本规范。这个"和"字既是满足于人人皆有的快乐要求，同时又要节制它，不可任其发展。这就要求表达的情感不能是自然情欲，"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⑦"这就是说，艺术表达的情感是止乎礼义的有德之情。而郑卫桑间一带的音乐描写男欢女爱，"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⑧"郑卫桑间之音自孔子开始，被当作滥淫放纵的典型，一直受到排斥。
注意情感节制，从优点方面看，"由于自觉地、坚决地

排斥、抵制种种动物性本能欲求的泛滥，使自然情欲的人化、社会化的特征非常突出：情欲变成人际之间含蓄的群体性的情感，官能感觉变成人际关怀的细致社会感受。从而情感和感受的细致、微妙、含蓄、深远，经常成为所谓一唱三叹、馀音不尽的中国艺术的特征。⑨"
其次是多样的统一。进入中和的众多因素，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经历着一个互泄，转化生成的运动过程。这种多样的统一，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味调和"，"八音克谐"。春秋末年的晏婴说："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⑩"晏婴尚"和"，这里举烹调和音乐为例以喻"和"。烹调系统和谐的完成，要经过五味互相联结的交流转化融合过程。而"声亦如味"表明，音乐的和谐，也正是经由音乐中诸艺术要素围绕某个正确的标准而进行的融合过程而达到的。作为多样化统一的中和之美是一种动态的统一，不是各种因素分量绝对均等，《礼记·乐记》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说明宇宙中万事万物，莫不处于相摩相荡的运动过程中，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容许一种因素居主导地位，例如春花秋月，夏雨冬雪，风物各异，若每一时都是和风惠畅，则反失其"和"。"动之以四时"，正是对一年内整体范围的"和"的明确追求。
中和之美的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在文学理论上有生动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倘若文章有风骨而缺乏文采，就像是艺苑中乱窜的野鸡，前者于藻采之美有所不足，后者则欠刚健之力。只有风骨与文采融为一体，才称得上艺苑中的凤凰。这里重在指明对立双方互相补充，而构成和谐之美。中和之美允许可对立两端式多种因素尽力去发展而达到极致境地，达于极致后的这些对立或不同因素仍处于和谐关系中。比如清人刘熙载推许疏与密的极致："太史公文，疏与密皆诣其极。""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都细入无间。评者谓'乱道其好'，其实本非乱道也。"（《艺概·文概》）"河汉之言"

是极疏，"细入无间"是极密。司马迁文章之所以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既将某些可取的对立因素（如疏密）推向各自的极致，又始终保持和谐统一。
中和之美有力贯穿了古典文学的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如"气韵"、"意境"都包含着中和之美的内核。而且，也推动了艺术形式的自身发展、成熟。中和之美有力促进了中国诗歌从非从格律向近体诗的发展。南北朝沈约、刘勰的声律理论根本之点就是区别汉语字的四声，并要求平仄相互配合，沈约则提出相当具体的实践方法，即"八病"之说，即写诗时在声律方面应避免八种错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这种探索，目标是指向建立一种对立和谐的诗歌声律结构，为以后唐人近体诗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写作技巧看，中和之美对诗文的谋篇布局也提出了可行的方法，比如清朱庭珍《筱园诗话》中说："七古起处宜......高唱入云，有黄河落天之势，而一篇大旨，如帷打匣剑，光影已摄于毫端。中间具纵横排荡之势，宜兼有抑扬顿挫之奇，雄放之气，镇以渊静之神，故往而能回，疾而不飘也......"论是七言古诗的布局安排，在他看来，七言古诗是个有机和谐整体，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照应。古典小说创作中有"笙箫夹鼓法"，以笙箫的优美柔弱与钟鼓的激越壮烈配合演奏，来
比喻小说结构布局的方法。《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是"钟鼓之响"，壮烈异常，而二十三回写他遇嫂，却又柔美之极。长篇小说可以这样调整节奏，短篇小说也可作同样安排。李朝威的《柳毅传》写钱塘君替龙女报仇时，是"大声忽发，天坼地裂，宫殿摇簸，云烟沸涌"，气氛之壮烈，撼人心魄；然而，"俄而祥风庆云，......红妆万千，笑语熙熙。"气氛变得轻柔而优美，真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
古代文学的中和之美，对于今天培养和谐精神的人有着重要意义，中和之美既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标准，也是中国人伦理实践中的理想和基本标准，今天我们应培养、发扬中和的人格精神--直道中行、刚柔相济、外圆内方。这对于国家稳定，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

科学史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留下的脚印，属于过去，而不属于现在。而人文精神的历史虽属于过去，但仍然影响着现在。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文精神的历史就是人文精神的"现在式"。这样，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文精神不但有必要，而且还需要用更加敏锐、细致、丰富的心智去感

受、发现。
注释：
1、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4.P80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P367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P4
4、朱志荣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讲读·毛诗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P1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八佾》[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P66
6、杨天宇撰《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４.７.P476
7、杨天宇撰《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４.７.P485
8、杨天宇撰《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４.７.P470
9、李泽厚《美学三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P240
10、王守谦、金秀珍、王风高《左传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1.P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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