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间再考查
图书馆界“下乡上山”运动的历史考察(1958-1960)

图书馆界“下乡上山”运动的历史考察(1958-1960)韩淑举(山东省图书馆)摘要:图书馆“下乡上山”运动肇始于大跃进时期,是在“知识分子劳动化”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殊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在这场运动中,图书馆界一是动员、组织馆员长时间下放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是组织馆员短期内轮流“下乡上山”,将书送到田间、工地、食堂。
他们创建、帮建农村图书馆(室);设立图书流动站、食堂阅览室;配合农村扫盲,进行图书宣传、辅导农民阅读、培养农村图书管理员,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图书馆的读者服务范围,在中国当代图书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关键词:下乡上山;农村图书馆;送书上门;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中图分类号:G259.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8214(2019)01-0088-10Historical Review of“Going to the Countryside”Movement in Library Circle (1958-1960)Han Shu-juAbstract:The library movement of“Going to the Countryside”started in the period of Great Leap Forward and came into being in the special social context of“Integrating Intellectuals with the Working People”and“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In the movement,the library circle mobilized and designated librarians down to villages where they lived and worked together with farmers.In addition,the librarians were also organized to take turn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for a short time,sending books to the field,construction site and canteen.Coordinating with the anti-illiteracy campaign in the rural area,they helped to establish rural libraries,set up book circulation stations and canteen reading room,as well as carry out book publicity activity,farmers’reading guidance and rural librarians’training,which,to a large extent,expanded the library service scope and left a deep mark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brary history.Keywords:Going to the Countryside;Rural Library;Delivering Books Home;Public Library;Academic Library[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7CTQJ07)的研究成果。
1.武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教程

武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李占胜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根据中央安排,全国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
1965年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
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安置城镇知识青年,最初的主要方向是国营农场,包括插场、建立新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举办劳动大学等等。
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以前,武威的城市知识青年多数通过各类途径已安排就业。
1964年以后,在招工安置的同时,武威县委、县政府在太平滩办起了知识青年林场,先后安排了300多名知识青年从事农业、林业生产(这些人后在招工中都予以安排。
1968年,武威县革委会成立武威县安置办公室,处理知识青年工作。
12月,毛主席作出重要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就是著名的“12〃11指示”。
毛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开始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劳动,大批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4月25日至5月10日,武威县计划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期间,适逢党的“九大”四个新闻公报及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发表。
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陶永仙根据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指示和中央、省、地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安排部署,中共赫章县委,赫章县人民政府(县人委、县革委)从1965年至1978年在全县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5年,赫章县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学习全国知青先进代表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扎根农村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先进事迹的基础上,在全县开展了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当年8至9月,首先在县城开展宣传动员,采取大小会动员、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个人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动员组织了18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然后又在妈姑镇动员组织了29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5年9月8日,县委、县人委在县人民会场(时称大礼堂)召开有县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生、街道居民参加的赫章县欢送首届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县委、县人委领导和县委宣传部、教育局、团县委、县妇联、民政科、劳动科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县委候补委员、县人委副县长聂奎武在会上讲了话。
他在讲话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县委、县人委坚决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广大知识青年要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里认真学习、积极劳动,拜贫下中农为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以实际行动扎根农村,为赫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和力量。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吕寿华在会上表了决心。
团县委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赠送了一批革命书籍,少先队员为知青们戴上了大红花。
会后,参会人员在大操场敲锣打鼓欢送知识青年登上汽车,六曲河区六曲公社委派场坝大队曲街生产队回乡知青陈勇来到县城迎接上山下乡知青,县人委派劳动科干部李相政护送知青到六曲公社场坝大队曲街生产队,并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家落户工作。
插队日记-附录1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简介

插队日记-附录1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简介明天(2月26日),是我与一些同学下乡插队四十八周年的日子,也是我们这些同学“计算工龄”的开始;对我来说,还是县委组织部通知我“正式退休”的日子。
今天,正好我的“插队日记”在“古月金阳”上的选编也是最后一期——就以此记念这个日子吧!——编发小记,20210225插队日记-附录1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简介【续】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诉说其儿子在插队中的苦楚。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看了此信后,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
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毛泽东主席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至全国公社一级。
从此,广大知青的境况有所改善。
尤其是1973年7月,中共中央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被吊打、女知青被强奸的事件,发出了“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通知”,广大知青的政治、人身、生活等方面的权利有了相应的保障。
在1974年前后,各地知青面临着“拔根”还是“扎根”的严峻形势,思想上、组织上都出现了不少的混乱。
1976年2月,毛泽东主席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
在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至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正式结束期间,党和国家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知青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的状况更加普遍,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
其中以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云南景洪知青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
《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被中共中央批转。
建国前成就

[建国前三十年的成就]作者姓名:张静宜学号:*****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1主要发展历史建国前三十年的成就基本都是顺着主要历史发展而在当前环境之中顺势发展而来,所以主要政治方面的历史事件是十分重要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2年河北省政府公审刘青山、张子善·1952年,毛泽东同志挥笔写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54宪法”颁布·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万隆会议,大会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大授衔十大元帅、十大将军·1956年“解放”牌第一批国产汽车试制成功·1957年马寅初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新人口论》·1958年大跃进、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1960年苏联单方面召回全部在华专家·1961年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从善战犯获特赦·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1964年2月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6月17日,在我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1968年各地开始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成功发射·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联合公报》·1975年中国农林科学院鉴定并推广杂交水稻·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建国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代大学生村官政策之比较

建国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代大学生村官政策之比较摘要: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大部分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但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落下帷幕。
所以知识青年成了1950年到1970年这一时间段自愿到农村的青年学生的特殊称谓。
知青下乡运动与大学生村官的盛行同样是国家为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而做出的重要决策,所以文章将这两个具有不同时代但却有相同境遇的事件联系到一起,并通过其所表现的时代特征来阐述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
关键词:知识青年大学生村官比较责任意识一、不同的历史背景面临相同的社会问题是二者得以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虽然二者面临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们发起的主要原因还都要从减轻城镇的就业压力开始说起。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就业状况首先,“三大改造”中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造成了许多人消极等待就业的现象。
1950年至1955年,全国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但1956年猛增至102.5万[1],这清晰地说明了就业政策的调整给城镇就业带来的影响。
其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也限制了就业门路的多样化。
再次,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使城镇青年就业门路越来越窄。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公有制的支配地位堵死了通过发展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来拓宽的就业渠道。
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15万人[2],就业压力已经到了政府无法缓解的地步。
(二)大学生村官体现了新时期国家优化社会资源,解决人才需求矛盾的情况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就业问题是当前大学毕业生面临的最大难题。
1968年知青

1968年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
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
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
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
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
“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从1955年开始,就业压力就开始变得很大。
1955年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开荒3868万亩,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农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
这个任务交给共青团中央,团中央就组建青年自愿垦荒队。
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的这件事,但这个路子后来也不通。
毛泽东发出第一次号召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
毛泽东的号召成为多年来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结果
经济方面
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结果——经济方面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 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 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 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 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接收知 识青年地区的农村、农民在经济上 带来一定的压力,给知识青年家长 造成负担,同时给一些知识青年带 来不幸。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介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运 动期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 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 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 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 “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 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由于缺乏经验,知识青年都遇到了 诸多困难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从农民身上, 知青们学到了乐观的生活态度
知青们确实学习到了一些农活技术 总的来说,知青在上山下乡的过程 中,得到了一些锻炼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8年到1969年,主 要是将大部分“老三届”毕业生分 配到农村、边疆 第二阶段从1970年到1973年,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锐减 第三阶段从1974年到1976年,城 市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又开始以上 山下乡为主 我国从1966年开始有了知青,1977 年是最后一批下放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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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 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 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 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 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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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间再考查
摘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
对这场运动的兴起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应兴起于1950年代,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兴起于1968年。
这场运动应兴起于1964年。
关键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间;考查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旷日持久的由政府组织的社会运动。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而且还牵动亿万城镇居民和为数众多的农民的切身利益。
对于这场运动兴起的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另一种观点认为兴起于1968年。
但笔者认为这场运动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而兴起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
运动,是指政治、文化、生产等各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
因此,一场运动的兴起必然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有组织、有目的;第二,规模较大;第三,广泛的群众性。
用这三个特征去考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时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场运动应兴起于1964年。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应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
第一,从群众性来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城市知识青年到边远地区,到农村进行生产、生活,而不是指农村知识青年回乡。
历年来,对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统计都没有把回乡的农村知识青年计算在内。
据统计,截至1958年9月,全国有200万没有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到
农村参加生产[1]。
然而,这200万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是家住农村的知青,而城镇知青却很少。
因此,在这一时期,城镇知青受影响还非常小,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涉及城镇青年,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第二,从规模上来看,在1964年以前,城镇知青下乡人数很少,还不能称之为一场运动,最多只能作为前奏。
据统计,截至195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人数约只有1.5万余人[2]17-24。
随后是“大跃进”运动,过热的经济使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很多原来下乡的知青又回到城镇。
所以,这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还是小规模的,而且是断断续续的。
第三,从组织上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还没有具体的政府机构来组织,也没有具体的政策。
这一时期政府主要进行号召和实验。
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的按语中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3]。
不久,团中央进行了“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试验”。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脚下开创新生活。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
总的来说,1964年以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还停留在部分知青响应政府号召,自觉自愿上山下乡阶段,可以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试验期。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应兴起于1968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别是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再教育”
口号之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形式上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消灭三大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反修防修”。
很多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这场运动应开始于1968年。
但实质上1968年及以后的运动与1964年及以后的相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是“文化大革命”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继续,只是加入了一些绚丽的政治光环。
第一,从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上来看,1968年及以后实行的方针、政策与1964年相比基本相同。
在知青上山下乡方面,党和政府在1968年以后并没有制定或施行新的方针、政策。
比如安置地点的选择、安置经费、安置方式及物质补助等,都沿袭了1964年以来的政策和措施。
第二,从组织工作来看,相对于1964年,1968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趋于松散。
“文革”爆发后到1968年,全国约有1 000多万初高中毕业生。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全国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
但是如此庞大的知青队伍,从中央到地方却没有专门的领导管理部门。
比如,作为最高职能部门的中央安置办公室,转为军代表控制下的国家计委劳动局下的一个小组,直到1970年初,这个安置系统的中枢部门只有3个人;各省、市、地、自治区、县也没有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和领导人[4]。
“文革”爆发后,直到1973年6月22日才召开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的方针政策[5]。
第三,从根本目的来看,仍然是缓解城市经济压力,解决就业问题。
经济原因仍然是其根本原因,当经济过热“高涨”时,下乡知青就少;当经济处于调整“紧缩”时期,运动就处于高潮。
70年代初,经济建设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过热”,接踵而至的就是运动的大滑坡:1970年,全国共有106.4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仅相当于上年的39.8%;1971年减至74.8万人,1972年再减至67.4万人。
由于盲目招工,结果造成了“三个窟窿”,国家又进行调整,经济“紧缩”,接着又是运动的高涨:1974年下乡人数172.48万人,1975年高达236.86万人[4]2。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兴起于1964年
第一,从组织上来看,1964年知青上山下乡正式纳入党和国家的制度化轨道。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青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一个纲领性、指导性文件。
196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1]250。
《决定》发布后,党和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开展城镇知青下乡运动,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知青下乡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安置办公室”。
同时,中央局、各省、市、地、自治区和有任务的专区、县随后相继组成由一名主要领导负责的专门领导小组[1]28。
这些部门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下放计划与接收计划上报中央,然后由国家计委制定出详细的全国性安置计划并计算出所需经费,再将动员人数及经费层层落实到各省、市、自治区及学校、街道。
可见,知青上山下乡从1964年真正成为一场有组织、有目的的运动。
第二,从规模上来看,1964年以后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激增,规模
宏大。
1964年初,《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发布后,广大知青热烈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奔赴农村。
加之党和政府随之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和措施,使得知青上山下乡的规模大大超过以前。
据统计,仅1964年就有32万知青上山下乡。
此后,知青的规模不断壮大,1965年1-8月份,就有25万知青下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全国下乡知青超过129万人[5];1967-1968年,有199万城镇知青下乡[4]3;到70年代规模更大,1970年为106.4万,1974年为172.48万,1975年为236.86万。
可见,1964年后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铺开,参与人数越来越大,在规模上可称之为运动。
第三,从群众性来看,1964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社会影响力。
1964年初,《决定(草案)》发布后,《人民日报》从2月至5月连续发表社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途径、政策、措施进行系统的阐述。
1965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又从政治高度肯定了知青上山下乡的作用和意义。
社论指出,知青上山下乡“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应当从关怀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意义上来看待城市下乡劳动的知青。
”政策的颁布和广泛的宣传,一方面使得参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的人数激增,受影响的家庭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使各行各业的群众包括农民都知晓并了解、支持这项运动。
可以说,1964年后的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妇孺皆知的社会运动。
总之,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府组织的运动,不管从运动的组织性还是从运动的规模和群众性来看,都应该兴起于1964年,主要标志是196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青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此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这一运动的试验期,是它的前奏;此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虽然加上了一些政治光环,但从运动的目的、意义和组织来看没有质的变化,是1964年以来的继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农村是一片广大的天地[N].光明日报.1958-09-11,1:4.
[2]刘小萌.中国知青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林蓉,章志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三次最高指示”[J].党史文苑,2003,(2).
[4]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M].1981:2,3.
[5]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