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_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_袁祖亮
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述评(一)
２０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述评(一)摘要]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4个阶段：创立和发展初期(20世纪初～1937年)；长足发展阶段(1938～1949年)；曲折发展阶段(1950~1979年)；重建和兴盛阶段(1980年至今)。
中国人类学学者从翻译西方人类学著作、深入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大规模地投入田野调查到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和人类学学会等均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正不断走向兴盛，同时也存在学科定位不明等问题，但不断强化的“学科互涉”以及广大研究者的深入探索，必将促进人类学研究保持活力，继续开拓更宽、更广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20世纪；中国人类学；发展方向Abstract：Initsmorethan100years’history，thedevelopmentofChineseanthropologicalstudiescanbedividedintofourstages：thebeginningandinitialstage(before1937)，maturestage(1938~1949)，setbackstage(1950~1979)，andreconstructionandboomingstage(from1980uptonow).Overtheyears，generationaftergenerationofChinesescholarscontributedalottothedevelopmentofChineseschoolof anthropologybytranslatingwesternanthropologicalworksintoChinese，conductinginvestigationinChinesecommunities，doinglargescalefieldwork，establishingAssociationforChineseEthnologyandAssociationofChineseAnthropology，etc.WhileChineseanthropologicalstudiesarethriving，problemslikeimproperdisciplinarypositioningdoexist.However，theeverincreasingtendencyofcrossboundarystudiesandthepainstakingeffortsbyChinesescholarswil lcertainlyrejuvenateandbroadenChineseanthropologicalstudies.Keywords：20thcentury；Chineseanthropology；developmentdirection20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即20世纪初～1937年，1938～1949年，1950～1979年，1980年至今(注：人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狭义人类学等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英美学术界大都持这一观点。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_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_袁祖亮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袁祖亮 延 胜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在清代中期就已经出现,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人口问题再一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一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对中国人口进行研究和探讨。
但当时的研究多是零碎和不系统的。
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人口史上的疑点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影响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由于政治原因,人口问题研究不久便成了禁区。
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逐渐兴起,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人口学刊物陆续诞生,大专院校还专门设立了人口系和人口专业,着力培养人口研究和人口工作方面的人才。
在人口问题研究中,学术界除了着重对当代人口问题进行研究外,同时还注意对历史上人口问题的研究,因为当今人口是历史人口发展的结果,要想真正揭示人口发展诸方面的规律,加强对历史人口的研究十分必要。
这些年来,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
本文就20世纪以来对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作一回顾和展望,以期推动人口研究的深入发展。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状况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很早便有关于人口问题的记载,如《汉书》以降各正史中的《地理志》以及各种地方志、各种类书及其他典籍中均有许多记载,其资料相当丰富。
早在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便注意到了人口问题,如韩非在《五蠹》篇中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
”明代徐光启也曾说过:“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
生人・144・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
”¹清代洪亮吉指出户口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担忧:“然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º古人除了对人口增速问题发表议论外,还多对户口统计失实等方面提出了要“括户”、“大索貌阅”、整顿户籍等主张。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关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
文化论坛1412011年一月刊中国的人口思想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战国春秋时期。
自战国春秋时期到19世纪，我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主张增加人口以达到富国强兵，承续后嗣的目的。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口思想的研究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种质的转变，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传入。
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的相对平静期，中国学界对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学界关于人口问题讨论的热潮。
关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讨论，主要分为两派。
一派是以陈长蘅为代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者，一派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马尔萨斯人口论者。
他们从不同德角度从发，对中国人口数量问题展开分析。
他们对中国人口思想问题的研究，不论是在当时的历史学界还是在社会学界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以下从三个方面对他们的人口思想展开分析。
一、据官书统计之推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关于户籍的调查，并没有全国性的开展，对于人口的数量并没有精确的统计。
当时中国学界对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
一是前清宣统二年民政部的调查，当时统计全国民数为342′639′000人，而二十一省则占了331′188′000人；二是前清宣统三年的统计，全国人口为329′542′000人，本部则占304′003′000人；三是1906年海关调查报告，认为全国人口为438′214′000人；四是外国人对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为433′553′030人。
五是1923年邮政局的估计，全国二十二行省之人口，共计有436′060′953之多，蒙古、西藏人口尚不在内。
以上五种调查估计中，陈长蘅认为第五种说法最为准确。
他将中国近百八十余年的人口增加分为三期，来推测中国当时的人口总数。
他所利用的材料“大都以官书之记载与政府机关之估计或调查为根据”，这无疑增加了推测的可信度。
第一期自乾隆六年起至五十八年止，人口平均增加率为千分之五点一四；第二期自乾隆五十八年起至道光二十九年止，平均增加率为千分之四点九五；第三期自道光二十九年起至民国十二止，平均增加率为千分之零点八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20世纪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尽管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000多年前，但它出现并形成一门现代的学科却是在这个世纪里。
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就是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
一、学科发展概况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托名大禹，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1]，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
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
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发轫于1 900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追溯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
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
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
(论文)再论十六国北朝时期人口的有关问题——与王育民同志商榷(袁祖亮)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3期 再论十六国北朝时期人口的有关问题——与王育民同志商榷袁祖亮 〔内容提要〕 有关十六国北朝人口问题,王育民同志先后发表了《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对自己的四个观点作了较为充分的阐述。
即一,十六国时期的人口数量是前降后升;二,北朝我国北方户口已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三,东西魏户口发展趋于停滞;四,北周的户口数字是前人误植,不是实际数字。
袁祖亮同志在《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一,十六国时期人口发展呈马鞍形,两头低中间高;二,北朝时期我国北方人口数量并未恢复到东汉的水平;三,东、西魏的户口数量仍有增长;四,北周的户口悬案是在于户平均人口不高。
袁的这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的姊妹篇,对王的观点再度提出质疑,并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关键词〕 十六国北朝 人口问题 〔作者简介〕 袁祖亮,男,1944年11月生,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人口问题,王育民同志在《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①(以下简称《考索》)中提出了四个观点。
这便是:(一),十六国时期的人口数量是前降后升;(二),北朝时期我国北方的户口已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三),东、西魏时期户口发展趋于停滞;(四),北周时期的户口数字问题是由于前人将数字“误值”。
对于上述观点,我在《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②(以下简称《蠡测》)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十六国时期人口发展状况呈马鞍形,即中间高两头低;(二),北朝时我国北方的人口数量并未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三),东、西魏时期的户口数量仍有增长;(四),北周的户口悬案问题在于户平均人口不高。
前不久又见到王育民同志的新作——《十六国北人口再探》③(以下简称《再探》),在一些方面又补充了其本人在《考索》中的论证,拜读之后,仍觉疑问不少,愿在这里提出来再向王先生请教。
一 十六国时期的人口发展变化确呈马鞍形关于十六国时期的人口发展变化是前降后升,还是呈马鞍形,关键是对苻坚统一北方到淝水之战后北方再度分裂这十多年中人口是否增长,作出正确估计。
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预测
三、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
1.我国目前面临的人口形势
出生人口数量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三、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
1.我国目前面临的人口形势
三、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
1.我国目前面临的人口形势
三、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
2.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 人口峰值预计达到14.1亿，将于2020年之前到来。 20年代前期，会有是一个慢速下降的调整期。
二、新中国人口发展情况
2. 人口增长阶段分析
2013-7-22
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预测
9
二、新中国人口发展情况
2.人口增长阶段分析
2013-7-22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预测 Nhomakorabea10
二、新中国人口发展情况
2.人口增长阶段分析
二、新中国人口发展情况
3. 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评价
70年代鼓励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顺应人口增长规律的合理行为，受到 人民的拥护，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80年代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是违背人口增长规律的错误行为，受到 人民的反对，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得不偿失。 不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我国的人口也会以较慢的速度降到一个合理的
北宋中末：约5000万
元初中：约6000万 明初中：约5000万 古代历朝盛世时期人口数量多为五六千万。
一、中国古代人口发展历程
3. 中国古代人口发展特点 自古就是人口大国
人口总量增长缓慢 人口总量增长缓慢
自古就是人口大国
人口数量波动较大 人口数量波动较大
二、新中国人口发展情况
20年代后期开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会快速下降，
“20世纪中国”资料汇总
“20世纪中国”资料汇总目录一、20世纪中国的逻辑争辩与逻辑观二、20世纪中国园林史学研究的历程、观念与方法中国园林史学史初探三、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四、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20世纪中国戏剧回顾五、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六、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观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创造兼评弗兰克贡德的《白银资本》与“全球体系史观”七、20世纪中国合唱创作思维研究八、在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情境中的吕斯百九、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人类学研究庄孔韶《银翅》笔谈20世纪中国的逻辑争辩与逻辑观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碰撞，这在逻辑学领域中也有所体现。
本文将探讨20世纪中国的逻辑争辩与逻辑观。
一、引言20世纪的中国，历经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建立等历史阶段，逻辑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发展。
与此同时，关于逻辑的本质、应用和价值等方面也引发了深入的争辩。
这些争辩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动态，也对后来的逻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逻辑的本质与定义在20世纪的中国，关于逻辑的本质与定义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西方逻辑的传入和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对传统名辩之学进行现代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逻辑的定义和范畴出现了多种观点。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逻辑是关于推理的规律和规则的科学，有的则强调逻辑在论证和反驳中的作用。
这些不同的观点反映了学者们对于逻辑本质的不同理解和侧重。
三、逻辑的方法与应用在20世纪的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和应用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一方面，学者们引进了西方的逻辑方法，如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等，并尝试将其应用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实际问题中。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强调传统名辩之学的价值，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的逻辑方法和智慧。
这种融合东西方逻辑的尝试，为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逻辑的价值与意义在20世纪的中国，关于逻辑的价值和意义也有着广泛的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逻辑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可以为人类思考和交流提供必要的规范和工具。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20世纪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尽管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但它出现并形成一门现代的学科却是在这个世纪里。
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就是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
一、学科发展概况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托名大禹，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1]，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
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
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发轫于1900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追溯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
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
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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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袁祖亮 延 胜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在清代中期就已经出现,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人口问题再一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一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对中国人口进行研究和探讨。
但当时的研究多是零碎和不系统的。
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人口史上的疑点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影响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由于政治原因,人口问题研究不久便成了禁区。
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逐渐兴起,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人口学刊物陆续诞生,大专院校还专门设立了人口系和人口专业,着力培养人口研究和人口工作方面的人才。
在人口问题研究中,学术界除了着重对当代人口问题进行研究外,同时还注意对历史上人口问题的研究,因为当今人口是历史人口发展的结果,要想真正揭示人口发展诸方面的规律,加强对历史人口的研究十分必要。
这些年来,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
本文就20世纪以来对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作一回顾和展望,以期推动人口研究的深入发展。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状况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很早便有关于人口问题的记载,如《汉书》以降各正史中的《地理志》以及各种地方志、各种类书及其他典籍中均有许多记载,其资料相当丰富。
早在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便注意到了人口问题,如韩非在《五蠹》篇中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
”明代徐光启也曾说过:“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
生人·144·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
”①清代洪亮吉指出户口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担忧:“然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②古人除了对人口增速问题发表议论外,还多对户口统计失实等方面提出了要“括户”、“大索貌阅”、整顿户籍等主张。
然而,对中国古代人口问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19和20世纪之交以来的事情。
可以说19和20世纪之交至新中国建立前,是中国古代人口研究的起步阶段。
对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和探讨源于19世纪和本世纪之交有关“人满之患”的论争。
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在清中叶已出现,到了19世纪末期,内忧外患、国力微弱、民不聊生。
针对这种情况,知识界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探求中国落后的原因。
恰在此时,西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传入我国,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引发了“人满之患”的论争,并开始探索中国的人口问题。
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曾连载过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他本人也相信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梁启超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来比照中国的人口问题,指出:“自玛儿梭士《人口论》出世,谓人口之蕃殖,以几何级数增加,每二十五年辄增一倍。
达尔文因之以悟物竞天择之原理。
适十九世纪,举地球万国几不以人满为患,而玛尔达氏之学说益占势力于学界。
推原各国兵事之所由起,殆皆由民族与民族之相接触而有竞争。
其所以相接触之故,大率由于人满而移住。
此天演之理,即中国当亦不能外也。
”梁启超继之检阅了《文献通考》中历代盛衰时期的户口数字,得出了“泰西历史为进化,我国历史为循环,岂必论他事,即户口一端而然矣”③的结论。
可见梁启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之深。
在马尔萨斯人口思想影响下,还有人探求中国人口规律。
1904年发表于《东方杂志》上《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一文指出:“孟子之言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斯言也,虽与进化之公理大相背驰,然按之中国历史,则此语诚然。
盖中国之治乱与人口之众寡相比例者也。
中国之治,非真有求治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寡少耳。
中国之乱,亦非真有致乱之道,徒以人口之增加耳。
”文章对汉到明的治乱时期的户口数作了考察后指出,“然究天下治乱,悉视户口之增减”④。
近代人口学者陈长蘅,在分析了乾隆六年(1741年)以来中国人口数量变化之后指出:“综观以上各期人口增加之徐速,便知一国人口增加之速率恒与其人口密度成反比。
”据此,他提出今后人口调节的两大基本政策,即移民边疆和“实行相当的迟婚与·145·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①②③④《东方杂志》第1卷第6期。
《饮冰室文集》卷一○。
《若二集·治平篇》。
《农政全书·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节育以提高国民程度”①。
除了对中国古代人口规律的探讨外,就中国历代人口问题发表论著的有吕翼仁的《廿四史户口考》、碧莹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及其编制方法》、徐祖甲所译的《中国人口变动之史的研究》、吴希庸的《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研究》、吴顾毓的《中国户籍制度之今昔》②。
这一时期还对断代人口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集中在秦汉、魏晋、唐、宋及明朝人口的研究上。
关于秦汉时代的人口,有马元材的《秦汉时代的人口及土地分配状况》③;另外,梁启超提出汉初人口为五六百万,他以当时的兵员状况去推算汉初人口说,“汉既定天下,用民服兵役者,当不如六国之甚,然以比拟计之,当亦无逾五六百万者。
(南越、东越等不计)”④;劳?的《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和《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⑤,详细计算了不同地区人口之增减变化、迁移及人口密度。
此外,还有贺昌群的《汉末大乱中原人民之流徙与文化之传播》等⑥。
在三国两晋人口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人口迁移及其影响。
代表作有:陈啸江的《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谭其骧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史念海的《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和《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以及周一良的《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等⑦。
在唐五代人口研究方面,有易曼晖的《唐代的人口》、黄仙的《唐代人口的流转》、聂家裕的《五代人民的逃亡》等⑧。
在宋代人口研究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宋代人口统计是否包括女口、“丁”与“口”的含义、以及宋代人口是否超过一亿等问题。
梁启超引宋人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漏口说,认为宋代户口比例仅有2—3人是不合理的。
宋代实际人口加上金朝人数应在一亿以上⑨。
但梁氏对此未作深入论述。
与梁启超不同的是,英国贾尔斯(原译斋尔士)首倡宋代户口“不计女口”说。
他用敦煌残卷中户口比例为1∶4和·146·历 史 研 究1996年第5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饮冰室文集》卷一○。
分见《食货》第3卷第6期;《食货》第2卷第7期;《食货》第4卷第2期。
分见《食货》第1卷第3期;《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西北论衡》第7卷第15期;《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9期;《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
《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卷第2期,1935年。
《饮冰室文集》卷一○。
《河南政治月刊》第2卷第6期,1932年。
分见《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1—8期,第4卷第1—5期,1935年;《光明之路》第1卷第10期,1931年;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复刊》第47、49期;《行健月刊》第4卷第5期,1934年;《地方政治》第1卷第4期,1939年。
《中国近百八十余年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后之调济方法》,《东方杂志》第24卷第18期。
《文献通考》中乾德元年(963年)诏令中“女口不预”这句话,指出“女子之不见登录,彰彰甚明”,“凡后此所记`口’之数量,非指全国人口而言,乃仅是男子而言之也”①。
对贾尔斯的新说,吕思勉持反对态度。
他认为我国古代户口之籍,“媒氏主合,司民会口数,其所登,自不容限于男子”。
“《通考》乾德元年之令,当别是一事,与奏报民数无关。
”②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也参与了宋代人口的讨论。
以加藤繁为代表的一派持“漏口说”,即宋代户籍登记女口;以宫崎市定、青山定雄、曾我部静雄等为代表的一派持“男口说”,即宋代户籍不计女口。
此外,还有张家驹的《靖康之乱与北方人口的南迁》等③。
在明代人口的研究方面,主要有王崇武的《明代户口的流亡与招抚》、梁方仲的《明代的户贴》和《明代鱼鳞图册考》等④。
在清代人口研究方面,主要有张荫麟的《洪亮吉及其人口论》、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等⑤。
综观19世纪20世纪之交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学术界对中国古代人口所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西汉、两晋,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是人口变动,即人口迁移问题、流民问题、人口的地区分布、人口的增减变化、人口密度等,特别是人口流亡与人口迁移是当时的热点问题。
此外,还有涉及户籍制度和人口思想方面的文章。
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古代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方面的研究,则多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
当时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传入中国,但尚缺乏运用其观点去探讨人口规律的著作。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状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目前为止,将近半个世纪。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里程可称之为发展阶段。
特别是1978年以后,人口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加之建国后中国人口不断加速增长,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家庭及诸多方面带来了许多难题,严重的现实更引起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研究人口问题的风气日渐高涨。
人口发展要不要放慢速度、要不要进行制约、如何进行制约、如·147·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①②③④⑤分见天津《东方杂志》第23卷第2期;《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
分见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43期;《人文科学学报》第2卷第1期;《地政月刊》第1卷第8期。
《文史杂志》第2卷第3期。
《论中国户口册籍之法》,《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5期。
贾尔斯著,王庸译《千五百年前之敦煌户口册与中国史籍上户口数之比率》,《东方杂志》第25卷第4期。
何才能促进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协调发展等,是理论界探讨的重点问题。
然而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仅探讨当今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以当今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为例,它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早在数百年前的清朝前期就已经出现了。
要想解决当今的人口问题,要想了解人口发展的诸方面规律,潜心研究古代人口是完全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近十几年学术界对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
近年来出版的古代人口史专著便有十多部,论文数百篇。
我们主要对学术界近年来探讨较多的重大问题,即热点问题进行专题介绍,兼顾朝代顺序,以梳理出其发展的脉络。
(一)关于中国古代人口诸方面发展规律的探讨人口发展是否有规律,学术界没有什么异议。
至于人口发展规律是什么,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新中国成立以前关于古代人口规律的研究,主要受马尔萨斯主义的影响;建国后,学者们则逐渐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人口问题,尽管在运用当中还有不足之处,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