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间契约中关于“伙”的观念和习惯(李 力)

清代民间契约中关于“伙”的观念和习惯李力上传时间:2004-7-8［摘要］在西方法律中的合伙制度尚未传入之前，中国古代便产生了自己的关于伙的观念和制度。

在清代，尽管官方成文法中并没有关于伙的关系的规范存在，但是民间契约却表达了清人关于伙的观念，以及相当定型的关于伙的习惯。

清代民间契约中所表达的伙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乡村生活中所存在的伙佃、合业和会股；小手工业和小商业中的合伙关系；存在于四川自贡盐业生产中的合伙投资。

［关键词］合伙伙民间契约习惯法伙在现代民法中可以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共有，即两个以上主体共同对同一财产享有所有权；其二是合伙，即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并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财产制度。

（更广义地说，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归入伙的范畴，但其法律意义已经与合伙完全不同了。

）而在中国古代，在西方法律制度中的相关概念尚未传入之前，便已经产生了自己的关于伙的观念和制度。

据《周礼》所载，西周时期已经出现财产合伙的形式，《秋官•司寇》中说：“凡民同货财者，令从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有学者认为这一记载表明当时对合伙经营商业已经有了专门的“国法”，可见财产合有形式已不是个别存在。

参见孔庆明、胡留元、孙季平编著：《中国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反映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史记•管晏列传》也记载：“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至清代，尽管官方成文法中并没有关于伙的关系的规范存在，但是民间契约却表达了清人关于伙的观念，以及相当定型的关于伙的习惯规范。

有学者注意到了清代的合伙现象，认为“合伙又称‘合本’、‘合股’、‘合资’，是工商资本的一种组合形式”。

（其具体表达为：“合伙是两人以上共同提供资本或实物、技术等，共同分配收益，共同承担责任。

合伙人或共同、或委托其中一人、或委托他人管理和经营合伙产业”。

参见孔庆明、胡留元、孙季平编著：《中国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5页。

）但是恐怕合伙这一概念却不能完全涵盖清人关于伙的实践，从而不利于我们探寻清人关于伙的观念，以及中国古代习惯法关于伙的规范的独特之处。

事实上，清代民间契约中有关伙的表达大体上分布在三种类型的契约中，其一是伙佃契约、田宅买卖契约及卖会契约，这些大都是乡村生活中所发生的契约，所表现出的伙的关系包括伙佃、合业和会股；其二是伙营契约，主要涉及小手工业和小商业中的合伙关系；其三是存在于四川自贡盐业生产中的合伙投资契约。

分别考察三种不同类型的有关伙的民间契约，我们大体上可以把握清人观念中的伙的内涵，并且可以看到这种伙的观念和习惯中的本土特点。

〖FL)〗〖HS3〗〖JZ〗〖HT4H〗一、伙佃、合业与会股清代土地租佃制度中存在着伙佃的现象，但似乎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现有的文献中也不见对这一现象的研究。

在张传玺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一书中收有三份有关伙佃的民间契约，笔者试图以此为基础，对伙佃现象进行初步的分析。

清顺治八年，即1651年休宁县汪国震所立的一份卖田契中涉及到伙佃的问题，该契全文如下：二十一都三图立卖契人汪国震，今将承祖并续置到白字号，今丈宾字号，土名观音塘坞，伙佃国贵三工半，国贞二工、添寿二工、国祥二工，今将前项共计九工半，递年交纳工租壹铢九分，共计地步，计税，凭中三面立契出与汪名下为业，……。

其银当日一并收足，其伙佃工一听买人管业无异。

……恐后无凭，立此卖契存（照）。

（例1）（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6页。

该例注释：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休宁潜溪汪姓置产薄》；工租：以工计租；铢：钱；一工为壹铢九分，九个半工当合租壹两捌钱；伙佃工听从买人管业：表明是“卖田不卖佃”。

）该契是一绝卖契，原书注认为这表明是“卖田不卖佃”，但笔者认为似乎以“卖田不夺佃”来表达更为准确，其所卖的可能仅为田骨，田皮未必就在卖主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卖主声明该田的租佃方式为“伙佃”，并列出了四个佃户，因而所卖之地至少是由四名佃户合伙租佃的。

根据契约内容我们可以断定在伙佃关系中，各佃户是按份额交租的，这种份额被称为“工”，在该契中，每工每年交租一铢九分。

由于该契所提供的信息有限，我们还很难判断伙佃关系的其他内容，例如整个“佃”被分成了多少份额？契约文本一共提到了九工半，这是否就是全部份额呢？如果这就是全部份额的话，那么这种份额又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呢？等等。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判断的，即这种份额不仅表明各佃户应当交租的量，而且与他们各自应当在耕种中投入的工，即劳动量，以及他们各自在交租后的剩余中的分配量有关，否则的话，就没有必要将他们的交租义务以“工”这种份额单位来表示，而只要简单地以应交租额来表示就可以了。

显然，在伙佃关系中，合伙租佃的佃户按照一定的份额投入劳动、负担地租、获得收益。

在这种关系中，“工”是表示权利义务份额的基本单位，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成为可以买卖的对象。

清顺治十年，即1653年安徽省休宁县汪君善所立的卖伙佃工契是伙佃关系下“工”的买卖的实例：二十一都三图立卖契汪君善，今因缺少使用，央中将承祖业到字号，土名观音塘坞火（伙）佃乙工半，住佃人佛仂，又将土名西山，字号，火（伙）佃乙工，住佃人叶九龙、迟久等，共计五工正。

其工伙佃凭中三面出卖与堂兄汪名下为业。

当日受价银正。

其工随即听买主叫工管业为定。

（例2）（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3页。

）例2契当是一个卖佃契，由于佃权是以伙的形式存在的，立契人汪君善在整个佃权中占有一定份额，所以他以“工”为单位将自己的佃权出卖给另一汪姓。

清顺治十二年，即1655年休宁县汪君宜所立的另一个卖伙佃契涉及到与例1、例2契相同的土地，其对伙佃的表述可以与之相互对照：立卖契人汪君宜同弟汪原明，今因缺少使用，央用（中）将承祖续置到白字号、土名西山火（伙）佃陆工，住人九龙、进富、迟久；又将土名观音塘坞火（伙）佃壹工半，住人七十仂；又将字号、土名西坑火（伙）佃叁工半，住人天赦、显付，共三号，计拾壹工，一并出卖与汪名下为业。

……其业听从买人管业。

……所有税粮候册年于本家户口起割，推入买人户内办纳。

（例3）（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7—1148页。

）前三契都涉及到土名观音塘坞的土地，例1契是1651年立的，从该契所涉及的人名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立契人与伙佃人是兄弟，其伙佃关系可能是因为家庭财产共有而产生的。

1653年所立的例2契中，汪君善在观音塘坞地上有伙佃一工半，而在1655年所立的例3契中，汪君宜兄弟有伙佃一工半，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伙佃工的转让而形成的。

在土名西山的土地上，1653年所立之例2契中汪君善有伙佃一工，而1655年所立之例3契中汪君宜、汪原明兄弟有伙佃陆工，且住佃人也基本相同，先后两契的立契人可能是兄弟，也可能是先后手关系，但无论如何表明伙佃关系中的部分份额已经在独立转让了。

伙佃关系显然是一种“合业”，（关于清代民间契约中对“业”的表达和意义，笔者拟另拟专文加以讨论。

〖ZW)〗而清代乡村社会中的合业关系恐怕还不仅止伙佃。

有学者根据清代安徽省黟县地主孙居易堂（“堂”大多是对某个家族中某一支房的称呼。

）的租薄所做的研究表明，当时“这里盛行所谓‘合业’，即好几家地主共同占有同一宗田产”。

在孙姓所有的“89宗田产中，就有49宗是‘合业’，超过半数”；“同一宗田地的所有人竟多至七、八家，甚至十几家的”，而合业者除个人外，还有堂、会等。

（参见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327页。

）与我们看到的民间契约相映证，大体上可以把清代乡村社会中的这种合业关系做这样的描述：在土地的地块较小不宜分割的情况下，由于家庭内部的析产行为而导致了合业现象的发生，而田皮与田骨分离状态的存在，又使合业有可能表现为伙佃的形式。

从合业者按份额享有业权，并按份额获得收益的角度看，合业关系类似于现代民法中的按份共有关系，但是在清代社会中，合业者（包括伙佃者）对其份额所享有的权利却是完全独立的，他不仅可以独立地转让这种权利，而且在合业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连带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合业或伙佃是一种按份共有的关系，倒不如说是一种业权的细分或分割，这种分割在以物权为中心的所有权制度中无法实现，而在以业权为中心的所有权制度中却是非常容易的。

清代乡村社会中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伙的关系，就是会。

清朝江浙一带盛行各种的“堂”、“会”、“祀”之类的组织，（参见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其中有些是宗族组织，拥有族产，例如各种堂；另一些则是祭神的组织，并不一定由族人组成，会、祀便是其组织形式。

从现有的民间契约看，这种会的组织和运作形式大体上是：村民以一定的土地及农具入会构成会产，根据其入会土地及农具的价值确定其在会中所占份额，这种份额被称为“股”或“脚”；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以会产的收益置办祭神仪式，然后将祭神用品按股平分给会员，如果会产的收益在置办祭神仪式后还有剩余的话，也按股分配。

每年的活动由会员轮值，或者是按股轮值。

（这种会所举办的活动就是庙会，社会学家认为庙会是以神庙为中心地点的祭仪，其社会学含义“是村落家庭群体通过敬拜社区神，以整肃与共认本村内部与外部的生活秩序、公众道德规范和加强地域的联合”。

参见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以下。

）可见，会员凭借其在某一个会中所拥有的“股”或“脚”不但每年可以获得固定的收益，而且在会产收益有剩余时其收益额还可以相应地有所增加。

因此，在清人的观念中，神会的“股”或“脚”也被看作是一种业，可以转让。

清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山阴县蒋天球所立卖土谷神会白契便是卖会股的例子：立卖土谷神会人蒋天球，今因缺用，情愿将自己祖遗神会出卖与王姓为业，面议会价大钱拾千文正，九九足串，其钱当日收用。

自卖之后，任凭王姓值年当会，收花瓴胙五估（股）之一估（股）。

其会田乙亩六分，又小田贰分，照估（股）按年轮值，永不再找，永不回赎。

恐后无凭，立此杜绝神会契存照。

田亩坐落蒋姓屋后，土名蔡堰柯，西桥十七都一图蒋土谷会承粮。

（押）（例4）（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2页。

）从例4契看，土谷神会是一个小会，会田只有一亩六分，另有田皮二分；会产被分为五股，照股按年轮值。

立契人卖出的一股不知是否是其全部的份额，但买主因此而获得了会中一股所应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主要是收益权和轮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