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文献综述

修辞学文献综述

修辞学是研究修辞的学问，修辞是加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自语言出现，人类就有修辞的需要。修饰自己的文章、语言，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加深别人的印象和抒情效果。修辞学主要研究的是词格（即通常所说的修辞方法）、言语修辞活动（主要与语境、语体有关）、言语风格等。

修辞类型主要有比喻──明喻、暗喻、略喩、借喻排比对比夸饰──（时间、空间、物象、人情、数量）讽刺转化──拟人、拟物、形象化标语映衬──正衬、反衬借代设问──疑问、提问、激问析字镶嵌互文对偶──单句对、句中对、隔句对、叁句对双关层递类迭──迭字、类字顶真回文倒装错纵摹写示现婉曲引用──明引、暗引借代转品象徵倒反藏词感叹呼告仿拟衍文移觉眺脱析数格。

修辞学是由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的。这时的修辞学更适合称为修辞术，是指演说的艺术。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修辞的艺术》的第一句，他描述修辞为辩证法的相对物，即是说辩证方法是找寻真理的要素，修辞方法便用作交流真理。在中国古代，先秦就已经有了关于修辞的零星言论。例如庄子很重视寓言的效果；惠施十分重视比喻手法。两汉时期的学者曾激烈讨论《诗经》的基本修辞手法：赋、比、兴。魏晋之后，不少文学作品如各式各样的诗话、词话都有谈论修辞，但专门谈修辞学的作品还很少。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是首部“修辞”二字的意思和现代理解相同的作品，书内亦谈了不少修辞手法。而宋朝陈骙的《文则》则可视为第一部修辞学的专著。

五四运动以后，修辞学摆脱了文学批评的范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时的修辞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

模仿西方的修辞著作；

辑录古人的说法。

汉语中最重要的一部修辞学著作就是陈望道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在研究中借助广博的学科基础和深厚的唯物辩证法、语言学理论基础,采用古今中外法和中国化的研究方法,其具有前沿性、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语法修辞学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的语法修辞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对中国语法研究的历史贡献在于发动了“文法革新讨论”,提出了功能学说,并以功能学说建构了词类系统和句法体系。他在《文法的研究》这篇重要论文中纲领性地说明了功能理论,阐述了功能词类理念及其在汉语词类划分上的运用,明确提出了汉语词类划分当以功能为中心的观点。《文法简论》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语法体系。书中全面论述了“词类区分的准据是功能”的观点,认为功能就是词在语文组织中的活动能力。他的功能观点已被语法学界广泛接受。他的词类体系中的词类理念、划分词类的标准和方法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陈望道区分词类的方法,与目前语法学界根据西方认知理论中的原型理论和词类范畴家族相似性来建立词类体系的方法相契合。他的句子分类不分单复句、句法分析时结合语义的句法体系也很有特色。他对修辞研究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修辞学发凡》这本书及一些修辞学论文中。这本“千古不朽的巨著”建立了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既兼顾文言文修辞,又兼顾白话文修辞,在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修辞学体系,完成了“中国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这本书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确立了语言本位的思想;创立了“题旨情境”说;建立了“两大分野”的修辞系统;按语辞魅力的深浅建立了作为其整个修辞学体系重要构成部分的辞格系统,对汉语

的修辞格作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修辞的极值原则,对后世的修辞学研究影响很大。书中以“语言为本位”的准则，有独特的创新性。当有些修辞学家把修辞学划入文章学与美学或文学时，陈望道却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论述修辞学，也就是“以语言为本位”。我们都知道，索绪尔语言学说的核心思想是认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1]所谓“以语言为本位”研究修辞学，按照陈望道的说法，“用的就是语言学的工具，把语言学的原理用到研究写作上来。”[2]在语言学原理的指导下，注重对更多更重要的现象的研究。陈望道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套用、照搬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而是洋为中用，是语言学为修辞学所用，依据语言运用的实际对索绪尔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挥。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的是共时的、静态的语言结构等要素。而修辞学要研究的却是动态的语言的运用，为此，陈望道确立了“以语言为本位”的准则，创造性的区分了语言诸要素的“固有因素”和“临时因素”。这是索绪尔的理论中全没有包含的，是与其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以“语言为本位”中的“语言”并不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剔除了内容和意义的静态的纯粹的语言结构，而是包括了写说内容和写说形式的完整的语言，是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包含了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的实际运用中的语言。这正体现了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陈望道创建的修辞学基本理论，指引着修辞学研究的新开拓。1961年，他明确宣称：“修辞学的对象是修辞现象”，并说：“修辞现象，就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多种表现方法，表达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3]这是我国修辞学史中最早有关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较为科学的定义，此前还无人明确论述过这一课题。此后，关于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引起修辞学界对此课题的深入探讨长达几十年。可见，他的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学术界产生了非同的反响，也得到了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调整语辞”说是陈望道的创见，他把口语和白话文也纳入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限于修辞现象，还应包括修辞观念。他还提出了修辞的最高原则——体制情景说。我们认为这是贯穿《发凡》全书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陈望道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盛林等说：“…题旨情境说?是提倡在言语交际中、在复杂的预警下考察语言的好坏、考察修辞效果的好坏，是一种辨证的修辞观，一种动态的修辞原则。”[4]这是陈望道对现代修辞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具有一定的理论超前性，比西方的语境说还要略早一些。另外，他还论及了修辞研究的范围，有时侧重于表达，有时还侧重于理解(接受)，有时又涉及言语交际全过程。由此可见，他不仅从表达者的角度，考虑到理解的重要，而且又从理解者的角度，论读听的重要和怎样理解，强调了言语交际两端中，说写者和听读者的重要及两者互相作用和依存的互动。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宗廷虎、赵毅[5]这样评价道：“陈望道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最早并不止一次地从理论上阐述听读者在修辞中的重要性的学者”，所以我们说这也是陈望道先生对修辞学的杰出贡献之一。陈望道关于修辞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史研究取得新突破、陈望道在《发凡》中，阐述了有关修辞史研究的重要观点，这在我国学术史上也具有开创性，因为此前还无人有如此集中而鲜明的表述。首先，《修辞学发凡》在“说语辞的梗概”中专列一节论述了“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修辞史由古及今的演变大势。其次《发凡》立专篇论述“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集中提出了“修辞现象的发展观”。其中如“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修辞现象常有上落”、“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等，均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新加坡籍华人郑子瑜教授给了《发凡》很高的评价：“我要从古籍中那些文论、随笔、杂记、诗话、经解之类的著作去找修辞学史的资料，必须先要弄清楚修辞学的范围，这可以不必费力，因为我们有现成的修辞学经典作依据。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这不是经典是什么?半个世纪以来，谈修辞学的……，几乎没有一个不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作依据。另外，书中建立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修辞学系统。他把修辞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虽然这一学说的提出并不是陈望道的发明创造，但是他的理论是最为完善、最有影响力的。我们一提到两大分野说时，首先就会

想到的就是陈望道先生，其实，他在《发凡》里并没有专门解释“消极”“积极”这两个词的含义，但他从修辞的角度，详细地阐述了这两种修辞现象的内容和界说。第三篇主要是引出“两大分野”说，简要的介绍了它们的概观，然后用了五个篇幅，详细的分别的介绍了两大分野的内容。他先用力最勤，研究得最深入透彻，成就也最为突出的部分是积极修辞，在这一部分，他用了四个篇幅详细阐明了积极修辞的内容以及它与消极修辞的不同所在。特别是对于辞格的分类和研究。他将辞格分为四大类，进而有在此基础上分为38小类。比以往的修辞学说理论更全面更透彻，充分展示了修辞理论的“丰富多彩”，他还批评了过去把积极修辞看作是修辞现象全部的片面看法，指出“华巧不是修辞现象的全领域”，“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仅仅是语辞的修饰，更不应该是离开情境的修饰。即使偶然形成华巧，也当是这样适应的结果”。这种见解现在已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但在当时想必一定是非同凡响的。

这种完备的修辞学系统的阐述，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修辞学在此基础上也不断发展而更加完善。

另一座中国汉语修辞学的里程碑则是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主要内容和成就是“三一”理论的对立与统一。

王希杰先生认为:“所谓修辞,其实就是为了提高交际的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表达功能,而对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开发和利用。真正科学的修辞学就是从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中考察语言的表达效果而得到的规律规则的理论体系。”(王希杰《, 修辞学通论》1996 ,以下简称《通论》) 。《通论》的修辞学理论,反映了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系。不仅整个修辞学理论是个矛盾体系,而且其中的每一组又是一个小的矛盾体,它们之间都相互独立,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

一、“四个世界”的对立统一

(一) 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语言世界即语言符号的世界,王先生认为:“它具有缺漏性和交际的不自足性。物理世界是独立于人类认识之外而客观存在着的。语言既是物理世界的反映,也是人们认识物理世界的手段和方式。语言只有同物理世界之间具有了某种…同构性?之后,才能够充当人类认识和表达物理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但是语言世界并不是物理世界本身,而是人类所认识到的物理世界,是物理世界的有限的一部分,而且是人类加工过的物理世界,是大大简化了的物理世界,是已经模式化了的物理世界,只是物理世界的一个近似的反映,是人类主体有限的认识活动的历史产物。”(《通论》:

P77)

(二) 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

文化常被我们“理解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语言负载、传播和创造着文化。汉语的特点影响和制约着汉民族文学的特点。同时,文化也影响和制约着汉人使用语言文字的方式和习惯。” 文化是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中介。语言最终反映的是经过丰富的民族文化改造过的物理世界。因此世界语言的多样性,主要是文化中介加工的结果,其反映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交际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修辞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语言世界必须同文化世界保持一致性。话语同文化背景的一致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要同民族的文化传统相一致,二是要同交际活动时特定的文化氛围相一致,三是要同交际双方的文化素质相一致。”

(三) 语言世界和心理世界

“交际活动是一种心理行为。在交际过程中,编码和解码的主体是具有一定的生理和心理机的人,他的生理和心理机能必然影响和制约着他的编码和解码活动。”(《通论》:145) 心理状态是决定交际效果好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交际活动既然是一种社会心理行为,那么修辞

原则就是话语同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必须保持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指的是: (1) 话语

的生成和运用应当符合人类的心理活动的规则。感觉、知觉、记忆、联想、情绪等心理活动都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的。这些规则影响和制约着人们运用语言的活动。(2) 话语应当同特定的交际对象的具体的心理状态相适应。这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说话人自己的心理状态,二是听话人的心理状态。”

(四) 四个世界的相互作用及其关系模式

“一个完整的交际场是由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及心理世界组合而成的,四者缺一不可。”(《通论》:109)“四个世界”看做是在表达过程中影响交际效果的全部因素,四个世界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立和统一的关系。这个世界立足语言世界上,语言内部的结构规则是其坚基础。语言世界又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之间构成了对应的关系模式:语言是物理世界的近似反映,同物理世界有同构关系,是认识物理世界的模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世界同物理世界的中介,交际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成功的交际应同文化背景保持一致性;交际活动也是一种心理和生理活动,因而要受到心理因素的制约,即修辞技巧也是在心理基础上形成的。这样,修辞世界就是一个由语言世界同其他三个世界交融互通而构成的

关系网络。

二、零度和偏离的对立统一

(一) 零度

零度可以分出理论零度和操作零度。理论零度,可以称为绝对零度。在语言世界里,理论上的零度就是语言系统中的规律,即音位系统、语义系统、语法系统等等。我们只能无限地靠近这种理论零度,而永远都无法达到理论零度。“操作零度,就是最一般的常规的规范形式,不带任何修辞色彩,相对稳定,被整个语言社会所公认。它看得见也摸得着,便于研究者和学习者把握和操作。在四个世界中,都要寻找到常规的规范形式,作为操作零度。修辞学是一门维护规范的学问,所维护的正是操作零度形式。”(《通论》:185)

(二) 偏离

“如果语言中的一切是零度形式,那么言语中的一切就都是偏离形式,这便是理论偏离。操作偏离同操作零度相对立,是规范形式的对立物。修辞活动就是在零度形式和它的偏离形式之间进行的一种选择活动。”(《通论》:190 - 191) 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大偏离和小偏离。同时偏离可区分为好的积极的“正偏离”和坏的不好的反面的消极的“负偏离”。正偏离和负偏离之间,虽然是对立的,却可以相互转化。交际活动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过程,一切都是有条件地变化着的,负偏离可以转化而成为正偏离,即负偏离的正偏离化。正偏离也可以转化而成为负偏离,即负偏离化。

(三) 零度和偏离的统一

零度和偏离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也是绝对和相对的关系。二者是对立的,零度是标准和规范,偏离是变体和变异。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偏离是从零度派生而来的,零度在偏离中存在和变化。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零度和偏离的对立转化。零度和偏离之间的转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零度到偏离的转化,叫做零度偏离化;另一种是从偏离到零度的转化,叫做偏离零度化。正负偏离的对称性。偏离可以分为两种:好的积极的正面的偏离就是正偏离;不好的消极的负面的偏离就是负偏离。二者的区分可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在修辞活动中的每个世界的内部的区分;二是四个世界之间的相对的两种偏离形式。有的偏离对于语言和物理世界来说是正偏离,而对于文化或心理世界却是负偏离。正负偏离的转化。二者虽然是对立的,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朋友之间说“原来如彼”来代替“原来如此”是词汇层面的负偏离,但表达效果却很好,这就是

负偏离的正偏离化。

三、显性和潜性的对立统一

(一) 显性

显性和潜性是世界存在形态。显性现象是现实的,可以被观察到的,可感知的,是明显的而且是表层的。交际活动也是在显性语言世界、显性物理世界、显性文化世界和显性心理世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修辞学是对人们的交际活动中的规律的总结,当然必须从显性语言事实出发,把自己的探索建立在显性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显性修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主要是研究对显性同义手段的选择,它研究的是各种显性现象:显音、显词、显句、显修辞格、显性同义手段、显性交际环境、显性语体、显性风格、显性效果、显

性效果差等。”(《通论》:231)

(二) 潜性

潜性是指可能存在的,或曾经存在的,但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事物的存在形态。它是虚拟的,隐蔽的,深层的东西。在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语言世界中既存在着显性的一面,也有潜在的一面。“现代修辞学不但要研究显性修辞现象,也应当研究潜性修辞现象:潜词、潜义、潜句、潜修辞格、潜修辞手法等。潜性修辞学研究的两个方面:一是交际活动中的潜语言的运动学。二是修辞学未来学。”(《通论》:234)

(三) 显性和潜性的统一

显性和潜性是客观存在的,是辩证统一的。无论我们是否观察或感知到显性和潜性现象,它们都客观地存在着。二者之间有对称的一面,因为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语音、词汇、语义、语法都存在着显和潜的二元对立,凡显必有潜。但却不能说:凡潜必有显。因为潜性现象总是要比显性现象大得多,多得多。所以,显和潜又有不对称的一面。显性和潜性并非是故步自封的永远对立的两大阵营,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彼此相互转化,这种潜性语言的显性化和显性语言的潜性化是客观存在的。显性语言成分一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便会消失,即显性语言的潜性化。潜性语言在它所需要的条件得到了满足之后就可以向显性语言转化了。语言的发展道路是潜性化和显性化的统一。

四、三组概念的对立统一

(一)“四个世界”与“零度和偏离”

零度是“四个世界”的零度,偏离也是“四个世界”的偏离。零度给“四个世界”建构起了标准和规范,使交际活动能够在“四个世界”的基础上得以正常有序地进行。偏离恰恰为“四个世界”打破一元模式,交际活动灵活多样提供了可能。修辞学,首先必须确立语言世界的零度形式,“语言世界的零度形式是历史形成的,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是整个社会集体选择的结果,是民族的文化和心理对语言的一种评价。”(《通论》:186) 语言世界的偏离表现在语音、语义和语法方面,这些偏离是不可避免的。物理世界的偏离形式是不真实的,不存在的,或者是不可能的,不合乎常情的东西。文化世界中对共同的,必须遵守的规范的超越和违背就是偏离。心理世界的偏离是相对于正常心态而言的非理性的、虚幻的、变型的超常心态。其中正、负偏离也存在于“四个世界”之中,从不同世界的角度出发观察到的语言现象是不一样的,从这个世界看是正偏离,而从另一个世界看也许就成为了负偏离,在不同世界的关系模式里,正、负偏离会相互转化。

(二)“四个世界”与“显性和潜性”

“四个世界”都有显性和潜性之分,物理世界的显性和潜性现象,在语言世界就可能有相对应的显性和潜性语言现象。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具有同构性,却不是完全对等的。物理世界存在着的显性现象,语言世界也还可能存在有潜性与显性两种语言现象来反映它。修辞学重点研究语言世界的显性和潜性。“显性语言的潜性化和潜性语言的显性化过程就是语言的发

展的道路。”(《通论》:256)“显性和潜性”的提出对修辞学和语言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及理论意义。语言的显性和潜性是相互转换的。“从四个世界的理论来看,语言世界提供了潜性材料,物理世界的真实性、文化世界的得体性和心理世界的可接受性则是潜性语言显性化的制

约因素,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语言的潜性化和显性化的道路都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的结果。当然这种影响和制约作用又是通过语言的内部机制即它的自我调节功能来实现的。”(《通论》)

(三)“显性和潜性”与“零度和偏离”

这两组概念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状态,显性和潜性是从存在的角度对四个世界的说明,零度和偏离是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对四个世界的说明。受人文世界的影响,两对范畴既各自独立又密切相连,它们自身都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显性和潜性彼此转化的同时,

零度和偏离也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转化,而正是这种动态的转化过程推进了语言的发展。作为世界存在状显性和潜性需要零度和偏离的描写;零度和偏离的存在也有显性和潜性。

一位十九世纪的大家和一位二十世纪的大家为汉语的修辞学做出了不懈努力，是汉语语法体系更加完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遵循语言研究中国化的方向,同时有助于我们从新的历史高度认识和弘扬优秀的语法修辞学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