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综述

苏轼研究综述周斌据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一文的结果显示，“苏东坡高居本世纪宋代词人研究成果排行榜第一名”。

那么，我们也就有必要进一步地对20世纪苏轼词的研究做学术史的回顾考察和定性分析。

崔海正《东坡词研究述要》（《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和《近年来东坡词研究述略》（《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两文，对20世纪初至90年代初的东坡词研究作了全面精到的评述。

之后，董希平《苏轼、周邦彦及其词研究综述》（载《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版）一文，又对1995—1996年东坡词的研究作了概括评述。

自1997年以来，借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在密州（山东诸城市）召开的契机，东坡词的研究在以前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深化。

通过检索统计获知，1997—1999年3年间有关苏轼及其词的研究论文多达120余篇，可谓硕果累累。

本文拟就这几年东坡词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概述如下。

一、东坡词的深层文化探寻一定地域的民俗文化、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往往会给作家的思想及其创作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近年来，不少学者将杭州、密州等地域亚文化与苏轼的思想、心态变化及其创作结合起来研究，有了可喜的创获。

一般认为，苏轼是在判杭期间才开始词的创作的，那么为什么苏轼近50首判杭词几乎都是应歌体呢？沈松勤在深入考查北宋时期杭州文化之后，撰《苏轼判杭词创作的文化机制》（《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地方官僚以歌妓歌舞侑酒为中介的社交方式和生活习俗是苏轼在杭涉足词坛、染指词事的一个重要机制”（“而非出于自觉”）。

该文进而论析苏轼这些词作与花间词以来的应歌体不尽相同，即突破了以往词体普泛化的抒情模式，寄寓了特定的政治情怀，为后来的“东坡范式”（涵指“主体意识的强化”、“感事性的加强”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1998年，关于“苏轼与密州”的探讨是苏轼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张崇琛《密州的文化氛围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与创作的转变》（《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从古朴淳厚豪壮的密州民俗、以儒为主兼融各家的密州文化和密州的“东州乐府”氛围等三个方面对苏轼思想及其创作的影响进行了具体论证，进而说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执着的“致君尧舜”发展到“超然”“自达”，由较单纯的儒家思想，进而为儒、释、道的高度融合。

梅大圣《东坡密州词文化内涵初探》（《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认为以“密州三曲”为代表的20多首词是构成东坡范式最早的成熟元素之一。

指出东坡密州词文化结构的内涵是“开创了以词的形式沟通儒佛道，既表现心灵内在矛盾及种种感受，又展示了在逆境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行途径”。

二、东坡词的思想内涵解读苏轼堪称中国古代封建文人的生存典范。

他善于多方面吸收和发展传统文化对人生进取和独立自由有益的因素，使之完美地体现在自我的人生实践中，构建自我的文化人格，悲剧性地实现了儒家思想关于人的社会价值追求。

“出世态度人世业”，出世之心不是苏轼价值意义上的终极追求，而是他积极进取的人生道路上的一种精神支撑。

苏轼的人生艺术无疑对其词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杨海明《从苏词看苏轼的人生感悟与处世态度》（《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苏轼是一位聪明睿智的文人，其聪明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成就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以及通达的处世态度方面。

杨文结合苏词中所表达的苏轼在各种人生阶段的种种情态，探寻他“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妙”所在。

张玉璞《佛老思想与苏轼词的创作》（《齐鲁学刊》1997年第3期）指出，佛老思想在影响了苏轼的社会行为的同时，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

认为苏轼对佛老思想的接受持一种分析的态度，苏轼不深究佛老义理，而是“取其粗浅假说”即把握其基本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

文章以东坡词文本程式，分析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处世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透示着佛老思想的影响和浸润。

任爽《略论“静空”观对苏轼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认为苏轼“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静空”观，是受佛、老中“清静无为，无为而为”的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在创作和审美上与王维“自净其心”一脉相承。

文章论析了苏轼“静空”观对其词的空灵意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饶学刚《“中秋词”——东坡超然人生的放歌》（《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一文，继升华说、寄托说、发泄说、表达说、比兴说之后提出新论，认为苏轼“中秋词”的本意旨在对人生意义作形象而深蕴的探析；“中秋词”是超然台、明月、酒即现实、理想、人性三融汇的“超然诗”，是“三维观照、时空交错”的“东坡文化现象”。

三、东坡词的艺术特色透视“以诗为词”是宋人对东坡词的评论，究其涵义，历代词论家见解不尽相同。

宋人陈师道、刘辰翁等论及这一问题时似乎褒中不乏贬词，而清人刘熙载《艺概》卷四对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今人吴熊和认为苏轼“以诗为词”是对苏词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叶律全面革新的一句总结。

显然，从东坡词对词的题材范围扩大、增强词的表现功能这个角度看，刘熙载、吴熊和的看法是非常精到的。

但是，若从诗词这两种文体在精神上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个层面上来说，“以诗为词”的意义还不仅仅如此。

如郭自虎《从缘情到言志，由类型化到个性化——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意义》（《江汉论坛》1997年第2期）提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价值还在于“词由片面缘情向诗的言志靠拢，由词的类型化转向诗的个性化，将士大夫文人的人格、修养融铸于词中，让人的灵魂去主宰词这片芳艳的园地，它改变词人戴上面具做人、脱下面具填词那种尴尬局面，让词人昂首站立于诗人行列，堂堂正正做人、填词，人品和词合而为一”。

郭文强调，苏词中始终处于第一位的是充沛的感情，故而从精神实质——以抒情言志的诗法入词这一点上来看，苏轼的婉约词与豪放词是相通的。

以诗咏物是古人抒情言志的传统形式，而以词咏物则是宋人最为擅长的抒情言志的基本形式。

宋人的咏物词数量很多，而且艺术技巧也非常高妙。

比如，在东坡词里通篇或一半篇幅描写自然风光的作品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写景词有这样大的比重，居北宋词人之首位。

吴帆《论苏轼与宋人的咏物词》（《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以苏轼的写景咏物词为例，从审美角度将宋人的咏物词分为摹刻咏叹寄情致、物之离合不定、兴体线索抒情、朦胧寄托影射等四种类型来探讨，论述了苏轼对宋代乃至后代的咏物词的巨大影响。

陶文鹏《论东坡词写景造境的艺术》（《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则指出，苏轼写景词在意境创造上，最有开创性也最有鲜明个性的艺术风格特色是“雄奇”、“空灵”、“深睿”。

陶文着重解析了东坡写景词的艺术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苏轼在词中写景，总是辩证地将大与小、动与静、虚与实、淡与浓、疏与密、写意与工笔、水墨与丹青这些本来对立的景象、手法、风格互相渗融，互相调节，取长补短或扬长避短，以适应表现‘清雄奇富’‘变态无穷’的大自然的要求”。

近年来关于苏轼词的艺术特色研究最有创获的论文应是台湾学者王保珍的《苏东坡词中的时空观照》（《名作欣赏》第3、4、5期）。

王文认为，东坡词呈现出非常鲜明的时间和空间意识。

作者以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为例说明东坡词透示着“上界回归与现实依恋”的时空观照；以咏古叹今词《永遇乐》（明月如霜）、《行香子》（一叶舟轻）为例解析东坡词透示着“古今推移与梦境觉醒”的时空观照；以《南歌子》（苒苒中秋过）、《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阐释东坡词透示着“人生体认与自我表白”的时空观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迟宝东的《试论苏东坡的女性词》（《天津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迟文认为苏东坡女性词不仅数量多，且风格多样，既有符合传统词之审美特质的闺情词，又有融主体意识与女性题材为一体的见意词、衬染词。

而苏东坡后两类词所抒发的主体情志，所创造的清新高远之词境，是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新的审美倾向，在词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对宋代词的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东坡词的审美特征论析对苏轼“豪放”词风的理解和阐释，一直是东坡词美学风格研究的焦点。

近年来研究者们摒弃了以往多把东坡词“粗犷”“豪迈”的一面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旧观念，开始采用一种开放而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东坡词的美学内涵进行了重新把握和诠释，并且逐步达成一种共识，认为东坡词的“豪放”是相对于当时的“婉约”而言的，东坡词风是“放”，是“清旷”“旷达”，而非“豪”。

如刘勤慧《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兼谈苏轼词风为“旷达”而非“豪放”》（《晋阳学刊》1998年第2期）、赵俊成《此“豪放”非彼“豪放”：苏轼词风格探微》（《文史知识》1997年第7期）等文章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

近两年对此问题研究用力较多的是李康化和吴帆。

李康化提出，认识和把握东坡词的美学风格，应该按照东坡创作的词去绳衡。

他的《清旷：东坡词之美学风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从文艺学角度对东坡词风的人生哲学背景、文本程式和“以诗为词”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认为“清旷”正是苏轼的词学观。

又在《从清旷到清空：苏轼、姜夔词学审美理想的历史考察》（《文学评论》1997第6期）一文中指出，“苏、辛词风的迹近只是就创作观念受时代影响的意义说的”，东坡词风“不是豪放而是清旷”，“从苏轼的清旷到姜夔的清空，就词学的审美理想与文人精神建构这一更为内在的准度而言，有一个较为完整的递传嬗变史程”。

此文勾画了从东坡到白石的词学演进轨迹，抽绎出东坡与白石之间相关联的美学意旨，认为白石实传东坡衣钵。

吴帆《论苏、辛词刚柔相济的审美特征》（《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认为，苏、辛词中大部分作品是刚柔相济、豪婉相融的，指出苏、辛把词的“缘情”和诗人的“言志”结合，糅合了诗之“庄”与词之“媚”。

同年，她又在《论苏轼词的抒情范式》（《吉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中指出，东坡词在继承传统词的抒情模式基础上进行了开拓和创新，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东坡范式”。

此外，汤岳辉《苏轼文艺美学思想蠡测》（《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着重探寻了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的形成原因，诸如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斑驳复杂的世界观、魏晋自由解放意识的审美风格、生活际遇和人生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多重复合的人格力量制约等。

五、东坡词的词史定位研究东坡词的研究历来多采用“词话”形式和“定性”分析，难以让我们准确衡定和把握东坡词的创造成就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有鉴于此，王兆鹏、刘尊明运用一种全新的研究路数——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词学研究。

早在《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一文中，已经得出了“苏轼和周邦彦并列为两宋‘十大词人’排行榜的第二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