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丹阳：漫话丹阳地方方言

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漫话丹阳地方方言丹阳方言是丹阳人民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相互交际的重要工具，它是丹阳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是历史文化赖以传承的重要手段，也是丹阳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丹阳方言进行探讨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吴头楚尾”的历史演变丹阳市地处长江南岸，东邻常州，西靠镇江。

常州方言属吴方言，镇扬官话属江淮官话，处在二者之间的丹阳方言，历来在方言区划研究中被认为是“吴头楚尾”。

“吴头楚尾”的地域特点为丹阳方言带来了复杂性。

外地人常说丹阳方言难懂，四门十八腔”。

丹阳市各地方言在语音上是有差别的，据此可大体分为五个片区：一是中心片区，以丹阳老城区为中心，涵盖周围的乡镇，包括现属云阳镇、开发区、延陵镇、珥陵镇、陵口镇、练湖等大片地方。

其中，丹阳老城区居民所讲的方言，被称为城里头的话；南门外延陵镇一带居民所讲的方言，被称为南门外头话；司徒、练湖一带居民所讲的方言，被称为西门外头话等。

城里话与城外头话同中有异，但差别不大，总体上这中心片区居民的语言可称作丹阳话的典型样本。

二是东南片区，丹阳市东南部一些地方，包括访仙、吕城、皇塘、导墅等镇邻近常州，人们的方言表现出丹阳话向常州方言过渡并逐步融合的特点。

三是沿江圩区的新桥、界牌片区，新桥、界牌两镇属长江冲积平原，形成年代较晚，居民的先人大都是苏北移民，而这地方又与常州市新北区接壤，所以当地方言体现出江淮官话与常州方言融合的特征，受丹阳话影响较小。

四是沿江的埤城、后巷片区，埤城、后巷镇的大部分地方，邻近镇江市丹徒区，又长期属丹阳管辖，当地方言表现为镇扬官话与丹阳话的过渡和融合。

五是西部边缘片区，是指练湖、司徒、行宫等镇区与镇江市丹徒区交界地带的方言。

这些边缘村落居民的语言受镇扬官话影响较大。

此外，丹阳境内还有少量的方言岛。

如蒋墅、导墅镇的一些村庄，皆属湖北人迁移聚居。

这些村民相互间以原籍湖北话交流，并保留了原有的生活习俗，而与当地人交往则讲导墅话、蒋墅话。

丹阳中心片区居民所讲的丹阳话与吴语相近，属吴方言范畴，具有“吴头”的独特性。

例如在语音上，丹阳话说“爬”[po]，与苏州话说[bo]，丹阳话说“桃”[t蘅]，与苏州人说[d覸]，都是相近的。

但丹阳话说“你”[浊]，与苏州话说[nai]，就有不同；丹阳话说“去”[k’覸]，也与苏州话说[t渍i，又有明显不同。

在词语上，如“脸”，丹阳话和苏州话都说“面孔”；眼珠”，丹阳话与苏州话都说“眼乌珠”，这是相同的。

而丹阳话把“小孩”叫作“小把戏”、“小鬼[kue]”、小鬼头则(子)”，苏州话则叫“小囡”、小人”、小赤佬”，就有所不同；丹阳话把“我们”说成“我己”，常州人则说“我家[ko]”，无锡人说“我伲”，苏州人说“伲”，这也有不同。

丹阳话与吴方言这种同而不同的现象，反映了“吴语开头”的地方特征。

一些学者认为，商朝末年，“太伯奔吴”，早期吴的政治中心在宁镇地区。

南京、镇江一带长期属于吴国的疆域，古代人民也操吴语。

东晋南渡期间，大批中原人士南来，许多官僚世族、文士军人聚居于建康、京口，南京成为六朝繁华的国都。

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南京、镇江融进北方语系，居民的语言演变为江淮官话。

北方人士向江南大迁移，对丹阳人口姓氏的构成也产生过影响。

如萧氏家族原籍在山东兰陵，东晋南渡时，淮阴令萧整举家迁入今丹阳地域，曾出过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等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三城巷束氏家族是在宋室南迁时由安徽合肥来到丹阳的，其始祖统领将军束振祖护驾到了江南。

来到丹阳的那些北方家族后人很快融入丹阳社会，并逐渐改讲丹阳方言。

正因为丹阳方言相对稳定，遂在历史的演变和抉择中成为“吴头楚尾”：吴方言西起于丹阳；江淮官话在江南则东至丹阳而终。

“包罗万象”的话语世界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指出：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

”丹阳建城的历史悠久，设县至今已有二千三百多年。

县一级行政区划的稳定设置促进了居民的相对集聚，人员的频繁交往推动县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为丹阳方言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丹阳话保留了较多的古代汉语信息；而方言中凝聚了祖祖辈辈丹阳人的生活经验和语言智慧，又使丹阳方言成为一个包罗万象、多姿多彩的话语世界。

民以食为天，长久以来，农业是丹阳人民赖以生活的主要产业，因此丹阳话中有大量关于农作物、农具和农事活动的词语。

如稻谷、旱谷、晚晚秋；钉耙、连枷、稻床；下小秧、开秧门、洗泥、抢暴等。

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们还形成了“芒种到，无老少”、稻老要养，麦老要抢”、“稻上场，麦进仓，黄豆挑在肩膀上”等农业谚语。

过去的农业生产是“望天收”，它的丰歉与天气好坏直接相关，所以丹阳方言中关于天文、气象、气候等的词语也很多。

例如，日头(太阳)、亮月(月亮)、暗星夜、亮星夜；划闪(闪电)、作暴(起雷雨)、丢点(落雨)；打春(立春)、交秋(立秋)等，又形成了“二八月，乱穿衣”、东北风，雨太公”、落到冬至晴到年”等天气方面的民谚。

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等方面，丹阳的词语也极其丰富。

如吃茶饭(吃饭)、行亲(走亲戚)、掐私己(留私房钱)、做人家(过日子节俭)、宕豇儿子(最小的儿子)、顶杠(吵架)、蒋熳熳搭煞蒋爷爷”(指说话搭缠，前言不搭后语；有时也形容刚能凑合、将就的情况)、大麦粥灌，麦罗汉”、“上床萝卜下床姜”、心慌吃弗着热白粥”、有钱难买东南向”等。

丹阳方言中存有大量饱含哲理的话语，反映出世世代代丹阳人的人生经验。

其中有些在当今社会已不适用，如“顺带弗为偷”、出头格(的)椽子先烂”等；但绝大多数词语到今天仍发人深省，如“小洞弗补，大洞吃苦”、“人是铁，饭是钢”、邻居好，赛金宝”、掼格(个)跟头(筋斗)学格(个)乖”、吃生米格(的人)碰到剥稻壳格(的人)”、一分行情一分货，少格(一个)铜板歪斜个”等等。

丹阳方言中还有一些涉及历史、地理和地方习俗的词语。

如识货回则(子)、说咀郎中、阴间秀才、诅亡婆、管事佬、浑脚(角)、插科打诨、开锣、放汤(指演出快结束，允许观众免票入场)、太岁菩萨、拆空老寿星”、备十二四六”(指摆丰盛酒席)、扛着皇灵官”(指拉大旗作虎皮而神气活现)、茅山菩萨照远弗照近”、“钉起桩来摇橹”(指固执的态度，源于乾隆皇帝过丹阳的传说)、一句话把人钝到定波门(古时丹阳的北门)”等。

就连山歌、童谣、歇后语也被丹阳方言中展现得“惟妙惟肖”。

如“荷叶包野菱——包弗住”、城外头开行—外里外行”、新开茅缸——三日香”、胡萝卜炒番瓜——一塌糊涂”等歇后语，很是生动精辟。

“生动传神”的民间智慧“吴头楚尾”的自然属性使丹阳方言兼具吴方言的柔和婉转与江淮官话的大气明快之特色，而显得刚柔相济、生动形象。

丹阳话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从吴方言与江淮官话中吸取营养，为我所用”。

例如，“瞎三话四”、轧闹忙”、弗来势”、空口说白话”、乖乖咙的咚”等，都成为丹阳人的日常用语。

正由于传承久远又善于吸纳，所以丹阳方言词语丰富，颇为生动。

其显著特点之一是有很多的同义、近义词语。

如说“钞票”，丹阳话中有“铜、钱”、洋钱”、铜板”、票则(子)”、零头铜”、角子”等说法；讲“等一会儿”，丹阳人就有“等一歇”、等一眨”、歇一歇”、歇眨点”、过一眨眨”、歇一眨半眨”等；说“难缠”，就有“缠命”、缠至”、“缠里绊子”、牵丝绊藤”等等。

众多的同义、近义词语是丹阳方言高度发展反映，表现出它的丰富性、精密性和灵活性，使运用它的人们在表达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选择，说得更为准确生动。

丹阳方言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很多四字俗语。

比如，把“生硬”说成“铁驳生硬”，把“养家”说成“养家活小”，把“小气”说成“小里巴气”，把“高大”说成“树长八大”，把“清汤”说成“清汤滑水”，把“天热”说成“夏天热气”，把“躺倒”说成“四躺八脚”，把“吵闹”形容为“打鸡骂狗”等等。

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一文中说：不得不承认2+2的四音节是现代汉语里的一种重要的节奏倾向。

”其实，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以四言为主，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等。

汉语中的成语，如“别开生面”、日新月异”、推陈出新”等也大多为四字组成的固定词组。

丹阳话中四字俗语多，音节和谐，说起来琅琅上口，有节奏感，形象生动，很符合语音美的要求。

此外，丹阳方言的词汇还相当富有形象色彩。

比如“香喷喷”、臭烘烘”，就不仅有感情褒贬，而且触动了感官嗅觉。

丹阳话把“下雷雨”说成“起阵头”，生动地描绘出阴云四合如行军布阵，雷声阵阵如战鼓轰鸣，电光闪烁如白刃撕杀的气势和场景，让这一词语富于视觉、听觉和动觉形象而极为生动。

丹阳人把“日子”叫做“日脚”。

日子本没有脚，但却一天天走过，叫“日脚”增强了语言的视觉感和动态的形象感。

丹阳人还把“气量小”说成“量气像指掐缝一样”，把“面孔白嫩”说成“红白打春”，把“打小报告、搬弄是非”说成“掮小扇子”，把“厨艺好”说成“锅铲头子弗错”，把“好东西隐藏起来”说成是“肉窖在碗底下吃”，把“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说成“三拳头打弗出一个闷屁”，把“推卸责任”说成“推死尸过街”，把“事情颠倒”说成“锅里弗滚(水开)，墩罐里滚”等等。

这些词句运用了比喻、比拟、夸张、借代等修辞手法，使语言产生具体生动的情景，有着丰富的形象色彩。

丹阳方言不仅有感情色彩，而且富于形象色彩，人们说起话来就更为生动传神。

“与时俱进”的传承发展语言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丹阳人民从远古以来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作为思维工具、交际工具及文化载体的丹阳方言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完善，日益形成一股音义相结合的宏大而复杂的符号体系。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丹阳方言的语音、词汇同样也在不断变化、与时俱进。

就拿近几十年来说，词汇的变化就极为明显。

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常说的店小二、朝奉、柴经纪、私塾、杂货店、锅碗店、戏园等词汇，现在已很少听说，有些已被服务员、营业员、会计、高级职员、部门主管、中介服务、民办学校、便利店、超市、剧场、大会堂等新的词汇取而代之了。

在人们的话语中还增添了许多诸如改革、开放、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人居环境、芯片、软实力、招商引资、超导、纳米技术、框架结构、农民工等新的词语，简直不胜枚举。

从语音来说，其变化也很明显。

例如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丹阳人常说“解放”、解放军”，当时“解”读[k琢]音；而现在人们常说：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却读[t渍ie]音；四五十年代习惯于把“学堂”、“学习、学问”中的“学”说成[x蘅]，而现在丹阳人说“学校”、“学习”、“数学”、“文学家”，基本上“学”字是读[渍ia]。

无论是“解”还是“学”，现在的语音都以读书音为主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市场繁荣，交通便捷，教育普及，人员交往频繁，普通话推广工作取得很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