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摘要：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既有分离的时候，也可以相互渗透。

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受到人们主观认识水平的影响；意识形态是建构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国家利益的多层次性等方面的原因，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但国际关系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则有导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倾向。

关键词：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国际关系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因此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了解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我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探讨逐步增多并不断加深，澄清了许多模糊的看法。

但在当今飞速发展、极其复杂的世界里，尤其在我国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国家实力持续提升的新形势下，对“国家利益”概念及相关范畴的严肃思考和认真讨论依然非常必要。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不难发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依赖各种各样的需要，利益不仅是人们结成社会组织体系的基础，是人们相互关系的内在联系，也构成一切社会政治行为的动因。

戴维·伊斯顿所言“政治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经典地描述了利益与政治间的相互关系。

所谓利益，就是需要或好处。

具体到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

国家利益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之日就存在的一种自然的内在需要，当今世界，所有的主权国家，不论其领土大小、人口多寡、社会制度如何还是实力强弱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政府总是把对国家利益追求放在首要位置。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利益在我国并非理直气壮的话语，人们很容易把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牵扯在一起，过分渲染国家利益则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宗旨背道而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国家利益是我国制定对外政策的目标和依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做出的重大转变。

从此，我国外交政策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

另外，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时（如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也有人批评美国政府强调意识形态因素而忽视其国家利益。

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意识形态不是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是不属于同一范畴的概念。

从概念上讲，意识形态是指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涵盖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和艺术等多个方面，是特定社会集团与群体对外部世界和社会所持的一整套紧密相关的看法和见解，它至少包括三个范畴：信仰、价值观和理想。

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们共享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的主体不只局限于统治阶级，也可以包括社会中各种群体或绝大多数公众。

一般认为，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一种价值尺度和辩护体系。

”[2]但作为一种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又在相当程度上规范和影响国家的行为，这样就给廓清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增添了不小的复杂性。

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并产生了以主权为本质属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至上”（raison d’etat）的理念逐步取代神权统治下的大一统思想。

对此作出最大贡献的当数法国的黎塞留主教（1624—1642年任法国首相），在神圣罗马帝国同新教诸侯的战争中，信奉天主教的黎塞留反而站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对立面，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复兴，法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他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看得比任何宗教目标更重要。

[3]二战期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二十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等，都被看做是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成功分离并使国家利益得以更好实现的范例。

然而，二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许多时候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无论是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面临的国际环境还是国家本身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需要，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由于国家利益涉及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就如同人类衣食住行的需要一样，具有自发性，因此，国家利益是客观的。

但对这些国家利益的判断、维护与运用，则是由人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识决定的。

人们的主观认识不可能与客观现实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类国家利益，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却具有不同的价值。

阎学通教授指出，判断国家利益的依据主要包括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和主观认识水平。

[4]笔者以为，主观认识水平不仅指认知能力，也应包括受特定价值观决定的认知取向。

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把国家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却忽视了不同的主体对理性往往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见解。

在认定什么是自己的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孰轻孰重等问题上，往往会呈现两种相去甚远的理性标准，而价值观念的差异决定了人们不同的利益观。

西方学者感叹，“关于个人、群体和政府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两种不同假设之间的分歧，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持久的难题之一。

”[5]任何国家（包括其领导人）对外部事务的认识必然与该国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联，受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统治需要所影响。

因此，在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过程中，各国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将本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溶入到国家利益里，甚至用它们来解释国家利益。

美国政治学家弗雷德·桑德曼指出，当我们谈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是在谈价值观念：是某一社会的一部分人，许多人，或者所有人所拥有的价值观念。

[6]所有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以实现本国的利益为最高目标，但制定政策的过程是复杂的。

相对于体系理论从国际结构角度研究国家行为的方法，决策理论算得上是一种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又称简化论）的分析路径。

[7]但后者的优势在于，通过对国家内部特征的详细分析，比较容易表述和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

决策理论承认外交政策的制定涉及体系层面上的动因，如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状况和国际制度等，但更注重单元（国家）结构和单元进程中的多种因素，如一国的政治体制、决策者心理、各官僚机构自身的利益、利益集团的作用以及公共舆论的影响等。

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说过：“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

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

但是一个国家设计和执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受到国家特性的巨大影响。

”[8]作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内因素，意识形态是国家特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国区别于他国的标志之一，它为国家提供区分是非、好坏或善恶的标准，指导国家界定其战略目标。

意识形态中的信仰、价值观和理想这些观念范畴将程度不同地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判断并最终成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决策的过程受决策者价值体系的制约。

一定的价值体系决定决策者的态度、信仰和原则。

……政治意识形态对决策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制约作用，一定的公共政策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念的。

”[9]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利益的界定既来源于国家自身的客观需求，也搀杂进决策主体对外部世界的主观认识，而很多国家外交政策的失误又从反面说明国家利益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历来重视国家利益问题。

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学说强调客观条件是国家利益形成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以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理论；新自由主义在对待国家利益问题上采取了折衷的做法，在认同国家物质权力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国际制度、规范等因素的作用；而建构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国家利益的形成问题，并且把分析重点放在观念、规范、文化等精神性范畴上。

建构主义指出，国家的身份（认同）、利益是由国际社会的体系结构建构的，这里的结构是社会意义上结构，是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

在建构主义看来，体系结构不仅对行为体行为产生影响，也塑造行为体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

[10]换言之，观念结构不仅影响行为体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

但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只从体系层次上探讨了国际社会结构对国家认同的影响，[11]而没有分析国家内部的身份建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对国家身份的国内因素考察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体系理论的不足，也是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利益。

从方法论角度看，温特的建构主义仍然是一种结构理论，但它在本体上具有鲜明的理念主义倾向，着重考察观念、文化等因素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

借用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来分析国家利益在国内层次上的建构问题，意识形态必然要作为分析的主要变量。

身份（认同）是理解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国家身份源于国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建构，继而决定国家对他国采取肯定认同还是否定认同的立场。

中国古语中“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说法表明，人们常常依据信仰或理想的异同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及与他人的关系。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的三大意识形态，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由于其类属身份的差异，不仅决定它们对相互关系的认识，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通过构造国家身份而直接成为国家利益的导向，或者说可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界定国家利益。

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基本行为动机是维护国家安全，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首先要确保西部有一个稳定的边境。

但由于意识形态信仰，苏联不断尝试将自己的制度推广到势力所及的地区。

在斯大林看来，只有苏联的周围都成为与自己同样社会制度国家，苏联的安全才会有所保证。

反观美国，即使是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外交家凯南，也把苏联所信奉的意识形态看成是其行为的根源，并认为苏联的目标是颠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由世界”代表的美国不可能与苏联结成政治友好关系。

美国必须继续视苏联为对手而不是伙伴，并坚持一种长期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

[14]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关注并将其看作国家行为的基础无疑反映了凯南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后来被美国对外政策用作基础和依据的正是凯南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成分。

[15]也就是说，美国同样凭借本国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美苏关系并据此界定各自的身份。

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在国会讲演的主旨和基调就是两大阵营的对垒，这两种力量的根本分歧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

支持自由的人民，反对专制力量就成为杜鲁门主义中明确表述的目标。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如果温特此言不虚，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美苏的敌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信仰的意识形态所建构。

意识形态的对立终于导致美苏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许多历史学家把冷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此。

国家利益究竟是给定的还是建构的？对这一问题建构主义给出了与现实主义不同的回答。

建构国家利益既有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因素，也包含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内文化因素。

当意识形态参与国家利益的建构时，二者的关系不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甚至融为一体。

至今还没有一个关于国家利益的权威定义，但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因而也是复杂的，这些需求至少包括民族生存、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经济发展、国际主导地位及其对世界的贡献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