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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郎的巨额花费，她仍然不得不强装欢笑接待其他情人，因此，她的内心比起杜十娘来更为痛苦。

杜十娘身上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与杜十娘相比，茶花女显得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有余，坚决反抗的斗争精神不足。

她能摆脱公爵、伯爵和纨绔子弟的控制和威胁，坚决卖去一切奢侈品而和阿尔芒隐居乡下，这是她反抗精神的表现。

但是茶花女心肠太软，过于舍己为人，对于门第等级观念又太忍让屈从，以致在跳出火坑之后重又折回，最后，用慢性自杀的方式含恨而死。

这种懦弱性格只能引人怜悯，却缺乏杜十娘那种刚烈坚强的鼓舞人们起来抗争的力量，令人悲叹。

悲剧命运的深思：杜十娘幼时为生活所迫，被卖入妓院，受尽凌辱，饱尝辛酸。

茶花女本是贫穷纯朴的农村姑娘，到巴黎谋生，不幸堕入红楼中。

她们都不甘命运的摆布，却都不幸成为命运的玩物。

可怜一片无瑕玉，误入风尘花柳中。

这就是悲剧！不同的是，杜十娘是在毁灭中一直守侯着爱情，茶花女只是在毁灭里偶然邂逅了爱情。

爱情一旦来临，她们便开始了新的人生。

杜十娘与茶花女生活在同样肮脏的环境中，遭受到同样非人的待遇。

可是她们始终保持着“只有香如故”的心灵和美好的人生理想。

在她们被玩弄的躯体里，始终深藏着“不教泥淖陷渠沟”的灵魂。

茶花女虽出身卑贱，但却能坚决地拒绝“用不着对她讲礼貌”的诸多男人的纠缠，显示了她高尚的自尊；当杜十娘得知自己刚跳出火坑又将陷入虎口之时，她失望于李甲，绝望于尘世，毅然怒沉百宝箱，纵身清流中。

死，成了她最后的自尊。

杜十娘与茶花女最终都选择为爱情牺牲自己。

但是，杜十娘是被负心汉离弃后在轰轰烈烈中香消玉殒，魂归天国，显示了如火的个性；茶花女是在遭心上人误解后痛不欲生抑郁而终，表现了她情柔似水的品性。

李甲是不是后悔了呢？他悔的是“十娘椟中有玉，自己有眼无珠”，最终仍然无非一个“钱”字；阿尔芒是不是也后悔了呢？他悔的是“除了他的侮辱是他始终爱她的证据外他还给她什么？”杜十娘和茶花女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两个经典的女性形象，她们共有的肮脏职业与美好心灵，下贱身份与聪明才智，屈辱地位与坚强人格，执着的美好追求与勇决的自我毁灭，形成一系列的巨大反差，震撼人心地控诉了罪恶社会，留给人们无尽的遗憾和惆怅。

韩伟，现供职于长春中医药大学 。

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影响■ 张昆群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周作人先生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儿童的文学》一文，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儿童文学的名称也由此而得。

在这篇初为演讲稿的文章里，他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文学观，并对儿童文学的发展有了初步设想。

而他在童话研究方面的著述，大大促进了国人对童话的研究与创作。

如他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等文章，探讨了童话研究的方方面面。

因他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开拓性贡献，被推崇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者。

当然，周作人先生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不仅仅限于理论方面，在实践方面他也是颇有建树的。

他的儿童文学实践活动主要在于对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与介绍。

周作人先生在儿童文学译介领域所著颇丰。

他是最早介绍《格林童话》的人之一。

同时，他翻译了日本及美国的童话剧，使得中国儿童得以接触到了儿童111戏剧这一崭新儿童文学体裁。

但周作人先生在儿童文学界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在五四前后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介绍。

周作人先生为什么在儿童文学建设初期选择《安徒生童话》作为一种理想的儿童文学范式介绍进中国？他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介绍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很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周作人先生的儿童文学观以及当时的儿童文学发展的背景有所了解。

受西学的影响，鲁迅与周作人首先提出儿童文学应以“儿童本位”为基点。

周作人明确地提出“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

周作人视儿童为“完全的个人”，他以“儿童本位观”为理论基点，指出儿童文学应重视儿童的精神世界，尊重与理解儿童独有的心理年龄特征。

他曾批判当时儿童文学发展的两种错误偏向：“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前者，诗人多属后者；其实两者都是不对，因为他们都不承认儿童的世界。

” 对于有些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所强调的儿童文学的教育功用问题上，周作人旗帜鲜明地宣称：“我相信童话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学的而不是道德的。

”他一再重申，不论怎样的儿童读物绝对不能灌输“圣经贤德”等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

周作人所推崇的儿童文学是那种充满幻想，游戏精神的作品，如“无意思之意思”童话。

在《童话略论》中，他认为“今以童话语儿童，既足以厌其喜闻故事之要求，且得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正蒙养之要义也。

”周作人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全然不能满足儿童的精神渴求，因而他多次呼吁应借重翻译。

比如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 实在绝无仅有……没有恰好的童话集可用。

翻译别国的东西，也是一法。

”然而，周作人对待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态度既是开放的，同时又是保守的。

他保守的一面则体现在他对外国作品内容的选择上。

在选择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时，周作人坚持这样的原则“……就是凡过于悲哀、苦痛、残酷的，不宜采用”。

这显然折射出他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

周作人将儿童视作“自然的人”，“理想的人”。

他极力想使儿童不受外面纷杂的污染，从而保持纯洁的童心。

然而，现实世界是残酷的。

面对不可避免地被污染的痛心现实，周作人没有选择将文学作为一种斗争的方式，而是希望儿童借文学的输入为孩子营造一座“适宜的花园可以逍遥”，从而使儿童不必过早地进入“悲哀、苦痛、残酷的”成人世界。

周作人在儿童文学译介领域所著颇丰。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介绍。

周作人以一个儿童文学启蒙家独到的眼光选择了《安徒生童话》，并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进中国。

从而将《安徙生童话》推向了中国儿童文学历史舞台的最中心，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与久远的影响。

周作人对《安徒生童话》的推崇从以下两段文字可见一斑。

1913年他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在向中国读者第一次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之后，他赞道，“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另外，在与赵景深进行有关童话的探讨书信中，周作人在对安徒生童话与王尔德童话进行了对比之后，他感叹到，“我相信文学的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话式的一种讽刺或教训罢了。

”周作人并非是向中国读者介绍《安徒生童话》的第一人。

然而，“使安徙生被中国人清楚的认识的是周作人先生” 。

《安徙生童话》112最早由孙毓修先生介绍进中国。

较成规模的安徙生童话的中译本是1918年出版的陈家陈大镫的文言译作《十之九》。

早在1909年鲁迅及周作人共同出版的《域外小说集里》就有周作人所译《皇帝的新衣》。

1913年，他又在绍兴《若社丛刊》创刊号上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与作品。

但国人真正以极大的兴趣与热情关注《安徒生童话》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即自觉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端时期。

由于中国古代遗留的儿童文学读物少之又少，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者开始选择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当时许多的文坛巨匠、著名的文学社团与报刊杂志都投身其中。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读〈十之九〉》，他批评了二陈译本用文言文翻译《安徒生童话》，将原文中活泼的语言特色及符合儿童心理的艺术特色都给抹杀了。

他感叹说，“又见翻译名家用古文一挥，那更要不得了……所以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做班马文章，孔孟道德。

”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6卷1期上又刊登了周作人译的《卖火柴的女儿》及《安徒生的生平》。

《新青年》在当时的文艺界不言而喻的影响以及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国人真正开始关注《安徒生童话》。

诚如郑振铎所言，“此后，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的作品也陆续有人译了”。

1925年为安徒生诞辰120周年，《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介绍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高潮。

至此，《安徒生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理想范式被推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最中心。

除了《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外，周作人还是最早介绍《格林童话》的人之一。

另外早在1904年他就译有王尔德童话中的《安乐王子》，发表于《域外小说集》上。

而且他还从日本及美国的两三位作家的作品中选译了六个小剧《儿童剧》。

正是他译的这六个儿童剧将儿童戏剧作为一种全新的儿童文学体裁介绍给中国读者。

由于周作人在当时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他对以《安徒生童话》为首的外国优秀童话的推崇与译介可以说引发了二十年代的“童话”热。

在“五四”时期，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同义语，两者没有严格的界限。

一位日本学者曾对周作人先生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的功绩做出这样的评价：周作人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介绍与研究，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时期，他对安徒生与王尔德创作倾向的推崇，反映到当时的中国儿童创作中，形成了“五四”时期占主潮的创作倾向，这些贡献都是不容抹杀的。

[责任编辑　毅　剑]张昆群，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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