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下岗纺织工人访谈录：怀念金子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上海下岗纺织工人访谈录：怀念金子般的上海纺织时代“中国最时髦的城市”——上海顶着这只漂亮帽子横跨了两个世纪，眼下它仍然当之无愧，但对上一辈的、再上一辈的人而言，它总少了点滋味。
因为他们怀念的是金子一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沿着苏州河，今天我们仍然能注意到几处厚重宽大的老仓库，它们现在一般都是前卫且艺术感充足的创意园区，但那都曾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机器轰鸣的、上海滩上最古老的纺织厂。
外地人来上海，总是要买几件衣服带回去。
凤凰旗袍、海螺衬衫，凡是“上海带来的衣服”就意味着时髦和高质量。
上海有最好的裁缝师傅，那时候不时兴讲什么“设计”，但一件衣服挂起来，有讲究的人一眼就能指出，这是上海货。
纺织业在上海，从洋务运动一路高歌猛进，在那些不同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城市的支柱产业。
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纺织业的光环开始慢慢被摘下了。
90年代初，上海纺织业进入了一个严重瓶颈期。
曾经辉煌先进的机器、技术，已经变得陈旧、落后。
资本投入无法收回，亏损——追加投资——再亏损，是当时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
数目巨大的纺织工人、更多的退休工人的工资福利，全由工厂自行承担，工厂不堪重负。
当时的情况是：纺织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工人们满足于计划经济下安逸的生活，变得有些“不思进取”。
“铁饭碗”一词足以证明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
资金的漏洞、人才的匮乏。
这些改革滞后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根本无法继续经营。
上海纺织业一度的辉煌让它占用了上海市区内大部分的地皮，纺织厂占地面积大，但单位地皮带来的价值又很小。
纺织业生产带来的河流污染也十分严重。
为保护环境，上海市政府规定，上海的内环线范围内不再建厂，并下令整改被严重污染的苏州河。
曾经密集于苏州河畔的纺织厂必须退出，陆家嘴、肇嘉浜路等等如今繁华的商圈过去都是纺织工厂和仓库。
这个时侯，中国即将加入WTO，上海纺织业开始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
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在这种竞争中显然不具有优势。
纺织业在最初一阵追加投资失败之后，纷纷开始减员、停产，然后就是卖地，最后关厂倒闭。
城市的改革需要穿上新衣，要有符合国际都市的美好环境。
高楼大厦、繁华商圈都需要土地。
当时政府对纺织业也提出了“关、停、并、转”。
一个巨人缓慢倒下，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
20世纪80年代，上海有大量从事纺织行业的人群，尤其以闸北区、闵行区为典型，几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纺织业工作。
他们都是经历了社会动荡的一代，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
他们突然被放逐了，“被迫”进入市场经济，他们恐惧、迷茫、不知所措。
55万的下岗职工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如何分配劳动力，又如何培养新劳动力?在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转轨的前提下，如何去落实“政策无情，操作有情”的口号?那些下岗的纺织女工如何再就业?一时间，“空嫂”、“巴嫂”、“房嫂”等等都涌现出来。
十几年间，在政府、纺织业老领导、媒体等各方的帮助下，55万下岗工人如今只剩下2万。
上海的阵痛也带来了纺织业别样的崛起。
上海本就不是产棉地，原料造成竞争力弱。
退出纺织业后，上海周边地区棉产地的纺织业开始兴隆。
纺织业走向民营化，上海则担负起了培养设计人才的重任，创意产业园区在苏州河畔兴起。
这是合理的分工合作，从经济角度来说，也是纺织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贝佳)原上纺九厂厂长宋琴芳：开厂难，关厂更难宋琴芳：上海纺织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原上海纺织九厂厂长想离开，又舍不得上海纺织九厂是当时上海纺织业中名声最响亮的一个。
它的历史很久，建于1878年。
洋务运动时期，由李鸿章批示建立的。
它是上海第一个有“机械织布机”的纺织工厂。
20世纪90年代初，厂里有7500名纺织工人，还有退休工人8000人;80年代，上纺九厂每年上缴的税都可以再造一个九厂，下线有周围几百个小的织布、印染厂。
当时上海的发展口号是“三年一变样”。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了城市每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的六大支柱产业的迅猛发展。
这些都是纺织业退出上海支柱行业换来的。
从今天美丽的苏州河、各种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到上海的标志东方明珠、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过去都是纺织厂的领地。
上海从劳动密集型向服务行业转变所付出的代价中，最惨烈牺牲的正是上海纺织业。
1979年，经过10年下乡后的宋琴芳，进入上海纺织九厂，在它无比辉煌的时候，从一名工人到组长，一步步做到厂长。
她也是一年一年看着巨人的大起到大落。
在工厂困难的时候，她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和其他人一样转岗、转业、转行。
可她说，“我是真的舍不得啊。
后来，我在领导岗位上了，想离开也离不开了。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要为大家、为工厂尽可能再做多一些，再多一些。
”上纺九厂破产后，宋琴芳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回顾过去。
有一段时间，她一概不接受记者关于90年代的采访，因为那时对于她来说只有四个字——“不堪回首”。
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我进厂的时候，厂里有近10万纱锭、2万多线锭、1000多台布机、5200头的气流纺纱机。
我们厂的工人都很自豪自己是九厂的工人。
可到了后来，不是我们想倒闭，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最初国家有补贴，投了些钱给我们。
可我们投入一块钱，在生产线转一圈，价值就只剩8毛钱了。
若再追加投资，就只有两条路：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员工集资。
员工在开始的时候都非常愿意出钱，她们对厂子有很深的感情。
我接手厂长位子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偿还2000万的职工集资款。
那时，许多印染厂、织布厂的流水线已经提前关闭，上海南部的徐家汇、肇嘉浜路的织布厂也早就关闭了。
他们也欠我们的钱，许多三角债无从讨起。
长时间下来，已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债务像雪球越滚越大。
到最后关厂的时候，我们已经欠了原来的公司近1个亿。
除了生产压力，还有员工的成本。
7500名员工和8000名退休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像山一样压在工厂身上。
因为当时不像如今有较为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当时这些全部都由工厂自己出。
领导班子整整开了两天会，分析利弊。
我们在算，哪些产品肯定会亏，哪些还能盈利。
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关厂，反复算，反复算。
最后算下来，所有的产品都要亏本，再难过，我们只能选择关厂。
”开厂难，关厂更难对于工厂领导们来说，工厂关闭，比工厂运行时的工作量要大了数倍。
工厂运行时，有着积累下来已经成熟的流程安排，一切运行有条不紊。
可关工厂，却整整花掉了十年时间。
从1996年中，上海纺织九厂停止生产，一直到2005年12月正式宣告破产。
工厂的废旧物资更是直到2006年才全部清理完。
“工厂关停后，有大量的纺织存货，还有清理资产——从固定资产机械设备到工厂食堂的锅碗瓢盆，这些物资能变现的我们都变现掉。
工厂那么大，清理工作量很大。
做了厂长才知道，那是真没办法。
厂一关，各条线方方面面都来讨债了，而我们自己也有专门的两个人去讨债。
”“没有钱了，我们就卖地。
上海当年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纺织行业。
我们一块一块地卖地，卖一块地养一段时间。
现在纺织博物馆旁边的月星家居也是我们曾经的九厂，东方明珠有两只脚都站在曾经的纺织仓库上。
谁又能料到，如今房地产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可即使想到了，也没有办法。
不卖地，就撑不下去。
”这些，还不是最麻烦的工作。
最为复杂的，是当时宋琴芳负责的帮助下岗工人转岗。
“当时的政策，调整无情，我们有情操作。
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安置办公室’，帮助下岗工人介绍工作、为她们做心理咨询。
当时纺织工人真是很可怜的，她们刚上完夜班，就全部坐在弄堂由值班长组织开会，会开完就去更衣室收拾，下岗。
值班长自己也下岗，却还要去安抚劝导工人。
她们都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偏低。
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计划经济下度过，年纪大了却要去社会闯荡。
”生是纺织厂的人，死是纺织厂的鬼有个工人，厂子关了，仍然每天去工厂报到。
她只说，我生是申九(上海第九纺织厂)的人，死也是申九的鬼。
工厂关停，她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厂门口。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最后机器拆掉、厂房也拆掉。
宋琴芳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和别的企业谈，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九厂工人的动力。
每到年底，她都要挨个去找企业领导。
恳请他们“裁员的时候不要裁我们纺织女工”，希望博取他们的同情，对她们多宽容一些。
“那时候也没有职介所，没有现在多种多样的找工作的办法。
她们只会来找领导。
我们要为那些纺织女工做培训，教她们如何面试，教她们基本的礼仪，教她们化妆。
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但要改变习惯和观念，对她们来说很不容易。
比如纺织工厂出来的女工因为常年在机器旁，说话都很大声，我们要她们改变习惯。
有工人被推荐去做了公交售票员，按报站按钮还以为那就是操作电脑，她说那‘太难了’;还有去梅龙镇广场保洁的，认为下过雨地面就不需要再冲刷，结果挨批要被开除……”这些例子，宋琴芳能说上许多许多，但也有一些很不错的转岗，比如“空嫂”、“房嫂”。
“我们有个纺织女工，组织了一个‘永昌女子管弦乐队’。
在此之前，他们连五线谱都不识。
40来岁了却开始学吹打，每天都练到嘴吹肿，头吹晕。
演出服装买不起，就去拉赞助。
她们当时还管这个叫”化缘“。
后来她们成功了，经常被各企业和市里请去表演。
现在她们都退休了，也还会聚在一起偶尔参加老年活动表演一下。
吹奏只是娱乐了。
”“我现在在纺织博物馆工作，也是希望能在纺织行业再出点力。
其实当时有55万下岗工人，如今剩下不到2万。
我们只能说，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
”(贝佳)纺织女工变空嫂：15年来痛并快乐着主动要求下岗做空嫂吴尔愉出生在一个纺织世家。
她的祖父母、父母都在纺织行业工作，哥哥原来也是上海纺织大学的老师，从小耳闻目染的都是纺织业。
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吴尔愉也进入了纺织业。
在当时，能够进入纺织业可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
那时的纺织厂，工资虽然不高，但福利非常好。
生病了，只要拿着医疗单去医院划账就行，自己完全不用付费;过年了，厂里分发的年货，多到自己都不需要再买;家里盖的鸭绒被、穿的鸭绒滑雪衫、用的锅碗瓢盆、甚至是住的房子，都是厂里发的。
整个厂里大家彼此之间没有攀比性，没有竞争性，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生活：安逸。
当大家开始下岗时，一下都慌了。
吴尔愉是幸运的。
当时上航的副总范宏喜先生表示希望可以放宽空乘的年龄政策，能够帮助到部分下岗纺织女工。
本来空乘的招聘年龄限制应当是18-24岁的范围，在妇联、媒体和上航等多方促动下，1994年底上航开始招“空嫂”。
几项主要的招聘条件：年龄在28-36周岁，必须已婚已育，同时对体型和视力等其他的要求比现在的要高。
其实，当时下岗这件事还没有落到吴尔愉的头上。
当年32岁的她在科室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按惯例也是干活最多的一个。
而一般每个科室会有一个名额留下，通常都会是最年轻能干活的。
但吴尔愉说，一来当时觉得上航的机会不错，自己可以去试试;二来，看看科室里其他人，她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的了下岗。
谢荣：纺织下岗女工的创业梦
谢荣：纺织下岗女工的创业梦作者：梁莉萍毛吉元来源：《中国纺织》2013年第05期一位下岗女工，凭着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气魄，毕生精力倾注品牌和员工，演绎了一个从下岗女工到全国劳模的精彩人生。
她，当过知青，磨练出了不怕一切困难、从不服输的坚强意志；她，坚忍、刚毅、豪气，有男儿般的胸襟和气魄；她，淳朴、实在、和蔼，有一颗金子般的大爱之心；她，细腻、亲和、重情谊，爱部下，带领下岗姐妹们同甘共苦，勇往直前。
她就是湖南旭荣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谢荣。
一位下岗女工，凭着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气魄，毕生精力倾注品牌和员工，谱写了一个纺织下岗女工的艰辛创业动人故事，演绎了一个从下岗女工到全国劳模的精彩人生。
创业：脚踏实地铸品牌从下乡知青到市内衣厂当女工，谢荣立志要干一番事业。
在工厂，谢荣当过挡车工、质检员，上过“721”工大，搞过厂里的设备技术革新，跑过业务，也搞过管理，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党员。
可命运作弄人，在工厂出色地干了25年的谢荣于1996年下岗了。
下岗的那段时间，好强的谢荣苦闷过、彷徨过，也苦苦思索过。
1996年底，从不服输的谢荣与几名下岗工友一起筹措资金5万元，租厂房，租设备，创办了益阳旭欣工贸有限公司（2006年更名为湖南旭荣制衣有限公司）。
抱着一定要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创出自己品牌的坚定信念，创业初始，谢荣既是总经理，也是技术员，还是生产和营销员。
拿订单，购原料，跑市场，她没日没夜地干。
16年后，谢荣回忆说，1997年3月20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当日，自己的公司开业，同时也接到了出口英法的13000件女式紧身裤的第一个订单，交货时间30天。
公司起步伊始，客户将信将疑，对旭荣还有点不放心。
谢荣看出了客户的心思，对客户说，我们一定会让你满意。
她一诺千金，那段日子，谢荣和员工们没日没夜地干，通过和姐妹们的共同拼搏，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订单任务，如其交货，一炮打响，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上海纺织博物馆历史故事
上海纺织博物馆历史故事上海纺织博物馆位于苏州河南岸的澳门路150号，原是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前身是上海机器织布局。
这座博物馆见证了上海近代纺织的发展，也记录了中国纺织工业的辉煌历程。
1889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杨树浦路87号成立。
然而，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工厂烧毁，损失惨重。
1894年，盛宣怀在此主持筹建华盛纺织总局。
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开端，也意味着中国开始逐步摆脱传统的手工纺织业，进入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范围的扩大，上海的纺织行业迅速崛起。
特别是在20世纪初，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上海成为了中国纺织工业的中心。
申新九厂就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它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及科学的管理模式，成为了上海乃至全国的纺织巨头。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波及到中国，国内外市场萎缩，加上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纺织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但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申新九厂依然坚持生产，为稳定民生、促进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1月30日，苏州河畔的“申九”机器轰鸣声瞬间静止，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人大罢工拉开了帷幕。
这并不是偶然的突发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的。
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不断增加税收和财政赤字，使得通货膨胀严重，货币大幅贬值。
同时，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申新九厂的工人们面临着工资缩水、生活困顿的困境。
他们为了争取生存权利和改善工作条件，发起了这次罢工运动。
这次罢工得到了上海乃至全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声援。
经过艰苦的谈判和斗争，工人们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解放前的一次重要斗争，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它不仅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也展示了他们为争取自身权益而不惜牺牲的勇气和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纺织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从最初的简单手工纺织到现在的现代化生产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之一。
致青春：纺织女工是怎样炼成的
致青春：纺织女工是怎样炼成的打开文本图片集1968年秋，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以下简称三十一棉）接收了一批由市政府统一分配进厂的中学毕业生共760人。
他们是1966、1967届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年龄在18～20岁。
大批中学生进厂后，给职工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
1979年参照下乡返沪知青可以顶替进父母单位就业的政策，由上海市纺织局统一安排，下乡返城知青顶替工共979人加入三十一棉的职工行列。
于是，这些中学生青工和下乡知青顶替工就成为196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初期三十一棉青工队伍的两支主力。
从中学生到纱厂青工，他们的职场经历可以概括为闯七关。
三十一棉的前身是1958年挂牌的公私合营上海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它由三家华资纱厂（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二厂）合并而成。
对于1968年被统一分配到三十一棉的“老三届”中学生来说，她们对棉纺织厂是完全陌生的，进厂成为她们人生的重大转折。
平平是黄浦区1966届高中毕业生，她回忆称：“1968年8月当我接到分配进上棉三十一厂的通知书时，我不是很激动。
当时我想等运动结束后再参加高考，我的理想是考医科大学。
所以我没有在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去三十一棉报到，而是拖到9月份，我才到三十一棉报到，从此成为一名纱厂女工。
”闵茗是南市区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8月，我拿到分配通知书，被分配进上海国营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
但我没有一丝喜悦。
在我的人生志向中，压根儿就没有‘纺织’这个行业。
我的亲友、熟人没有一个人与纺织行业沾边。
但是我已没有其他选择了。
1968年9月，我按照分配通知上的要求，花了一个多小时，横跨南市、黄浦、虹口、杨浦四区，到三十一棉办理报到手续。
我们这批学生被安排在‘群集厅’的会场集中，有好几百人。
”当时，这些加入三十一棉职工队伍的中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学校、地区，他们要融入纱厂劳动环境必须经历一番前所未有的艰苦磨炼。
第一关：眼快、手快、脚头快前纺车间分四道工序：清花、钢丝、并条、粗纱。
下岗女工将土布变成时尚
下岗女工将土布变成时尚作者：耶律亿来源：《家庭医药·快乐养生》 2013年第8期“我想通过我们的服饰告诉全世界，中国有2000多年的印染文化和布艺文化。
”吴莹，这个普通的杭州下岗女工，把蓝印花土布演绎得风生水起，成功地创立了一个将民族文化与时尚巧妙结合的工艺服饰企业。
一件土布衣服，让我喜获商机11年前，我下岗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有些许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
但我心里有个信念，一定要再一次站起来。
我公公祖上是从事印染生意的，家里还有制作蓝印花布的工具和那时候留下的土布，闲暇时我就用蓝印花土布做成衣服自己穿。
有段日子，我在面料市场帮朋友卖货，身上穿的衣服正是用自家做的蓝印花布制成的。
这一件在我看来平凡无奇的衣服却得到不少人的青睐，有很多人向我打听衣服是从哪儿买的。
一位著名的设计师在得知我的衣服是用自家织的布做的后，问我：“你这料子，卖不卖？”一句话让我找到重新创业的契机。
我打听到上海有蓝印花布馆，便特地赶去。
这次参观我收获很大，除了打破过去以为的蓝印花布“花样单一”的刻板印象外，让我震惊的是，创建这家印布馆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九十多岁的日本女士。
“为什么中国人不加入到民族文化的传承事业中呢？”这使我将蓝印花布发扬光大的想法愈加强烈，也酝酿着做一家自己的门店。
2001年9月，我租下河坊街上最小的店面，“吴越人家”就这样开业了，我算是迈出了自己创业的第一步。
创业艰难，但我相信好事多磨刚开始，“吴越人家”就是个小编织室，一群女人在里面捣鼓些小玩意儿，然后由我带到社区去卖。
由于知名度不高，产品单一，经营模式不成熟，加之我对土布文化底蕴的认识少之又少，在顾客面前只能说上一句“这土布很好……”，所以，每天到店里的顾客倒是不少，但都是“只带眼睛，不带钞票”。
面对店面租金、员工佣金等开支，我感到巨大的危机。
但我并没有灰心，每天一有空就出去推销产品。
我始终坚信，好事多磨，只要勤奋努力，为人真诚，日子总会好起来。
我曾经是纺织女工
环球掠影| | 往事25已经年过花甲的我，跟儿女一辈的年轻人在一起聊天时，说我打小的理想是当一名纺织女工，而且后来真的实现了，感觉很自豪。
孰料他们都发出“嗤嗤”的笑声，我不作辩解，何须给年轻人说教？但回想在纺织厂度过的几十年，难言的人生况味又不免涌上心头。
小时候，街坊邻居都说我是个漂亮女孩，心灵手巧，我也有个美丽的愿望——当一名纺织女工。
上初中时，我从电影中看到那些漂亮的女纺织工戴着雪白帽子，穿着雪白围裙，在纺织机前来回穿梭，灵巧的双手上下飞舞，心里就十分羡慕她们，也梦想着长大后能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高中毕业后，家里想要我去学会计。
当我打听到一个亲戚在纺织厂当领导后，就偷偷去找他，要求到他们厂当一名挡车工。
亲戚抚着我的头说：“孩子，当挡车工很辛苦啊，还要上三班！”我想都没想，冲口就道：“我不怕吃苦，也不怕上夜班！”不久，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纺织女工，那年正好是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
每天，我穿着向往的雪白围裙，戴着雪白的帽子，再衬上我喜爱的红花衬衣，像一只快乐的燕子在织布机前来回穿梭。
那时的织布机还是半自动，一个人要操作四台布机，我一接班就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要不停地在几台布机前后巡回检查。
刚开始时都是自己换梭子，即便这样机器还经常出现小故障，断头率高，一个班下来，相当于步行了几十里路；特别是上夜班，每到天快亮时，就坚持不住了，眼皮困得直打架，一合眼站着就能睡着，这时我就用嚼干辣椒的方法驱散睡魔。
尽管我一开始就尝到了做一名挡车工的辛苦，但每当和一帮姐妹们下了班走出厂门时，都是一路欢歌笑语。
当上纺织女工的第一年，我被评为厂里的先进。
那时的我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风采，心中充满了一个纺织巾帼的自豪感。
然而这种自豪感却在90年代后开始逐渐消逝。
我们厂是老的地方国营厂，设备老化，生产效率低，到了1998年时我曾经是纺织女工□高延萍工厂宣布停产，连一分钱的生活费都发不出。
为了生存，厂里的姐妹们纷纷外出打工，而像我们这四五十岁的纺织女工到哪里去打工？谁要呢？只有自己想办法了，有的摆起小食摊，有的在街上擦皮鞋，有的开起缝纫店，还有的在街上艰难地蹬三轮车拉客。
上海：从衣饰变迁看时尚之都
上海是时尚之城，衣饰恰恰就是表达时尚的一种方式。
说到上海75年来的服饰变迁，可以说是从单一到丰富。
样式的单一，色彩的单一，个性的单一到各方面的极大丰富。
纺织工业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的母亲工业。
上海纺织工业发端于1840年后，西方的工业革命激发了上海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当时洋务派李鸿章等人提出购置机器，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
1889年12月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生产，开创了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纺织工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上海的支柱产业，利税大户，上海纺织工业可以说是“摇钱树”，行业员工最高时达55万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过历史贡献，是上海当之无愧的母亲工业。
国营时期，上海纺织业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劳动模范，国棉十七厂的纺织工人代表黄宝妹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人物，她是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劳模。
为实现“全国人民穿好衣”的梦想，她探索高效的工作方法，有效减少纺纱过程中的浪费，创造了一人照看1000个纱锭的纪录，曾8次获得毛主席亲切接见。
馆藏的这封信，是她写给苏联纺织能手卓娅•叶菲莫娃的信，“亲爱的卓娅同志，我一定要向你学习，积极投入我国正在开展的技术革新运动，不断改进与提高操作法，保证完成生产计划，并且要提高质量，减少浪费，织出又好又便宜的布来供应全国人民做漂亮的衣服。
”字里行间足见其真诚、勤劳。
其实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穿衣问题一直是没有解决的民生大计，“丰衣足食”是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
解放后，布匹供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较为紧张，每人每年只发十几尺布票，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穿衣只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为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难问题，1972年2月5日，经毛主席的圈阅和周总理批示，批准投资21亿元人民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大型成套化工化纤设备，在上海建设全国规模最大的石油化工企业——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没过多久，全国最大的石油化工企业在上海全面开工建设，这就是后来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简称“上海石化”）。
夏衍笔下包身工的真实故事
夏衍笔下“包身工”的真实故事“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刊登了夏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
这篇万余字的文章，向世人揭露了一个特殊群体的悲惨境遇：在上海的纱厂里，有一群包身工，她们被隐匿在城市的浮华背后，被追求暴利的资本家和黑帮势力敲骨吸髓，遭受着非人的待遇。
这一社会丑闻，让无数读者深受震撼。
而此作品的创作来源，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杨树浦。
近代纱厂女工的工作时间，被形容为“鸟叫做到鬼叫”：从天刚亮就进厂，一直到天黑还未下班，一般每天工作时间有12小时之长。
她们的工作环境温度很高，又不能开窗透气，且机器轰鸣震耳欲聋，空气里到处飞舞着棉絮……大多数工人，都患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
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有的女工不慎被铜板烫伤，甚至被机器轧伤毙命。
而这些因公伤亡的女工，最后只会被潦草“处理”，很难得到妥善的补偿。
除此之外，女工们还面临着苛刻的、非人道的管理，以及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各纱厂各部都有组长，其职责就是监督工人们干活，加紧进度；门口，还有印度巡捕警戒出入。
女工们平日里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一旦有过失，就可能受到鞭打或者减薪，甚至被罚免费做半天或者数日工。
一些品行恶劣的领班和组长，对女工更是处处刁难侮辱。
这些人也被叫做“拿摩温”（Number One），不少女工为保住工作，只能忍受拿摩温的压迫。
女工中，最悲惨的就是包身工。
包身制是纺织产业特有的招工方式，最早出现在1897年英商怡和纱厂。
所谓的包身工，实际上就是包工头买来的农村少女，而这种买卖又被叫做“摘桑叶”。
这些少女大多来自极端穷困的江苏北部农村地区，也有一些来自浙江绍兴地区，还有些则是包工头去有自己社会关系的地方招工，用花言巧语游说破产的农民，让女儿去城里做工，好过在家里饿死。
上海纺织工人运动的摇篮——沪西工友俱乐部
上海纺织工人运动的摇篮——沪西工友俱乐部韩晶在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工人运动是贯穿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最早的工人俱乐部，是沪西小沙渡工友俱乐部。
1小沙渡与长辛店，同被中共早期工运领导人邓中夏视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的起点。
2作为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运动的战斗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虽然存在的时间井不长（1924年夏至1925年6月），“但它在大革命初期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3，是“五卅运动的发源地”4，其诞生、发展及历史贡献，正是党领导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的一个缩影。
一、沪西小沙渡的近代发展沪西小沙渡地处今上海市普陀区苏州河南岸，19世纪中期属上海县法华乡管辖。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为外国资本进入巾国办厂打开方便之门。
小沙渡因地靠苏州河，又处于租界和华界的交界，交通便捷，劳工成本亦非常低廉，从而吸引了日资内外棉等大量棉纺织工厂的进驻，因此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上海著名的工业区之一。
1899年，公共租界当局在小沙渡区域越界筑路，从小沙渡渡口处往南筑小沙渡路，城市化随之迅猛发展。
1911年内外棉第三工厂投产后，日商同兴纱厂、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等纺织会社也纷纷在小沙渡设厂。
在所有日资纱厂中，势力最大的是内外棉系统，资本总额为1600万两，共有10家厂，集中分布在小沙渡一带。
5“小沙渡”成为沪西日本纺织工厂的专用地名。
6大量工厂的兴建，吸引了众多外来移民和本地失业者涌向这一地区，知短几十年的时间，小沙渡便由一个荒郊边缘地区，变成近代上海重要的工业城区之一。
在20年代中期，上海近80万工人中有20余万是纺织工人，而全市58家纺织工厂中有近20家设在沪西。
7对沪西纺织工人的争取，对于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但是上海纺织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男工中一字不识的占50%到60%,女工占80%到90%。
日商内外棉七厂男工700多人，能够稍稍认得几个字的还不到一半，其中能勉强看报的也不过十几人。
黄宝妹：我骄傲，我是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代表
黄宝妹：我骄傲，我是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代表作者：青沫来源：《新青年》2021年第09期2021年6月29日上午，90岁的黄宝妹，在人民大会堂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颁授的“七一勋章”。
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黄宝妹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她激动地说：“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我衷心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美好时代、美好生活，也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1931年，黄宝妹出生于上海浦东。
她的童年生活写满艰辛。
“我家原来住在浦东高桥镇，旧社会家里贫穷，我从小就要为家里分挑生活重担。
还记得12岁那年，天抹抹黑的时候，我就挑着一担盐，走上十八里路，从高桥镇贩运到庆宁寺，回到家里天已大亮。
14岁那年，我进了上棉十七厂的前身——日资的裕丰纱厂，被分配到细纱车间做童工。
”新中国刚成立，人民当家做主，一切都百废待兴，日资的裕丰纱厂也改为国棉十七厂，黄宝妹也迎来了新生。
“旧社会劳动为活命，新社会劳动最光荣。
在党的培养下，我从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做起，边学习边苦练，逐渐成为了一名技术能手，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当时，在我们细纱车间，我纺的二十三支纱，皮辊花（白花）出得最少，只有0.3%，位居全厂前列。
我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学习‘郝建秀先进经验’，我与车间另外三位小姐妹成立了技术革新攻关小组，探索出一套‘单线巡回、双面照顾、不走回头路’的先进操作法，节约了车间三分之一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后来多次创造全国优质高产纪录。
”由于工作勤奋、业绩突出，1952年11月，21岁的黄宝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宝妹说，从那时起，她就下定决心，一辈子都要为人民服务，做一名纺织女工。
1953年，22岁的黄宝妹以一人可照看800个纱锭的全厂最高纪录，从上海五十多万名纺纱工人里脱颖而出，被評为新中国第一代劳模，8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纺织工人状况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纺织工人状况研究作者：杨欢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年第03期[摘要]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传统手工纺织业在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下逐渐被机器生产所替代。
作为近代最发达的纺织业中心，上海纺织工人的数量数全国之最。
虽然工人对上海纺织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却饱受剥削压迫，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廉，居住条件差，他们所获得的回报与其付出极不相符，因此，在这个时期内，上海的纺织工人经常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进行抗争。
[关键词]上海；纺织业；工人；压迫；抗争上海纺织业在近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是民族企业的聚集地，也存在着众多帝国主义工厂，纺织工人数量庞大，1936年上海纺织工人总数多达21万多人。
但在中外的工厂里，普通纺织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很差，他们日夜劳作，待遇低下，非熟练工人甚至连温饱都保证不了。
饱受中外资本家压榨的纺织工人们只能奋起反抗，通过工人运动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一、近代上海纺织行业的整体状况（一）民族企业的衰落经历了一战后的短暂繁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的情况下逐渐衰落。
中国纺织厂设备陈旧，生产效率低下，1933年织布厂平均每人占有机器不足两台。
这一时期外资企业刻意降低市场价格，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就采取跌价倾销的策略，企图挤垮我国本土纺织厂，比如中日双方的纱价有时竟然相差三十五两，这种低于成本价的竞争压力使民族企业不堪重负，最终陷入困境。
自1932年开始，华商纺织工厂因业务量剧减陆续减产；1934-1937年，华商每年下半年停工有高达七周以上的，开工率不到80%，有的甚至就直接停产或倒闭。
外商压榨华商的另一种方式是以高额利息借款给中国民族企业。
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的利息率一般在5%左右，但借给中国企业的利息都在10%以上，有时甚至高达12%。
华商纺织厂在建立之初资本就不足，只能以贷款的方式扩大再生产。
华商以本厂全部资产作抵押向外国银行或财团贷款，到期若无力偿还只能被银行拍卖或被帝国主义工厂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