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研究
汪曾祺受戒赏析
..汪曾祺《受戒》赏析汪曾祺《受戒》赏析一、创作背景一、创作背景《受戒》，这是作家汪曾祺十七岁那年，抗战爆发时，避难到了一个小寺庙里住了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最早曾以《庙与僧》为题在上海《大公报》发表，1980年才重新写成了《受戒》。
两部作品比较后发现，两小说都有“回忆”的特点，但相隔了近三十五年，作家对往事的回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小说风格也完全不同。
《庙与僧》严格说来，只是《受戒》的创作素材，作家对人生的理解，还停留在好奇阶段，并无成熟的见解。
经过几十年的发酵，才酿成醇美清新的《受戒》。
二、创作目的二、创作目的汪曾祺把《受戒》当成一个梦来写，因为这是一个永远已逝的梦，也是梦想。
这是作家创作《受戒》的目的，表面上写小明子与小英子的初恋，实际上还有更丰富的内涵，那就是他们的初恋中所表现出来的清纯、和谐，他们的初恋中所表现出来的清纯、和谐，小明子的聪明能干，小明子的聪明能干，小明子的聪明能干，小英子的活泼大方，小英子的活泼大方，小英子的活泼大方，他们对戒他们对戒律的藐视，律的藐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他们旺盛的生命力，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新生活的改造，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新生活的改造，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新生活的改造，已不已不复存在。
于是，表面上欢快的《受戒》，便包含了作家的隐痛，表面上的初恋题材，表现的却是作家对纯朴人性的歌颂与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却是作家对纯朴人性的歌颂与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三、小说特征三、小说特征1、回忆性特点、回忆性特点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创作经历使然，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的观念又是他对小说创作的观念使然。
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
《受戒》中的小明子正是作家当初在避难寺庙里所见的小和尚，中的小明子正是作家当初在避难寺庙里所见的小和尚，同时，同时，又有作家自己少年时的影子，比如作品开始写小明子出家路上对沿路店铺的好奇，比如作品开始写小明子出家路上对沿路店铺的好奇，尤其是小明子朦胧的初恋，尤其是小明子朦胧的初恋，尤其是小明子朦胧的初恋，都都融进了作家自己的感受。
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死亡书写比较研究
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死亡书写比较研究
沈从文和汪曾祺是中国文坛上的两位著名作家，他们都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而著称。
在他们的小说中，死亡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也是体现他们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和探索的手段之一。
本文将从死亡的意象、死亡的角色以及对死亡的态度三个方面对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中的死亡进行比较研究。
沈从文和汪曾祺在小说中对于死亡的意象的描写各具特色。
沈从文的小说中，死亡常常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富有象征性和想象力。
例如在《边城》中，他描写了一个叫做春子的女孩子，她的容貌像一朵昙花一样，温暖而凋谢。
而在《孽子》中，他描绘了一个名为秋瑾的女人，她的死亡被描写成一种解脱和重生。
汪曾祺的小说中，死亡的意象则更加平实和贴近生活，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
例如在《冯道生》中，他以一个老实的农民冯道生的视角来叙述了一个关于生死的故事，通过他的经历和思考展现了对生死的思索和无奈。
沈从文和汪曾祺在小说中对于死亡的态度也有所区别。
沈从文的小说中，他对死亡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将死亡看作是一种解脱。
他通过描述死者的心灵世界和与活者的互动来表达对生死的思考和对超越生命局限的渴望。
而汪曾祺的小说中，他对于死亡持有一种较为客观和淡然的态度。
他通过对死亡的描写来展现人们对于死亡的无奈和接受，但并没有过多的情感表达，更多地是以一种日常的方式来面对死亡。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一位杰出的作家、散文家和翻译家，汪曾祺一直以来都备受文学界和读者的瞩目和推崇。
他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感悟力，塑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学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其丰富的创作生涯中，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更是备受推崇，深受研究和探讨。
在当代小说文体发展中，汪曾祺小说的意义与影响力也日益突显，本文将就此展开深入探讨。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以其深刻的生活感悟和对人性的洞察闻名，他的作品涉及从乡土风光到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广阔的题材和审美视野。
其作品以其独具魅力的故事情节和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学风貌，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融汇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融合了东西方文学的精髓，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共鸣力，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在于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写作风格，为当代小说的多样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汪曾祺小说以其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和真切的情感表达，使得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感染力。
他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对人性的深刻思考融入到作品之中，赋予了作品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义。
尤其是在叙事手法上，汪曾祺小说往往以抒情的笔调和生动的情节，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为当代小说的叙事表达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灵感。
通过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领略到当代小说叙事方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丰富了读者对当代小说的审美体验。
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还在于其对文学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为当代小说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和启示。
他的作品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精神和人文思想，又汲取了西方现代文学的营养和启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和表达方式。
汪曾祺小说以其独特的文学品格和创新的精神，使得作品在当代文学舞台上独具一席之地，成为当代小说文体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00年以来汪曾祺小说语言研究综述
路，从中他发现了汪曾祺的价值： “汪氏有关语言的卓 见，主要表现在敢于冲破德理达所谓‘语音中心主义’ 的西方现代语言学藩篱，主要从文字书写而不是从发 声说话的方向来追问语言的本质及其对文学的制约。 他甚至已经将我们对文学语言的思考从‘音本位’重 新拉回到‘字本位’，他想阐明的主要一点是： 撇开汉 字而致思汉 语 的 问 题 几 乎 不 可 能。”他 认 为 在 对 待 传 统和各种语言资源的态度上，汪曾祺和鲁迅有大致相 近的态度，汪曾祺对多种语言资源的借鉴吸纳已成为 研究者的共识，而鲁迅也是如此： “我以为鲁迅的语言 之路至今仍然不失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可贵的提 醒，即提醒我们不要 简 单 的 面 对 传 统 …… 鲁 迅 是 要 在 多重的似乎无路可走的语言困境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语 言的道路，其中既包含对传统的批判，也包含了对传统 的新的认同，同时更包含了对当时所有的各种语言资 源的巧妙与 大 胆 的 运 用。”［2］ 在 谈 论 对 中 国 当 代 文 学 语言的贡献和影响时，将汪曾祺和鲁迅相提并论，足见 对汪曾祺的文学史价值有着较高的定位。杨红莉认为 汪曾祺的“‘诗化生活型’语言有两种内涵和功能，即 ‘返回民间生活世界’和‘为生活世界去蔽’”，对于汪 曾祺小说语言 对 汉 语 现 代 化 的 意 义，认 为“从 汉 语 言 史和文学史的角度看，可以说，汪曾祺比较成功地将白 话文和文言文接续起来了，并为白话文及白话文学开 拓出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审美空间，从而将中国语言的 审美传统接 续 起 来。”［3］ 作 者 认 为 汪 曾 祺 在 现 代 汉 语 发展史上有两个贡献，一是和老舍、赵树理等人一起促 进了文学语言向民间生活语言的回归，二是接续了京 派文学的审美传统，实现了对民间日常生活的诗性化
语言。汪曾祺不仅让人物“自己说自己”，他还能“化” 为人物，即 人 物 是 怎 么 样 的，他 的 叙 述 人 就 是 什 么 样 的，人物怎样说话，叙述人就怎样说话，叙述人和人物 融为一体，用同样的口吻说同样的语言，显示同样的精 神。［16］王晶的论文着重围 绕 汪 曾 祺 的 语 言 美 展 开 分 析，从“摹声悦耳的听觉语言重现音乐美”、“神形逼真 的视觉语言呈现绘画美”、“有情有味的心灵语言呈现 意境美”、“三美的并存与交织”四个方面阐述汪曾祺 小说语言的特殊美。［17］周全星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汪曾 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即诗化、散文化、素朴雅致和简洁 和谐，其中语言的散文化特点更是从语言的汉字思维、 中国画法的化用、叙事语调的平淡、叙述结构的双重四 个方面进行分析。语言的简洁从词语和句子两方面分 析，认为名词性词语的运用、修饰性词语的省略或与中 心词分离以及多用中短句子少用长句是其语言简洁和 谐 的 原 因。［18］ 肖 莉 从 灵 动 叙 事 和 语 言 诗 意、“味 外 之 旨”与语言空 白、冷 暖 明 暗 与 语 言 风 格 三 个 方 面 分 析 了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审美追求。（ 1） 从语法形态、音 节的特点，分析汉语具有的语言的模糊、多重多变的特 征使之具有一种“天然的能指优势”，非常富于艺术表 现力，在小说创作中更可以发挥其特长； （ 2） 语言空白 的两个表现： 用凝缩性句子，并利用词际句际空白，以 简短的语言形式承载复杂的语义内容； 叙述话语的跳 跃分行排列。（ 3） 冷暖明暗主要指“用色彩语言去塑 造形象”，认为汪曾祺有色彩学、心理学、美学的知识， 懂得色彩语言能创造出一种与物象相吻合的真实感 觉，缩 短 了 鉴 赏 者 视 觉 中 艺 术 形 与 物 象 之 间 的 距 离。［19］张利华从词语、句式、辞格三个方面分析了其小 说语言的修辞特色，认为他选择那些平凡的日常口语， 以名词、动词 为 主，形 容 词、副 词、连 词 的 使 用 极 有 节 制，并且都是普通常用的，很少感情用语却非常注意词 语的形象色彩； 句式多用短句、散句，许多句子脱胎于 鲜活的口语，是典型的口语句式； 辞格方面都是少而极 富日常生活性的，与平实的句子融合在一起，对比喻的 运用最多。［20］靳新来将其语言诗化的表现形式归纳为 五种： 一是以密集的意象扩大审美空间，二是讲究文字 的组合，从“关 系 ”中 产 生 意 味，三 是 在 语 境 中 变 异 和 增殖，四是省略语句，创设“空白”，五是语言富有音韵 美、节奏感。［21］吴春萱对其小说中所用比喻涉及对象、 比喻词使用情况作了统计，认为在其小说中比喻修辞 使用的次数很多，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人、事、物、理 都可以用比喻来加以表达，而且表达得十分恰切，富含 韵味。在使用比喻的时候，主要使用的是方言、口语， 比喻手法的使用使得小说在表达意义上更加生动和 准确。［22］
汪曾祺研究报告
汪曾祺研究报告
汪曾祺（1920年-1997年），原籍湖南岳阳，后定居台湾。
他
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
他的作品以细腻的观察力、平实的语言风格、温情和寓意的叙述而蜚声文坛。
汪曾祺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戏剧等不同领域。
他的小说作品以描述农村生活为主，形成了独特的“汪氏笔法”，给读者带来了真实、质朴、温暖的感受。
他的散文作品则展现了丰富的生活情感和对自然、人性的思考，其中秉持着真实、内省的态度，引人深思。
汪曾祺的文学评论以独到的见解和深沉的思考而著称。
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广泛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
他的文学评论作品中，对于文学的审美价值、作家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汪曾祺还从事翻译工作，将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引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他对于翻译的认真态度和高水准的翻译功底，使得他的翻译作品在读者中广受好评。
在研究报告中，可以从汪曾祺的生平、创作特点、文学思想、主要作品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可以结合具体作品进行阅读分析，通过对其作品的解读，来展现汪曾祺的艺术成就和思想特点。
此外，也可以探讨汪曾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和贡献，分析他对于文学发展的启示和价值。
最后，总结评价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汪曾祺小说研究综述
在 汪 曾祺 小 说研 究 的起 步 阶段 ， 学者 们 一 般 关注 的是 其小 说 的 思想 内涵 、 审美 意 识 和 文体 风 格 。在 思想 内涵 和 审 美 意识 中 ， 人 们 十 分 关 注汪 曾祺对 中 国传 统 文化 与精神 的汲取 。季红真 是 比 较早对 汪 曾祺 小 说 做 考察 的学 者 ， 她 认 为 汪 的作 品集 中地概 括 了传 统知 识分 子 的道德 素质 与精神
２ ０ １ ３年 １月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 哲 学社 会 科 学版 ）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Ｇｕ ａ ｎ ｇ ｘ ｉ Ｔｅ ａ ｃ ｈ ｅ ｒ ｓ Ｅｄ ｕ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Ｅ ｄ ｉ ｔ ｉ ｏ ｎ ）
汪 曾祺 在 中国 当代 文学 史上 是一 位独 具创作 风格 的作家 。他 的创作 始 于上世 纪 ４ ０年代 ， 解放
起 了一 些争议 ， 这些 争 议 主 要 是 围绕 这 篇 小 说 的
思想主题 的指 向 问题 ， 有 的 学 者认 为 该 小 说 的艺 术表达 过 于隐 晦朦胧 ， 主 旨指 向不清 ， 语言 又太 过 散漫 ， 很难将 其定 位 。
临 着诸 多 困境 。 在 三 个 １ ０年 的研 究阶 段 中 ， 汪 曾祺 小说 研 究 呈现 出 了 不 同 的研 究特 点 ， 研 究 者 对 于 其 小说 的
评 价 在 文 学 史的 综 合 考 量 中更 加 客 观 细 致 ， 而研 究视 野 也 从 单 一 走 向 多元 ， 但更值得 引起我们 关注和深 思的
Ｊ ａ ｎ ． ２ ０ １ ３
ＶＯ １ ． ３ ４ ＮＯ． １
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鉴赏
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鉴赏在中国文坛上，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他们的杰出作品。
而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其独具风采的短篇小说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
本文将对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进行鉴赏，展现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1. 《又见月圆》汪曾祺的《又见月圆》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以简洁明快的笔触展现了战争背景下人性的抉择和情感的升华。
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年代，描写了一个日本侦察兵遭围困的情节。
通过对主人公古井的刻画，汪曾祺熟练地展示了一个普通士兵的勇敢与机智。
他不仅具备了智慧和勇气，还表现出对自身价值和对国家荣誉的意识。
在最后关头，他不惜牺牲自己保护了自己的阵地，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情感和责任担当。
2. 《另一种望远镜》《另一种望远镜》是汪曾祺的另一篇经典作品，通过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呈现出了深邃的内在世界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
故事主要讲述了一对老年夫妇因为儿子的不孝行为而遭遇困境。
然而，作者并没有局限于狭隘的家庭纠纷，而是将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他通过叙述儿子的外国朋友，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观念的变革。
这种对比让人感到思索和反思，引发了对家庭、社会和人生意义的深思。
3. 《生活的艺术》《生活的艺术》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生活琐事的关注和思考，揭示了人生的独特价值和对美的追求。
小说以糊涂的老头子韩老农为中心，通过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举动和反应，展现出了生活的乐趣和艺术。
作者以优雅和幽默的笔触，表达了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
在这个小小的镇子里，汪曾祺以他独特的眼光，将一个普通人的精彩展现出来。
4. 《人间草木》《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创作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以细腻入微的描写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性的复杂性。
故事通过一个乡下小伙子和一段意外事件的展开，让人们不禁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描绘，让读者切实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对自然的敬畏之情。
论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
论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汪曾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名垂青史的名字。
汪曾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剧作家。
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技巧为人所称道。
他的小说在描写生活的平淡中，常常寓有奇崛之处，但这种奇崛却不是为了卖弄而存在，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底蕴。
本文将详细阐述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
一、寓意深刻，文化内涵丰富。
汪曾祺的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涉及各个方面的人文社会现象。
例如，他的小说《围城》所描绘的社会现象表现出了当时城市中的腐败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而他的小说《钟鼓楼》所描绘的正是春秋时期的史实，用寓言的方式来探讨君臣之间的道德关系。
汪曾祺的作品常以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为主角，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象，让读者在平淡的故事中领悟到深刻的寓意和哲学道理。
二、情节曲折，寓意深刻汪曾祺的小说虽然平淡，但情节却多变曲折。
他可以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事件，展现出人们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可以反映出社会的问题和历史的局限性。
例如，他的小说《马桥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经历多次转折后才被解决的农民遭受不公的故事。
这种情节的变化让读者在读完之后，对于故事中反映的事件和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内在品质。
三、语言简单，直观易懂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简单，直观易懂，曲折的情节和深刻的寓意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
他的小说中多用平易近人的语言，描绘生活中的片段，不时添加一些耳目一新的描写，使读者可以轻松地了解和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和道理。
他的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把人物的语言真实地还原了出来。
这样的描述，不仅能让读者更好地领悟到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同时也让人物之间的交流更耐人寻味，更质朴自然。
四、细节描写，意味深长汪曾祺的小说中，细节描写十分传神，甚至可以用意味深长来形容。
他能够在普通的场景中，描绘出很多简单而独特的细节，从而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神秘和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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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
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
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
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
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
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
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
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
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
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
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
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
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
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
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3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观照。
谢将汪小说语言的墨光四射归功于汪对语境的解释功能和制约功能的充分理解和巧妙运用。
李认为汪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了种种实验,笔下的语言已到写活的境界,并极富创见地指出汪的语言实验在文化政治层面构成了对毛文体的挑战。
杜则从音节、声调、韵律、摹声词等角度揭示汪小说独特的语音美感,并将其置于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中,认为汪接续了建构语音形象美这一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
杨学民. 李勇忠.在《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汪曾祺对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的贡献》一文中认为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基本是沿着"言文一致"的方向发展的。
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小说语言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以本体论小说语言观替代了传统的工具论小说语言观,并提出了以审美为核心,广泛汲取多种语言资源的营养,锻造一种诗化小说语言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
罗譞在《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母语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在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中,汪曾祺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其语言的运思与运作方式上的“母语化”倾向:言说结构自由灵便,省俭笔墨、限制夸饰,随物赋形,含蓄节制、除尽火气,富于活力、灵性与诗性,表现出一种迥然有别“欧化”色彩的、极具“母语”特色的语言风格。
周志强在《作为文人镜像的现代韵白——汪曾祺小说汉语形象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汪小说的汉语形象，把其小说语言成为现代韵白。
所谓现代韵白，也就是指汪曾祺小说里面以现代白话生成一种类似于古代汉语的余韵无穷的审美效果的语言。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面，现代韵白呈现为一种极其富有魅力的审美形象。
简单地说，可以分为视觉形象、音韵形象、语体形象、文化形象等几个方面。
汪小说文体研究中另一个较为集中的关注点是视角研究。
席建彬的《回归与拯救———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指出汪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拯救沉溺的过去。
肖大勇则认为“温馨恬静的水乡”与“和谐宁静的京城巷闾”是汪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视角,反映了作者的士人心态和小说创作的内在审美蕴涵。
刘守亮. 江红英.在《童年经验与心理回归——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鲁迅和汪曾祺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一文中从心理学的“缺失性经验”和“丰富性经验”入手来探讨鲁迅、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
角度新颖。
也有一些研究者从大处着眼,在整体上研讨汪小说的文体特色。
他们或开辟新视角,如郝爱萍由字思维入手认为作家语言的诗化追求、叙述方式与主体心态和结构即氛围的独到处理构成了汪小说修辞上文体意识的自觉性。
或将其文体特色放入汪个人史,文学史,文化史进行考察。
如熊修雨通过《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小说的文体观》,《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义》等一系列文章,全面探讨了汪小说的文体。
他认为:汪“在批判传统小说文体观念的基础上,追求一种自觉的表象的真实”;汪“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小说及其它艺术门类,中外古今文学传统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题材、结构、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四方面进行小说文体的创新实践”;汪作中“乡土文化氛围等源于其平生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濡染和前辈作家对其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夏逸陶从小说文体角度来比较这两师生文体家。
首先,对故乡感情的差异,导致各自语言色调的不同:湘西给沈从文激情和感伤,高邮则赋予汪曾祺和谐温情,沈从文语言淳朴自然单纯,而汪曾祺喜欢在闲适雅致中精雕细琢,语感情调中多了份抚慰与轻松的调侃;其次,叙事视角取决于作家各自的个性心理特征:沈从文的孤独与天真,使得他对湘西采取一种近距离平视,对都市则是鄙视与嘲弄;汪曾祺有通俗抒情诗人的恬淡宽厚,使得他能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较远距离思索生活,有一种超然与达观。
第三,结构上汪沈走同一方向——散文化,但相比之下,汪曾祺更看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最后,从作品体现的不同人生哲学来看,汪沈都有出世与入世矛盾,但呈现形态不同,沈从文体现在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与文学家维护文学独立的要求之间,汪曾祺则在儒家与庄禅之间,这些都反映在对创作的文体追求上。
这样从表层到深层对文体作比较,对我们不无启发。
从资料上看,文体研究日益成为汪研的重心。
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
对文体负载着的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的人格内涵的深层结构分析,虽有人开始涉及(如夏逸陶),但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全可以由此来考察汪曾祺小说文体形成的诸多因素,包括创作内部规律(如小说是回忆等) ，结合文体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位道德文化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体家。
除了汪小说的文体特色,汪小说的艺术渊源也吸引了众多评论者的关注。
有些研究者致力于对其传统文化渊源的研讨。
孙郁注意到汪小说浸透散文的气息,发现汪小说与古代笔记小说在精神气质和艺术内涵上有惊人的相似性。
,获得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同。
同时,有论者还注意到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
庞守英进一步在思想内容、结构体式及叙述风度等方面探索了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联系与超越。
李振鹏对汪曾祺小说的民族性作分析,先从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刻划等方面探讨汪曾祺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承传关系;接下从语言风格上分析“唐宋派”与“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并从传统戏曲的“写意性”和“没有背景”性来剖析汪曾祺小说又一特色:“气氛即人物”。
柳易江则认为,汪曾祺小说中渗入一种“清高绝俗”的文人画风格,而文人画又是以意境的创造为审美核心的,因此,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便是意境的构造。
文中专门对汪曾祺小说中巧妙运用了中国画中“空白”理论来虚实相生的效果进行独到的阐释。
肖莉.在《汪曾祺小说的主体化意境特征》一文中从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化入手,结合文体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研究汪曾祺小说文体意境的独特性。
认为其意境有追求真善美，人化自然，虚实相生的特点。
夏元明从汪小说与绘画艺术联系角度进行深入发掘,分析其中融注的文人画创作精神及其体现与成因。
有些研究者则侧重研究汪对中国现代小说传统的借鉴。
李陀认为汪的语言受老舍、赵树理的影响极大。
其他研究者则更关注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汪的影响。
董瑾认为汪小说继承了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与呼唤,在风格上却趋于人间化日常化。
柯玲则说汪在“虔诚的文学信仰,冷静的政治观点,不懈的艺术追求上体现了京派本色,而其创作观念的突破,强调审美作用不否定功利性及其创作视野则超越了京派”。
赵顺宏,翟业军把汪作品归入乡土文学流脉，在《流动的风景:汪曾祺小说的一种读法》中认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可分为写实类和抒情类两种基本形态,写实类乡土小说与抒情类乡土小说存在显在的分野,汪曾祺属于后者。
他往往于乡土社会的边缘处入手展现乡土的特征,而描写正在消逝的传统职业是汪曾祺清新、灵动的创作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也有些研究者对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作了探索。
解志熙对汪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蕴含的存在主义作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分析。
杨鼎川全面分析了汪所受契诃夫、阿索林、伍尔芙及日本文学等外国现代主义的影响。
游友基则提出汪小说创作呈现出京派与现代派遇合的状态。
对于艺术渊源的探讨,从评论文章来看,着力于开掘其传统渊源,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学贯而西,“我也曾接受过外国文学影响,包括“意识流”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
这类话,汪曾祺曾多次提及,他要的民族传统是“要能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很明显,这一渊源影响研究总体而言这些论述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在这方面集中论述的只有解志熙《汪曾祺与存在主义》,杨鼎川《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
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
儒道佛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较为一致的看法。
早期研究者大多从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入手,刘锡诚认为汪曾祺赋予他笔下人物以传统美德,在这些人物相互关系中,突出赞美他们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人道主义精神;季红真进一步分析他笔下的旧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承,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因而她认为,汪曾祺受古典哲学意识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其中儒道影响很大,而佛家则很小,儒道中又以儒家影响最直接,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庄又有所批判;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
是早期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杨剑龙也认为“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