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学家-李寿恒-2019年精选教育文档

中国化学家－李寿恒李寿恒字乔年,化学化工学家、教育家、一级教授。

1898年2月21日出生于江苏宜兴湖滏镇。

1904年入小学读书，1910年转入上海中学(前身龙门)。

1913年入江苏常州中学，1918年春考入金陵大学农科，1920年7月赴美留学，先在密歇根大学，后转入伊利诺大学化学系，至1925年6月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1925年7月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授。

并在金陵大学兼课。

1927年春应聘至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授兼应化科主任，不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科系，担任第一任科(系)主任，成为中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创始人。

1927年8月工专改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翌年第三中山大学改为浙江大学，至1952年李先生连续担任系主任达25年，至1956年，李先生先后任工学院正副院长、教务长(含教务主任)各三次，1956年任浙大副校长。

其间1950年至1965年先后兼任浙江(含浙大)化工研究(试验)所正(副)所长(主任）三次，1960年起任浙江化工学院正(副)院长，1978年后任院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

1981年离休，1985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名誉教授。

先后聘为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

李先生还曾任民盟浙江省委委员、顾问，省二届人大代表，省政协l一3届委员和4届常委。

1918年李寿恒常州中学毕业，正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而国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败后军阀混战之际，国家前途发发可危，有识之士谋求国家出路，于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呼声甚高，李寿恒也怀着救国思想考大学，可是国立大学春季不招生，就考入了金陵大学农科。

进校后化学老师李颖是英国留学生，化学课讲得非常好，因而学习兴趣很高，老师也有意识培养，让他做一些课外工作，随着对化学兴趣渐浓，就打算改行，选修课有意向理工方面*。

当时留学成盛风，原在常州中学同学霍秋白1920年以记者身份访问苏联；同乡徐悲鸿赴法留学。

巴黎和会后，美元一再贬值，一美元抵不上一个银元，李寿恒利用这一机会，精打细算，取得了留美成功，后来改读伊利诺大学化学系，主要学习工业分析、工业化学、有机化学、燃料与燃烧等以化工为重点的课程取得了学士、硕士学位，最后在世界能源专家、曾任美国化学学会会长的S，W．Parr教授指导下，完成了新兴学科——化学工程学博士论文。

1925年6月学成回国，应聘为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教授，讲授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等课程。

1927年春应聘到杭州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授、应化科主任。

到校不久，发现按日本模式办学，应化科学生局限于学习工艺学不适应社会需要，他很赞赏美国刚兴起的化学工程学的理论概念，认为学生必须学习化工生产的共同规律，研究化工过程的开发、化工单元操作的设计计算为目标，为此向学校建议将应化科改建为化学工程科，得到校务会议批准，并授聘为化学工程科首任主任。

从此新兴的化学工程学科首次引起我国高等学校，在浙江工专创建了第一个化学工程学科，李寿恒成为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创始人。

按化学工程学科要求办学、培养人才，对推动我国化工教育、化工科技、化学工业与工程的创建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时有些名牌大学认为化学工程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不易接受新兴学科，如交大、清华建立化学工程系要迟后20年。

李寿恒在连续担任系主任的25年中，始终瞄准美国化工教育的先进水平，制定丁把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远大目标。

20—30年代国外评定一个新兴学系成功的标准，是看毕业生的出路。

具体的指标是每一个毕业生平均有几个单位争相招聘，受聘的平均待遇是多少?李寿恒办的是新兴学科，必须密切注视国外的发展动态，他的最大奋斗目标，就是要使国内广泛的用人单位都乐于录用浙大化工系的毕业生。

新的化学工程学科一成立，他团结全科教师、全力投入这一开创性的教学工作，按调正后的规定开出了全部必修课和部分选修课，在1928年就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化学工程学士——浙大化工系的首届毕业生，延聘教师到系任教是办好学系的第一要素，建系二年教师从四名增至拥有教授9位、讲师2位的实力较雄厚的教师队伍。

1930年他领导化工系建立起四大基础化学及分析化工等6个实验室和化工药品室，以及制革、油脂、染色等3个小化工场。

1936年5月竺可桢校长聘请李寿恒继续担任系主任，并兼代工学院院长。

至1937年建系10年，共培养了化工学士百余名，学系颇具规模，在国内声誉颇佳，上半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商得浙大同意聘请李寿恒为“庚款留美化学门研究生武迟(后为中科院院士)指导教师，“要求按规定”先在国内作相当研习后，再令出国”，“要求武迟到浙大随班研究，在李寿恒指导下“注重在轻化与煤化学方面”的学习、研究。

抗战军兴，李寿恒带领工学院师生举家随浙大西迁，在西迁中，学校没有因为敌机轰炸、艰险的环境和生活所压跨和冲散，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师生团结一致，同分敌慨，正如李寿恒所说：“举校西迁，在当时条件下，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困难重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和大家一样，宁死不做亡国奴，再苫再难也不愿在沦陷区教书。

”因此，他总是满腔热情，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毫不气馁，鼎力辅佐校长，组织带领工学院和化工系师生搬迁，坚持教学、科研和做思想工作，安排好生活，帮助解决贫寒学生的生活困难。

他努力贯彻和发扬“求是”精神，带头实行导师制，坚守岗位，和教们一起传道、授业、解惑，循循善诱，不辞辛苦，全面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学生们虽感学业压迫之苦”，“但都能情绪安定，刻苦学习”。

作为系主任延聘有名教授到后方来任教，难度更大，因此更注意留优秀的毕业生、研究生和出国回来的校友担任教学、科研、实验教学师资，是最佳途径之一。

与之同时因陋就简，俭勤节约，自力更生建立实验室小化工场，千方百计满足教学与科研需要，当年担任实验教学工作的优秀年轻教师就有十余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国内外的化工专家和教授。

化工系收藏的化学、化工书刊、资料种类繁多，李先生费尽心力，组织人员全部转辗西迁，虽有破损散失，但经精心维护修补整理(如对《CA》的保管完整程度在国内是难能可贵的)，供师生查阅，对教学、科研的开展极有利。

于是在遵义办学7年浙大发展成为“东方的剑桥”，而浙大化工系也已蜚声中外。

在浙大当时流传着：“浙大一浙大化工系，化工系的李寿恒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能代表浙大的是浙大化工系，化工系的具体代表是李寿恒先生”。

正如原华东化工学院院长朱正华在祝贺浙大化工系建系58年、李寿恒从教60周年的贺辞所说：“我们感谢浙大58年以来辛勤执教的所有教师，感谢你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

李先生是最在资格代表浙大化工系的老师的。

这是我们对母校、母亲的热爱，倾注在李先生一人身上的原因”。

在遵义办学7年中浙大化工系培养了200多名学士和近20名研究生，1944年的化工系毕业生等于全国其他各校化工系毕业生的一半。

当时国内用人单位宁可录用浙大化工系70分的毕业生而不优先录用别校90分的化工毕业生。

浙大化工系出国公费留学生考试常包揽全部或大部分录取名额。

1947年，李寿恒总结化工系建系20周年的经验，发表了“化工教育标准与本系课程”一文，他对照了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化工教育委员会主席A．B．Newman教授于1988年5月发表的美国大学化工教育之标准，与浙大化工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异同，在这里他认为要学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又不能唯外国是好，要根据我国国情，例如二三十年代美国化学工程毕业生绝大部分进入石油工业，在我国当时化工厂少、规模小，而食品、轻工、冶金、兵工等有一定发展，燃料动力基本资源来自煤炭。

所以化学工程的重点和设课应有中国的特点，例如该委员会认为应注重物理冶金，而不宜偏重化学冶金，而浙大化工系则两者并重，且以冶金为化学工程重点之一，所以30年代培养的毕业生中从事冶金的著名人士较多，如邵象华、姚玉林、孙观汉、刘馥英、张禄经、邹元羲等。

对于国防工业、基本化学工业、油脂、燃料工业等也作为化学工程的研究对象适当安排，适应我国的特点，随着时代和情况的变化，化学工程的重点也相应变化，如遵义时代就要立足贵州和大后方的化学工业和兵工生产，开展教学、研究和设计。

抗战胜利返杭，化工系面临恢复重建和扩大，浙大内部理、工、文同处一个校舍内，师资和物质力量比抗战期间要强得多，文、理、工各科互相开课，互相支持，更有利于培养更高质量的化学、化工人才。

特别是李寿恒一贯重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在办学中与上海、南京、重庆、贵州、浙江各地工矿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工厂接纳学生实习、学校接受厂矿委托试验研究项目、每年给工厂输送毕业生等。

例如侯德榜的侄儿侯虞钧当时去遵义浙大化工系就读，后来成为有名的“马丁—侯状态方程”的创建者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8年侯德榜的公子侯虞钦又读浙大化工系。

这说明侯德榜先生对浙大化工系和李寿恒的信任和支持，李寿恒为之奋斗的目标基本达到，虽然化学工程学的概念引自国外，而当年李寿恒创办的浙大化学工程，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寿恒再次任工学院院长、教务长，1956年任副校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参与和领导制订新浙大的发展和科学进军中的长期规划，贯彻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方针、抓紧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教师力量的协调，采取厂校结合，加强教学法研究等方法提高师资水平，针对纯工科的苏联模式的不足，在增加工企等新专业不久，又增设数、理、化三系，通过招副博士研究生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基础，理工结合，从而为新浙大的腾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浙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60年受浙江省委重托调至浙江化工学院，参加和领导新校的建设，时值国家困难时期，在浙西区办学，物质和精神生活之贫乏，可想而知，他主持学院工作，对学院发展规划、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实验设备、图书馆建议等重大校政；多方筹划、苦心经营、呕心沥血，和党政领导一起，与师生共甘苦，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优良校风。

他一贯主张严格要求、打好基础，强调大学生首先要学好“三基”——“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认为前二者是“文”，后者是“武”，掌握“三基”，也可说是“文武兼备”，并提出学好三基的标准是“透彻理解、牢固掌握、熟练应用、举一反主”，他提出了“基础第一、质量第一”的口号，成为师生奋斗的目标，为了保证第一届本科生的质量，关键在于师资水平，建院初成立了他任班主任的师资训练班，引进和延聘有经验的教授来校讲学和示范教学，他亲自上教学第一线，讲授无机化学、化工原理等主要的基础课，为年轻教师开出国内首次开的“传递过程”提高课，以求达到提高英语、数学和专业水平的一箭三雕的目标。

他十分强调实践环节的教学，主张严师出高徒，聘请工厂、设计、科研院所有经验的工程师为首届本科生设计答辨把关，经过努力使毕业生质量达到国家要求，在全国贯彻八字方针的大调整中，学院得到国家的肯定，这是他在浙大30年长期教学实践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在我校的再实践和再创造的硕果，由此也为今天的浙江工业大学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