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本质

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所引导。

市场经济也被用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词。

在市场经济里并没有一个中央协调的体制来指引其运作，但是在理论上，市场将会透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而达成自我组织的效果。

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通常主张，人们所追求的私利其实是一个社会最好的利益。

马克思分析商品经济的方法，完全适用于揭示“市场经济”隐含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商品交换的经济，在市场上，商品交换的双方只能交换属于自己的产品。

同样，合作也必须搞清楚自己拥有的资源。

市场上，商品是个天生的“平等派”，交换双方“只有通过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

所以，市场经济的本质涵义可以概括为：“以维护产权，促进平等和保护自由的市场制度为基础，以自由选择、自愿交换、自愿合作为前提，以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为特点，以市场机制导向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形态。

”依此涵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不在于“市场”和它的“机制”与“功能”，而是与“私有”、“契约”、“独立”相对应的“产权”、“平等”、“自由”等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特性的行为规范性质的制度，是建立一种通向文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主张和追求。

市场经济是自由的经济、平等的经济、产权明晰的文明经济，是市场交换规则普遍化的经济形态。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世界新兴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建立与成长贯穿于中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转轨”时期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萌发于３０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

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３０年前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经济推进到了复杂的、艰巨的转轨时期。

这个转轨时期的复杂性、艰巨性，集中表现在它由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一是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经济结构上从二元经济转向现代化工业经济；三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特别是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可持续型。

西方国家过去花费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我国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其复杂性与艰巨性可想而知。

以失业和就业为例，西方发达国家１００多年前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时，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３％－５％，全国失业率约４％－５％左右，而且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

而我国转轨起步于二元经济，农村人口占６０％多，是全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村剩余劳动力１亿－２亿人，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

在过去２０多年里，已有１．５亿农民工流向城市，虽大大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却也增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他们的就业处于不稳定状态。

此外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据统计，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间，国企和集团企业这两类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５６１０万人；另据统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进，导致自１９９４年以来共失去了１．５亿－２．０亿个工作岗位。

结果我国在转轨时期所面临的失业（或就业）问题，远比当今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更加严重，尽管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算高，但实际情况不容忽视，而且今后一段时期还会趋于严峻。

三种“转轨”叠合在一起的复杂情况，使得我国即使有持续的高增长，也常和高失业或低就业结伴而行。

当今，西方经济学根据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产业结构及运行规则所确立的失业率不超过５％，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程度的基尼系数不超过４％，用此标准要求或对比我国，对我国转轨时期并不适合，因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处于不同的平台上。

我们应朝此方向努力，加速经济发展和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

政府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也属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属于“赶超型”经济为了赶超西方早已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政府的力量。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中阐明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

世界银行在其１９９３年发表的《东亚经济奇迹》研究报告中，把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功于政府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和主导性。

中国，无论是实现工业化还是建设成熟的市场经济，都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国家过去用数百年才完成的事业，这就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来实现赶超。

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各种机制和制度工具处于发育、不成熟或“夹生”过程之中，而且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发育程度不同，相互之间还亟须相互匹配或配套和协调。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到衍生品市场，大约经历了２００多年的历史。

每种市场、每种机制和每个制度工具，并不是靠某个天才设计而诞生的，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由千万群众在经济实践中根据活动的需要而自发地达成协议并共同遵守形成的。

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发达国家２００多年所完成的事，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不允许让我国先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规模的市场经济再去融入世界经济。

为了“赶超”，在这里，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主导着制度创新。

当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尚未完成时，就已开始证券、票证化；当证券、票证制度尚未发育甚至有关运作法规尚不完善时又出现了期货及衍生品市场——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十年或十几年内同时出现的。

这就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在推进自身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各种市场组织形式、机制、制度工具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不成熟性或夹生性。

在我们看来，凡是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所有的市场形式、机制、制度工具，我们都应该一应俱有，即使目前条件不成熟也得先引进，在运行实践中培育，就像一群饿急了的人群，等不及饭煮熟就争着吃“夹生饭”，就只好“边吃、边煮、边熟”，致使各种市场组织形式、机制、制度工具之间常出现不协调、摩擦、脱节情形，这就构成了这种“赶超型”经济所固有的弱点。

这个弱点是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在转轨过程或社会主义市场培育、成长过程中，有对各个不协调、摩擦、脱节方面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协调的必要性。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讲“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结合起来”，这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把这个以“结合”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方向与道路提出的。

从经济制度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什么？它再也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问题是这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核心部分是什么？它和市场经济如何才能结合？结合的难点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这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其核心部分是“公有制为主体”，没有这个核心部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仅有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那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从经济体制上讲毫不困难，因为历史上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跟市场经济相结合，其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它的核心部分——作为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要实现这个结合，就必须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微观经济基础，而这是旷古以来的历史性创举。

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诞生、成长与发展从来都是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融合在一起的；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不论是西方经济学抑或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者虽然立场对立、立论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否认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的可能性，而且都把这一点奉为信条。

上世纪３０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发生过一次历时数年的社会主义大论战，当时西方经济学界主要代表米塞斯及哈耶克（后来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断言只有私人企业才能构成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微观经济基础，断言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跟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只能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与此同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断言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水火不相容，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

正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解放思想，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毅然采取改革开放决策，并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打破了来自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左右两个方面的同一把思想枷锁——所谓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容的教条。

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十几亿华夏子孙，在神州大地上“摸着石头过河”，开始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历史性长征，这是旷古以来的伟大的制度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难点，就是要在维护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部分——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微观经济基础。

何以如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

西方国家的企业都掌握在私人手里，政府作为政治实体，只具有公共服务职能；而我国政府不只是政治实体，而且还受国家委托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拥有大批国有企业。

国家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实际是政府所有制企业。

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两种身份和两种职能，这种体制是我国建国之初从苏联那里学来的，政府以国家名义对国有企业实行政府所有制，而且一统天下。

不仅非经营性、非竞争性国企为政府所统辖，而且本该由经济实体所统辖、按赢利原则经营的经营性、竞争性企业也归政府所统辖，结果经济服从于政治，赢利原则（成本——收益原则）被财政原则（无偿征收、无偿支付）所取代，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被计划所取代，大家都争吃财政“大锅饭”，企业没有独立的经营行业和经济利益，丧失了经济活力。

这种企业，根本不可能构成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微观基础。

那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主要取决于能否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经济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

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改革的实践中不仅找到了这个结合点，即通过国企改革，把国企建设成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公有制基础上为市场经济塑造微观经济基础；而且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即“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尔后又进一步明确股份制可以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循此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职能与机制。

在这里，“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至关紧要，不仅直接关系到产权能否明晰，关系到国有企业是否真正享有独立、自主的经营地位，而且关系到政府能否完全真正地从经济建设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