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艾兰访谈录
世界名人关于“道”的语录
世界名人关于“道”的语录老子“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
”“道法自然。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恒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
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
”孟子“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鲁迅“中国的根柢在道教。
”苏辙“与万物为偶，道一而物不一。
”子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
”苏辙“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后可常耳。
今夫仁义礼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为义，礼不可以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
惟不可道。
然后在仁为仁，在义为义，在礼为礼，在智为智。
彼皆不常，而常道不变、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阮籍“道者，法自然而为化。
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司马迁“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韩非子“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
故曰：‘道，理之者也。
’”荀子“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
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
老子是自由经济的鼻祖
老子是市场经济的鼻祖(陈应发国家林业局退耕办北京100714）摘要老子在2600多年就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道德经》就是一部无为的赞歌。
道家无为的治国思想，不仅与西方自由经济是相通的，而且也是西方自由经济的重要源渊。
本文引用一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阐述了道家无为的治国思想，对魁奈重农经济学治的影响，并通过魁奈对斯密创立《国富论》的影响，论证了道家无为的思想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关系。
最后，探究了“自由放任原则”（laissez-faire）与道家文化的源渊。
关键词老子道家无为而治市场经济鼻祖LaoZi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market economy(Chen Yingfa Office for Conversion of Cropland to Forest in SFA 100714) Abstract：LaoZi made in 2600 years of inaction on the country thought, 《tao teching》is a paean to inaction. Taoist inaction of the country thinking, not only with the Western free market economy are interlinked, but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Western liberal economic Yuan. This article refers to a group of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described Taoist inaction of the country thought of Quesnay rule of economics, and founded by Quesnay on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the influence of Taoist inaction demonstrated though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yek theory of spontaneous order. Finally, explore the "laissez-faire principle" (laissez-faire) and the Source of the Taoist culture.Key words：LaoZi Taoism Laissez-faire market economy Originator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市场经济，膜拜斯密为市场经济鼻祖。
我们正处于古代中国研究的“非凡时期”——访艾兰教授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1]
作者机构： [1]不详
出版物刊名： 中国史研究动态
页码： 65-76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5期
主题词： 古代中国;中国研究;中国历史;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中国学者;重要期刊;海外汉学;
摘要：艾兰（Sarah Allan）先生1945年出生于美国，现为达慕斯大学（Dartmouth College）荣休教授，是享誉海内外的汉学家。
她主要从事出土文献和早期中国历史的研究，著有《世袭与禅让》《水之德与道之端》《龟之谜》《湮没的思想》等专著，曾与李学勤、齐文心等中国学者整理出版《英国所藏甲骨集》，并长期担任海外汉学重要期刊《古代中国》（Early China）的主编。
艾兰教授的学术经历与成就是二战之后汉学研究的一个缩影，我们特约本次访谈，以飨读者。
法国汉学家程艾蓝谈中国思想史.doc
法国《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月刊2009年第5期刊登了法国华裔汉学家程艾蓝（Anne Cheng）的一篇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访谈。
这篇访谈的标题叫做《在臆想之外的中国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 par-delà les fantasmes）。
今天我就这篇访谈，向大家介绍一下她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学术观点和见解。
程艾蓝是法兰西学士院华裔院士程抱一先生的女儿，1955年出生于法国；年轻的时候进法国著名文科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西方古典人文知识，后来专门研究中国思想史，曾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担任研究员，后来又在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担任教授，翻译过孔子的《论语》，著有《中国思想史》等著作，最近还担任一套“中国思想” 丛书的主编，是一位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造诣很高的学者。
去年，她当选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中国知识史教席教授。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人文科学综合教学与科研的最高学府，当选为学院的中国知识史教席教授，也就意味着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
程艾蓝女士在法国汉学界以治学严谨著称。
她在学术上为人称道的一个特点是不受任何成见的支配，多年来她所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反驳和澄清有关中国知识传统的种种学术偏见，这使得她的中国思想史撰述具有牢固的基础。
谈到思想史这么一个问题时，程艾蓝指出，中国思想史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课题，既不能从时间上简单地认同所谓“中国五千年文明”这样一个笼统的意识形态说法，但也不能忽视中国思想至少延续了三千年的历史事实，且不说公元一千年后汉字和中国文化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影响。
但在这样一个学术领域内，程艾蓝认为西方汉学在很多方面至今尚未能够走出西方“启蒙”时代思想遗产的早期见解，尤其是历史上耶稣会传教士传达给西方人的有关中国的见解。
她认为，这方面的早期见解很大程度上框住了西方汉学的视野。
汉学家谈汉学
Wilhelm），他们都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而且和中国人一起研究过中国的文章，我想他们也把很多西方的思想带到了中国，他们促进了中国100年前起对外界的逐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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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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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讲我个人的经历：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个部门工作，负责德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之间的联系工作。有一次我和一个德国人在一个展览会上，那个德国人从1970年起专门联系展览会，因此已经跑了七八十趟中国，可他一句中文也不会，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中国老手了。可是我们的午餐开始还没两分钟，他的生意合作者们都开始和我聊。他很惊讶地跟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人和人的关系在语言障碍排除后可以提升到这样一个境界。
1949年以后中国的这种开放脚步放慢了很多。我觉得15年以来中国科学家们和西方科学家们的交流加速得很快，这种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研究的汉学这些年渐渐引起了中国的兴趣，中国的科学家们想知道，欧洲有哪些汉学家，他们在搞些什么研究，当然还有美国的那些汉学家们。中国科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西方汉学家们作为文化使者的重要性。
Mittler）：现任海德堡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台湾及英国牛津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汉学和日本学。研究重点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近代妇女文学等。
弥勒·萨伊尼博士教授（Prof．Dr．Gotelind
Mueller－Saini）：现任海德堡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波恩大学学习汉学，日本学，以及藏学。在香港、台湾、日本以及北京清华大学做过研究工作。
海外汉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俄罗斯汉学——口述史》
序跋评述|277海外汉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俄罗斯汉学一口述史》◎马晓辉摘要:《俄罗斯汉学一口述史》（20-21世纪俄罗斯杰出汉学家访谈录）（2015）（第二卷）是自2010年季塔连科领衔主持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之后的俄罗斯汉学界另一部力作。
在访谈中详细介绍了俄罗斯汉学家们的生平、学习经历和事业、学术研究、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本国汉学和世界汉学的历史、俄中两国的关系等等。
这部访谈录的问世向世界展示了俄国汉学界的风貌，能够引起学者对20-21世纪俄国汉学命运的思考，也是俄罗斯汉学传统在21世纪的延续和积极发展的有力见证。
我们期待着它很快在中国被译介并出版。
关键字:俄罗斯汉学口述史汉学家俄罗斯汉学经历了帝俄、苏联和当代俄罗斯三个时期，汉学家辈出，成果丰厚，现已形成几个主要的汉学学派。
最早一个学派是圣彼得堡学派,它建立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和后来的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基础之上。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了莫斯科汉学学派和远东%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中心）汉学学派。
所有学派不仅为俄罗斯汉学,而且也为世界汉学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开创了以新概念新态度研究中国的新局面。
俄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及其圣彼得堡分所是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时间最长的机构之一。
A-A•博克夏宁、A•@-科布泽夫、克鲁申斯基等许多学者都在中国问题部工作，他们研究中国中世纪史、新孔子思想、古文结构等问题。
俄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问题部几十年来一直举办俄罗斯重大的年度会议一“中国社会与国家”°《俄罗斯汉学一口述史》（20-21世纪俄罗斯杰出汉学家访谈录）（第二卷）①是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刘宇卫％B.B CEBaHB）主编，并在另外几位知名汉学家的协助下完成的,其中包括获得2014年中国政府“文化交流贡献奖”的维亚特2741语言与文化研究(第八辑)金及以哲学史专家科布泽夫，编撰者可谓阵容强大。
这是自2010年季塔连科领衔主持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②之后的俄罗斯汉学界另一部力作。
汉学与翻译学研究的互促与并进——美国汉学家艾朗诺访谈录
汉学与翻译学研究的互促与并进美国汉学家艾朗诺访谈录**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林语堂作品的中国文化变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4BYY012）的阶段性成果。
□卞建华访谈按语：艾朗诺（Ronald Egan ）,美国著名汉学家，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东亚语言 文化系汉学教授，曾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主攻宋代诗学、宋代士大夫 文化与宋代艺术史，尤以《左传》为主。
著有《欧阳修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984）、《苏轼的言、象、行》（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 uShi, 1994 《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 的审美思想与追求》（The Problem of B 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 2006 ）（以下简称《美的焦虑》）、《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 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 , 2013 ）（以下简称《才女之累》）。
译有《李清照集》（The Works of Li Qingzhao, 2019 ）,选译过钱謹书的《管锥篇》，即《有限的视野：钱锤书的思想与书信随笔》（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 , 1998 ）,参与撰写《中国剑桥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 hinese Literature , 2010 ）等。
2019年2—7月，笔者就美国汉学研究与翻译研究方面的相关问题对艾朗诺教授进行了访谈，访谈 内容主要包括美国汉学研究与中国汉语言文学研究及其与翻译学研究的异同，诗歌翻译中的可译性、策 略方法、理想的翻译以及译者的风格，汉学研究与翻译学研究的契合路径及学者型翻译与作家型翻译的 异同，中国语言文化如何更好地在英语世界传播及艾朗诺教授的未来翻译计划等。
艾兰：具有中国情怀的美国学者
艾兰：具有中国情怀的美国学者作者：王烨田耀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15期摘要：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界的著名学者，艾兰长期潜心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先秦的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等领域均有涉猎。
艾兰不仅对于甲骨文、青铜器、竹简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在先秦诸子哲学和古史传说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颇丰的成就。
作为一名师者，艾兰在汉学文化的海外传播和推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促进中西学术交流，艾兰曾积极组织多场驰名中外的中国学术国际研讨会，为世界汉学界与中国学界的沟通合作起到了桥梁作用。
不仅如此，艾兰时刻关注世界汉学界及中国本土学界研究的前沿，促进中西学术交流，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给予中国学者借鉴。
这些研究工作对于当代西方汉学界的学术发展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同时对中国的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艾兰;汉学;甲骨文;青铜器;竹简一、艾兰简介艾兰（Sarah Allan，1945-），西方汉学界的著名学者。
1945年，艾兰在美国出生。
曾先后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柏克莱分校研究汉学。
1974年，艾兰凭借《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一文，荣获博士学位。
1974年至1975年之间，艾兰就职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先秦哲学、文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史等多门课程。
1995年至2016年之间，艾兰就职于美国达慕思大学，并任特聘教授，从事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艾兰的代表作品为由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艾兰文集》，其中包括《龟之谜》、《水之道与德之端》、《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湮没的思想》等中译本，在国内学术界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反响。
艾兰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劳资关系的美国教授，幼时的艾兰时常陪同父亲远赴欧洲工作。
但其家庭与中国毫无联系，对于中国的了解自然微乎其微。
高中时期，艾兰曾阅读有关日本禅的相关书籍，书中所提及的道家思想，便是艾兰对于中国文化仅有的认识。
大学伊始，一门有关世界艺术的课程，其中涉及了中国古代的山水画，随即唤起了艾兰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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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兰：在金甲简帛中发现中国文化的“道”与“德”——访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艾兰2014年03月19日 09: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9日第573期作者：本报记者刘芳浏览： 38 次我要评论字号:大中小【核心提示】如果我们要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不应该只对中国历史进行理论化研究，还应该看这种理论能不能分析中国的材料和中国的历史。
理论只是一种假设，根据中国的材料，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理论，也可以修改这种理论。
若是一种假设不能很好地分析材料，就必须修正，或者应该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
艾兰，1945年生于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学习中文，1974年获博士学位。
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后为美国达慕思大学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讲席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美国期刊《古代中国》杂志主编。
她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竹简，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长期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对中国古代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方面涉猎颇多。
20世纪以来，随着新出土文献的不断刊布，海外中国学渐成国际显学。
各国专家学者对新出文献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信息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和多样性。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正日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
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和解析中国古代文明，为此记者采访了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讲席教授艾兰（Sarah Allan）女士。
1欧洲文明不是唯一标准《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研究甲骨文、青铜器和竹简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汉学，对中国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呢？艾兰：我的家庭和中国没有关系。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周围还没有中国人，学习汉学完全是出于偶然原因。
在高中的时候，我读了一些关于禅宗和道家的书，上大学时又在美术史课程里看到了大量的中国山水画，从此我对中国萌发了兴趣。
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和媒体总是散布中国的负面消息，我对此很怀疑，非常想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所以学习了中文。
大学时上了一门中国考古课程，之后就一直对古代中国感兴趣。
毕业后，感觉中文还没有学好，又读了博士，对中国的研究算是入了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经历。
为什么会选择先秦史作为研究的重点？艾兰：1966年，我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
我的老师很多都是著名的汉学家，他们中有不少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读过书，受到过很好的专业训练。
我原来想学中国考古，但这种课题很难做，因为当时到中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虽然这样，我还是读了关于中国考古的书，研习了中国古代汉语、文学、美术，还师从卜弼德学习过训诂。
卜弼德的兴趣广泛，他的训诂学课程实际上是思想史课程，对我影响很大。
1971年，吉德炜来伯克利教书，我也旁听了他的古文字学课程。
1972年，我博士还没有毕业，刘殿爵就请我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做讲师，教古代汉语和中国考古，又自学了甲骨文。
两年以后，他们又给了我一个正式的教师职位。
那时亚非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的学者特别有名，我们的关系也很密切，我常与葛瑞汉、谭朴森、刘殿爵在一起探讨学术。
我最年轻，跟他们学习了很多。
当时学术环境特别好，让人感到很温馨。
1981年，李学勤到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当时英国只有我研究甲骨文。
我、李学勤、齐文心决定合著《英国所藏甲骨集》。
我也向他们学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方面的知识。
后来我和李学勤又合作研究欧洲的青铜器收藏，开始每年到中国去，参加了不少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去了很多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1995年，我回到美国，开始在达慕思大学教书。
1998年，郭店战国竹书出版。
郭店楚墓竹简还没出版的时候，大家都听说里面有《老子》的材料。
我在达慕思大学的同事韩禄伯研究道家，所以我们共同组织了一个关于“郭店《老子》”的国际讨论会。
从那以后，我对战国竹简一直非常感兴趣。
现在的战国竹书除了郭店竹简外，还有上博简和清华简。
里面有很多材料跟我原来研究的历史传说很有关系，所以我最近主要研究这方面，现在刚写完一本书，讲述战国竹书里尧和舜的故事。
我碰到什么就学什么，也可以说我的机会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来开阔学术视野。
我的兴趣其实不只是古代中国，还包括更进一步探讨关于人类是怎样的？人的思想是什么样子？学习了古代汉语，就知道中国古人在说什么。
中国古人的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研究重点。
现在西方社会科学都以古希腊为中心，而我希望他们知道欧洲文明不是唯一的标准，古代中国也是很高级的文明。
我是汉学家，没有正式研究过古希腊，也不懂拉丁文，不会将其与中国古代文明进行比较。
比较学常把一个文明作为标准，西方学者以欧洲为标准，这样一定是中国弱。
如果以中国作为标准，西方也会弱。
我研究古代中国，证明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性，然后将这些成果展示给西方人，把中国的思想来源说清楚，别人就能够更好地进行比较了。
2显微镜科学鉴别甲骨真伪喻象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采用显微放大等新技术和手段鉴定和研究甲骨，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艾兰：这源于《英国所藏甲骨集》的编纂。
1981年，李学勤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经朋友介绍，我陪他到大英图书馆查看甲骨，后来决定合作将英国所藏的甲骨进行整理和发表。
学者对英藏的家谱刻辞（《库方》1056号）真伪的看法不一。
李学勤觉得是真的，胡厚宣觉得是假的。
由于两派学者看法不同，我认为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辨，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
于是，我试着用显微镜察看甲骨刻法和刻痕的形状。
我花费了几个月，将真甲骨和明显的假甲骨分别参半，用显微镜和照相机观察真假甲骨的区别。
后来偶然发现，由于甲骨干了，卜辞地层常常有裂纹，特别是牛骨。
真甲骨的裂纹按照刻字的线条裂开，但假甲骨因为先干燥，之后刻字，线条纹路就有所不同。
我和李学勤、齐文心合作编辑《英国所藏甲骨集》是很好的机会，我跟他们学习了很多。
当时和齐文心合作，每个甲骨卜辞都要看、都要读，对甲骨的认识更深刻了。
后来写《龟之谜》就用到了这些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中您曾用“喻象学”的最新理论分析中国早期思想中的喻象思维和隐喻应用。
请介绍一下您的观点？艾兰：最近喻象学特别重视认知科学，即人脑和语言思想的关系。
我利用喻象理论，以雷可夫、詹森的早期理论作为基础，赞同他们所说的最抽象的思想应该依靠喻象的说法，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古代哲学的抽象词汇中有一些想象的成分，这些想象有所关联，所以就联想到这些想象可能和喻象相关。
我又发现中国古代的思想里有本喻，即最根本的喻象。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会了解中国思想发展的道路。
利用“本喻”的概念分析古代哲学的抽象词汇是我自己的发现。
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进行详细研究。
所有的早期思想史应该都有这样的喻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不一样，但都有局限，它们的有限性与它们的本喻有关。
如果知道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西方思想的有限性在哪里。
不只是中国思想，西方古代哲学也与语言有关。
3西方理论释读中国神话思想与史实《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世袭与禅让》中借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把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尧、舜、禹、启直至商、周王朝建立的历史传说当作一种观念运动所产生出来的历史进行全新考察。
您认为用西方理论释读中国文献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艾兰：列维-斯特劳斯有两个特点。
首先，他研究神话，认为神话是思想的方法。
其次，他的结构主义方法来自语言学。
中国的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近代早期的学者曾做过研究，认为中国的历史中有神话的作用。
如果这是对的，我应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以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怎样运用历史。
我一方面利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一方面也批评他的理论。
他将原始社会单独分开，利用神话思想，这完全没有历史感。
譬如他认为澳大利亚、美国的一些部落和原始族群属于原始社会，把西方当作有科学﹑有历史感的社会。
但中国古代社会与上述两者都不同，中国古代社会已经不是原始的，而是拥有与西方希腊文明相类似的高级文明。
现在西方学者都承认列维-斯特劳斯把神话思想放到原始人身上不对。
但他的结构主义方法很有用并且很重要，能让我们研究一件事与其他事情间的关系。
我所用的方法来自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但也进行了修正，从而适应中国古代思想。
这样我就发现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如何利用传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
如果我们要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不应该只对中国历史进行理论化研究，还应该看这种理论能不能分析中国的材料和中国的历史。
理论只是一种假设，根据中国的材料，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理论，也可以修改这种理论。
若是一种假设不能很好地分析材料，就必须修正，或者应该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
若有普遍性理论的话，中国文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但必须用中国的材料研究中国问题，弥补理论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分析了商代考古材料、古文字和后代记录下来的神话传说，得出商代宗教、政治等方面的认识。
西方史学界对其神话材料也很关注，您认为东西方神话在特点上有何异同，东西方的神话研究是否存在共性？我们该如何看待古代神话中所蕴藏的思想与史实？艾兰：希腊神话中的神像人，但不是人，又超越人。
这些神住在自己的天堂，有自己的生活，但和人有联系。
古希腊神话就是关于这类神的故事。
但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这类的神、宗教和故事。
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书，特别是先秦典籍中这类的神很少。
中国的神是历史人物，有历史环境。
原因在于中国的宗教里，神是人的祖先，是去世之后的人，他们与活着的人还有关系。
中国的神话应该放在自己的历史中来考察。
由于对神的看法不同，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也不同。
在中国，神很难与历史分开，从中也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的研究来自于希腊神话，许多关于神话的思想都有局限性。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除了结构主义以外，还利用了整体性的研究方法。
即如果想到神话，也要想到宗教。
因为人不在真空中，一个社会的美术、文献、政治、宗教，所有属于一个时代的东西和思想都是有所关联的。
搞古代研究，利用这些方法有好处。
因为材料少，把这些材料都放到一起，内容会比较丰富。
4国际交流助中国史学永葆活力《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推动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专家一起研究新出文献，您认为国际交流对历史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和作用？艾兰：我遇到了李学勤、齐文心，他们心态开放，我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和他们合作《英国所藏甲骨集》的时候，我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发现他们很感兴趣，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
李学勤与我合作了一个亚非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交流项目，我也开始去中国参加学术交流，认识了不少中国学者，对我非常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