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汉学家
国外汉学研究
国外汉学研究讲稿上编概述对外汉语专业系列教材中没有《国外汉学研究》。
本课程应改为“国外汉语研究”。
一、汉学定义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
德国汉学家傅海波对“汉学”下的定义：“汉学是运用语言学方法，从中文史料来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和文明”。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源，那么汉学就是流。
汉学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属于跨文化研究。
从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型。
传统的，注重纯文字的考证和翻译以及对人文科学的关怀；现代的，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
“汉学”有宽窄两义。
广义上，它可以指“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
狭义上，则于以现代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
（刘东《“国学”与“汉学”》，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汉学”的另一种意义经学史上有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一般说来汉学讲求训诂名物、五行谶纬，宋学讲求心性哲学，着重纲常伦理（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二、汉学研究的意义汉学已经是外国人的研究成果，而汉学研究则是研究的研究。
汉学是国学的一面镜子，有借鉴意义。
任继愈先生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
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总的来说是开阔眼界。
汉语是世界的，汉语研究也是世界的。
就汉语研究来说，汉学主要有以下借鉴意义：1、理论背景。
国内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从西方全盘移植的。
理论探索一直是国内汉语研究的软肋。
蒋绍愚先生、王宁先生多次大声疾呼加强理论研究。
自己不动手去探究理论，遇到语言现象便到外国学者的理论中寻求解释。
规律的探究应该是很值得的鼓励的。
从《平山冷燕》法译本看译者儒莲的多重身份
从《平山冷燕》法译本看译者儒莲的多重身份从《平山冷燕》法译本看译者儒莲的多重身份吕如羽内容提要作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西方世界的早期重要译作之一，《平山冷燕》法译本展现了法国汉学家儒莲作为译者的复杂角色。
《平山冷燕》既为儒莲提供了教授汉语语言文学的途径，又成为了其传播和塑造东方形象的一个平台。
本文从译本出发，结合译者的翻译理论及其翻译实践，探讨文本所体现的译者的多重身份。
关键词《平山冷燕》法译本；翻译研究；法国汉学；中西文化比较与交流；儒莲中图分类号1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919(2020)01-0079-08引言儒莲(Stanislas Julien)是19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界代表人物。
他曾师从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emusat)学习汉语和满语，并接替雷慕沙担任法兰西公学汉语与满蒙语教席。
尽管儒莲一生未到过中国，但“在其国中译习我邦之语言文字将四十年，于经史子集靡不穷搜遍览，讨流溯源”①，对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有着广泛而精深的了解。
儒莲一生译著颇丰，且涉猎范围甚广，译有哲学经典《孟子》(Meng Tseu,1828)A《道德经》(L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1842),小说《平山冷燕》(P'ing-chan-ling-yen,ou 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ees,1860《玉娇梨》(Yu-kiao-li,ou Les Deux cousines,1864)^戏曲《灰阑记》(Hoei-lan-ki,ou I'Histoire du cercle de craie,1832)和《赵氏孤儿》｛Tchao-chikou-eul,ou1'Orphelin de la Chine,1834)等，并译有《大唐西域记》(Voyages des pelerins bouddhistes,I,1853,II,1857-1858)等重要佛教典籍作品。
论欧美的《管子》研究
［摘 要］《管子》在19世纪末传入欧美后经历了100多年的流传历程，西方学者对于《管子》的考察也经历了由浅到深的过程。
总的来看，西方人对于《管子》的关注集中于自然科学和文字解读方面，对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思想方面认识有限。
《管子》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在欧美地区的传播过程，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传播有巨大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管子；学术研究；文化传播；海外汉学论欧美的《管子》研究沈昊凌一、欧美《管子》研究成果《管子》在19世纪末期传入欧美后开始了它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
从先后顺序看，管子在欧美地区的流传开始于学术界，之后传导到社会层面。
有关西方管子的学术史研究，国内外学界已有一定的成果。
西方学者李克的论文《管子研究在西方》总结了其本人之前的西方管子研究，对梳理欧美管子学术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陈书仪《〈管子〉研究在国外》、冯禹《欧美国家有关〈管子〉研究的主要论著》和杜庆龙《从〈管子〉中汲取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的〈管子〉西方译介研究述论》三篇论文。
此外一部分国内学者着重研究了《管子》一书的翻译历程，主要包括顾冬建《〈管子〉的英译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李宗政《〈管子〉外译研究概述》和李亚芬《〈管子〉英译及其研究》，探讨了管子外译版本的发展脉络。
二、欧美地区管子学术研究的历程（一）初步传播（19世纪末期）西方学术界对《管子》的关注和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有三位学者，分别是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和葛禄博（Wilhelm Gurb）及法国学者戴·哈勒兹（Charles Joseph de Harlez）。
甲柏连孜的代表作《管子哲学著作》《管子批判初备》和葛禄博的代表作《中国文献史》（《东方各地文献》第八卷）仅仅在文章中对《管子》进行了介绍性的描述。
戴·哈勒兹的作品《公元前七世纪的一位中国宰相，齐国的管子与〈管子〉书》的内容除了介绍管仲的事迹与《管子》的主要内容外，还包括了《管子》的前十篇的译文，意译，多有删节，原文为法文［1］。
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解析
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一、伯希和的“宣判”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中国近百年来横绝一世的当代史学鉅子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
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
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志不移，必以执事（这里执事指陈垣）為首屈一指。
”?此话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当面听来个中滋味可想而知，其内心的汉学之焦虑必日益紧迫。
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于1932年底到达北平﹐直到翌年4月离开﹐几个月中可谓震动华夏学术界﹐北平的学者名流更是欢呼雀跃﹐不亦乐乎。
另据梁宗岱回忆：“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热闹的宴会上，聚当时旧都名流学者于一堂，济济蹌蹌，為的欢迎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法国伯希和教授。
除伯希和外，参加者还有其他欧美人士，因此交谈语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担任义务口译。
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歷史学界，你以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為应推陈垣先生。
我照话直译。
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
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
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
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
”?的确，作為20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界一言九鼎的领袖人物伯希和的意见实在是深深地刺激了胡适的自尊心。
眾所周知胡适一生有三大志愿：一是提倡新文学，二是提倡思想改革，三是提倡整理国故。
而第三个志愿正是胡适的弱项，但也要感谢胡适，正是他的提倡使得国学研究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成為中国十分时髦的学问。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国学是胡适的弱项，為何他要大力提倡呢？其实中间有一段隐情。
中山大学教授桑兵先生一语道破：“作為整理国故的倡导者，胡适治学的具体成就一直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高行健获奖是否值得我们骄傲
高行健获奖是否值得我们骄傲？法国华裔作家高行健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当代中国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瑞典皇家文学院对高行健的评价颇高，好象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前进的方向。
好象我们中国的文学只有沿着瑞典人的评价我们的文学才有生存的空间。
这样的评价不仅让我们想起了前几日梵底冈的“封圣“事件，我们不仅要从这个文学奖来看这个诺贝尔奖是否是包治百病的的“唐僧肉”。
在高行健获奖以后，许多人感到又一个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在欢呼雀跃。
我一开始还以为真是一个中国人呢？原来是一个法国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要认清一个法律的概念，什么叫中国人？中国人在法律上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才是中国人。
因此我们不能称高行健是中国人，而应该是一个华人，尽管他用中文写作。
因此，如果说无论海内海外，称其是中国人，首先是对我国宪法无知的表现。
而且我们许多人对他的获奖有着一份狂热。
多年以来，我们当代中国所有的文学界人士都在努力的为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作着巨大的努力，要说评价的标准，也不至于出现如此的偏差。
为什么诺贝尔奖历史上这是一个给一个某籍的某裔人。
为什么不是一个纯正的法国人或者一个纯正的中国人。
许多人都说为高行健感到骄傲，但是有多少人读过他的作品，有多少人认真的领悟了其真正的所谓代表了“中文小说”的方向。
“在我看来，是西方的影响才让他得了诺贝尔奖，西方的存在主义要远远大于我们中国文明对他的影响。
为中文小说的写作开辟了道路”。
这样的评价恐怕连鲁迅先生也担当不起。
在关于他的小说的介绍中，很多的是关于中国的介绍，但是很少的是对中国的正确的诠释。
就象美国的那个曾经获奖的赛珍珠一样，虽然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描述。
但是她的理解让中国人看来，决不是合格的，而且有些是错误的。
高行健的作品也是一样。
虽然瑞典皇家文学院说其思想何其的高远，至少中国人看来是不能苟同的。
因此，对于获奖者，不应该单单来看其获奖。
更应该来看其对人文精神和世界的影响。
如果真是许多人骄傲的那样。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doc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日常生活”是民俗学的研究范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著述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描写了南宋初期延续至蒙元入侵过后的南宋民众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为读者了解南宋时期的民俗史提供了一个简洁明了的范本。
谢和耐选定蒙元入侵南宋前即1276年的数十年和当时南宋的都城杭州作为描绘在一定历史时段下的中国民众生活的范围。
杭州是当时南宋的建都所在地，本身在南宋时期因为人口众多和繁荣富丽而极具代表性，容纳了各个阶层的人群，包含了不同形式的日常生活；蒙元入侵前的数十年间则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的时段，作者的眼光直接聚焦城市生活，所以认为选择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
我想引用作者在导言中提出的两个观点，观点一是作者认为10—13世纪中亚和蒙古游牧民族对中元造成的压力是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省份经济普遍增长的主要动因，之前中国的发展以北方地区为主。
这反映在南宋迫于蒙元压力，迁都杭州使杭州变得富丽堂皇，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辐射到更南边的福州、泉州以及长江中上游流域。
观点二是作者认为以杭州为代表的南宋看似安定繁荣，其实只是幻象，真实情况映射出国库空虚、农村贫困、统治阶级内部党争，随后难逃其被蒙元覆灭的结果。
作者提到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国家的覆灭是因为皇帝缺乏德行，而作者认为中国的真正崩溃与道德松弛无关，而在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
我以为作者是想借描绘日常生活来反映国家覆灭的内在真相，那么蒙元入侵前夜的日常生活在逻辑上则介于两个观点之间，以杭州为代表的经济中心转移给居住于杭州的人带来了新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日常生活之下又暗含危机，与被蒙元入侵似乎又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日常生活是否只是作者的切入点？在随后的章节中作者确实从经济、社会、文化的角度描绘了南宋色彩绚丽的日常生活，但大量的细节表明作者仅仅只是在描绘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他选用了丰富的文字材料进行描述，如南宋流传下来的生活琐记、笔记小说、方志、轶事汇编、马可波罗游记，这些资料细节丰富，马可波罗游记与中国的文献在描写某些同一事物上又能吻合；在分析中国社会产生的问题时，作者也注意同欧洲进行对比，试图说明在南宋时期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会产生特定的生活形态，中国社会在南宋时期经济的繁荣发展、商人阶层的崛起为什么没能同欧洲一样改变社会结构，作者用中国传统观念在社会中流传呈现出的坚韧性予以解释，最后则回归到中国文化的特性。
王国维10句话有境界自成高格
王国维10句话有境界自成高格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这样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胡适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而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落成时，陈寅恪在其碑文中道：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经典语录1、人生三境界王国维的人生三种境界，不知点醒了多少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2、教育的宗旨是使人成为“完全”的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
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
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
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
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
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
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
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
3、人不可无知识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识，而知识之程度之广狭，应时地不同。
古代之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闭关自守时之知识，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
故居今之世者，不可无今世之知识。
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溯其发达之次序，则实际之知识常先于理论之知识，然理论之知识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识之根本也。
一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谓理论之知识。
至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理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测绘等，谓之实际之知识。
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
各国着名汉学家
保罗·伯希和
法国
1878—1945
伯希和精通汉、满、蒙、藏、阿拉伯、伊朗语和其他东方语言，主要研究方面为中亚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尤其是明末清初西洋文化东渐史等方面。
René Etiemble
艾田蒲
法国
1909－
中西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
Rolf Alfred Stein
石泰安
法国
俄罗斯
1927-
中国文学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孟列夫）
俄罗斯
1926.2-2005.10
中国古典文学，敦煌写本
Леонард Сергеевич Переломов
列奥纳德·谢尔盖耶维奇·贝列罗莫夫（嵇辽拉）
俄罗斯
1928.12-
中国古代政治史，儒学
Joseph de Premare
马若瑟
法国
1666-1736
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
Joseph-Francois –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冯秉正
法国
1669-1748
精通满、汉语言，主要研究中国历史、文学，《中国通史》就是其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
Marcel Granet
1924-
马悦然在中国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古汉语语法和音韵分析到四川方言调查，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到当代朦胧诗的译介，他的学术研究涉猎了中国语言学与中国文学的众多领域。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高本汉
瑞典
1889—1978
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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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文化交流的活动中，法国籍的耶稣会士们比较突出，他们以宗教人士的身份来中国传教，介绍欧洲的科学知识，其中一部分人返回欧洲后，根据自己的见识，向法国官方提供中国的信息，向欧洲社会介绍中华文明。
金尼阁和马若瑟等人可为来华的法国籍耶稣会士的代表。
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
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之一，出生于法国南部的里昂，年轻时对于东方、中国颇感兴趣。
1889年，他以驻华法国公使馆随员的身份来华，获得研究中国文化的好机会。
1893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汉语教授。
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
首先来到中国的法国籍耶稣会士是金尼阁，字四表，他的法文姓名为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年）。
他于1594年加入耶稣会，1611年奉派来到中国。
他先在南京逗留，曾跟随两位意大利神父学习汉语，后来到杭州、北京。
1613年，当时耶稣会中国传教会的会长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意大利人）派金尼阁为代表返回罗马，向教廷汇报与晋见教皇。
1618年，金尼阁重返中国，并率领22名教士一同到达，其中包括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人）与罗雅各布（Jacques Rho，意大利人）。
他带来了教皇赠书七千余部。
1620年，他们回到澳门。
后来，金尼阁曾在南昌、杭州、开封以及陕西等地传教。
1628年，他于杭州去世，安葬在杭州市桃源岭村外。
他自称“我不感到汉语困难”，留下的遗着《西儒耳目资》于1626年在杭州出版。
该书可称为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照音韵排列汉字，按音查字，称“耳资”，而照偏旁笔划排列汉字，按形找字，称“目资”。
该书有利于当时中法双方人员直接交往。
此外，他曾编写《中国编年史》等。
《赵氏孤儿》法文译者马若瑟
1698年，法国船只“昂菲特利特号”（Amphitrite）驶抵中国，船上有白晋、马若瑟等法国籍耶稣会士。
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èmare，1666—1735年）熟习汉语，他
对于中法文化交流有所贡献。
他将中国名著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一剧译成法文，于是为对中华文化兴趣浓厚又不懂汉语的法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
法国著名东方学学者高第
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年），法国汉学家，又名高亨利、考狄埃，他生于美国的新奥尔良，在巴黎去世。
他研究东方，尤其对中国文化有所钟爱。
1869年，高第来到上海，在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工作。
1876年，他返回法国，从事中法文化交流工作。
1881年，成为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校的教授，并撰写多本有关中国的著作。
二十世纪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
伯希和（Paul Pellio，1878—1945年）生于巴黎，为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汉学家之一。
年轻时，他已对远东、中国怀着浓厚兴趣，曾从高第与沙畹等汉学家学习汉语，因此为他在华活动打下良好基础。
后来，他逐渐掌握汉、满、蒙、藏等语言，尤其关注中西交往历史。
1900年之际，越南河内成立“法兰西远东学校”（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伯希
和曾在该校任教，不久访问北京。
次年，他返回河内晋升教授。
1902年，伯希和又来北京，
随后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2年。
1908年，他与英国人斯坦因（Stein）一同到敦煌访古，盗
走中国珍贵文物约五千件。
1911年，他成为设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主攻东方语文。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他在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
大战结束后，他返回法国重操教师旧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在巴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