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
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
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康达维(DavidR.Knechtges),是生长于美国的当代著名汉学家和汉魏六朝辞赋研究专家。在近五十年的从教和治学生涯中,他用英文和中文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中国辞赋的论文,英译了八十余篇辞赋作品,出版了《汉赋:扬雄赋研究》《昭明文选赋英译》《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探微》(自选集)等多种赋学专著和英文译著,总字数逾百万言,还培养了近六十名研究中国古代诗文辞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主持英译了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为推动中囯文化在西方的交流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康达维在长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翻译、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不仅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形成了颇为系统的赋学思想和翻译理论。因此,总结探讨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成就及其学术贡献,无论是对于当今的赋学界与翻译学界,还是从繁荣中西文化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现有对康达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介绍或评论,与其作为欧美汉学名家及中国辞赋研究领军人物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影响远不相称。有鉴于此,本文才以"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为题,拟对于康达维的学术历程、赋学思想和赋学成就,对其英译《文选》赋的翻译学贡献,作一较为全面深入的总结探讨。
全文共包括《绪论》和六章正文,主要论述了如下内容:"绪论"主要是综述东西方学界对于康达维及其赋学成就的关注与评论,然后申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内容及研究思路方法。西方学界对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评论始于1977年,近四十年间有近10篇关于《汉赋:扬雄赋研究》和《昭明文选赋英译》的书评;东方学界自1980年代中期起,陆续有何沛雄、何新文、龚克昌等研究者在各自的赋学论著中绍介康达维的赋学成果,至本世纪初期又有苏瑞隆、孙晶、蒋文燕、马银琴等发表了几篇概述性的文章或访谈录。
但总体而言,现有的康达维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是"评介"式的文章,对于其代表性的成果如《昭明文选赋英译》则因为没有中译本而鲜有论述,研究康达维的专门论著或学位论文尚不见问世。
第一章《康达维的学术历程》:在概述康达维之前约70年间欧美辞赋研究状况的背景下,叙论康达维投身中国辞赋研究的学术历程。康达维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爱好始自其高中时代,上大学时则放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化学专业的录取而进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语文系学习中文。
接下去,又在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攻读中囯语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以博士学位论文《扬雄、赋和汉代修辞》进入汉赋研究领域,后来又逐渐扩展到汉魏六朝及唐代赋的翻译和研究。
他用15年时间完成的三巨册的《昭明文选赋英译》,更是在西方汉学界极具影响的成果。晚年的康达维,又主持翻译《中华文明史》,继续为传播中国古代辞赋和文化贡献力量。
因而康达维被遴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且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汉学翻译家大雅奖"的殊荣。第二章《康达维的赋学观及其翻译思想》:康达维对于"赋"体本质属性和赋体源流的探讨论述,突破欧美前辈汉学家将赋归于"诗"或"散文"的藩篱,强调赋有"诵读"的特征,并由此而将"赋"英译为"rhapsody",随着其研究的深入又最终将赋音译为"Fu"。
他同时认为赋体的起源具有多元性,由先秦的诸多文体融合形成赋的典型形式汉大赋,而后又继续生发出其他赋体形式。康达维的辞赋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异化的翻译观" "语文学的翻译策略"及其对于"汉赋描写性复音词"的翻译原则、方法等方面。
他关注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充分强调译文的准确性;他总结了《文选》赋翻译的难点,指出要用语文学翻译的方法,加上充分的注释以呈现出忠实原文的翻译;关于赋中描写性复音词的翻译,则总结出了坚守不可拆解、利用注释注音和"变体"、找寻契合语境的英文对应词、用"头韵法"翻译等原则。第三章《康达维对赋家扬雄的研究》:对于赋家扬雄的研究是康达维辞赋研究的起点,也是其研究重点之一,历时达十余年。
取得的成果相当丰富,包括他的博士论文《扬雄、赋和汉代修辞》,后来出版的《两种汉赋研究》《汉赋:扬雄赋研究》《扬雄的汉书本传》等2种专著和英译本,以及《扬雄<羽猎赋>的叙事、描写和修辞》等多篇论文;还翻译了扬雄的全部赋作,并且先后推出了四个不断改进的译本。在这些成果中,康达维以文学为本位,考察扬雄的辞赋及其赋论,肯定扬雄在创作上的模拟与创新,并用"劝说性修辞"和"修饰性修辞"来解读扬雄赋中的"讽谏"内容,认为扬雄是一个实践自己赋论的赋家,客观地定位扬雄在赋史上的地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康达维的《扬雄赋研究》一直是海内外最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美国辞赋研究的最高水平。第四章《康达维的汉魏六朝赋论述》:在扬雄之外,康达维研究其他汉魏六朝赋篇的论文有20余篇,涉及这一时期30余位作者的六十余篇辞赋作品,包括辞赋发轫期的隐语、辞、七体,及汉代成熟期的散体大赋,再到魏晋赋风转变期的抒情小赋。
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对赋篇真伪的辨析、对赋中名物的考证、对赋篇主旨的揭示、对赋家审美和思想观点的阐释、对赋篇叙写宫廷文化和饮食文化的分析,以及对赋篇翻译的探讨。康达维使用语文学和历史主义的方法,由微观而宏观、遵循赋体发展进程、重视探本清源等,从而使他的汉魏六朝赋论述表现出鲜明的文学史家的史学思维特点。
第五章《康达维的<昭明文选赋英译>》(上):《昭明文选赋英译》是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本章共四节。
第一节叙论康达维对《文选》及"选赋"的认识,认为《文选》将"文"分为37类,表明萧统文学概念的范围比《文心雕龙》要窄,在选文时更倾向于"精致、典雅"而具有文学性的作品;第二节论《文选》"京都之赋"的英译,指出译者多用"大词"显现京都的庄严和空间规模,以突出赋颂汉朝的思想主题;第三节论《文选》"郊祀、畋猎、宫殿、江海之赋"的英译,依不同的类别分别译出赋的"讽谏"意味、物象描摹和磅礴气势;第四节论《文选》"论文、哀伤、情之赋"的英译,分别译出了论文赋的理论特色、哀伤赋的悲情和"情"赋中女神的高雅美丽。第六章《康达维的<昭明文选賦英译>》(下):总结康达维对《文选·赋》的英译的特点。
其译文既以大量考辨性的注释和用词的准确性以实现译文忠实于原文,又能够译出赋铺陈体物、唯美抒情的文学意味,可谓是"学者型英译"与"文学性英译"有机结合的代表作品,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树立了新的标准和经典范例。最后是本文的"结语"。
总结康达维在古代辞赋翻译和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理论贡献,以及对于当代赋学研究和辞赋英译的示范作用。
中国古代散文史将赋纳入书写范围刍议——从古代赋文体论述的角度观照
中国古代散文史将赋纳入书写范围刍议——从古代赋文体论述的角度观照
何新文;黄爱武
【摘 要】现当代文学史界对于古代赋文体的认识颇不一致,或认为赋是韵文,或认为赋是散文,或认为散体赋是散文、骚体赋是韵文.影响到散文史、散文选本以及诗歌史著作,就呈现出或叙论赋或不叙论赋、或选录赋或不选录赋的混乱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于\"赋\"的文体属性缺乏明确认识.而考察中国古代的赋文体论述,则可发现自两汉至明清的论赋者始终坚持着\"赋出于诗\"、赋\"要皆属诗\"、\"赋当以诗为体、而不当以文为体\"的基本认识,体认着赋为\"有韵之文\"的文体归属.因此,尊重并吸取古代赋体论述的科学见解,消除当代文学史著作及散文选本将\"赋\"列入\"散文\"范围的误解,不仅能纠正以赋隶文和韵散不辨的分属混乱,也能减少赋篇选录和学术研究的交叉重复.
【期刊名称】《湖北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9(000)001
【总页数】8页(P116-123)
【关键词】文体论;赋;散文;古代散文史;书写范围
【作 者】何新文;黄爱武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中国地质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6
赋是中国古代既源远流长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在国外，如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教授所言：“在英文和其他语言里，没有与赋这种文体相应的名称。”[1](p713)因此，康达维先生在英译“赋”这个文体名称时，就由起先的“rhapsody”，后来修改为直译的“Fu”。由于赋体本身的特殊性，现当代中国的古代文学史研究界，对于赋体概念及其文体归属的认识存在很多不同的见解。其中相对而言，由清代学人王之绩《铁立文起》最先提出的“赋之为物、非诗非文”[2](p274)之说，则较为大家所接受。如郭绍虞先生1932年为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所写《序》文说：“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3]刘大杰先生初版于1941年，后来又多次修改再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认为：“赋这种体制是较为特殊的，由外表看去，是非诗非文，而其内容却有诗有文，可以说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4](p128)
体肤神貌：以苏轼诗翻译筑跨文化审美共同体
DOI：10.16069/ki.51-1610/g4.2024.01.003
收稿日期：2023-03-03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及启示研究”（20JZD046）作者简介：陈夏临（1985—），女，福建宁德人，宁德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
系。“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的外在表现，中国文
化是中国故事的内在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对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体系建构，立足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基，通过文化符号与中
国故事展示了中华文化底蕴[1]。习近平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为文化间互鉴共荣铺设通
衢，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表达形式，为做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智慧的外宣，做好了共同体
构筑的充分准备。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中轴线，锚
定作为审美共同体与寄载中国故事的外宣对
象，关注对跨文化传播对象的文学成就翻译，是借力文化符号提升文化软实力与感性呈现中华
文化的实践路径。苏轼作为中国最卓越的诗人，
其古典诗歌囊括了文体、格律、意象、意境等美感的成就巅峰。以中国古诗为跨文化翻译对象，
以苏轼为传统文化特定符号，将对苏轼诗的翻译试验作为审美共同体建构的着力点，有助于
从一个文化集成个体的故事性、文学性、审美性
出发，借助中外汉学家对古典诗歌的翻译试验，
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细胞共同体与
文体审美共同体的互鉴潜力。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
得最为突出，因为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炼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2]。古典诗歌英译对译者提出的要求
是：“必须首先把自己浸透在汉诗作者的文化传
统之中，体验他们的严谨沉默，有力的暗示笔
法，他们那惊人的色彩敏感性，尤其是他们对于创作主题的切身的艺术修养。”[3]“学衡”派主将
胡先骕与崇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汉学家哈罗
德·阿克顿，自觉化身为翻译诗语与目的语文化的“浸透者”，从文体、格律、意象、意境着眼，拟
《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于1995年在美国出版，后陆续再版。该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成功离不开译者葛浩文的功劳。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现已成功将中国20多位作家的50多部作品译入英语世界，“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莫言在《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说：“我更愿意相信，葛浩文教授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这里“披上当代英美文学色彩”和“增添光彩”就是指葛浩文的译者主体性。孟祥春在《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一文中指出：“葛浩文明确反对译者的‘隐形’，他主张译者非但不能放弃自我，而且还要凸显自我。” “凸显自我”指的是葛浩文在文本客观性及目的语环境制约之下体现的主观能动性。“制约”与“能动”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一、译者主体性
译者的翻译活动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与制约，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译者的地位开始受到关注。谢天振在其《译介学》专著中引用郭沫若的话：“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翻译既是创造性工作，译者的主观能力性就显得尤其重要。”许钧在《“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一文中提到：“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长期以来， 翻译研究几乎把重点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探讨， 而忽视了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活动因素，即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可以看出，翻译离不开译者能动性的发挥，译者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袁莉在《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一文中指出，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翻译是译者能动的理解诠释过程，是译者主体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 同时也是译者在理解他人的基点上对自我本性的一次深化理解，因此译者是翻译中的“唯一的主体要素”。经过翻译界十多年的讨论，“翻译主体是译者”这一观点已被广泛认可。王晓农在《论翻译主体及其范畴与译者主体性的本质》一文中指出：“译者主体性在本质上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的统一。”主体性表现为主观能动性；能动性发挥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即为受动性；为我性指翻译的目的性。查建明等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一文中给出了这样一个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可以看出，译者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素养对译文有很大影响。冯文坤等在《论译者主体性之构成》一文中指出：“译者主体既受到译入语诸环境的制约又受到译出语的规范。”因此，译者的翻译有一定的目的，原文本和译入语诸环境为翻译客体，客体制约译者能动性同时又激发译者的能动性或创造力。
李高洁的苏轼赋文译介与研究
第24卷第6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4No.62023年11月JournalofYanshan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Nov.2023
李高洁的苏轼赋文译介与研究
阮诗芸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州350108)
[收稿日期] 2023-08-25 [作者简介] 阮诗芸(1992—),女,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辞赋翻译与翻译字词史研究。[摘 要] 李高洁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引发国内重要学者点评的《苏东坡集选译》与《苏
赋》分别是通俗性与学术性的苏轼赋文译著,后者还是英语世界唯一一部个别中国作家的赋别
集,也是苏轼赋最完整的英译本。这两部译著继承翟理思、阿瑟·韦利等人译赋工作,是赋体文
学及苏轼作品海外传播中的重要环节。李高洁在《苏赋》中对赋文体形式的翻译策略和苏轼文
艺思想做了专门探讨,也体现在他的译文及注释之中。《苏赋》的译文吸纳钱锺书等学人的批
评,对正文及学术注释都有增修。而《苏东坡集选译》作为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作品则采用了
李夫人所作的艺术性插画与译文相结合的策略。考察李高洁的苏轼赋文译介可以为赋体文学
及苏轼作品翻译与传播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海外赋学;苏东坡集选译;李高洁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230604808
引用格式:[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48-55.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千百年
来,苏轼的性格魅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
不仅欣羡他在事功世界中刚直不屈的风节、民胞
物与的灼热同情心,更景仰他心灵世界中洒脱飘
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笑对人间盛衰的超
旷”[1]391。钱锺书认为,苏轼的作品中,赋超过了他
在其他门类艺术方面的贡献,是文学史上的一大
奇迹。[2]xx-xxi
汉学家修中诚《西都赋》的翻译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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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修中诚《西都赋》的翻译与研究
作者：谢波
来源：《文学教育》2019年第10期
内容摘要：中国的赋学研究到20世纪末才开始兴盛起来，西方汉学界的赋体研究成果就更为稀少，长期以来只停留在翻译的阶段。无论在中西赋学界，“什么是赋？”“怎样正确解读汉赋？”“赋体的源流是什么？”都是众说纷纭，常议常新，本节将针对修忠诚先生对《西都赋》的翻译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汉赋 修中诚 翻译
一.修中诚《西都赋》的翻译
1.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第一段，第六句）
所以凭借文学以侍从君王之臣，如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乘、王褒、刘向等等，朝朝暮暮议论创作构思缀文，计日计月把作品进献朝廷。
The result was that those servants of the Emperor of the kind whose powers of language were of
assistance to him， Ss -ma Hsiang-ju and...[six others specified]， morning and evening debated and
took thought， daily and monthly made offerings[of compositions].（第25頁，ChapterⅢ）
康达维认为朝堂的庄严使策士们使用间接和迂回的劝说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对问结构的使用。康达维受柯润璞（J.J.Crump）《战国策》研究的启发，认为策士们使用“双重劝诫”来达到迂回劝说的目的。康达维还发现了为了达到良好的劝说效果，策士们使用了“双重劝诫”劝说结构。在《战国策》中，这种双重劝说还偶尔以两位或多为策士进行辩论的形式出现，各方说明各种选择的利弊，直至最雄辩的一方取胜……这种框架结构成为赋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以几位虚构人物的辩论为结构。因此，此处的debate符合汉赋的文体。这种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汉赋中常见的“对问体”，康达维运用了柯润璞的“双重劝诫”的结构理论说明了汉赋中对问体的来源，指出这种结构的运用是为了达到委婉劝说的目的。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楚辞·九歌》汉学家英译文化意象的对比研究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楚辞·九歌》汉学家英译文化意象的对比研究
《楚辞·九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篇章，其中王国维、贾平凹等许多汉学家为其做出了重要的英译工作。本文基于平行语料库，对不同汉学家的英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探究其中反映的文化意象的差异与共性，以期从中进一步了解汉学家对《九歌》的诠释和文化塑造。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重要的美学观念，强调个体的独特美与共同美的结合。在《九歌》这一作品中，作者屈原以独特的想象力和艺术表达，描绘了丰富的自然景观、生命情感与历史典故。对于汉学家而言，如何将这种既有个体的风格又凸显共同美的作品翻译成英语，与西方读者进行跨文化交流和欣赏，成为他们的挑战和任务。
首先，我们观察了王国维的译文。王国维为《九歌》的翻译增添了大量的辞章和韵律，使译文在音韵上与原文更为接近。他注重古体诗的美感，注重准确表达意象与情感。比如在“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诗句中，他用“白云千紧覆头白，任阶高在我心头”来表达，既传达了原作的意义，又增添了一种鲜明的意象感。此外，他还将楚辞的特点融入英译中，如运用寿春琴的形象来描述音乐，表达了中国古代音韵之美。这种译法兼有“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的特点，既保留了原作的艺术韵味，又迎合了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
然而，贾平凹的英译则更加注重个体的美感与表达。他将“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译为“With millennia-long
white hair upon my head, As if to torment me, with my
sorrow knot tight”，这种直接、暴露的表述更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强调了作者内心的痛苦体验。贾平凹的英译非常贴近散文的口吻，将古体诗的意境转化为散文的表达，使得英译更具有现代感和亲近感。他通过诗意的散文表达，表现了作者作为个体的情感与体验。
汉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趋势作者：踪凡
汉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趋势作者：踪凡
汉赋虽荣膺“一代之文学”美誉，但两千年来一直备受研究者冷落，真正意义上有体系有深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的汉赋研究集中于汉赋价值论和作家作品论，以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为代表，有褴褛开疆之功。此后研究者多集中于汉赋艺术论与汉赋文化内涵研究，以万光治《汉赋通论》（1989）、章沧授《汉赋美学》（1993）、康金声《汉赋纵横》（1993）等为代表。当然，汉赋作品的汇辑、校勘、注释、鉴赏也颇有成绩，除了毕万忱等《中国历代赋选·先秦两汉卷》（1990）、费振刚等《全汉赋》（1993）外，还有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1986）、《扬雄集校注》（1993）、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1993）等。港台海外学者大多致力于语词、名物、创作本事研究，台湾简宗梧、美国康达维、日本清水茂、谷口洋等贡献尤大。
二十一世纪的汉赋研究，在研究队伍、成果数量、研究的深度、广度等方面皆远远超出上个世纪。总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三个大的方面。未来的汉赋研究，亦当从中孕育和生发。
一是汉赋文本释读与相关文献研究。文本释读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今存汉赋作品或异文众多，僻字满眼，或残篇断句，索解繁难。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2003）、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2005）的出版，为新世纪汉赋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侯文学《班固集校注》（2019）一书亦堪补汉赋四大家“三缺一”的尴尬局面，值得称道。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2017）搜罗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文选》古本多种，汇集异文、古注资料空前丰富。随着更多海内外孤本、珍本、善本文献被发现，以及电子文献的大力开发和广泛利用，汉赋作品的新辑、新校、新注工作又提上日程。2022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赋》新辑、汇校、汇注、汇评”，有望将汉赋文本研究向前推进。
由于年代久远，汉赋作品散佚严重，十不存一。费振刚、龚克昌、程章灿、曹淑娟、廖国栋等皆曾从事辑佚工作，各有收获。而彭春艳《汉赋文本研究》（2017）一书，又续加辑佚15篇，考定篇名17篇、考辨著作权17篇、残篇缀合41篇，为汉赋作品正本清源，颇有贡献。其《汉赋系年考证》（2017）对西汉27位赋家、东汉67位赋家的作品进行考订，确定每篇赋之作年，可资参考。最近彭春艳又完成《汉赋篇名分歧考辨》书稿，她充分利用数字古籍和各种检索手段，对二百多篇汉赋的异名、误名、存疑名进行汇总和考辨，并分析其原因。毫无疑问，检索手段、研究方法的升级往往会获得大量稀见资料，进而颠覆某些陈陈相因的学术观点，也昭示着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从信达雅角度评析《桃花源记》英译本,以James Robert Hightower和罗经国译本为例
从信达雅角度评析《桃花源记》英译本，以James Robert Hightower和罗经国译本为例
1.引言
陶渊明的散文诗《桃花源记》记述一个世俗的渔人偶然进入与世隔绝之地的奇遇记，以讲故事的形式描述了令人神往的田园生活，整篇文章被翻译成英文版本后，翻译研究界就相继展开了对于其各个译本的分析工作，本文则从“信达雅”角度重点探讨James Robert Hightower和罗经国在译本中的选词、句式、段落、语法、文化历史等方面表现出的处理手法的异同。
2.正文
2.1陶渊明及其《桃花源记》
陶渊明(365~427) ，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又名陶潜，字元亮，因宅边曾有五棵柳树，又自号“五柳先生”，他死后朋友私谥"靖节徵士”，故世称“靖节先生”。在陶渊明所做的诗文中，田园生活是他的主要题材，他被誉为“田园诗派的鼻祖”,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五言古诗《桃花源诗》前的一篇小记。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 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记》 本是《桃花源诗》的序言，由于其独立超然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独立成篇，也成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
2.2《桃花源记》的英译情况
《桃花源记》有多个英译本:如罗经国、孙大雨、谢百魁、林语堂、方重、A. R. Davis, James Robert
Hightower,汪榕培、谭时麟等都将《桃花源记》翻译成英文。其中，较著名的数林语堂译本(1940年)、英国汉学家A. R. Davis译本、罗经国、方重及汪榕培的译本。本文挑选James Robert Hightower和罗经国译本进行对比评析。
2.2.1 James Robert Hightower（海陶玮）
海陶玮是美国本土“第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是“美国汉学届的泰斗”和“研究中国文学著名的权威”(康达维，1994年)。根据海陶玮的生平简介等公开资料可知，海陶玮走上中国文学研究之路，是因为在大学读书期间阅读了庞德所译的中国古诗，受到庞德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的感召。他也是美国最早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也是西方早期研究陶渊明的权威,代表作《陶潜诗集》。
异域知音：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教授的辞赋研究
２０１１年１月 第３８卷第１期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ａｎ．，２０１ １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
异域知音：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教授的辞赋研究
苏瑞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摘要］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是西方当代著名汉学家和汉赋及六朝文学专家。他积三十余 年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古代辞赋的译介、研究及学术交流、传播诸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其辞赋研究成 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昭明文选》所收赋篇的英文翻译；对汉魏六朝赋篇的具体剖析；对西汉赋家扬雄的全 面探讨；对中国古代赋学若干专题的精深研究。康达维教授的这些成果代表了２０世纪西方学者赋学研究的最高 成就，康迭维教授也因此被海内外赋学界誉为“当代西方汉学之巨擘，辞赋研究之宗师”。 ［关键词］康达维；《文选》赋英译；汉魏六朝赋；扬雄赋研究 ［中图分类号］Ｉ２２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４７９９（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４９—０８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康达维（Ｄａｖｉｄ Ｒ．Ｋｎｅｃｈｔｇｅｓ）教授，是西方当代著名汉学家和汉赋及六朝文
学专家。１９４２年出生于美国蒙特拿州，于高中时代即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开始致力学习中文。１９６０年 进入美国著名汉学重镇——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中文学士学位，其间即自学外语，并从旁涉猎中古欧
洲文学，是以能学贯中西。１９６４毕业后，继续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受业于汉学名家海陶伟（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ｉｇｈｔｏｗｅｒ １９１５－－２００６）教授，１９６５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因对汉赋产生浓厚兴趣，遂返回华盛顿大学， 师事德籍卫德明教授（Ｈｅｌｌｍｕ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９０５－－１９９０）攻读博士学位，并从萧公权、李方桂等名师研习。
１９６８年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扬雄生平及其赋的研究》。文中将扬雄所有的赋皆译为英文并详作解
源语文化视域下宋玉《神女赋》王、玉之辨的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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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语文化视域下宋玉《神女赋》王、玉之辨的英译研究
作者：邓超群 翟新明
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3期
摘要：有关宋玉《神女赋》中是否存在王、玉文字错讹，亦即《神女赋》梦主为楚襄王还是宋玉，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沈括有关王、玉文字错讹的观点与洪迈对《神女赋》文义逻辑的解读，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在《文选》版刻上有所实践。在《神女赋》的英文译本中，何可思、孙大雨与康达维均认为存在王、玉文字错讹，梦遇神女者为宋玉而非楚襄王。这一现象映现出文本翻译中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接受。
关键词：源语文化；《神女赋》；英译；王玉之辨
中图分类号：H315.9；H159
文献标识码：A
一、宋玉《神女赋》英译中的王、玉之辨
有关宋玉《神女赋》中的王、玉之辨，即梦遇神女者为楚襄王还是宋玉，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要点。自宋代沈括首先提出疑问，时至今日，学界尚未有定论。在海外汉学研究中，虽未有针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专篇论文，但对宋玉《神女赋》的翻译，本身即可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的选择，即有着考辨异文的功用，而在文本翻译背后则隐含着译者主体对源语文化的接受。
已知的宋玉《神女赋》译文，主要有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的英译本、奥地利汉学家赞克（Erwin von Zach）的德文译本、法国汉学家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的法文译本、日本学者小尾郊一的日译本①，以及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的英译本，此外，国内尚有诗人孙大雨的英译本。在《神女赋》英译中，针对宋玉《神女赋》中的王、玉之辨，何可思、孙大雨、康达维三位译者均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式，即认为梦遇神女者为宋玉而非楚襄王。
何可思的译文刊于《通报》（T'oung Pao）1928年第5期第387至402页，译文名为“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