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都淮安及其历史地位的形成
淮安大运河文化作文
淮安大运河文化作文一、淮安大运河的历史渊源淮安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繁荣的城市，位于江苏省中部。
而淮安的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大运河是我国古代的一条重要水运干线，连接了长江和黄河，全长约1,794公里。
它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中华民族文明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
二、淮安大运河文化的特色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见证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建设的辉煌。
在淮安境内的大运河沿线，有着许多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历史遗迹，体现了淮安大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首先，淮安的大运河文化体现在建筑上。
顺着大运河沿线来到淮安，我们可以欣赏到许多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群落。
例如，淮安市区内的盐城大街和运河街，保存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体现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
这些建筑以其特有的气韵和精美的雕刻赢得了众多游客的赞美。
其次，淮安的大运河文化体现在传统艺术上。
在大运河沿线的村落中，我们可以欣赏到许多传统的工艺品和艺术表演。
例如，淮安的扇子、剪纸、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大运河沿线的村庄还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戏曲表演，如秧歌、粤剧等，让人们领略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再次，淮安的大运河文化体现在民俗风情上。
在淮安沿线的村庄，许多古老的民俗还在延续着。
百姓们举行的传统节日、民间婚嫁礼仪等，都是淮安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淮安的大运河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灯会活动，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其中的灯船表演更是独树一帜。
三、淮安大运河文化的意义淮安大运河文化不仅仅是地方文化的表现，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它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首先，淮安大运河文化体现了古代人民对水利工程的智慧与勇气。
建设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人民对水运交通的重要创新，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淮安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水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古代人民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智慧和勇气。
其次，淮安大运河文化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与兴盛。
淮安简介
淮安简介：淮安是一代伟人开国总理的故乡，是文化名城，像涟水，洪泽，金湖，盱眙四个县。
清河，清浦，淮安，淮阴四个区，另有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辖区总面积1.0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40万，城市化率达45%，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达120平方公里，人口120万。
（1）魅力淮安：淮安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具体于4万年前下草湾古人类就留下了新世纪文化。
举世闻名的清涟港文化也发现与此。
明清时期，中国漕运盐运的枢纽地段，使淮安享有“今无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舟”的美誉。
自古就是南船北马，九省通渠的南北交汇之地和区域交通枢纽。
厚重的历史给这块风水宝地以诱人的景色。
改革的春风让这片热土迸发出昂扬的活力。
全市上下倾力打造的苏北重要城市和“南有昆山，北有淮安'的台资集聚新高地，让今日的淮安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淮安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
文化名城，伟人故里，运河之都，美食之乡，生态家园成为五张城市名片。
1，文化名城:淮安秦始至现，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
历史上诞生过大军事家韩信，巾帼英雄梁红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名族英雄关天培等。
全市共有国家和省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00多处。
2，运河之都：明清时期，淮安是全国漕运之会。
漕运制造，漕粮储备转运，河道治理和淮北盐集散五大中心。
康乾盛世时，人口超过50万，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京杭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
淮安因地处秦岭，淮河一线，其后上具有典型的南北温带与亚热带过度特征，获得国家政委局批准建成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标志园。
3，伟人故里:一代伟人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并在淮安生活了12年。
现存有周恩来故居，童年读书处，和周恩来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美食之乡;。
大运河考察记之淮安
大运河考察记之淮安作者：石永民来源：《杭州·生活品质版》 2013年第3期淮安，取淮水安澜之意，位于大运河入淮之口，古城历2200 多年，至今城址不变，风貌犹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大运河淮安段北起骆马湖民便河船闸，南迄北运西闸，全长169公里，横跨淮、沂、泗诸水系，贯通骆马湖、洪泽湖、白马湖、宝应湖、高邮湖五大湖泊，成为淮安灌溉、防洪、防涝、航运结合的主要河流。
淮安历史上曾是漕运枢纽、盐运要冲，有“运河之都”之称。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百余万人开挖通济渠后，江南贡赋皆经淮安北运，促进了城镇的繁荣。
唐代，楚州城以其繁华被白居易称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隋唐宋时期，掌管漕运等的淮南转运使行辕在楚州，楚州成为“江船达扬州入淮，汴船自清口达河阴”的中转枢纽。
明代中叶，为了确保漕运用水量，明政府规定“淮河以北的船只，除漕船照章通行外，其余船只一律禁止通行”。
于是淮阴就成了“南船北马”的分界点。
明清两朝，漕运达于鼎盛时，淮安“常盈仓”有廒八十座，可容纳漕粮150 万石。
明代又在清江浦创办清江漕船厂，绵延23 里，工匠6000 多人。
清代淮安融“漕、河、盐、榷”四大重地于一身，繁华一时，康熙、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均驻跸此地。
淮安与运河沿线的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四大都市”，并享有“壮丽东南第一州”之誉。
淮安古迹名胜众多，漕运文化特色显著，积淀深厚。
明清时期淮安城市的繁华，更是带来了人文荟萃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
如“兴汉三杰”之一的韩信，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民族英雄关天培，汉辞赋家枚乘，《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等。
周恩来总理就出生在淮安。
淮安自古商贾云集，经济繁荣，著名的淮扬菜肴通过大运河舟楫往来，扬名天下。
淮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淮海戏、楚州十番锣鼓、巫支祁的传说、水漫泗州城传说、南闸民歌、洪泽湖渔鼓、金湖香火戏、洪泽湖渔具制作技艺、淮安茶馓制作技艺、楚州文楼汤包制作技艺、洪泽湖渔家婚嫁习俗，以及淮阴马头灯舞、淮剧、淮海琴书、洪泽湖木船制造技艺、高沟酒酿造技艺，“淮扬菜传说”、“高家堰传说”、白马湖打夯号子、高涧腰鼓、软兜长鱼烹饪技艺、淮河服饰等。
淮安：天下之中,运河之都
淮安：天下之中，运河之都作者：越声来源：《小演奏家》2018年第06期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淮安位于大运河与古淮河交汇处，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素有“居天下之中”、“扼漕运之冲”的美誉，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盛赞淮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在历史上，淮安曾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有“中国运河之都”的美誉，既是江苏省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长三角北部地区的区域交通枢纽。
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淮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
淮安运河文化之魂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此后邗沟经不断开凿整修，至公元1293年形成了一条由杭州直达北京、纵贯南北的人工大运河。
淮安运河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淮安运河博物馆就是一座具有厚重运河文化特征、鲜明地方文化气息和独特生态园林特点的综合类博物馆群，总占地面积达3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
博物馆主体坐落在清江浦大闸口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运河中洲岛上，下辖淮安戏曲博物馆、淮安名人馆、运河楹联馆、大运河名人馆、陈潘二公祠及周信芳故居陈列馆，博物馆群运用图板、书画、人物蜡像、幻影成像、场景再现、实物展示、多维全息数码互动游戏、声光电技术等复合方式布展，呈现了运河历史、地方戏曲、当地名人、河道治理、漕粮仓储运输对“运河之都”淮安的影响。
其中，淮安戏曲博物馆是展示和宣传淮安戏曲历史和成果的重要阵地。
淮剧由苏北民歌、号子、民间说唱及香火戏发展而来，产生于两淮（淮阴、淮安），流行于盐阜（盐城、阜宁）、扬泰（扬州、泰州）以及沪宁沿线和皖东地区。
穿行于博物馆内，随处可以感受到王瑶卿、周信芳等戏曲大师和傩戏、十番锣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巨大魅力。
从千古名将韩信、汉赋大家枚乘、巾帼英雄梁红玉到《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民族英雄关天培、《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等，淮河以甘甜丰润的乳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勤劳智慧的淮安人，也哺育了一位又一位历史丰碑式的将相之才和文学巨匠。
基于考古资料分析大运河在淮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学术研究】Academic rescerch淮安被称为运河之都是有原因的。
在古代，“都”具有独立的区域性，可以是政治决策中心，也可以是军事指挥中心，同时还具备经济调控中心和文化辐射中心的作用。
“都”可以说是全国社会的缩影。
在当今社会，淮安的工业和农业发展都有了很大的规模，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很多便利的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
一、大运河在淮安的历史地位（一）政治地理方面的地位淮安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处于南北的要冲。
淮安在古代是一个运输漕粮的中转站，属于河务重镇，同时兼具盐务。
这些优势令淮安成为了京杭大运河的关键地段，也因此承担着独特的职能。
明清时期，朝廷在淮安设置了水运管理机构，可见当时淮安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根据史料记载，清代在淮安成立有具体的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船治理中心、漕粮装运中心以及淮北盐的集散中心等。
根据现存的物志史料可以发现，淮安存有河道总督遗址、府衙以及清江浦丰仓遗址、淮安钞关遗址等。
这些遗址能够充分证明在古代朝廷对淮安的重视，也证明了淮安在京杭大运河中起到的作用。
当朝廷重视一个地方之后，这个地方的政治地位必然会有所提升，淮安便是这样。
因为朝廷的重视逐渐发展了一批古镇，这些古镇的结构具有很明显的特点。
淮安古城是我国唯一个三座城相连的古城。
这其中必须要提到清河旧县遗址。
这个地区在古代完全是淮安发展的一个缩影。
清江浦原是明朝永乐年间陈暄开凿的运河，自从开凿之后并成为了漕运、水利、河道以及盐运的枢纽，成为了非常闻名的商埠。
清朝清江浦原移到了清江浦。
现在这个地方还存留了很多的遗址，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诸多出名的城墙。
（二）文化方面的地位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不管是现在的城市还是古代的城市。
淮安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
在古代淮安凭借自身的运河文化，成为了一个当时很重要的文化辐射中心。
运河淮安段文化相当丰富，由于是南北联系的重要城市，南北文化都在这里有所体现，并发生了融合，令其呈现出与很多城市不一样的文化和思想。
运河之都——淮安的兴衰
一、我们的家乡淮安属江苏省省辖市，位于苏北平原中心地域，辖清河、清浦、淮阴、楚州4区，涟水、洪泽、金湖、盱眙4县，总面积1.0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17.68万。
距今约四万年，淮安已出现人类足迹。
相传大禹曾治水于此，故其名有淮水安澜之意。
南齐时期，“淮安”之名始见。
历史上淮安曾经一度兴盛，成为全国性城市，走出了多位历史名人，但近代却不断衰败，尽失历史荣耀，从一座繁华的大城市蜕变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苏北小城。
淮安，是一座拥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了解淮安的兴衰历程，有助于我们找出兴衰的原因，找到淮安发展的方向，为家乡的复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二、兴盛的基础夏朝伯益的后裔在淮安地区建立了封国——徐国，创造了发达的农牧业和纺织业。
今天出土了大量当时使用的钱币，说明当时的商贸也很发达。
淮安地区处于交通枢纽，淮阴故城、泗口镇和北辰镇（即淮安前身）先后兴起。
当时陆上交通干道善道也经过淮安，在这一古道上出土了大量文物，如著名的陈璋圆壶。
淮安地区的水利灌溉工程也有所发展。
淮安地区扼交通要津，富灌溉之利，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秦汉时期，淮安地区的水利工程得到较大发展。
汉献帝时陈登筑高家堰30里，阻挡了淮河洪水，淮安土地丰饶，农业繁荣，商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
三、淮安的繁荣（1）大运河的开通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余万人开通自洛阳至泗州的通济渠，又征发淮南十余万人将邗沟截弯取直。
隋大运河在淮安境内总长约300里，“渠广四十步，旁皆筑御道，树以柳”。
这条劳动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开凿的大运河给淮安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其历史意义被后人无数次地评说。
唐代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评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民南迁，开发江南，我国的经济中心向南迁移。
随着京杭运河的开通，南北漕运（供给皇粮的水上运输）兴起。
淮安文化
淮安文化特色江苏省淮安市，古名：淮阴、楚州、清江浦、清江、清河、古楚，位于江淮平原东部,京杭大运河与古淮河在淮安交汇，历史上是漕运枢纽、盐运要冲，驻有漕运总督府，明清鼎盛时与苏州、杭州、扬州并称为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有“运河之都”之称。
淮安的文化特色也因处于南北交汇点具有文化融合的特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淮安文化。
一、运河文化漕运以盐粮为主，而粮食和盐都是国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中华王朝的命脉所在。
作为明清两代融“漕、河、盐、榷”四大重地于一身的淮安繁华一时，康熙、乾隆六次南巡均驻跸此地，是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1、水利文化淮安段大运河的开凿、治理和相关治河保运衙署的兴废过程，以及相关闸坝等水利设施的兴废过程是淮安历史不能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古至今，淮安一直是大运河上的枢纽城市，也是水利设施工程最多的一段。
清康熙时，河道总督行馆设于淮安清江浦。
清代雍正后，江南河道总督署设在淮安。
2、漕运文化隋代开南北大运河，唐代中后期，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漕粮和漕盐运输，北宋时漕运量大幅增加，南宋时南北漕运受阻。
明、清时漕运为最盛。
一千多年的漕运文化反映了漕运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漕运有关的漕船制造文化以及与漕粮运输装卸地点相关的漕运码头文化和与漕粮储存、转搬相关的漕仓文化等。
3、淮安城市商业文化由于淮安一直是运河线上的一座枢纽城市，因此淮安商业文化很丰厚，并且打上大运河的烙印。
唐、宋时淮安商业就很繁荣。
明、清时漕运总督署、清代河道总督署，明、清淮北盐运分司、税关的设立和造船厂、漕粮转搬仓建成后，淮安商业达于鼎盛期。
4、榷关文化明清时淮安的商品贸易非常发达，朝廷为了保证商品税的征收，在淮安设立税关。
淮安关是运河沿线的重要税关之一。
淮安税关折射出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其文化遗存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5、运河宗教文化淮安历史上的水神崇拜很兴盛，建有很多庙宇祠堂，如淮渎庙、陈潘二公祠、惠济祠、栗大王庙、风湖大王庙、金龙大王庙等，除史书有相关记载外，今还有若干遗存。
淮安大运河的历史作文
淮安大运河的历史作文
淮安大运河，位于中国江苏省淮安市，是中国境内大运河的一段重要水道。
淮安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节点城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淮安大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淮安是吴国的一部分，随后历经战争和政权更迭，大运河也在不断建设和修整之中。
大运河贯穿淮安市区，河水幽深静谧，沿岸遍布古老的石桥和历史悠久的建筑。
在古代，大运河是连接京杭大运河和长江的重要水道，是商贾往来的要道之一。
淮安作为大运河的重要港口城市，曾是繁华的商业中心，许多商贾云集于此，使得城市兴盛一时。
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淮安大运河见证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迁，也留下了许多历史的印记。
沿河修建的古城墙、古桥、古街以及古建筑等，都是淮安大运河历史的重要见证。
这些古老遗迹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让人们可以窥见过去的辉煌和荣耀。
随着时代的变迁，大运河的功能逐渐式微，曾经繁华的淮安也经历了起起落落。
但是，在当代，淮安大运河却焕发出新的活力，不仅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感受这段古老的历史之美。
总的来说，淮安大运河作为中国大运河的一段，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它见证了古代商贸的繁荣，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也昭示着现代城市发展的新活力。
淮安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一段承载着文明与传承的历史长河。
让我们珍惜历史，传承文化，共同守护这段珍贵的地域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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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之都淮安及其历史地位的形成赵明奇韩秋红[提要] 本文通过都城概念的界定，分别从政治决策中心、经济调控中心和文化辐射中心三个方面考察、论证淮安在运河史上的地位，认为淮安在运河城市中具有中心性、首位性和传承性特点，誉称运河之都是历史事实，名符其实。
[关键词] 运河历史运河城市漕政淮安一名词“都”的概念界定都是在国家机构产生以后出现的。
但是它的出现不是突然的，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里，氏族村落已逐渐采用壕沟或围墙作为保护安全的措施，整个村落也有一定的布局。
这就是城市的萌芽，也可以说是都城的起源。
从周初在洛阳营建成周的城郭以后，中国都城的基本结构就已基本定型。
[1]“都”也因此很早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即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说文解字》：“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
”《广韵》：“天子所宫曰都。
”《释名》：“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
”总之，从文献记载和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在古代中国，“都”作为“天子所宫，宗庙所在”，首先凸显的是国家政权中枢的政治性意义；既然“都”是天子、宗庙所在，则“城”（军事防御系统）和“市”（统治者及其治下人们进行日常生活和贸易的地理空间）当然也随之产生。
故人们往往以“都城”“都市”并称。
而在英文里，表示“都”的词组是“Captial City”。
“Captial”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apitalis”，其词根“caput”，具有“头”、“首位的”、“重要的”、“资本的”含义；“city”来自拉丁文“civitas”，具有城市、城邦等含义。
故而该词的准确翻译应为“首都城市”。
如此看来，在对“都”的认识上，中西确有相通之处。
“都”的内涵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带有国徽的一面，象征着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特殊意义；另一面则反映着其作为城市与社区的普遍意义。
”[2]随着社会的发展，“都”的表现形式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今天大多数国家的“都”都已褪去了王权、神权色彩，但是“都”的本质与特征却没有变——它依然作为一种“普遍准则”而存在。
笔者以为，“都”之特征有：1.从功能上看，“都”首先应具有全国性或统治上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的政治决策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功能——这是其核心特征、本质特征；对绝大多数“都”而言，它同时还会是经济调控中心、文化辐射中心。
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社会表现的尤为突出。
[3]2.从作用上看，“都”应具有首位性特征。
其乃一国、一域之中心、全国社会之缩影，人才荟萃，物品丰备，户口繁多，“都”“国”往往互易，其地位兹不待言。
3.都城形制的传承性。
形制是都城核心区的平面布局模式，我国古代城市平面具有规整方正的基本特征。
自周人营国制度确立以来，都城的指导思想就是体现“天子之威”；在形制上强调方正、对称，宫城居中，突出表现了都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伦理与哲学思想的建设理念[4]。
所以，判断一地是否可称之为“都”，必须要视考察对象之本质、特征是否与“都”之本质、特征相契合。
本文正是以此理念为指导，来对淮安作为“运河之都”的地位进行历史考察和论证。
本文所述历史淮安的都市地属，即今之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清浦区、清河区和淮阴区。
二运河之都的核心功能：漕政何为漕运？《史记·平准书第八》中有唐司马贞之“索隐”作以解释：水运曰漕也。
人们很早就重视水运，因为它经济而且省力。
但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走向，人们为了打破这种自然局限而汇通南北，所以又开凿了南北走向的人工河——运河。
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北移和经济中心的逐步南移，贯通南北的运河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后来俨然成为古代中国的“生命线”；运河的畅通亦由此催生了运河两岸城市的繁华，淮安就是受益者之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淮安凭其“地利”，最终确立了“运河之都”的地位，成为了维系运河流域全局的关键。
此乃历史的必然。
淮安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近长江而濒黄海，古淮水、泗水在此交汇，境内水网密布、河湖交错，被誉为“漂浮在水面上的土地”[5]，其似乎天生就是为运河而生。
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有迹可寻的第一条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的邗沟，其入淮处就选在了末口（今淮安城区）。
但是，淮安以“漕运”为核心的城市功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早期的淮安更多地是凸显了军事要地的作用。
如吴王开邗沟至末口而入淮，是为了找一条“通粮道”以伐齐；魏文帝开山阳池，是为了伐吴；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山阳渎，是准备伐陈；隋炀帝凿通千里运河（山阳渎亦是其中一部分），是为了游幸江南和征高丽；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开老鹳河水，也是因为伐南唐而受阻于北神堰（末口）不得渡。
隋唐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国家政治中心东渐北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变化，使得开通的大运河一跃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干线，漕运量开始猛增。
淮安的主要城市功能亦由此开始慢慢转变为漕运要津。
这种变化在隋大运河开通之初就显现出来。
杜佑的《通典·州郡典·河南府》中载：“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炀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焉，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因淮安是运河干线上的重要一环，为了搞好淮安的转运衔接工作，隋就在其地设立了漕运专署。
唐代的水运，西起长安，由漕渠华阴入渭水，由渭水而入黄河，至河阴（河南荥阳）入汴水即通济渠，经汴州（开封）入淮河；最后由淮阴经山阳渎至扬州入长江口。
唐初，京师所需，主要仰给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安史之乱后，黄河中下游南北为藩镇割据；唐遂把漕运转向东南，顺着山阳渎、汴河源源西进，这条运道成了晚唐的生命命脉，所谓“三江五湖，陈陈红粒，雪帆桂楫，输纳帝乡，可以震耀夷夏。
”[6]唐代玄宗开元年间，名臣裴耀卿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兼任江淮转运使；天宝元年，以长安令韦坚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代宗时，刘晏以御使大夫身份领江淮转运使；德宗时，特命江淮转运使韩滉武装护漕。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关中粮竭，禁卫军即将哗变，幸而韩滉运米三万斛到陕州，德宗因此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
”[7]而唐末期，因“江淮转运路绝”，唐政权也随之灭亡。
北宋因定都于东京（开封），更使得漕运为国家经济部门之首。
原因正如宣徽北院使张方平在其《论汴河疏》所言：今之京师，乃“天下四卫八达之地者也……大体利漕运而瞻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
国依兵而立，兵依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根本。
”[8]北宋时期，汴河为漕运骨干之首，而淮南运河又为汴河之首。
太宗雍熙年间（公元984—987年）：“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除此外，“时加检修真、扬、楚、泗、高邮运河堤岸，设斗门水牐，工时之费，在所不计。
”[9]太宗至道年间，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糶，在真州（仪征）、扬州、楚州（淮安）、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泝流入汴，以达京师。
[10] 北宋时期，年漕运量高达600万石至800万石，而每年在楚、泗二州损失的过往船只即多达170艘左右。
宋室南渡后，依《绍兴和议》，因与金以淮水中流为界，淮阴、楚州间的运河成为金宋双方进攻退守的中间地带，运河漕运中心亦随之转移。
但绍熙五年（1194年），仍兴筑了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的堤堰。
[11] 元代对大运河进行了重大改道：一是将隋运河“北京—洛阳—杭州”的走向取直，把旧运河的中段东移至山东境内；二是修通京、津河道。
这样就使得前代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从而南北之间得以更直接地相连，由此奠定了今日京杭运河的基本走向和规模。
但终元一朝，对于漕运，其实行的是以海运为主、大运河为辅的南北运输线路。
尽管如此，元对于运河的管理却是日益完善。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政府设京畿、江淮两处都漕运司，分段责成其年各运粮200万石。
后来，又增设了淮安分司、济州分司和利津分司，实行长短途两种纲运。
这对淮安具有着重要意义：一是运河的取直，淮安因此成为大运河的南北适中之地；二是政府的漕运管理机构开始进驻淮安。
这为淮安在明清时期成为运河之都奠定了基础。
明代南粮北运，初以海运为主；永乐初改以海、河兼运；以后则以河运为主。
河运因此在明代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期。
明永乐年间恢复漕运后，为保证漕运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始设漕运总兵官掌漕运河道之事，正二品衔，河道由漕总兼任，首任为平江伯陈瑄。
“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
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
”[12]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固定的专职漕运的官员，称漕运总督，与运粮总兵官等同时入京。
首任总漕为副都御使王竑，并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及徐、和、滁三州，驻淮安，与漕运总兵官、参将同理漕事。
此后，又屡经变化，到万历七年（1579年），始成“总督漕运都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的职衔。
“漕司领十二总（即把总）、十二万军（漕军），与京操十二营军（守卫京师的十二团营的军队）相准。
”[13]明代的漕运组织，在宪宗成化年间（1456—1487）已趋完善。
设漕运都御史一人，理刑部主事二人，皆驻淮安；其职责是每当漕期，刑部派主事一员或员外郎一员，处理军民交兑纠纷或运军犯法等案件；官员每三年一替换。
管厂（指管理清江等船厂）的工部主事二人，驻清江浦。
监仓（指负责粮仓驻在的漕粮保管事宜）的户部主事四人，分驻淮安、临清、徐州、德州。
设提举二人，一驻清江浦，一驻临清，儹运（指催促漕运）粮储，镇守地方；总工官一人，协同漕运；参将一人，皆驻淮安。
此外，朝廷还时差户部主事，亲临现场监督漕粮的交兑工作。
其中于成化七年（1471年），设总理河道，驻地济宁，与总漕平行。
从此，河道与漕司分成两个系统，成为常设。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由于倭寇骚扰，于淮安增设提督军务以加强护漕的武装力量。
嘉靖四十年，提督军务之职并归漕运总督。
明代有关漕运的具体工作程序是：漕运总督每年正月经理由瓜州（扬州）、淮安过闸的漕船通行；漕运总兵则驻徐州、邳州，督漕船“过洪入闸”，并同漕运参政（隆庆六年废漕运参将而设此职，乃漕运总督助手）“管押赴京”。
儹运的有御使、郎中等官，加上把总、押拨运车，各司其职。
当漕船顺利通过了淮安，过了吕梁洪等处，自巡抚、河道、漕司均以“各以职掌奏报”。
明代漕运之法也更完备。
《明史·食货志·漕运》载：“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此种运输法，是通过民运与军运进行的。
支运，又称转搬法，前代已有采用；至明，永乐十三年始行。
时平江伯陈瑄主持漕政时，就在上述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筑中转粮仓——转搬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漕粮，然后再分别派官军承运到指定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