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文化的两种模式《虔州学记》与《南安军学记》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版--1-16章配套习题
习题集锦第一章原始时期的教育一、填空题1、原始的教育活动，起源于人类的需要和人类的需要。
2．从教育意义上说，原始宗教活动中的又是原始文化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是知识分子的前身。
3．传说是黄帝命令他的史官创造了文字。
4．据文献记载，五帝时期已有叫和的教育场所，它们被看成是萌芽状态的学校。
二、判断题（）1、原始社会的教育已经有了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
二、简答1、如何认识教育的起源问题。
2、氏族公社时期教育活动的重要方面有哪些？3、原始社会的教育有哪些特点？第二章夏、商、西周与春秋时期的教育一、填空题1、夏代在王都设立的最典型的教育场所为“___”，堪称是一种武备学校。
2、商代的被看成是我国有系统文字的开始，和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一脉相承。
3、西周的学校设臵可分为两类：设在天子王城和诸侯国都的称，按年龄层次上可分为和两级；设于郊、野范围内的学校称。
4、西周天子和诸侯国所设大学分别称和。
5、西周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表现为“六艺”，它们分别是指、、、、、六方面知识和技能。
6、“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是时期的历史现实，其结果是打破了“”的局面。
7、“不分贵贱种族，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这个意思在孔丘的教育实践中可以概括为“”。
8、孔丘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编纂和核定的《___》、《___》、《__》、《》、《__》、《__》，成为儒学的基本经典和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
（六经）二、单项选择题（）1、“学在官府”是哪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教育特征？A 商代 B夏代 C西周 D东周（）2、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是什么？A《千字文》 B《史籀篇》 C《三字经》 D《急就篇》（）3、下列哪个选项不是西周学校“六艺”教育的内容？A、射B、御C、诗D、数（）4、孔子所认为的最高道德准则是什么？A、孝B、礼C、忠D、仁（）5、在论述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中，提出“庶→富→教”这一思路的是哪位教育家？A、孟子B、孔子C、荀子D、老子三、判断题（）1、西周时期所谓的“乡学”就是设在农村中的学校。
第7章 宋辽金元时期的教育
第7章宋辽金元时期的教育一、宋朝的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1.文教政策宋初的统治者在统一国家之后，对统治策略做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重视“武功”，改为强调“文治”。
与统治策略的这一转变相适应，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
概括地说，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1）重视科举，重用士人北宋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开始重用文人，充任全国各级政权的官吏，军队也受文官节制。
正因为政治上迫切需要文人，于是便利用传统的科举考试，大量取士。
（2）“三次兴学”，广设学校宋初重视科举考试，却忽视了兴建学校培育人才，因此开始广设学校培育人才。
“兴文教”的政策在宋初主要表现为重视科举选拔人才，在此之后，将侧重点放在兴学育才。
自庆历四年（1044年）后，宋朝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次著名的兴学运动。
①庆历兴学是由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兴学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第一，普遍设立地方学校，诏州县立学；第二，改革科举考试，规定科举考试先策，次论，次诗赋，罢贴经、墨义；第三，创建太学，并在太学中推行胡瑗的“苏湖教法”。
②熙宁兴学是由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主持和推进的，教育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第二，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第三，恢复与创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第四，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第五，改革科举制度。
③崇宁兴学是蔡京在宋徽宗崇宁年间主持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第二，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第三，新建辟雍，发展太学；第四，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第五，罢科举，改由学校取士。
上述三次兴学运动，虽然前两次均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都不同程度地将宋朝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兴学，对宋朝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更是超过了前两次。
因此，这三次兴学运动是宋朝“兴文教”政策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体现。
（3）尊孔崇儒，提倡佛道宋朝统治者尊孔崇儒，大力提倡佛、道，其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但积极提倡的结果，使儒、佛、道三家在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中，逐渐走上了融合的道路。
333笔记--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1.学在官府学在官府是西周文化教育上重要的特征，由于受当时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决定论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
形成这一现象的客观因素是唯官有学而民无学，唯官有器而民无器，唯官有书而民无书。
其根本原因是，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制度结构，导致了“学在官府”和“官守学业”的局面。
政教合一，官师合一，以六艺为主要教育内容，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培养治术人才。
2.六艺教育六艺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六项基本教育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
按其学科性质分类可以分为三大方面：（1）“礼乐”，礼是指周礼，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政治、伦理、道德、礼仪等各个领域。
乐教也是西周官学中的主要科目，当时他的概念是十分宽泛的，它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实际上是各门艺术的总和。
（2）“射御”，射是指射箭的技术，射是指骑马拉战车的技术。
（3）“书数”，书是指文字，数指算数。
六艺教育的特征是：（1）既重视思想道德也重视文化知识。
（2）既重视传统文化也重视实用技能。
（3）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备。
（4）既要符合礼仪规范也要求注重内心道德修养。
3.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所创办的一所高等学府。
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和缩影，也是当时教育史上的重要创造。
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教育有过重大的历史影响。
稷下学宫的性质：（1）稷下学宫是一所由官家操办而私家主持的一所特殊形式的学校。
（2）稷下学宫是一所集讲学、著述和育才活动为一体的并兼有资政论政作用的一所高等学府。
其突出特点是：学术自由、尊师重道、待遇优厚、不治而议论。
管理规范上有了我国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
稷下学宫是我国古代出色的教育典范。
4.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是孔子在针对教育对象上提出来的，其本意是，在教育对象上，不分贫富贵贱与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
孔子这一主张的提出是针对奴隶主垄断学校而言的，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教育传统，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平民，是历史性的进步。
从客家文化看客家情怀的凝聚作用
189作者简介：肖飞华（1984— ），女，汉族，江西赣州人。
主要研究方向：客家文化、文物博物。
赣南是客家的聚集地之一，也是客家文化形成、发展形态集中体现的区域。
在赣南，许多客家文化充分地展示出客家情怀的凝聚力，客家人将客家情怀充分融入生产生活、民俗风情等各个方面，客家情怀所展示出的凝聚力对强化客家民系及族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客家人聚集而居的围屋文化围屋是客家人最典型、最成熟、最具特质的民居建筑。
客家先民由于苦受战乱之扰，辗转南下，在中原这片广袤土地中寻找到一块四周环山、不受外人侵扰的乐土，便定居下来，多以血缘为纽带家族形式聚族而居。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士族名门，出现过累世聚居的大家庭居住情况，三代、四代、五代甚至六代聚集而居族谱中皆有记载。
他们早期苦受战乱，且又因为初到之时，赣南山川险峻、交通闭塞，原住民皆是生产生活较为落后的土著族群，如《太平寰宇记》中皆有对赣南当时山区的记载：“大山穷谷之间有山都人，不知其源绪所出。
发长五寸而不能结，裸身，见人便走避之，种类甚稀少，旷时一见，然自有男女焉”[1]。
因此，客家人在此定居极为不易，为了争夺仅有的生存空间以及生活必需的土地这种生产资源，躲避防御当地土著原住民的攻击袭扰，在客家传统建筑上直观地体现出极强的防御性和生产生活功能性。
许多赣南现有客家建筑是聚落族群结构，而且沿袭魏晋时期军事性极强的坞、堡、寨等建筑形态。
赣南围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象征，被众多国内外专家誉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也是目前赣南保留下来的最多客家建筑的代表建筑。
围屋的主要特点是聚族而居，四面围合封闭，外墙中设有炮楼、枪眼等防御设施，围内设有水井、粮柴库、水池等防围困的设施和设备。
围屋居民，因其外墙既是每间房屋的外墙，又充当整座围屋的围墙，又因部分围屋的大门门额上题有诸如西昌围、庆衍围。
龙光围等铭文，故名，而当地人统称为“围”、“围子”或“水围”。
[2]它保留有中原围土造屋的建筑技术，而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即用灭有焙烧过的砂质黏土和米制沙土按照一定比例另外加入石灰、红糖水、糯米浆搅拌浇筑而成。
“士大夫”探微
“士大夫”探微作者：刘锡荣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6年第19期“士大夫”产生的背景与必然自西周以来，周王实行分封制。
衰微的东同王族根本无法驾驭逐渐强大的各地睹侯。
此等情状，孔子认为：“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人心不古”，在各国间游说，希望或是要求大家“克己复礼”。
可天下诸侯早已纷纷“招贤纳士”、“礼贤下士”。
他们将“贤”者请来，以礼相待，尊如上宾。
而且对于拥有“一技之长”之人不论出身、开门纳入，这些人大都出身寒微，也就是所谓“士”。
从“招贤纳士”、“礼贤下士”，这两个成语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判断出“大夫”与“士”的“天壤之别”。
战国中期，齐、秦、楚等成为强国，而地处中原的韩、魏也极尽战略、谋略，施展手段，借以富国强兵，扩大地盘，巩固政权。
而最终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魂、秦”等强国，史称“战国七雄”。
当然还有“春秋五霸”，他们的说法大致有《史记》“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荀于·王霸》中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何为“大夫士”？何为“士”？何为“大夫”？何为“士大夫”？“大夫士”士与大夫是两个范畴。
“士”的群体远远低于大夫群体，是排在大夫之后的。
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远远高于“士”。
《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
”《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
”“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只是前后颠倒了顺序，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即王侯亲族出身的贵族。
而士大夫指的是一个政府管理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
“壮士”回望春秋战国之际，令人印象深刻当属“壮士”了。
那时候的游侠们应该是最初的武士，时称“壮士”。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许多刺客，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四大刺客”——“鱼腹藏剑”的专诸，“姐弟皆忠烈，聂政剌韩王”的聂政，“斩衣作复仇”的豫让，“图穷匕首见”的荆轲。
中外教育简史作业1
2、科举制的创立与实施，对教育产生了十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
①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②使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详见P101-102}
中国教育简史作业2
一、填空题
1、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依次为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
2、《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它是朱熹由编定的。
2、明人伦：“明人伦”是孟子概括的教育目的。其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孟子认为处理好这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的目的是在于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的道德观念。
3、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所著名学府，因建于齐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而得名。性质上虽属官办，但实际上是由许多私学组成，像是一所私学联合体。其办学特色有：不治而议论，自由辩论，学无常师，学士守则。
2、三舍法：北宋王安石在熙宁兴学时期在太学实施三舍法，将太学生员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生员依学业程度，定期考试，依次升舍。“三舍法”的实施强化了学校的职能，提高了学校的教育地位，有利于加强学校教学，并使学校课业与考试更加规范化。
3、学田：是宋代政府资助地方官学的一项措施。即拨给地方官学一定的土地称“学田”，以田赡土，为地方官学的持续发展提供经济保障。
10、《大学》所要求的教育目标是“明明德’’、“亲民”、“至善”
其中“明明德”是最高要求。(×)
改正：最高要求是“至善”
11、汉代太学建立于汉文帝时期。(×)
改正：建于汉武帝时期（前124年）
12、“三纲”是董仲舒提倡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改正：三纲五常
13、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是“性恶说”。(×)
王安石 虔州学记翻译(精选12篇)
王安石虔州学记翻译（精选12篇）篇1：王安石虔州学记翻译《虔州学记》王安石虔于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盗夺之奸，视天下为多。
庆历中，尝诏立学州县，虔亦应诏，而卑陋褊迫不足为美观。
州人欲会私财迁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于听狱。
而不暇顾此.凡二十一年。
而后改筑于州所治之东南，以从州人之愿。
盖经始于治平元年二月。
提点刑狱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时，而考之以十月者。
知州事钱塘元侯也。
二侯皆天下所谓才吏，故其就此不劳，而斋祠、讲说、候望、宿息，莫不有所。
又斥余财市田及书，以待学者，内外完善矣。
于是州人相与乐二侯之适己。
而来请文以记其成。
余闻之也，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
其度数在乎俎豆、钟鼓、管弦之间。
而常患乎难知，故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辩说，诵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
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英知屈己以学，而乐于自用，其所建立悖矣。
而恶夫非之者，乃烧《诗》《书》，杀学士，扫除天下之庠序，然后非之者愈多，而终于不胜。
何哉?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
《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
经虽亡，出于人心者犹在，则亦安能使我舍己之昭昭而从我于聋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当孔子时，既有欲毁乡校者矣。
盖上失其政。
人自为义，不务出至善以胜之，而患乎有为之难.则是心非特秦也。
墨子区区，不知失者在此，而发“尚同”①之论，彼其为愚，亦独何异于秦?呜呼，道之不一久矣。
扬子曰：“如将复驾其②所说，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③。
”盖有意乎辟雍④学校之事。
善乎其言，虽孔子出，必从之矣。
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
庶几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实古之诸侯，其异于古者，不在乎施设之不专，而在乎所受于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无所于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义之材。
虔虽地旷以远，得所以教，则虽抵禁触法而不悔者，亦将有以聪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学问之民?①尚同：墨子的政治思想。
李觏《袁州学记》原文及翻译译文
李觏《袁州学记》原文及翻译译文《李觏《袁州学记》原文及翻译译文》这是优秀的文言文翻译译文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1、李觏《袁州学记》原文及翻译译文李觏《袁州学记》原文及翻译李觏《袁州学记》〔宋〕李觏原文：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诏州县立学。
惟时守令，有哲有愚。
有屈力殚虑，祗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
或连数城，亡诵弦声。
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阳祖君无泽，知袁州。
始至，进诸生，知学宫阙状。
大惧人材放失，儒效阔疏，亡以称上意旨。
通判颍川陈君侁，闻而是之，议以克合。
相旧夫子庙，狭隘不足改为，乃营治之东北隅。
厥土燥刚，厥位面阳，厥材孔良。
瓦壁门庑，黝垩丹漆，举以法。
故生师有舍，庖廪有次。
百尔器备，并手偕作。
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旴江李觏谂于众曰：“惟四代之学，考诸经可见已。
秦以山西鏖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
武夫健将，卖降恐后，何耶?《诗》《书》之道废，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焉耳。
孝武乘丰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学术。
俗化之厚，延于灵、献。
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
功烈震主者，闻命而释兵。
群雄相视，不敢去臣位，尚数十年。
教道之结人心如此。
今代逢圣君，尔曹得贤官，俾尔由庠序，践古人之迹。
天下治，则诞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
使人有所赖，且有所法。
是惟朝家教学之意。
若其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
(有改动)【注释】①李觏(1009—1059)，字泰伯，南城(今江西南城县)人。
②祗：恭敬。
③尼：通“泥”，停止，阻止。
④舍菜：开学典礼。
古代初入学时，用芹藻之类的植物礼敬先师，称为舍菜。
⑤俾：使。
译文：仁宗皇帝二十三年，下诏命令各州县设立学馆。
那时的州县长官，有的贤明，有的愚昧。
奉行诏令时，有的尽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装装门面，充当官、师，胡乱写一道奉诏文书了事。
以致有些地方，一连几座城邑，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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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文化的两种模式《虔州学记》与《南安军学记》朱刚内容提要：王安石的《虔州学记》写在其主持“变法”的前夕，通过对《尚书・益稷》篇的或许有意的误读，表达了他对于学术思想、教育和政治之关系的基本主张，体现出士大夫文化的一元化模式。
苏轼的《南安军学记》写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用他本人很少采用的考订字义的方法，意在纠正王安石的误读，并批判其思想，同时表述了对于多元化的期待。
北宋时代随着“庆历新政”而走向繁荣的“学记”创作，正以发表此种根本性的大议论为特征。
就其艺术渊源来说，当与唐代的孔子庙碑有关。
关键词：学记王安石苏轼学政士大夫文化今江西省赣州市，在隋至南宋时期名为虔州。
但自北宋初起，其下属的大庾(今名大余)、南康、上犹三县①，曾经从虔州分出，另成一个州级的行政单位，日南安军。
王安石的《虔州学记》和苏轼的《南安军学记》②，就分别为这紧邻的两地所建的州学而写。
北宋中期以后州县学校的兴盛，可算“庆历新政”留下的最大成果，“记”类散文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学记”也就应运而生。
最早的名作当然要数欧阳修的《吉州学记》，此后擅长作“学记”的便是曾巩和王安石，历来评论家也都以“曾王学记”为此类散文的典范。
③相比之下，苏轼却并不以“学记”著名，他的集子里，除了《南安军学记》外也并无同类的作品。
不过我以为，他这唯一的一篇“学记”却正是针对王安石的名作《虔州学记》而写的，表现出二人思想主张的鲜明对立。
本文就从此种针对性谈起。
《南安军学记》针对《虔州学记》而作判断《南安军学记》为针对《虔州学记》而作，当然不仅仅因为虔州和南安军是紧邻的地方，而是有写作背景与内容上的更为确凿的依据。
王安石《虔州学记》作于宋英宗治平年问，文章在议论之前先叙州学建立的过程，谓其建成在治平元年(1064)的十月，则文章的写作当在此后不久。
其时王安石居母丧于江宁，被视为其变法纲领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④提交于数年之前，而执政变法则在数年之后，所以这居丧的时期正是他可以获得空闲，来系统地总结变法思想并加以宣传，充分地酝酿变法实践的重要时期。
当然他不会放过写作《虔州学记》的机会，向世人阐述自己的主张。
《虔州学记》写成后，在当代就被视为名作，至少被视为王安石思想的具有代表性的表述。
即便在后来的“旧党”人物眼里，《虔州学记》也是值得肯定的佳作。
比如黄庭坚就作有《跋(虔州学记)遗吴季成》云: 眉山吴季成有子，资质甚茂，季成欲其速成于士大夫之列也……故手抄王荆公《虔州学记》遗之，使吴君父子相与讲明学问之本……⑤显然，黄庭坚认为《虔州学记》是足以教人“学问之本”的--这当然绝非一般的肯定。
而且，黄庭坚如此推崇《虔州学记》，苏轼想必是知道的。
苏轼本人也曾对此文发表过评论，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所引的《西清诗话》:王文公见东坡《醉白堂记》，云:“此乃是韩白优劣论。
”东坡闻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
”⑥这一条材料经常被引用来说明北宋古文家打通了各种文类的写法:王安石批评苏轼把一篇“记”写成了“论”，而苏轼则反驳说，王自己也把“记”写成了“策”。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策”正是苏轼最擅长的文类，他一定对这个文类的写作特点甚具体会，谓《虔州学记》乃“学校策”，正说明了他对此文的关注非同一般。
至于苏轼本人写作《南安军学记》，却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四日，这在文末有明确交代。
与《虔州学记》先叙事再发议论相反，苏轼先发议论，最后才叙述地方宫修建学校的事，谓“始于绍圣二年(1095)之冬，而成于四年(1097)之春”，后来“轼自海南还，过南安，见闻其事为详”，便应南安士人的请求而作此“学记”。
不过，南安军在此前也并非没有州学，而且已经有人写过“学记”，这便是治平二年(1065)的状元彭汝砺所作的《南安军学记》⑦。
从内容来看，彭文大概作于熙宁年间，而且彭汝砺卒于绍圣二年(1095)，他的《南安军学记》无论如何是写在苏轼之前的。
在已经有同僚写过“学记”的情况下，苏轼还要重写一篇，这当然并不仅仅是为回报南安士人的盛情而已。
实际上，在以随笔小品为主的东坡晚年散文创作中，《南安军学记》是很少见的体裁庄重之作了。
当然，对于“《南安军学记》针对《虔州学记》而作”的判断来说，以上背景材料只具辅助作用，最主要的根据是前者的议论有直接针对后者之处，这就是关于二文都引以为据的“舜之学政”的解释。
关于“舜之学政”所谓“舜之学政”，指的是《尚书・益稷》中舜对禹说的一段话: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
工以纳言，时而扬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
《南安军学记》将此段全文引录，并判断说:“此舜之学政也。
”按此段大意是讲如何对待有错误的人，称为“学政”固然比较勉强，但确实跟教育相关。
不过，首先根据这段话来谈论教育思想的，是王安石的《虔州学记》: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谓“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与有言，则挞之以诲其过，书之以识其恶，待之以岁月之久而终不化，则放弃杀戮之刑随其后，此舜所谓“威之”者也。
这显然也是把《尚书・益稷》的那段话当成了“学政”，认为君主对于士人，应随其学习的结果如何而分别采取“承之”、“庸之”、“威之”三种对待的办法。
对于特别优秀的，要屈尊下问；对于学有所成的，要加以委任；对于犯了错误而不肯改正的，则要惩罚。
这本应视为王安石自己关于教育与政治之关系所发表的主张，但既然是根据《尚书》的经文而立论，就存在着如何正确理解经文的问题。
王安石显然把“承之”理解为尊重、推崇的意思，而苏轼则不然，《南安军学记》这样解释: “格”之言改也，《论语》日“有耻且格”；“承”之言荐也，《春秋传》日“奉承齐牺”。
庶顽谗说，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
夫化恶莫若进善，故择其可进者，以射侯之礼举之。
其不率教甚者，则挞之，小则书其罪以记之。
非疾之也，欲与之并生而同忧乐也。
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终弃者，故使乐工采其讴谣讽议之言而扬之，以观其心。
其改过者则荐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则威之、屏之、焚之、寄之之类是也。
此舜之学政也。
按照苏轼的解释，整段话都是讲如何对待有错误的人，跟“道隆而德骏者”毫无关系，“承之”自然不应被理解为尊崇之义，所以他释“格”为改，释“承”为荐，并提供了书证。
他之所以如此细致地加以考究，显然是因为有王安石那篇著名的《虔州学记》在前，所以才不避烦琐地考订字义、串释全文，用来表明他对“舜之学政”的理解比王安石更为正确。
就后出的各种《尚书》注释来看，大致以赞同苏轼的居多，如蔡沈的《书经集传》，便完全采用苏轼的解说，而清代的《御选古文渊鉴》(《四库全书》本)卷四十七选录《虔州学记》时，还特意加了一个夹注:“《书・益稷篇》‘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言庶顽谗说，如其改过则进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后刑以威之。
”加上这个夹注的用意，显然在于“纠正”王安石的“误读”。
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王安石是否“误读”经文，而在于他所表述的，对于“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的主张。
宋徽宗时代的陈璀曾指责《虔州学记》包含了王安石的不轨之心，其根据就是这几句话。
陈瑾《四明尊尧集序》云: 臣伏见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
”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之渊源，盖兆于此。
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
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天子北面之礼焉。
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何面以当其礼?⑧又其《进四明尊尧集表》云:临川之所学，不以《春秋》为可行，谓天子有北面之仪，谓君臣有迭宾之礼。
礼仪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岂是先王访道之法?赣州旧学记刊于四纪之前，辟水新雍像成于一婿之手，唱如声召，应若响随，使王氏浸至于强粱……⑨这是说，蔡卞(王安石女婿)在太学里设王安石的像，奉王氏学说为权威意识形态(所谓“国是”)，原出《虔州学记》的召唤。
而以尊君的原则来否定王安石的主张，可能来自被苏轼荐举过的陈师锡写给陈璀的一封信⑩。
到了南宋之初，陈瑾便因此得到宋高宗的表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乙卯记事云:诏故赠右谏议大夫陈罐特赐谥忠肃。
先是，上谓辅臣曰:近览瓘所著《尊尧集》，无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
《易》首乾坤，孔子作《系辞》亦首言天尊地卑，《春秋》之法无非尊王。
王安石号通经术，而其言乃谓道隆德骏者，天子当北面而问焉，其背经悖理甚矣。
罐宜赐谥以表之。
（11）尊君的原则得到君主的肯定，当然不难理解。
但宋高宗指责王安石“背经悖理”，却也不然。
因为“北面而问焉”及“迭为宾主”之说，自有来源。
《吕氏春秋・下贤》云:“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
”《孟子・万章下》云:“舜尚见帝(按指尧)，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
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可见王安石所根据的，都是尧的故事，非但不曾“背经悖理”，正可谓深通经术。
清代蔡上翔作《王荆公年谱考略》，也据《孟子》之义为《虔州学记》辩护。
（12）黄庭坚推许《虔州学记》得“学问之本”，并非泛论，在这个问题上，他跟苏轼的态度不一样。
（13）围绕“舜之学政”的解读所引起的问题，大致如上所述。
我们因此可以相信《南安军学记》确是针对《虔州学记》而作。
但通读两篇文章，也不难知道，两家的对立之处，主要还不在“承之”一词的解释上，也不在对于“北面而问焉”或“迭为宾主”之说的肯定与否。
他们的对立甚至也不限于教育、政治的方面，而是其思想整体的相当深刻的对立，因为他们分别表述了士大夫文化的两种不同模式。
士大夫文化的两种模式所谓“士大夫”，这里指以进士及第者为主的文官及其预备队(即准备应试的士子)，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过科举而走上仕途，并成为宋代社会在政治、法律、经济决策、思想学术和文艺活动甚至军事指挥等各领域的统一主体。
由科举制度所保障的这个特殊阶层作为社会中坚而存在，是中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明显不同于以往之处，而北宋时代，正是这种士大夫文化获得确立的最关键的历史阶段。
北宋的“学记”之所以把教育看作学术和政治的联系环节，便跟士大夫文化发展的背景密切相关。
在《虔州学记》里，“学”与“政”几乎被看作同一回事: 余闻之也，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
其度数在乎俎豆、钟鼓、管弦之间，而常患乎难知。
故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辨说，诵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
夫士，牧民者也。
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
然士学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则奈何?先王于是乎有政矣。
夫政非为劝沮而已也，然亦所以为劝沮。
正因为“学”和“政”的主体是同一批人，即所谓“士”，所以“学”才能成为“政”的指导，而“政”也要保障“学”的有效性，即实施其“劝沮”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