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机理研究

产业集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机理研究1 研究背景和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尤其是广东等沿海地区形成大量的产业集群，但与发达国家情况不同的是，这些集群及其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没有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大多还在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方面寻找价值有限的比较优势，所生产的产品主要为低端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弱，企业面对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和越来越狭小的市场空间，企业间过度竞争加剧，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困难[1-2]。

当前集群内的企业急需突破这个技术路径锁定、网络优势缺乏的瓶颈，提升技术创新绩效和核心竞争力。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先对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和规律进行研究，从而为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决策依据。

本文将宏观(集群与网络层面)研究视角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视角结合起来，探讨产业集聚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因为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网络化组织。

对于像美国硅谷等创新型集群，其集群网络与创新网络高度一体化，集群网络以创新为最重要特征，进而获得竞争优势。

同时，企业地理邻近带来了可以维持并强化创新网络的支撑因素，如文化认同和相互信任等[3]，而相互信任是构建企业网络和形成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

社会资本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一样是一种财富，能带来经济效益，能够促进集群内创新要素扩散，增强产业集群创新能力[4]。

存在于组织与外部机构联系的社会资本称为外部社会资本。

因此，本文尝试通过研究企业集聚程度、网络结构、外部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揭示产业集群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

这是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但尚未明确并取得共识的问题。

现有文献大多只考虑到其中某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理论框架，也缺乏在中国转型经济体情境下的大规模实证研究。

2 研究理论模型及假设2.1 两个玩具业集群的启发玩具产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之一，产量占全球市场70%以上，其中广东省玩具出口额占全国70%。

在2008年席卷而来的国际金融风暴中，国内玩具产业是受到冲击最大的传统产业之一。

据海关总署统计，2008年前11个月，我国有玩具出口记录的企业共4211家，比2007年同期减少3829家，同比大幅下降47.6%；同期，广东企业出口玩具57.2亿美元，增长4.7%，增速比2007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

广东的玩具产业，又主要集中在东莞市和汕头市澄海区两大基地。

令人惊讶的是，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中，东莞玩具业和澄海玩具业的表现有如“冰火两重天”，前者遭受重创，后者繁荣依旧。

2008年10月，以中国最大玩具代工厂——樟木头镇合俊公司的倒闭为标志，东莞玩具业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

2008年东莞出口玩具14.7亿美元，同比下降了3.7%，首次出现负增长，2008-2009年东莞玩具业有1000多家企业倒闭[5]。

然而，同样以产品外销为主的广东汕头市澄海玩具业，却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实现持续稳健发展。

2008年前后，澄海近3000家玩具企业中，倒闭企业数几乎为零。

2008年，全区玩具产值162亿元，出口额约3.9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7%和33.5%。

2009年，全区玩具产值182亿元，出口4.043亿美元，分别增长12.3%和14.7%。

期间，奥飞动漫在A股成功上市，星辉车模在创业板上市，澄海玩具业拥有国内三家玩具行业上市企业中的两家。

早在2007年8月、9月间，世界最大的玩具企业美泰公司(Mattel)在短短一个月内，三次宣布在全球召回近2100万件中国生产的问题玩具，理由是玩具的涂料中铅含量超标和存在磁铁易被儿童吞食隐患，这立即引发了中国玩具出口的信任危机。

但在这场风波中，澄海也没有一家企业生产的玩具因质量问题被列入召回名单。

关于这两个玩具业集群的强烈反差，业界认为关键因素在于自主创新。

澄海玩具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绩效，尽管还不能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例如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技园等相提并论，但在普遍以廉价劳动力、资源能源及环境保护成本为竞争基础的我国沿海经济区中，澄海走出一条与其他玩具业集聚区不同的路子，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了明显的竞争优势。

澄海是广东玩具生产企业最为集中、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之一，它与其他部分玩具产区贴牌生产或来料加工模式有很大不同。

澄海玩具产业起步早，承接港台地区产业转移少，加上潮汕地区浓厚的文化及工艺美术底蕴，使澄海玩具产业形成了较强的新产品开发、工艺流程创新能力，数字化、智能化开发设计和制造加工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2007年以来，澄海区多家玩具企业与央视动漫合作，迅速向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在国内外玩具市场中居领先地位。

据统计，澄海的玩具业月均推出新花色品种就达1万多个。

2009年该区玩具专利申请量达到1167件，授权量达到994件，比上年增长34.2%。

澄海玩具的行业及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比较完善。

在澄海设立粤东玩具技术检测中心，为玩具产品出口提供检验检测服务。

全区玩具行业拥有各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15个，拥有高新技术企业7家、省级民营科技企业7家。

与澄海玩具业比较，东莞的玩具企业则以“三来一补”加工模式为主，港资企业占60%以上，90%以上为出口企业。

许多全球知名玩具品牌产品都产自东莞，如迪士尼、芭比娃娃、史努比等。

尽管东莞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玩具业生产群落，但其劳动密集程度之高、技术含量之低和品牌之缺乏却是惊人的；东莞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八大支柱产业中，只有玩具行业没有任何名牌名标；东莞的玩具企业，如合俊、冠越等都有上千人的职工规模，但都没有任何研发投入，没有开发设计能力和自主品牌，企业只是从中赚取在整体商品售价中占极小比例的加工费[6]。

2.2 影响创新绩效的原因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角度和不同研究方法出发，对企业在集群中的创新行为进行了多样化的理论解释。

其中包括：企业空间集聚促进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联结形成了集群网络，并通过网络结构获得创新资源和要素；企业之间空间集聚，促进了相互信任和认同，形成了社会资本，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创新效率。

可见，关于企业集聚、网络结构、社会资本等三个变量，已经存在于对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有关研究的理论架构中。

换言之，企业的集聚程度、网络结构、外部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绩效这些主要变量之间应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和密切的关联，形成了整体理论框架(见图1)。

图1 本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也提示，澄海玩具集群及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相对较高的原因，可能与企业集聚程度、社会资本以及企业网络结构等因素关联紧密。

结合案例特征及有关理论文献，提出相关假设。

<BR> (1)关于企业合作和创新网络。

澄海区的企业基本是土生土长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产业网络是内生型的且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

当前，澄海区已基本形成了造型设计、原料供应、模具加工、零件制造、装配成型、包装装潢和销售、运输等专业分工协作的产业群体，产业链不断配套完善。

如奥飞动漫公司拥有100多家配套企业，全宇公司拥有40多家配套企业，骅威公司在澄海拥有30多家配套企业。

该区企业还与汕头大学、广东商学院、陕西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形成技术创新网络。

而东莞的企业网络则是从香港产业转移基础上形成的，当地企业通过接受香港的订单，直接与境外产生市场网络关系，而不是倾向于构建本土化的集群网络，产业和文化的根植性较差，合作网络尤其是技术创新相关的合作网络相对不完善，企业间的合作紧密程度不如澄海的玩具产业集群。

集群内部中小企业和组织能否建立紧密而灵活的创新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共享技术信息知识，共同面对市场的竞争和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它们能否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7]。

为此，提出假设H1：企业网络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

(2)关于企业的集聚程度。

东莞市总面积2465平方公里，是澄海区(面积345平方公里)的7倍。

东莞的玩具企业分布于各个镇(街、区)，相对分散，没有形成玩具专业镇。

澄海区的玩具企业则高度集聚于凤翔、澄华、广益等专业镇，产业集聚度较高。

一般认为，企业集聚程度越高会正向地促进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

而这也得到不少文献的支持。

例如，Brett Anitra Gilbert[8]研究发现，位于地理集群的企业能够从当地环境中吸纳更多的知识，并且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和创新绩效。

当然，产业集聚也可能会导致路径依赖，大量的中小企业相互模仿，相互影响，形成空间“近视”，降低了对集群外部新信息、新技术的敏感性，无法摆脱传统发展路径和陈旧文化观念的束缚，反而不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尤其是根本性的技术革新活动。

为此，提出假设H2：企业的集聚程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关于相互信任和社会资本。

潮汕人历来有很强的群体认同感，遇事多能够“团结对外”，同行企业间区域文化认同及相互信任程度较高。

这种从集群及企业的起步阶段就开始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认同和依靠关系，为澄海玩具集群社会资本的形成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有了长期的社会资本积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澄海的玩具企业才能够“抱团取暖”，通过相互融资支援、共享集体品牌等途径，发挥了产业集群的综合优势。

相比而言，东莞的玩具企业多为港资企业，少部分为台资企业、民营企业及国外企业。

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东莞企业大多各扫门前雪，大难临头各自飞，像合俊玩具厂这样企业主撒手外逃的现象时有发生。

总的看，企业需通过外部社会资本来获取资源最终实现公司利益，外部社会资本的联结关系、市场地位、信任等因素不仅有助于其从这些相关机构中取得及利用知识，而且有利于产品的创新及增加技术的差异[9]。

为此，提出假设H4：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关于企业集聚程度、网络结构和外部社会资本关系。

以上分析可见在东莞和澄海玩具业集群中，企业集聚程度、网络结构和外部社会资本都存在差异，而这三个变量间又会彼此影响和相互作用。

集群中的企业在达到一定数目时，会触发自我增强机制的启动，集群内企业间保持一种充满活力和灵活性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在政府、科教、金融以及中介机构的辅助服务功能的支撑下，构成了具有柔性生产特征的网络式综合体[10]。

为此，提出假设H3：企业的集聚程度对企业网络结构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

社会资本通过提供一个共同的社会交往背景和相互信任的机制，促进企业网络的形成。

相关研究表明，拥有较高外部社会资本的组织能够在发展中获得新消息和关键信息，因为它经常与自己的供应商、顾客、经销商等进行沟通和联系[11]。

而企业间联结网络，则为这种沟通和联系提供了一个大平台。

为此，提出假设H5：企业网络结构与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

由于企业网络成员的区域集聚增加了许多成员之间面对面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沟通的机会，进一步加强了企业网络成员间的关系，为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提供了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