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刑法特别发达，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乃是以刑法为基础的法律文化样式。
那末，司法审判的情形如何呢?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也是以刑事审判为基础的司法文化。
但问题是：为什么形成了这样一种司法审判模式呢?就我所见，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检讨。
一、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传统的成因<br> 通说认为，法律与社会规范(譬如道德和习俗之类)的“区别”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强制力和惩罚性。
当然，这种看法也许并非那末“天经地义”和“不可质疑”。
( 注：事实上，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几乎没有什么“天经地义”和“不可质疑”的终极真理。
一切可能都是片面性的，暂时性的，解释性的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刘星教授曾经作过比较清晰的疏理。
参见以下两书：刘星：《法律是什么?》，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刘星：《西方法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有人指出：在早期法律体系中，根本没有刑罚；而且，所有法律都是“指导性的”而非“命令性的”规范。
[德]汉那·阿伦特：《权力与暴力》，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不过，总体而言，这一关于“法律特征”的解说依然不无道理。
可是，假如我们追问：这种强制力和惩罚性究竟从何而来?如果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理论与法律学说，那么，答案似乎非常简单，来自国家权力。
这是因为，法律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类著述中，涉及“法律就是国家意志”的议论很多。
有关的评论，参见李光灿、吕史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234页。
)故而，法律的强制力和惩罚性，也就理所当然源于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国家意志。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仅仅是一个“神话”。
对此评论，我们暂且不予检讨。
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法律的强制力和惩罚性，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最终得以实现的呢?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就是司法审判活动。
(注：蔡枢衡先生曾经这样写道：“从历史上看实际是先有裁判，然后才有裁判规定标准的刑法，最后才有为正确适用刑法服务的司法制度。
”蔡枢衡：《历史上定罪和处刑的分工》，《法学研究》1980年第4期。
在我看来，所谓强制力和惩罚性，只有通过裁判才能落实下来。
譬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过反复交往渐次形成一个共识或者惯习：欠债必须换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债务人拒不还钱，那末债权人可能就会诉诸第三人，要求作出裁判。
至于采取哪种形式，我们暂且不管。
第三人的裁判结果，就是要求债务人还钱；否则的话，不是采取强制措施，就是予以惩罚。
这样一来，“规范+ 惩罚”就构成了法律。
滋贺秀三教授在谈到欧洲“法”的内涵时指出：通过诉讼而达到的结果——各个当事人得到什么或者对于什么负责，亦即被认为是恰当的那些结果，就是欧洲所谓“法”这种东西原初的意义。
在欧洲，有Rechtsspruch、Jurísdiction等以“法的表述”为原义的几个语词。
这里的“法”，就是在特定诉讼案件中得到的“正义结果”的意思。
参见[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其实，中国古体的“”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事实上，即使从“前国家”与“超国家”的视野来考察，能够称得上法律的行为规范，同样与司法审判活动密切关联。
(注：在我看来，虽然法律未必一定与国家勾连。
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资料显示，史前社会或者部落社会也有“法律”这种东西。
国外的研究，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初民的法律与秩序》，许章润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秋季号—1998年春季号；[美]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学者的研究，参见夏之乾：《神判》，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另外，亦见张冠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该书讨论的范围比较复杂，包括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以及与汉族中央政权法律之间的关系，等等。
再者，近来学界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或“习惯法”的讨论，也意味着法律并非必然与国家密不可分。
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超国家”的意义上，欧洲法院和国际法院之类的国际组织，可以作为例子。
总之，真正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的行为规范，应该与司法审判勾连起来考虑。
)在我看来，假如我们完全脱离司法审判活动而探究法律之特性与价值，恐怕难以取得具有实质意义的认识。
倘若我们试图深入把握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质，那末，从司法审判这个特定“场域”来考察，乃是必不可少的课题。
即以包公故事而言，其实也是关于司法审判的故事，所谓“公案”两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注：有关“公案”两字的解释，参见本稿第二章的讨论。
)<br>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一如前引滋贺秀三教授所谓，乃是以刑法与官僚机构的组织法和行政执行法以及附属的刑罚为特征；(注：参见[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2页。
)那末，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同样是以刑事审判为特征，或者说，刑事审判构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基干。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事审判；(注：根据黄宗智教授的统计：“虽然按照官方的表达，‘户律’一章大都谈的是细事，但它却占了一七四○年清律四百三十六条律文中的八十二条，占了一九○○年左右薛允升所编律的一千九百零七例中的三百例。
这些律和例构成了我称之为清代民法的主体。
”[日]滋贺秀三：《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6页。
又说：“档案资料显示，民事案件事实上占了州县法庭承办案件的三分之一。
”第11页。
也有学者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天府宝坻县刑房“自理”案件的目录统计：诉讼案件共4269件，其中，民事诉讼案件2946件，占了总数的69%。
另外，根据宝坻县刑房《词讼簿》所载各类案件的统计：自咸丰三十一年到光绪五年，民事案件共58件，刑事和其他案件共55件，共计113个案件；其中，民事案件约占总数的51%以上。
曹培：《清代州县民事诉讼初探》，《中国法学》1984 年第2期。
当然，我们可以不必完全同意黄宗智对于中国古代民法的理解。
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民事案件居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也有学者已经写出这一方面的专著，讨论中国古代的民事审判。
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巴蜀书社1999年版。
即使主张中国古代法律“没有自己的私法体系”([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2页)，而只是刑事法和官僚机构组织法的滋贺秀三先生，事实上也不全然排斥官府对于民事案件的解决；不过，滋贺秀三教授非常谨慎地使用“民事听讼”这个概念。
他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知州知县处理民事纠纷，几乎完全不受法律的拘束；二是知州知县处理这些案件的依据，乃是“情理”这种“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的东西。
参见[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第13页。
滋贺教授称为“教谕式的调解”(didactic conciliation)。
参见[日] 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第21页。
)而仅仅是说，立足于国家“律例”的视角来考察，刑事审判乃是整个司法制度的基本架构，相对而言，民事审却判处于从属的地位。
在我看来，区分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的基础，在于刑法与民法。
譬如，基于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上，采取“当事人进行主义”原则。
在中国古代，就像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在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上，由于“国”与“家”并无明确的界线；在思想观念上，由于“公”与“私”也无清晰的界线；(注：譬如，对于“化家为国”与“以国为家”的皇帝来说，“国”既是“公”又是“私”；而“家”也有即“私”亦“公”的特质。
这恐怕是马克斯·韦伯所谓“家产制”国家的一个根本特征。
然而另一方面，在思想史或者观念史上，在“公”与“私”之间却有二元对立的结构特征。
关于中国传统“公”与“私”的思想史或者观念史解说，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公私概念的发展》，汪婉译，《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因此，作为社会事实与思想观念之表达的法律，同样缺乏西方那种刑法(公法)与民法的划分。
不过，仔细考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具体安排，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并非完全等同，毫无区别；换句话说，它们之间的“差异”确实存在。
根据《周礼·秋官·司寇》有关“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的记载，以及汉代郑玄“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注：参见《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870页。
)的注释，现代学者认为：至少西周时期，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即已有所区分，这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
(注：具体的讨论，参见徐朝阳：《中国诉讼法溯源》，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 3-15页。
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
譬如，陈顾远：《中国法制史》，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237-238页；胡留元、冯卓慧：《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夏商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335页；张晋藩主编：《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第1页；不少教科书也大抵如此。
)到了后世，这类“财货相告”的案件，约略等于婚姻、田土、钱债方面的案件，也是所谓州县“自理”案件；就我所知，现代学者检讨中国古代的民事审判，大抵也不超出这一范围。
<br> 需指出的是，这种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之间的划界，乃是西方法律知识“系谱”参照下的说法，至于此说法与中国古人的法律知识传统是否切合，或许不无疑问；(注：范忠信教授在讨论“私法在明清律典中的地位”时指出：“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划分部门法的观念，也没有区分民事违法和刑事犯罪的观念，甚至也没有区分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的观念。
因此，国家在制定律典时，根本就没有只是制定刑法典的意思。
”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
在我看来，范忠信教授的这一见解，实际上蕴涵着一种颠覆性的能量。
换句话说，他是在用具体的法律事实去“解构”既有的中国法律史的知识谱系与话语系统。
就此而言，任何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现代分类，恐怕全都不得要领，都是一种偏见(不带贬意)，都有曲解中国古代法律知识的危险。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首先，封建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起始阶段，主要表现为崇尚礼法和君权至上。
在封建时期，法律主要以礼法为主要手段来规范社会行为。
礼法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等级秩序，强调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应该遵循的尊卑有序的行为准则。
此外，封建时期的法律还体现了君权至上的特征，君主通过制定法律来统治社会，法律具有强大的威严，且法律的遵守与否取决于君主的决定。
其次，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是法家思想的兴起和法律体系的建立。
在秦汉时期，法家思想逐渐兴起，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实用性。
法家思想认为法律的制定应该以实现社会秩序和君主权力为目标，追求法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同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刑法和行政法律体系，为后来的法律制定提供了基础。
最后，唐宋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成熟阶段，也是中国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
在唐宋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兴起，法律开始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强调道德修养和仁爱之道，认为法律应该服从于伦理道德，法律的制定应该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
其中，宋代王安石变法在法律制定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提倡“赏罚必明”、“以法饬吏”等观念，加强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实效性。
明清时期，法律思想呈现出稳定和细致的特点，明清法律体系成熟，法律范围扩大到经济、教育、民事等各个领域。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封建时期的礼法思想和君权至上、秦汉时期的法家思想的兴起和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唐宋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和法律体系的形成。
这些特征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紧密相关，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独特性和发展轨迹。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国法律思想从其开始产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这3种社会中由于部分质变所形成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
它的发展约可分为4个时期：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当时作为统治者的奴隶主贵族，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主要是利用“受命于天”的神权法的思想和以“亲亲”、“尊尊”为指导原则的宗法思想来进行统治。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也受这二者的支配。
在这个时期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周公。
他吸取商末统治者残酷压榨人民因而被推翻的教训,比较重视民心的向背,要求西周贵族以殷为鉴，主张“明德慎罚”，德刑并用，反对“罪人以族”，要求在判罪量刑时必须区别过失（“眚”）和故意（“非眚”）、偶犯(“非终”)和累犯（“惟终”），以缩小打击面。
这在当时整个世界的刑法史上，是难能可贵的。
他又修正了殷商的神权法思想，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由纯重人权走向兼重人事，为法律思想初步摆脱神权的羁绊提供了有利条件。
他还“制礼作乐”，以“亲亲”、“尊尊”原则为指导，健全了西周的礼制，为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打下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这时的法律思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深入到法理学的领域,不少思想家对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与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合理因素的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古代法学。
秦、汉到鸦片战争时期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缓慢发展到逐步衰落的时期。
统一全中国的秦王朝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
由于法家主张“法治”，一贯重视法制建设，所以到秦始皇时，各个方面“皆有法式”，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作出了贡献。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其源远流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这个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包括了各个朝代的法律演变和法治理念的不断完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起源、特点以及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一、法律制度的起源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部落社会。
在这个时期，人们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解决纠纷，开始制定一些规则和惩罚措施。
这些规则主要是基于习俗和道德准则，而不是明确的法律条文。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法律制度逐渐走向了正式化和体制化。
在商代和西周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开始呈现出一定的规范性和层级性。
国家开始制定法律条文，设立官员负责司法事务。
这些法律条文主要是以德治为核心，强调道德和仁义的重要性。
同时，也开始出现了刑罚制度，以惩罚违法行为。
随着封建社会的兴起，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
在秦汉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部成文法典——《秦律》。
这部法典以严厉的刑罚和严谨的司法程序著称，为后来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法律制度的特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德治。
中国传统思想强调道德和仁义的重要性，法律制度也不例外。
在古代，法律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惩罚违法行为，更是为了引导人们的行为和思想。
因此，中国的法律制度更加注重教化和感化，以期达到“治本”的目的。
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和谐与平衡。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强调的是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平衡，而不是简单的惩罚。
法律的目的是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和合理的刑罚，解决纠纷，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此外，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还体现了对家族和社会关系的重视。
在古代中国，家族和社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也考虑了这一点。
例如，在刑罚上，中国古代法律更注重的是对家族的惩罚，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责罚。
这种做法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对家族和社会关系的尊重和重视。
三、法律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法律思想史
1夏、商、西周的神权法思想：㈠神权法思想：是我国古代奴隶主阶级以宗教迷信为特征，用来束缚、统治人民的一种思想武器。
它以“天命”“天罚”观念为主要内容。
神权法思想形成于夏，极盛于商，动摇于西周。
㈡⑴夏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首创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
力图神化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权力，并把反映他们意志的法律说成是神意的体现。
⑵殷商时代，天命、天罚思想有很大发展，突出表现在：①出现了一个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帝或上帝，上帝是商王的祖先；②商王豢养了一批神职人员；③占卜的形式固定，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④商王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的面貌出现，代天行罚。
⑶神权法思想在西周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
西周统治者在思想上仍利用神权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基于殷商灭亡的教训，周公提出了天命转移的以德配天说。
他认为天命是有的，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的人才可承受天命。
⑷周公以德配天说的提出有重大意义：①它解释了周灭商的原因和周的统治权的来源；②它意味着神权的某种动摇，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劳动人民反抗力量的强大。
2宗法：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
周礼：西周初期，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统治，相传在周公的主持下，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了补充、整理，制定出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这就是所谓周礼。
嫡长继承制：就是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制度。
商朝末年开始确立，这种制度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并长期沿用。
3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⑴亲亲尊尊：是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原则。
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尊尊就是要求奴隶和平民服从奴隶主贵族，不得逾越。
⑵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①这是周公时期礼治的基本特征。
礼和刑都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手段，有所侧重。
②礼不下庶人，就是说，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各级贵族按礼规定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
中国法律思想史讲义(全)
中国法律思想史讲义徐海涛授课计划导论第一章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奴隶社会的法律思想第一节神权法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第二节维护宗法等级的礼治与“明德慎罚”思想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法律思想第一节春秋时期革新家的法律思想（管仲、子产、邓析）第二节儒家的法律思想（孔子、孟子、荀子）第三节墨家的法律思想（墨子）第四节道家的法律思想（《老子》、《庄子》）第五节法家的法律思想（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管子》、韩非）第三章秦汉以后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封建社会的法律思想第一节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和酝酿一、秦王朝的迅速灭亡与法家思想的破产二、从黄老到以儒为主的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第二节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形成过程、内容和基本特点）第三节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局部深化（基本理论、刑事制度、婚姻家庭方面）自学辩论：“春秋决狱”利大于弊VS“春秋决狱”弊大于利第四节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哲理化理学的兴起、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法律思想第五节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了解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特点、重点讲述以黄宗羲为主的启蒙思想第四章中国近代的法律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法律思想第一节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法律思想（龚自珍、魏源）第二节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法律思想（洪秀全、洪仁玕）第三节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的法律思想（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第四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律思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第五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孙中山、章太炎）第六节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及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学习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张国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3月第1版参考教材：1.《中国法律思想史》武树臣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2.《中国法律思想史》杨鹤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第1版阅读书目与网络资源：1.《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范忠信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2.《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情理法与中国人》范忠信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武树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5.《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张晋藩，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6.《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7.法律思想网 /8.法史网 /9.中国法律文化网 /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承办/default1.asp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10、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课堂http://202.207.96.9/open/fzs/ZJFD/b1.htm第三部分讲稿正文导论一、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国自古以来各种法律观点、学说和理论的内容、本质、作用、特点及其产生、发展、演变和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过程与规律，以及它们与当时的立法、司法活动的关系。
浅谈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发展
浅谈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发展作者：孙毅泽来源：《新课程·中学》2019年第03期摘要：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商鞅变法是推动秦国强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它也是法家思想的成功运用。
虽然，秦朝之后儒家思想占据中国的统治地位，然而法治思想依然对于我国的思想文化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治思想；思想发展在新时代，我国主张依法治国，要求人们要懂法、守法、用法，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中国的法治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让我们沿袭时代的巨轮，追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发展。
一、理论的提出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治初具雏形。
在商鞅的《商君书·君臣》中，提到这句话“明主之治天下也，源法而治”。
战国时期法治思想日趋成熟。
其中第一次提到“依法治国”的思想，“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依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而这可以凸显出法家对于“依法治国”充满信心，其主张依靠法律建立权利集中、政令统一的国家。
在秦国，依法治国的含义是指以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为目的，制定相关的法律，从而实现法治的思想。
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其推行的方法是依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
1.封建王朝法律制定的构成及意义封建王朝法律主要有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制作成文的法律。
制定法律的内容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
其遵循量可能、随时变和顺天道等六项原则。
制定法律的目的为让国家的活动有章可循，巩固国家的统一，树立政权的合法性，比如，《秦律》和《魏律》。
第二部分是判例的制定。
它是对律文的有力补充，比如，汉朝的《决事比》。
法律和判例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律是由一般到个别，而判例是由个别到一般，它们两者相互补充，从而确保法律的确定性和使用性，进而调整和维护人们的社会生活。
2.封建王朝法律制订后的注意事项封建王朝法律制订后，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法律制定后，封建王朝注重宣传。
比如，商鞅曾设法官职务，其职能负责宣传和解答人们的法律问题。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
刑罚种类图表
战国时期的法律
最为代表的是魏国的李悝《法经》，它是我国封建社会 最早的一部初具体系的法典。
《法经》的体例及其主要内容： 《法经》共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
》、《杂法》、《具法》六篇。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 3个部分： （1）正律部分包括前四篇，主要是惩治盗贼犯罪的法律
为三个阶段： 1、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集权中央 “稍夺其（藩政、节度使）权，制其钱谷，收其
精兵”。（司马光）
2、神宗熙丰变法以后至北宋末年――义利并重
（1）宋神宗下诏：“政事之先，理财为急”。 （2）影响民商事立法（不抑土地兼并；典卖制度）
3、南宋时期――以利辅义
（1）程朱理学和“永嘉”功利学派的影响。
共1155枚，主要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 《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和《封诊式》等。
目前研究秦律的第一手重要资料。
三、法律形式
（一）律 国家就某一专门事类颁布的法律。 （稳定性）
（二）令 （制、诏） 皇帝发布的命令。 （针对性、灵活性） （三）式 规定司法官吏审理案件的程序、原则及有关法律文
唐律《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 呼应。
为了尽可能不放过任何犯罪，唐律在《名例》 篇中设有“轻重相明”等规定，使各种不利 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尽量囊括其中，基本做 到了“滴水不漏”。
唐律的历史地位
（一）唐律对后世封建立法的影响
1.五代时期的《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和 篇目与《唐律》完全一致。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
１、蜀国——《蜀科》、《蜀令》 ２、吴国——“吴之律令，多依汉 制” ３、魏国——《魏律》（《新律》 ）
（二）两晋时期的立法
1、西晋——《晋律》 以汉魏律为基础，于晋武帝泰始三年完
中国古代刑法思想
中国先秦刑法思想从历史的进程看，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刑法思想是“源远三代，盛于战国，丰在汉魏，衰自东晋，变起清末”。
西周以前，律学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但《尚书》等古籍中有相当丰富的刑法思想，尚待整理。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派相互辩驳诘难，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特别是法家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排儒诋道，倡言法治，在法律理论上有很高的成就。
秦汉两代，律学昌盛，尤重对法律条文的注释、阐发，传布即广，著述亦丰，名家辈出，世代相继，形成一种世代特点。
魏晋时期，崇尚空谈，“言不及义”，律学不振。
隋唐盛世，律学发扬光大，《唐律疏议》为其代表。
宋元以后，视律学为小道，其势遂衰。
清末变法，引进西方新思想，刑法思想开始向近代化转轨。
一、西周及其以前的刑法思想（一）恭行天罚，主张刑法代表天意西周及其以前的漫长时代里，中国法律中有着浓厚的自然法理论的成分。
即认为冥冥之中有一种主宰自然、主宰社会的力量，这就是“天”，或者说“上帝”。
但这个东方的上帝，不同于西方的上帝，不是带有人格意志或宗教色彩的神，而是一种人们虽然说不清，道不明，但必须顶礼膜拜，敬畏服从的无所不能的最高权威。
人间的一切，包括王位的更替，朝政的建立，法律的制定，国家的治理，都必须服从天命，尊重天意，因为上帝既洞察一切，又赏罚分明，法律就是天意的反映。
这种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天人感应的天道观。
先秦时期的天道观，实际上是人们对自然与社会二者关系的一种认识。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大自然在人们面前是一个神奇难解的谜。
人们对大自然既敬且畏，只好顶礼膜拜；而且统治者也认识到假借天威，管理国家比仅以自己的本来面目统驭百姓更为有效。
凡是帝王的一举一动，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因而也就当然合理；一切政事举措、规章制度都是上帝的赐予，百姓更必须无条件的接受。
（二）礼刑并用，强调刑法的辅助作用礼在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在西方，礼一般限于社会交往、日常生活和个人修养；在中国，礼是治国安邦的大法。
中国法制史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1、礼源于祭祀:指中国古代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礼”,最初起源于原始祭祀活动中形成的礼仪规则。
2、刑始于兵:指中国古代的刑法及以刑法为基本内容的法律,最初起源于战争或军事活动的某些需要,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活动中产生的军法。
3、特点:(1)中国法律的的起源主要就是通过“刑始于兵”与“礼源于祭祀”两条基本途径完成的。
(2)氏族血缘纽带强韧,法律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特色。
(3)表现出民族大融合的特征。
(4)民事法律相对滞后,刑事法律相对发达。
二、夏商西周法律制度1、立法指导思想:夏商:天命观与天罚观西周:(1)以德配天,敬天保民(2)明德慎罚:明德,就就是主张德治,提倡德教。
慎罚,就就是要求在运用刑罚时做到审慎、宽缓。
要求统治者对民众以教化为先,不以刑杀为要,先教化后用刑。
(3)礼治思想(“出礼入刑”原则;“亲亲”、“尊尊”原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原则)2、立法活动:(1)禹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就是夏朝法律规范的总称,内容以习惯法为主。
(2)汤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就是商朝法律的统称。
两次规模较大的刑法制定与整理活动,一次在商灭夏后,一次在商朝中后期,后一直沿用至商朝灭亡。
(3)吕刑:主要内容就是规定刑罚的种类及适用刑罚的原则。
将赎刑作为核心内容。
体现了西周明德慎罚的立法思想。
(4)九刑:一种解释就是指周朝的刑书,主要立法精神在于严厉打击危害国家统治与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
另一种解释就是指墨、劓、剕、宫、大辟、流、赎、鞭、扑九种刑罚。
3、部门法制:(1)宗法制:就是指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与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
其中,嫡长子继承制就是宗法等级制的一项核心内容。
宗法制不仅确立了各级贵族之间的地位,而且把宗法结构与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2)五刑:墨刑:又称黥刑,在脸上刺刻后再涂上墨的刑罚。
劓刑:割掉鼻子的刑罚剕刑:又称刖刑,砍去腿脚的刑罚宫刑:又称腐刑、淫刑,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幽闭宫中。
中国古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上海开放大学
中国古代立法思想的发展演变前言：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座的题目是“中国古代立法思想的发展演变”。
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4000年法制史因革演变绵延不断，并且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中华法系以鲜明的特色成为世界法制史上光辉的一页。
是什么促成了这一辉煌？毫无疑问，立法思想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今天，我们围绕我国古代立法思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我国古代各时期立法思想的主要内容二、我国古代各时期立法思想的发展演变三、古代立法思想对法律的指导和影响好，下面我们首先简要地描述一下中国古代各时期立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我国古代各时期立法思想的主要内容（一）夏商的立法思想我国法律起源于夏朝，夏商是我国历史上的早期国家。
我国古代立法思想的内容也要从夏商谈起：夏商统治者宣称：王位是上天授予的，所以称为“天命”；军事征伐称为“代天征讨”；惩罚犯罪称为“代天罚罪”、“恭行天罚”。
由此，我们看到夏商统治者的一切行为都借助着上天的名义，其统治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以上天、以神为核心。
自然，法律也来源于天意，这是一个典型的神权法时代。
（二）西周的立法思想1、“明德慎罚”“明德慎罚”就是崇尚德教并谨慎使用刑罚。
从德的方面讲，要求统治者自身要勤政修德，力戒荒淫；同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以教育感化为主，不可操之过急。
从刑的角度讲，就是慎罚，反对重刑滥罚，以使刑罚成为劝民从善的手段，当然对重大犯罪同样严惩不赦。
2、“亲亲”、“尊尊”“亲亲”主张按血缘关系确定亲疏长幼，具体要求为：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兄友弟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孝”。
“尊尊”主张按照等级关系确定政治上的贵贱上下，要求君仁臣忠，最重要的规范是“忠”。
亲亲、尊尊最为强调就是孝和忠。
（三）战国时期法家的立法思想战国时期法家的立法思想主要有四点：1、事断于法，即应当依照法律断处一切犯法行为，把法律作为评判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看作是治理国家的唯一工具。
早在春秋时期管仲最先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的思想，邓析明确主张“事断于法”，商鞅韩非进一步要求圣明之王应当“任法去私”，禁止一切不合于法令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