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循环理论

精英循环理论它把社会看成是个封闭的循环圈，反对社会进步、社会革命。战国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就是这种历史循环论的典型代表。循环论是反动阶级、复辟倒退势力的理论工具。

循环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相对立的。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会出现某些重复，但这绝不是原来事物的简单循环，而是对旧质的扬弃，在高一级基础上的重复；不是简单的循环圆圈，而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循环论只承认事物发展的曲折性，而否认事物发展的前进性，结果把事物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变成了周

而复始的循环，把事物的发展变化歪曲成毫无内容的空洞过程。

本文力图通过梳理精英转换问题的理论脉络，来把握研究者们的思路，从而指出精英转换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的疏漏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目前国内外有关精英转换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非正式制度的缺席；二是嵌入性的把握不足；三是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忽视。

精英/市场转型/非正式制度

在社会主义国家由再分配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以及转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对利益关系和分层结构的影响，会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中的精英转换上，即精英的形成和继替的模式上。对此，国内外研究者们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精英是循环的；另一种看法认为精英是再生产的。

2理论争辩的焦点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权力授权关系和市场交换关系这两种突现在外的资源配置机制自然成为学者们理论指向的重点。综观国内外有关精英转换问题的探讨，绝大多是在“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的正式制度的框架内争辩不休。比如，精英转换到底是权力授予关系在起作用，还是市场交换关系作用占主导？是权力授予关系支配下的市场交换关系在产生影响，或是市场交换关系一时没有将权力授予关系完全赶走而使权力授予关系依旧在发挥作用？这些争辩的焦点实质上是围绕着精英是循环还是再生产的问题而展开的。

3精英循环理论

问题的缘起

精英循环理论主张，“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1]主要获益者将是那些转型之初处于劣势地位的人。这种观点最早是由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尼提出的。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匈牙利，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从事私有家庭农场经营并获利的，是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党集体化政策剥夺的家庭的后代，而不是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2]他的这一观点被人们称为“被中断的资产阶级理论”。

他坚信，再分配经济中的阶级不平等，将在市场经济出现时得到削弱，因为再分配权力再不能阻碍人们自由地进入市场，为个人谋福利。但是1996年苏东和中国的现实对他的预言提出了挑战。在改革的初期，不平等略有下降之后，新的不平等又出现了，全社会的不平等也加剧了。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矛盾，撒列尼提出了他的“市场渗透和扩张阶段论”。他按照市场渗入由浅入深的渐进程度把市场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地方商品市场阶段、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和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阶段。处在不同的阶段，不平等具有不同的内涵。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

对于撒列尼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倪志伟认为，尽管他证明了从再分配向市场的交换关系的转变使直接生产者从中受益，但是他这种描述分析没有能区分农村和城市经济内的再分配者和生产者，而且，也没有能够阐明其所预言的权力和特权转移的本质过程作为对撒列尼观点的延伸和修正，他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其中重要的分析工具是三个命题和两个一般性假设。其中，市场权力命题认为市场转型将使权力从再分配官僚转移到从事市场交换的直接生产者手中。市场刺激命题认为，由于市场转型使直接生产者在市场中获得了处置自己的产品和劳动力的自主权，从而激发了其生产的积极性。市场机会命题认为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为人们提供了不同于再分配体制下的向上流动的机会结构。而权力贬值假设和人力资本升值假设则是根据前三个命题延伸出来的十个需要验证的假设中重点提及的两个假设，即，市场转型将导致政治权力经济回报的降低和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的提高。倪志伟用于检验这两大假设的是中国1985年福建省30个自然村624户的抽样调查。

随后，在1991年倪志伟又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局部改革的论点。他强调在改革还没有进行到底的时候，再分配经济体制仍会发挥作用，当然政治权力在这一时期也会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但是当全面的改革完成之际，市场转型理论所预示的精英循环模式就会最后出现。

不难看出，撒列尼和倪志伟这种精英循环的观点是在卡尔·波兰尼的名著《伟大的转折》中对人类经济生产方式所做出的三个理想类型划分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由于他们要分析的是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而只就这两种经济中社会分层机制做出了比较研究，试图对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做一概括性描述。尤其是倪志

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虽然分析的是中国福建农村地区1985年户收入的结构，但理论的指向却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分层体系发生变化的规律性问题，而将卡尔·波兰尼和撒列尼对再分配经济的分析逻辑扩展到了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在学术界开辟了一个博大的讨论空间。

4精英再生产理论

作为对精英循环理论的批判，精英再生产理论认为，市场改革最主要的受益者并不是那些在旧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那些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1.罗纳塔斯的观点。对市场转型理论首先公开质疑的是政治学家阿考斯·罗纳塔斯。他首先肯定了倪志伟关于人力资本升值假设的判断，但是他进一步指出，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介入并不排斥原干部在这一过程中仍然保持其优势地位，与此观点相类似的观点都被称为技术官僚持续论。

罗纳塔斯的又一论点是权力变型论。他认为，1989年的匈牙利的社会事实与精英循环理论是相悖的，转型过程中精英主体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不同的不过是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而已，而这主要是因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变型。一次是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权力结构中建立了深厚的社会网络，在匈牙利社会发生剧变后，再分配者可以失去权力，但并没有失去这些社会资源。另一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昔日官僚借助这些社会网络关系，将公有资产便利地转化为私有资产，而成为首批私有资产的占有者。可以说，这一论点倾注了罗纳塔斯对市场转型中非制度因素的特殊关怀。

2.边燕杰和罗根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基于不同的国家有其特殊的制度背景这一事实，边燕杰和罗根对市场转型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权力持续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对中国社会地位的确定和测量，必须考虑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不能依赖从别国的实际衍生出来的所谓“通用指标”。而倪志伟的精英循环的观点就忽视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中国的改革是以两大制度未动摇为社会背景的。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改变，城市单位制没有根本改变。而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使政治权力继续对资源进行控制和分配以达到了权力的维系。同时，他们指出1988年和1993年的调查资料表明，不平等在改革之初确实有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是撒列尼所说的市场的作用，而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初期有意对低收入者给予补助从而获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的结果。当市场改革全面深入以后，社会不平等将会拉大，因为，原来握有权力或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从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在此，边燕杰和罗根终于将精英转换的问题真正拉回到中国的社会背景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其理论判断的依据却只限定在1988年到1993年中国改革的这一有限阶段，不能不说他们的理论对中国改革的纵深阶段的解释还是存在一定缺憾的。

5理论的本土化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