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心理健康教育张正泽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从它的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

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一、诞生历程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西欧，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

英、法、德3国是其发源地。

因为当时英、法，德，等国已经或正在实现产业革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无产阶级已经由自在阶级开始向自为阶级转变。

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

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

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

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

此外，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它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一）、一般而言,文化理论缘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左派大众文化研究,它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和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那里发展而来。

从其历史起源上看,西方文化理论主要源自于现实政治问题的驱动,如从1965年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左派运动(民权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反战与反核运动以及妇女运动等)的风起云涌。

其高举着反人道主义旗帜的结构主义,试图借助话语分析和符号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彻底摆脱启蒙时期以来就有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禁锢,而且,它们虽然尽可能地提到马克思的
思想,但事实上极少关注自己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它们主要是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自己的理论资源。

如果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文化理论的发展逻辑,可以发现如下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文化理论的大部分产生于和马克思主义的极富创意的对话。

这种对话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周围找到出路,而又不完全放弃它;同时,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也大多是同志式的。

其中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当属阿尔都塞: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问题的严肃思考,批判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而提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

由此,一系列新的理论主题在他那里喷涌而出:总问题、认识论的断裂、多元决定论、症候阅读法、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等。

阿尔都塞的理论创造改变了以往许多为人们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批判人道主义,不把它视为评判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尺度;他不再把马克思关于人的一切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他强调以共时态的结构主义方法研读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等等。

这些都体现出其激越的政治与理论立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第二,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理论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但它事实上打开了理论的非政治化与去政治化通道。

因为,这一时期所有文化理论的主题都集中在“愉悦、欲望、艺术、语言、传媒、躯体、性别、族群,所有这些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文化”;但它们常常与马克思主义意见相左。

可以说,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文化理论主要通过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系,呈现出一种既继承又断裂的特点:一方面,文化理论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主题,这是因为“文化在已为大家所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位置显赫”;而另一方面,文化理论开始背离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放弃了自己的真正任务。

文化理论虽以深化马克思主义为起始,但以取而代之而告终。

辨析文化理论的成就与缺陷,可以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文化转向———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背景,进而也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索路径。

（二)、可以确切地说,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发展的分水岭,因为在70年代,哈贝马斯、德里达与福柯等人都明确表示了对马
克思主义的怀疑和离经叛道,也终结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他们在公开宣布告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充分打开了从生产理论转向文化理论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文化理论,以其激进的理论姿态,以后现代主义的名义,批评、告别或拒斥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这个断裂点上,它们以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介,试图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外重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而为各种主体性提供可能的选择。

人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转向文化批判是源自卢卡奇和葛兰西,其中卢卡奇侧重于从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层面展开文化批判,葛兰西则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文化批判,而为了开展意识形态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在他们的影响下,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将理论研究的主题转向了日常生活领域,展开了对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

可以说,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文化理论相较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得太远。

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为其全部工作,因为对哲学的理解是他们进行理论创造的前提。

由此出发,他们结合当时欧洲发达工业社会的特点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进而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开展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从而推进了资本主义批判。

而在文化理论中,批判的根据竭力摆脱与所有传统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关联,使得话语自身成为自身的依据,因而最重要的便是语言。

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文化理论还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则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到哲学再到话语的历程。

(三)、文化理论虽然带来了关于性别、种族、权力和环境等激进议题,但这些议题在事实上不过是在反决定论的名义下将马克思主义转换为一种学术规划,尽管它们明确主张自己的反对纯学术规划立场而强调政治介入。

因此,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们需要的不是放弃而是重建文化理论,真正地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那么,究竟应如何理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其批判对象是现实社会的秩序即现实生活;更重要的是,当对这种现实社会生活过程进行批判时,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唯物主义的,亦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来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

对马克思而言,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从现实社会内部即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寻找到解放的动力,以此为人类走向自由而全面的社会提供逻辑依据。

也正是在这一
点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人类生存的历史前提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物质的生产活动是人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不断产生的新的需要,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来自于人们所从事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与生产工具的发展相联系的物质的要素;(3)人自身的繁殖,即家庭关系;(4)社会关系的生产。

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社会存在,表明了物质生产线索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性地位,并由此深入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之中,展开资本主义批判。

需要看到的是,马克思在物质生产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揭示,并非仅仅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深入生产力的历史考察之中,将生产力当作个体解放的实际力量,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具有的拜物教或异化本性的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为的是重新建构新的人类主体,从而实现人类自身解放逻辑的理论建构。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应是物质生产线索与人的主体性建构线索的辩证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如果说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工作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线索,创立了以经济形态和生产力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沿着人的主体性建构线索进行理论探索和创造,尤其是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哲学形态。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并非只是一种理性的思维工具,用以揭示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和演进;它更是用于考察人类历史活动、说明人对现存世界的能动作用的方法,因此其最深刻的内容是人的理性对信念的批判性、人的观念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能动作用。

可见,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辩证法,它是在尊重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对社会基本矛盾发展过程进行的深刻研究。

在此,若是我们借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的观点来看,文化理论至少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文化理论家们不愿意处理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最为“整体化”时期,即它是全球化的和冷酷无情的时期。

马克思对人的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化等问题的拒斥;相反,这一批判始终向其他的批判话语保持着开放性。

因此,只要资本主义还在扩大它的统治,只要当代社会依然遵循资本的逻辑,那么,作为分析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最有效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不会失去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