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与消费结构

劳动收入与消费结构摘要：从中美两国1994年至2006年劳动收入及消费相关数据出发，可分析出劳动收入影响消费结构的内在机制。

劳动收入影响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影响消费总量进而影响消费结构，社会保障和消费信贷对该机制存在影响但相对有限。

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恶化了收入分配以至不利于居民消费总量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所以，当前工作要注意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劳动者收入。

关键词：劳动收入；收入分配；劳动产权；消费结构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1-0056-06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主要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如何实现“转变”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而本文将从劳动收入与收入分配方面对提升国内消费总量、优化消费结构作出一定探索。

一、中美劳动收入比较劳动收入即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所取得的收益。

Lubker（2007）将劳动收入占比定义为“工人的劳动报酬（total compensation）占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总收入的比重”［1］。

Gomme和Rupert（2004）运用收入法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对劳动收入占比进行了说明。

劳动收入占比=劳动者报酬/总增加值；总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公司利润+租金收入（rental income）+（间接税-补贴）+净利息收入+折旧+自营收入（proprietors’income）。

其中，劳动者报酬代表劳动收入；公司利润、租金收入、间接税净额、净利息收入和折旧代表资本收入；自营收入是“非公司制经营的所有者”（owners of unincorporated business）取得的收入，则既包含了劳动收入，也包含了资本收入［2］。

相应地，对自营收入的不同处理也就形成了度量劳动收入占比的不同方法。

Johnson（1954）指出，自营收入的2/3属于劳动收入，剩下的1/3属于资本收入；Gollin（2002）认为，自营收入可以全部归于劳动收入［3］458-475；Bernanke 和Gurkaynak（2001）针对一些国家的统计资料中只有加总的“营业盈余”，而未区分“公司营业盈余”与“非公司营业盈余”的具体情况，将劳动收入占比定义为公司员工劳动报酬与扣除了净间接税和自营收入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劳动收入占比=公司员工劳动报酬/(GDP-净间接税-自营收入)”［4］；Gollin（2002）也指出，劳动收入占比在统计上所表现出来的跨国差异，很大程度上与是否考虑自营收入有关。

Johnson的度量方法最为简单，但过于“武断”，对自营收入的硬性划分显然无法科学地度量不同国别的劳动收入占比；Gollin将全部自营收入归于劳动收入，也明显不符合自营收入的经济性质；Bernanke和Gurkaynak的指标则更加适用于发达国家，或者说公司制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本文在借鉴上述学者思想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比性，将劳动收入占比定义为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报酬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疗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持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

对个体经济来说，其所有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与经营利润不易区分，所以在我国的统计资料中是将二者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的。

)与GDP的比重。

这样的度量方法可以避免繁琐的数据处理，便于将研究重点放在劳动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上。

中国自1994年开始对地区生产总值按收入法构成项目（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折旧和营业利润）进行了统计，而根据统计年鉴中“主要统计指标的解释”，“自营收入”是包含在“劳动者报酬”之内的；美国的“劳动者报酬”包括工资、奖金、养老金及各种社会保险，但并不包含自营收入。

如果将自营收入归入劳动收入，那么美国的劳动收入占比还会提高6―7个百分点。

具体来说，本文首先计算中国各年省级劳动报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然后将各省劳动收入占比的均值定义为全国劳动收入占比；美国劳动收入占比是根据美国历年统计摘要整理后得出，其劳动者报酬主要包括工资与奖金（wage and salary accruals）、企业为劳动者提供的养老及保险基金（employer contributions for employee pension and insurance funds）和企业支付的其他社会保险费用（employer contributions for government social insurance）。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各年度统计年鉴，2008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和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9―2008）整理得到。

中国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于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5］45-60。

从表1可以看出，1996年之前，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处于上升趋势，1996年达到峰值56.3%，但在此之后就开始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跌至42.5%；美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则一直保持在65%左右，2001年则高达66.2%。

二、中美消费结构比较消费结构是指各项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率。

由表2可以看出，自1985年以来，我国城镇家庭食品支出的比例在不断下降，由52.25%下降到35.78%。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20%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生活最为富裕、20%―40%之间的人民生活较为富裕、40%―50%之间的人民生活水平为小康、50%―59%之间属于温饱水平、59%以上为绝对贫困水平。

按此标准，我国城镇居民从2000年开始就进入了富裕阶段：衣着支出比例由14.56%下降到10.37%；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比例在1985年为8.6%，2006年则下降至5.73%。

但是，居住、医疗和教育支出在消费中的比重却在不断上升，居住支出比例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6年的10.4%；医疗保健支出比例由2.48%上升至7.14%；教育支出占消费总额的比重则由最初的8.17%上升到了13.83%。

相比较而言，美国居民消费结构则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见表3）一是食品支出比例下降，由16.58%下降到了13.65%。

从恩格尔系数上来看，美国是典型的富裕国家；二是教育和居住这两项支出的变化幅度极小，其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5%和15%左右；三是医疗保健支出上升，由1990年的14.5%上升到2006年的17.2%。

数据来源：根据中美两国统计资料整理得到。

我国当前的居民消费结构与美国相比仍存在四方面的差距。

首先，教育支出比重过大。

我国城镇居民在教育上的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13%―14%，但美国居民即便在2003年最高时也只仅为2.64%；其次，我国目前的恩格尔系数仍然较高。

食品支出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总额中的比重约为36%，美国居民该项比例仅为11%；第三，交通通信项目占据了我国城镇居民总消费支出的13%，而近年来美国居民在该项目上的花费大约只占其消费支出总额的4%；最后，我国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虽然在不断的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杨汝岱（2007）通过对1995年和2002年城乡家庭支出的对比分析指出，教育与医疗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且教育支出对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影响，而医疗保健支出对消费却存在显著的正影响［6］46-58；刘震等（2007）也认为，我国居民的教育消费对其娱乐服务消费存在着显著的挤占效应［7］27-32。

按照上述学者的观点，我国目前的消费结构必然会增加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这不仅会引起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而且长期看来也必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战略优势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劳动收入影响消费结构的机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整个市场会自动有效地为要素分配与其贡献相对应的产出，所以劳动收入占比由参加劳动的人数和劳动生产率来决定。

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制度对劳动收入的影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制度在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目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企业内部对劳动者长期人力资本的保护力度不够会阻碍知识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劳动收入占比较高是因为其失业率一直较低和较高的人力资本，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力较多并且劳动者素质较高，而中国劳动收入占比较低则主要是由于机器生产带来对其他劳动者的挤出和产业升级缓慢所能容纳的高素质劳动力有限。

但是，美国拥有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劳动力保护体系，这种制度会反过来促进产业升级和劳动者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入，所以，美国的高劳动收入占比和中国的低劳动收入占比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化的结果，制度和产权保护对其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对于我国当前的消费结构，学术界多是从社会保障视角来进行分析，认为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居民将大量收入用于教育支付和购房支出，进而抑制了居民的其他消费性支出。

但是，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不合理的消费结构主要是消费总量不足的结果，因为消费总量不仅直接制约消费结构的演变，而且社会保障等外部因素也是通过影响收入和消费总量来作用于消费结构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对现阶段消费结构与消费总量的分析基本上是可以统一在一个研究框架内的。

1. 劳动收入影响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影响消费总量，消费总量影响消费结构（1）劳动收入主要通过两方面影响收入分配一方面，劳动所得降低、资本所得升高，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法统计国民生产总值的四种构成中，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对中国来说，因为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开始，所以税制对生产税净额的影响可以大幅度减小，生产税净额占比较为稳定。

劳动收入占比的逐年下降也就意味着营业盈余的逐年上升，其中，营业盈余可看作资本所得。

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以表1中的劳动收入占比(注:参与计算的劳动收入占比作了去百分号处理，如1994年劳动收入占比为53.8%，计算过程中看作0.538。

)为解释变量，基尼系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发现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恶化了收入分配。

另一方面，劳动者内部收入两极分化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劳动者内部收入分配已远远超出了劳动者自身能力范畴(注: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应按其对生产的贡献来分配产出，新古典经济学把这种分配过程发展得更加“精确”，即要根据边际产出来决定其工资报酬。

可以这样理解，劳动者本身的能力决定了其对企业的边际贡献进而决定了其劳动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