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教育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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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基础教育变迁的文化沉思之意义
中国基础教育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它的演 变发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得的办学经验与教 训。
从文化角度反思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历程,对 于理解和推动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深化和 学校文化建设显然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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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从国士教育到国民教育
从文化自觉到教育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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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
李大钊:漠视个性是家族集团的产物,个人 “断不许他有表现的机会”,并由是造成集体 无意识,称“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 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
强调未来社会应该是个性的觉醒与回归,是 “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有机结合。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厘定

国民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

中学5年。但在专制制度仍存在和

“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

尚不可能真正摆脱臣民意

识的束缚而走向自由的国民人格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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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学堂歌》
《学堂歌》:“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 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族壮。教 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 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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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复辟与“新文化”运动的爆发
1915年1月,帝制复辟与教育宗旨变更,袁世凯在 《颁定教育宗旨》大谈“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 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并特别指出“孔子道大, 无所不包”,“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要求“中小 学均加读经一科”,学校的读经与社会上的孔教会交 相呼应,使国人在“共和”的名义下倍受专制的苦痛。
文化自觉:在摄取外国先进文化的 同时,应该对自己文化的来龙去 脉、固有特色、发展趋势有“自知 之明”(费孝通)
教育自觉:同理,我们也应该了然教育尤其是基础教 育的来龙去脉,“教育自觉”同样是一个艰巨的历史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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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士教育与《神童诗》
国士教育:以入仕为导向的中国传统教育其实 就是以培养治术人才为旨趣的国士教育,它是 以纲常名教为核心、以“养士”为目的应试教 育。
“西学东渐”之后,“体用一致” 的国 士教育观渐渐被“中体西用”的洋务 教育观所取代,“德上艺下”、“重义 轻利”的观念也遭到了严重冲击,西 方近代国民教育制度亦相继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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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与制度变革相呼应,维新志士梁启超撰写《新民说》, 倡言“国家意识、公德、独立、竞争、进取、冒险” 等新人格素质。
中国基础教育的历史变迁 与文化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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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基础教育的历史变迁
所谓“基础教育”,又称“国民基础教 育”,是指对国民进行基本的普通文化 教育,主要包括小学及初中阶段的义务 教育,亦可以指学前至高中阶段教育。
与传统意义上的“蒙学教育”不同,近 现代中国基础教育源自西方国民教育思 潮和义务教育实践,它的产生反映了社 会转型期中国文化变革的内在需求。
严复则高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潜心对新 国民素质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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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民教育制度的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新国民的养成与新道德的出现 离不开革命行动。
孙中山认为,若一定 要等到“教育普及”而 后始行,则”河清无 日,坐失良机,殊可 惜也”;强调“改造中国 之第一步,只有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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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与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雏形
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举 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 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 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与之相反,东洋民族 提倡“忠孝”,注重家族本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退缩苟安,铸为民性,腾笑万国”。 为此,陈独秀指出:“伦理的突破” 首在个人主义的觉醒,断言:“欲 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 易家族本位主义。”
与帝制复辟相反,1915年爆发了“新文化运动”,与 此“五四”运动共同摧毁了儒家教育文化的最后堡垒。
1919年4月,沈恩孚、蒋梦鳞提出“养成健全人格, 发展共和精神”的新教育宗旨,倡导健全的个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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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个性时代的到来
新文化领袖们的“个性”觉醒: 陈独秀:“西洋民族,自古迄今wenku.baidu.com彻头彻尾个人主义
“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对新式学校办学精神的渗透 《重订学堂章程折》:“至于立学宗旨,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
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 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慎防 流弊之意。” 《奏定学务纲要》:“若学堂不读经书,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 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规定 中学堂的“读经讲经”课每周9小时,初等、高等小学堂的“读 经讲经”课每周12小时。
播扬于民间的《神童诗》二则十分典型地反映 了以读书做官为目的的传统领导教育——“养 士”教育观念的流行: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自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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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士教育与《劝学诗》
宋真宗的《劝学诗》说得更加直接露骨: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 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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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新教育宗旨的登场
1912年,蔡元培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 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民国教育部明令 “小学读经一律废止”。
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新教育宗旨基本采 纳了蔡元培的主张,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 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 其道德。”这一教育宗旨已明确指向德智体美 的健全人格。
袁枚的《随园诗话》 揭示蒙学教育状态: “漆黑茅柴屋半间, 猪锅牛圈浴锅连; 牧童八九纵横坐, ‘天地玄黄’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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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国民教育制度的引进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称赞西方“乡 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 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 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十四岁而入。”这一 “七岁必入学”的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士教育的官本位 导向迥然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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