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发展理论

参与式发展理论

在当代国际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研究和实践领域中，参与式发展几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新的概念。无论从主导民办发展潮流的世界银行领导人，还是在一个社区中从事发展实践的管理者，都在应用参与式发展的概念。参与式的概念从理论探索角度开始，已经拓展到了国际政治及国际发展的宏观政策领域。这里讲的参与式发展其内涵已远远不再是一个群体参与的简单涵盖，而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深层次反思，并且包含着从微观到宏观层面上及具有操作性的社会发展的变革方案。当然，不同的流派、具有不同学术思想的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似乎都在使用参与式的概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式发展思想受到了自由民主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角度来全面审视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一、参与式发展理论的起源

"参与"反映的是一种基层群众被赋权的过程，而"参与式发展"则被广泛地理解为在影响人民生活状况的发展过程抑或发展计划项目中的有关决策过程中的发展主体的积极的、全面的介入的一种发展方式。也就是说"参与式发展"事实上正是基于如上所述的对于传统发展的反思的、在发展理论与实践领域的、综合的具体体现。确切地说"参与式发展"方式带有寻求某种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积极取向（李小云，1998）。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参与式发展的起源可以从发展实践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哲学的角度、研究范式的角度以及组织的角度去探索。尽管参与式发展是最近几年有关发展文献中一个相当时髦的名词，但“参与”本身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在发展实践中体现参与概念已有很长的历史了。比较早比较显著地体现参与概念的发展战略可以追溯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些西方国家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发展援助时所采取的“社区发展战略”。在40年代末期，一些早期的发展援助活动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以促进发展和社会变化。到了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那些发展援助机构企业通过社区发展过程使当地人纳入到改进社区的活动中去。在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区发展项目首先以先导项目形式出现，继而在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广泛执行。这种社区发展形式一方面修建基础设施，一方面动员地方人口的知识和技能，使其加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同时也试图建立社区组织，组织扫盲运动，使社区群体与管理机构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这时候，"社区"被为一个基本的行动单位，参与是体现在主区层次上的。Cary（1971）认为社区发展战略的宗旨就是"组织社区人口处理影响他们生活和生活发生的问题和发展机会"。

尽管50、60年代社区发展在非洲亚洲的蓬勃兴起促进了社区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但许多决策控制仍掌握在社区之外，社区只是作为支持国家发展计划的一种工具而并不能真正对其自身发展的内容和方向作出决定。到了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社区发展战略逐渐推动了其主导地位，参与式发展方式开始成为国际发展领域中创新性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突破。70年代末期对于不发达的分析开始为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的原因提供不同的说辞，认为贫困人口被置之与广泛的社会参与与直接的发展活动之外。世界银行在1976年曾经就一些参与效果的经验研究如用水系统管理研究得出结论，如能使得用水户参与决策与管理，用水系统的供应将更加成功。同一时期，国际劳动(ILO)的世界就业大会提出"参与"应作为基本需求战略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发展所（EDI）在"社区参与"研讨会上强调了

各种参与式工具的重要用途这一段落时期内，一方面，新的项目设计形式被提了出来，同时发展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实施种种战略以使社会参与制度化。农事系统研究快速农村评估参与式农村评估等等方法先后被应用到种种发展研究与实践中去。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中各种促进当地人的参与的努力形成了发展的主流，这种参与是对非参与实践的计划体制的从态度到方法论上的彻底变革。到了90年代初期，一些主要的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将其援助重心和发展重点向促进参与式发展方面实行全面转移，参与式发展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蓬勃兴旺起来。

除去上述参与理念在发展实践中的种种体现之外，我们还有必要回顾一下参与理念在历史上的种种社会运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六十年代出现在拉丁美洲的"解放理论"和"解放社会学"强化了社会学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同时也为今后的参与式方法，特别是参与式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在冈纳缪尔达尔1968年出版的《亚洲的戏剧》一书中，“参与”的意义也可见一般。他对于"民主计划"的概念与实践曾进行过深入探讨。他指出：制定计划和在计划中直辖市的政策不仅应该取得民众的支持，而且在准备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应该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后来人们赋予参与式发展的涵义中的让群众成为受益群体、让群体参与到发展的过程之中去"的内容。Schumacher也曾在他著名的《小的最好》中就发展中的扶贫干预问题发表看法，他指出：如果我们能把我们关心的问题转向贫困人口的真正需求上来，那么无疑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If we could turn official and popular interest away from the grandiose projects to the real needs of the poor, the battle could be won）。70年代早期巴西哲学家和教育学家保罗弗利埃（Poulo Freire）在其《被压迫人口教育学》（1970）中提出"文盲启蒙运动"概念，即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矛盾进行评判性分析，有组织地采取行动来解决现世问题并反抗剥削压迫阶级。弗利埃提出了"主题调查法"，即群众进行自我问题分析寻求解决办法。这种过程实际上暗示了一种Norman Uphoff和Robert Chambers等人提出的外来专家角色转换的过程。外来人员不再是主导者，而是以"合作调查者"的身份出现；而同时那些通常意义上的目标群体在分析过程中成为了积极的参与者。

尽管亚洲国家的一些历史性的实践并未对观念流行的"参与式发展"的形成真正造成影响，但许多做法从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参与式发展所要求的原则并且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发展研究与实践的一些具体做法。如二十世纪初期晏阳初先生穷其毕生所倡导的"平民教育（mass education）"、"社会实验室（social laboratory）"途径，特别是他提出的"平民自治（self-government）"很大程度上与参与式发展中强调的"自我组织"和"自立"的观点不谋而合，并且对于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与民主的实施及以后的农村教育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另外，20年代毛泽东学生时代所作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以及他的《实践论》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指导思想尽管与我们目前所讲座的非革命性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方法并无本质上的关联，但他所采取的获得信息和认知世界的方法不能不说与参与式发展的快速农村评估的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参与式发展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实用主义理想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实用主义的信奉者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类实践并应用于人类实践，即知识的产生开始于对于实际问题的确认而知识之所以产生正是为了去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参与式发展中对于乡土知识的认同和知识的学习途径正是反映了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此外，参与式发展中所提倡的“外来者与当地人一起思考、分析当地人所面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