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研究评述和理论框架_董晓辉

第21卷第4期2013年11月系统科学学报JOUＲNALOFSYSTEMSSCIENCEVol．21No．4Nov．2013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研究评述和理论框架董晓辉（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74）摘要：当前，我国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时代的大潮将协同创新推向新的前沿和高峰。

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依托军民融合产业集群推动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协同创新，是提高我国国防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思考，体现了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本质，也是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重要切入点。

通过梳理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理论源泉和研究文献，提出了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四位一体”的概念框架和理论模型。

关键词：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军民两用技术中图分类号：N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08（2013）04-0060-05建国以来，我国国防工业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重新布局和调整，许多区域已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要素集聚或“集群雏形”。

这些在不同背景下形成的军民融合产业集群，正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地方经济生产分工与协作网络之中，对区域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引导构建军民融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

而军民融合产业集群是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托，其特殊协同创新功能更为国防科技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范式。

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是在考虑充分技术保密性、市场特殊性和资产专用性的前提下，依托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内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要素的有机配合，以军民两用技术为核心，以军民结合产业为主导，以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园区）为载体，通过复杂的非线性、开放性、整体性相互作用实现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

目前，我国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联度不高（仅仅是地域空间上的集中），相互依存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尚未形成，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强。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依托军民融合产业集群推动科技协同创新。

自2009年至今，已有四批24家工业园区（集聚区）被认定为国家级军民结合示范基地，2012年中国工程院“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也已启动，涉及工程院四个学部和各军工集团公司、军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等。

可见，如何推动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并实现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已成为政府、军队、企业高度关注的焦点。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提出“战略—知识—制度—组织”四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初步构建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

1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研究回顾创新研究由时间向空间维度的转化，集群研究向创新领域的渗透［1］，科技发展趋于军民一体，这在客观上为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实现有机统一创造了条件。

上世纪80年代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ＲEMI ）对就曾从人力资本、创新文化、教育体系、设施情况等方面对硅谷（世界上第一个军民两用技术科研集聚区）的创新网络环境的作了系统研究。

作为美国战后国防导向的科技与工业政策的产物和重要的国防工业基地，美国国防部一直维持着对硅谷半导体元件稳定的订货量，其采购额一度—06—*收稿日期：2012-10-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CGL115）；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13JJ4001）；国防科技大学科研计划立项课题（JZ12-08-24）。

作者简介：董晓辉（1981－），男，江苏盐城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学院讲师，军事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防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

E-mail ：xiongdi1981@126．com占硅谷总产值的40%。

随着全球军控与裁军和国防工业转轨的全面进行，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继续保持甚至增强国防实力，唯一途径就是建立军民一体的国防工业和技术体系（Gansler，1998），Perry曾估计，修改国防采购法律容许实行军民一体化以及更多地采用两用产品、技术和工业操作规程，每年可节省大约3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硅谷因此走过了一个由纯国防工业向军民两用信息和生物技术工业的发展历程。

不仅仅是“硅谷”，从日本出巨资修建筑波科技城，再到近期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防科技工业群建设，依托军民融合产业集群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已是多数国家的普遍经验。

我国对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创新的研究更多始于上世纪90年代。

冷战结束引发了大家思考，由于对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不透，导致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思想领域的一个“畸形儿”———军民分割，也正是它最终将苏联拖垮［2］。

而美国通过“军民兼容”、“军事———工业联合体”等政策打造了坚实的国防工业基础。

新世纪新阶段，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军民融合战略以后，我国国防经济理论工作者逐步认识到，国防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并非仅限于军工领域，也并非单个主体创新能力的简单叠加，需要各类互补性要素的协调融合。

协同创新是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意愿，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3］。

在军民融合背景下，将协同创新拓展到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其运行模式应是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基本特征则是“小核心，大协作”。

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内涵和模式。

国防科技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往往以一个或几个国防军工企业为主导，涵盖产业网络层、社会网络层和创新网络边界，是组织之间的动态学习和管理过程，这个过程以军工企业为行动主体，通过网络治理，各主体得以联合行动、发挥协作效率，最终形成价值增值和知识创造［4］。

军民结合产业集群除具备一般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产业性质多为军工行业的特点，多为“主导产业———关联企业”为主要构成的集群［5］。

与东西部地区相比，西安实现军民融合产业集群需采用龙头企业带动的发展路子［6］。

丁德科认为，西部地区通过“翔式道路”，使国防科技生产力因素在军地企业之间自由流动［7］。

（2）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

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主要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形势、战争形态变化、新军事变革、产业和科技革命等因素影响［8］。

国防产业集群实现网络创新还受到诸如观念、体制、机制以及创新外部性等因素的制约［9］。

政府引导规划是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国家正在积极布局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加强了与区域创新体系融合。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科技实力、体制的制约因素和保密因素、知识产权因素等影响，国防科研院所以及社会技术转移中介机构对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创新发挥作用不够。

（3）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中的知识管理。

Hartley与Sandler的《国防经济学手册Ⅰ》、《国防经济学手册Ⅱ：全球化的国防》、Dunne的《国防工业基础》从规模经济和学习经济角度分析了国防工业运行成本绩效，这是国防工业形成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重要动力。

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创新的核心往往隶属于国防科技系统的大型军工企业，这些企业在发展中积累的大量科技和管理经验，是集群创新的重要“知识源”，往往决定着协同创新的运行过程和绩效。

但是由于知识产权归属问题、技术控制问题、安全保密问题、管理效率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缺失，致使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攻关和成果转化动力不足，同时造成了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技术需求也得不到及时满足［10］。

2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基于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框架：战略协同、知识协同、制度协同和组织协同，阐明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创新要素是如何利用知识和资源在组织间的快速互动、共享和集成，加速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效率。

集群协同创新的核心就是“战略+知识+制度+组织”要素的协同。

协同创新过程受到各创新主体之间的技术互补性、利益兼容性、风险可控性和运作的复杂程度的影响［11］，通过市场主导、战略联盟、资源共享和机制耦合来实现（见图1）。

2.1两个切入点：市场经济和军民两用技术市场经济是推动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天然土壤。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系完整、机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形成。

这就要求推进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供求机制就是通过参与各方能力上的优势互补，实现各自需求的匹配和合作愿望的一致，使军民—16—科技创新体系需求实现精准对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竞争机制是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创新的重要前提，在Haken 的各种关于协同学的著作中，均强调竞争是协同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是创新系统演化的最活跃的动力［12］。

通过竞争，市场会以“看不见的手”牵引、调动各创新主体的集群行为。

价格机制主要是强调互惠共生的共同利益基础，直接传导供需双方的信息，对于合作和创新绩效至关重要。

只有通过设定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真正使各个创新主体表现出最佳状态。

图1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理论框架军民两用技术是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关键内核。

集群代表着一种能在效率、效益及韧性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所不能达到的。

无论是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形成，还是集群创新功能的显现，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目前，科技创新进入到一个最为活跃的“大科学”时代，群体协同突破的态势明显，而科技创新中的基础技术多为军民两用技术。

自上世纪末以来，美国通过实施“两用科学技术计划”（DUS＆T ）、“小企业革新研究计划”、“NASA 技术利用计划”等，有效推动了军民两用高新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形成了建立在整个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国家工业基础之上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

俄罗斯先后颁布了《俄罗斯国防工业“军转民”法》、《俄联邦2007———2010及2015年前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一系列文件来大力推动军转民，组建了纵向产业链一体化和横向科研、教育、生产一体化的国防工业综合体。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并促成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链延伸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科技、经济和国防政策的普遍取向。

2.2基本前提：战略层面的管理体系协同管理体制的协同。

军民科技与工业管理体制协同是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创新的坚实基础。

国家对军民融合式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历来高度重视，先后组建了中央专委、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总装备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与军民融合发展的相关管理机构。

科技本无军民之分，但是由于长期的管理体制、应用领域及历史原因，在我国分为了军用科技体系与民用科技体系。

在创新过程中的定位、资源和能力、发展目标上存在差异，则形成了不同的行为准则。

目前，在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设部际协调小组，协调小组涉及国务院、军队等20多个职能部门，旨在加强加速军工和民用技术的转移，科研条件的军民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