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韩愈》
论韩愈赠序文
论韩愈赠序文作者：蒋金芳郑皓心高路孙建慧来源：《文理导航·教育研究与实践》2016年第05期【摘要】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文学革新方面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陈寅恪先生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写的《论韩愈》一文中论述了韩愈的贡献“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
”这一点，以韩愈赠序文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文体学及相关层面的探讨。
【关键词】韩愈；赠序；散文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谈到：“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
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
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
”初盛唐时期，赠序比较程式化。
一般先赞行者，次写所送人之处境，交代分别之由，最后抒发难舍之离情，或勉或励，以期相会。
比如任华的《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吾见骥子龀龆之时，爱其深清，知其才清。
今果尔也，顷漂沦荆楚，既孤且贫。
求食于淮，托身于谁，四海茫茫，未获所得。
及遇我陇西公，获所寄矣。
公以故人之子，怜而收之，去沟壑而寄乎南山，罢转篷而荫于桃李。
君子曰：陇西公在，正字不为孤已。
今离叔父颇久，暂归阮家之巷，感知己厚恩。
寻赴李膺之门，华与临别，抚其背曰：高门积庆，无忘乎聿修厥德，大名难继，宜自强不息，念哉。
由此可见，赠序毕竟不是抒情诗等自由创作的纯文学体类，赠序文体中自我表达的空间自由度要狭小得多。
韩愈的贡献在于能够从拘泥的格式化中跳出，具体的人物与事件不仅没有成为限制作者思想的对象和素材。
相反，作者却以此为触发点来寻求自我表达，因而在文体特征上呈现出以下几种特点。
一、奇偶交错韩愈往往将众多的散文奇句和骈文偶句结合起来“使其赠序比其它作家的同类作品读起来更让人琅琅上口”。
《送李愿归盘谷序》借隐士李愿的嘴，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恶，作了尽情的刻画和揭露：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
唐分期
郑珉中先生研究唐琴，将唐代历史分期为四。
其所认定唐琴中，没有初唐琴。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的结语说："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金明馆丛稿初编》２９６页）可谓精辟的概括。
把唐代历史分成两个时期，这在学术界已是一致看法。
但要确定两期的分界线，即具体规定以哪一年为分期断限，却不容易，学术界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变动变化是相当长时期矛盾酝酿积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出现的。
不过，为了便于说明，不妨提出两个年代来作为标记：一个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的安史之乱；一个是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７８０）两税法的颁布。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
在此以前，她国势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
此后由于长达八年的战乱消耗了国力，河朔藩镇割据形成半独立状态，北方经济遭受破坏，朝廷内部宦官擅权、朋党交争，开（元）天（宝）盛世已一去不返了。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
两税法的颁布宣告了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彻底废除，此后中国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基本上沿袭两税法的模式而有所发展变化，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基本面貌，其影响至为巨大，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济措施。
当然，这两件大事都有内在的联系，不是孤立的产物，因此也很难说哪一件更重要。
只能说，一件的重要性在政治方面，一件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
我们不妨把这２５年作为一个整体的转变时期看待。
以上的分期，是就唐代政治社会面貌的变化标准划分的，也是当今唐史学界的公认的看法。
这一分期法可称为二分法。
此外，还有四分法和三分法，也流行一时。
介绍如下。
四分法是把唐朝分为初、盛、中、晚四期。
初唐──高祖至睿宗；盛唐──玄宗至肃宗；中唐──代宗至文宗；晚唐──武宗至哀帝。
从《论韩愈》看陈寅恪的学术观
从《论韩愈》看陈寅恪的学术观
陈寅恪的《论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典型意义的一部杰出著作，主要
讨论韩愈和他的文学原则。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家，陈寅恪通过《论韩愈》向世人呈现了他的思想观念和学术观点。
一方面，陈寅恪在《论韩愈》/中充分阐述了文学修辞的重要性，他指出，文
学创作不仅要有牢固的社会功能，而且要做到清楚、洁净、有层次。
此外，他还认为，文学应该注重雅致、美妙，准确地避免浅薄。
陈寅恪要求作者要用有艺术感觉的语言来表达内容，通过修饰文字，突出文学效果。
另一方面，陈寅恪在《论韩愈》中强调文章的艺术思想，他呼应认为，文学的内容应是真实的，使读者能从中获得趋向实际的艺术洞见，并在洞见中体验美感。
此外，/在《论韩愈》/中，陈寅恪推崇“无私”理念，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中
语言要客观、公正，要避免偏爱和偏见。
他认为，文学不仅要宣扬道义，而且要真正达到影响他人的意义。
为此，他要求作者保持公平、客观，不做无端的污蔑与谩骂，保持客观性以表现出文学的真实与至高。
综上所述，陈寅恪在《论韩愈》中的学术观是文学尊重修辞语言的精细，体现
艺术思想的真实与至高，注重公正客观，推崇“无私”理念，这/一观/点是独具特色，将泛传统文化与新思想完美结合，体现出中国文学新潮流的完整传承思想。
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论韩愈陈寅恪论韩愈陈寅恪先生对于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评价甚高。
先后作了两篇审查报告，第一篇认为冯作取材准确，态度持中；第二篇则似乎有感于冯著之第八、九章内容，对于吾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进行了阐述。
言下之意，对于冯著所持观点持肯定之态度。
冯书对于韩愈，评价很高。
谓“真可为宋明道学家先驱之人，当推韩愈。
”将韩愈看作宋明理学的先导。
并把韩愈的观点，从三方面加以注意：一为尊孟子，二为重《大学》。
三则为倡“道统”之说。
1954年陈寅恪先生作《论韩愈》发表于《历史研究》第二期，对韩愈有一系统之评价。
先生认为退之之功有六：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方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对比陈与冯说，可知陈对冯文评价极高，与陈先生对于退之之评价有密切之关系。
上面陈先生对韩愈的评价，一至四项皆为肯定韩之刺佛对于我国文化之功。
陈先生在对冯文的审查报告三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也。
”能体会先生此话的含义，则可知先生对冯书评价甚高之原因，亦可知先生作《论韩愈》一文之目的。
亦可见先生立论，乃从文化角度入手，此先生论韩子之深意所在。
此外，陈先生之推崇韩子，还因为韩子之人格。
《论韩愈》文中说：“退之排斥道教之论点除与其排斥佛教相同者外，尚有二端，所应注意：一为老子乃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退之以平民之资格，痛斥力诋，不稍避讳，其胆识已自超其侪辈矣。
二为道教乃退之稍前或同时之君主宰相所特提倡者，蠹政伤俗，定是当时切要问题……则知退之当时君相沉迷于妖妄之宗教，民间受害，不言可知。
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论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首先走入我视野的韩愈并不是其诗人的身份，是他散文大家的不凡气度。
韩潮苏海，从这句精确的概括中，只一个“潮”字，就突现了韩愈文风的特色，那种狂涛迅浪，澎湃汹涌，锐不可挡的气势，像铺天盖地扑面而来，让人有不敢仰视之感。
苏东坡誉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渡天下之溺”，后人推他为唐宋八家之首，诗名远远不如文名，但是论到唐诗犹是绕不开的高峰。
韩愈作诗想象纵横恢奇，尚荡尚奇，往往出人意表，因为风格峥嵘奇特，后人称为奇险诗派，或叫韩孟诗派，对后世宋诗有着颇深远的影响；但有时过分去熟就生，一味追求奇险，得之暗涩失之醇和。
韩愈还以文为诗，在诗中使有散文句式和赋法，直阵其事发表论议，错落有致，摇曳多姿，但有时过分散文化也大大减弱韵味和含蓄，诗意淡薄。
我一向喜欢韩文却不怎爱读韩诗，以为其文美而气盛，诗却句险而意奇，不堪象诗，倒是有几首“正常”的小诗，写得非常有韵味，清新可爱，比如这一首就丝毫不见奇险之气：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远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而，最终留在我心底的韩愈，却是其人其事与其风骨。
韩愈一生磊落忠朴，在政治上主儒学，拆佛老，为文反对六朝浮夸艳丽之风，提倡复古文，提出文以载道，遵从词必自出，为人处世不平即鸣。
上面这首诗就是韩愈作于五十二岁贬官途中。
当年宪宗崇佛，迎佛骨入宫，以至劳民伤财，韩愈即上《论佛骨表》劝阻，结果触宪宗之怒，一纸令下贬谪潮州。
在唐代岭南还是南蛮之地，民智未开，毒虫猛兽遍地，贬官岭南等同流放。
无端被贬已是不幸，更不幸贬地是岭南，悲愤的韩愈，凄凄惶惶南下，给赶来的侄儿写下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有不平的申诉，悲情之情，又流露出对未来的彷徨心情。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最堪咀嚼，我们仿佛看见又伤心又悲愤又凄凉的诗人，立马回望长安，但长安不见，连秦岭也隐在一片烟云中，而前路还十分遥远；离不忍离，去不忍去，但走始终在走。
《论韩愈》——陈寅恪
《论韩愈》——陈寅恪古今论韩愈者众矣，誉之者固多，而讥之者亦不少。
讥之者之言则昌黎所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者（昌黎集五调张籍诗），不待赘辩，即誉之者亦未中肯綮。
今出新意，仿僧徒诠释佛经之体，分为六门，以证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
至昌黎之诗文为世所习诵，故略举一二，藉以见例，无取详备也。
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
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观两汉经学传授之记载，即可知也。
南北朝之旧禅学已采用阿育王经传等书，伪作付法藏因缘传，已证明其学说之传授。
至唐代之新禅宗，特标教外别传之旨，以自矜异，故尤不得不建立一新道统，证明其渊源之所从来，以压倒同时之旧学派，此点关系吾国之佛教史，人所共知，又其事不在本文范围，是以亦可不必涉及，唯就退之有关者略言之。
昌黎集一一原道略云：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
新唐书一七六韩愈传略云：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
昌黎集一复志赋略云：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南迁。
凌大江之惊波兮，过洞庭之漫漫。
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纪之连山。
嗟日月其几何兮，携孤嫠而北旋。
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
同书二三祭十二郎文略云：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
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
既又与汝就食江南。
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略云：先生于大历戊申，幼孤，随兄播迁韶岭。
寅恪案，退之从其兄会谪居韶州，虽年颇幼小，又历时不甚久，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然则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宋儒仅执退之后来与大颠之关系，以为破获臧据，欲夺取其道统者，似于退之一生经历与其学说之原委犹未达一间也。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至关重要。
这部经典
之作在中国历史上留有深刻的影响，是中国文化传承的宝贵财富。
《论韩愈》是陈寅恪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创作的一部著名的文
学作品，其内容以五代宋朝的文化大师韩愈为主题，全面考察了宋代
文化的特点、价值、发展与功能，对宋以来中国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主要分析了韩愈的诗文，剖析了宋代文
学的发展及其文化思想的特点。
陈寅恪先生从思想、文化方面剖析了
宋代文学发展及文化思想的特点，深刻概括了宋代文化的特点和发展
脉络。
他主要关注诗歌、文献、宗教、文艺、名人传记这五个领域，
并据此提出了他的理论思想，即“改外归内”的思想。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
为宋代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把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精华内容融
入到当时的宋代文化中，为后人指明方向。
其次，他的思想理论为中
国文化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理论思想“改外归内”的思想，弘
扬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影响深远。
总之，《论韩愈》是陈寅恪先生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部经典
之作，其全面考察了宋代文化的特点、价值、发展与功能，并从思想、文化角度提出了“改外归内”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传承有重要意义，
为我们向前走指明了方向。
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论“唐宋变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一般认为始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
1910年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初步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唐代是中世，宋代为近世。
在后来的日本学者中，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
其中，我们不得不提到内藤湖南的分期法，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
而唐宋变革轮就是内藤湖南根据他的分期法来划分中国的历史，当然，他也提出了相关的证据和做了相关的分析证明，这种运用横向比较分析历史的方法是可取的，但是，对于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符合这个规律是值得商榷的。
就像在大的规律指导下，也还是各有各的不同，每个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特点，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下面，是几位中国学者关于唐宋变革的看法。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
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
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
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
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
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鳄鱼文》
《鳄鱼文》韩愈《鳄鱼文》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
其直接灵感来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
该文收韩愈于《弘明集》，而《弘明集》正是韩愈所喜爱的一本佛教读物。
目录写作背景文体考证名称考证撰文目的相关词条写作背景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事，由刑侍郎贬为潮州刺史。
贬潮不久，因闻当地恶溪常有鳄鱼出没，危及民畜，遂写下有名的《鳄鱼文》，为民驱鳄。
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
’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
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
自是潮人无鳄患。
”宋代契嵩在其《镡津文集》卷十六《非韩下》第十六中，即认为：“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
吾以为不然。
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
《唐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旧唐书》的这段记载，材料很可能来自于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这是一笔记体志怪传奇集，其第四卷中有“韩愈驱鳄”的记载。
到底鳄鱼有没有因为韩愈的驱赶而迁移，今日已不得而知，极有可能是后人根据民间传说所作的渲染；但韩愈贬潮后，确实曾经著文驱赶鳄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韩愈在潮州仅八个月，却为当地人民办了很多的实事。
他兴办乡学，赎放奴婢，修堤筑渠，发展生产。
潮州人民在他去世后，通过修建韩文公祠，来表达对他的纪念。
在潮州人民的心目中，韩愈驱鳄的壮举，更多是被看作他在潮州政绩的一。
在今人看来，韩愈其实是借驱除鳄鱼，来团结人心，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与驱鳄举措有密切关系的是《鳄鱼文》。
关于此文性质的认定，历来也有多种说法。
韩愈的门生李汉在编辑韩愈文集时，将它和《毛颖传》、《送穷文》等编在一起，可见是当作游戏文字处理的。
两税法
（一）租庸调制之法弊
一、均田制之破坏
根源：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社会的锢疾：封建土地私有制 及土地兼并。 ）
（1）通过土地买卖，土地兼并，将均田民的小块土地居为己有。 （2）王公百官以各种借口侵占公有或逃户土地。
杜佑《通典》卷二《食货典·田制》说：
两税法之解释
（1）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纳税对象）
（2）按户等征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每年夏秋两季征
纳，谓之两税。
……（基本内容）
（3）税额以量出制入为原则。 地税以大历十四年为准，户
税以大历年间税额最高者为准。
……（确定税额）
（4 ）租、庸、杂徭悉省，丁额不废。 ……（处置旧税）
参考文献
历史典籍：《旧唐书·杨炎传》（精读）
相关研究著述：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同撰《唐代色
役管见》、《唐代的客户》，并收于同著《山居存 稿》。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 《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 李志贤：《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
因此，“抑藩振邦”也是两税法的一 个目标（日野开三郎之观点）
回顾：为什么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
（1）根本原因（法弊）： 租庸调制难以维持
（2）直接原因（时弊）： 安史乱后税制紊乱
安史之乱前夕财政收入
＋
＋
租庸调
（崩溃中）
户税 地税
杂徭 （纳资）
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无法 维持下去；混乱不堪的财政 体系也无法维持下去。国家 税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 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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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论韩愈》
导读：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
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
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
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
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
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
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
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
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另一篇就是《论韩愈》。
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
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
但陈寅恪认为这是韩愈受禅宗教外别传之说影响,借禅宗故事来阐扬儒家道统。
第二点,唐朝儒学承接的是南北朝以来的正义义疏繁琐章句之学。
韩愈看到儒家的积弊,扫除贾、孔繁琐章句,受新禅宗的启发,明心见性,直指人伦。
《原道》的中心意思就在这里。
韩愈因此奠定了宋代新儒学的基础。
第三点,《原道》中有些话鼓吹专制思想,为现代人所不满。
实际上,这并不是韩愈的发明,而是儒家学说的原有之义,不过他说得更为精炼,而且借了教科书的传扬,更深入人心罢了。
陈寅恪指出,韩愈的“不事上则诛”有其时代性。
当时佛教徒繁多,影响了国家财政及社
会经济。
如不改正,加强税收,则国家有枯竭之虞。
因此韩愈提出的办法恰是匡世正俗的良策。
而且还有更值得钦佩的地方:他排斥的道教鼻祖老子是唐皇室所攀认的祖宗,韩愈痛斥力诋,不稍讳避,显示了硬骨头精神。
第四点,韩愈谏迎佛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
陈寅恪认为,古文运动的起因是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
安、史本为西胡杂种,起兵反叛,祸乱中原。
因此,“尊王攘夷”就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排斥佛教,都为了保持儒家文化传统不使中断。
第五点,是陈寅恪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韩愈)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行之小说,欲借之一扫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
以文为诗,尤为独创。
较之华译佛偈,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
”
第六点,培养后进,开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
总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
今天来看这篇文章,我们对也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陈寅恪应有同情理解。
他不惜给韩愈以最高赞词,实是在浇自己的块垒。
他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受到严厉的批判,担心外国学说割裂或完全否定中国传统
文化。
但他的态度不能不说有些狭隘,他过于强调“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而不大注意“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他曾论及外来思想被吸收后对中国思想的促进情况,例如,韩愈就受到佛教(新禅宗)的很大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当然要经过中国人的消化吸收。
陈寅恪也说“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代中国就不能受西方文化(包括马列主义)的影响?他也可以寄希望中国文化最终吸收融合西方文化,改造使之适应中国国情。
陈寅恪的文章发表后,引出了反对意见。
有学者撰文,认为韩愈没有那么大的功绩,不同意陈文给予韩愈如此高的评价。
这位学者指出,韩愈的功绩在文学,而不在思想。
他后来还专门撰文讨论韩愈和柳宗元的文学评价问题,并且也议及韩愈的人品问题:“现在我们对韩愈的肯定,主要是韩愈的文学,不是韩愈的儒学。
韩愈的文学,是有卓越的成就的,而他的儒学,则仅仅跨在文学的背上腾踔虚誉而已,它的本身谈不到有什么独立的成就。
不但没有独立的成就,严格地说,韩愈还不是过去所谓真正的‘守道君子’,韩愈的崇尚儒学,是言有余而行不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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