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发达国家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例。

[内容提要] 在国际经济领域，贸易摩擦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早期著名的贸易争端包括Anslo-Hanse贸易战，Franco-Italian贸易战以及Hawley-Smoot贸易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21世纪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更是席卷全球，此时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征：贸易保护形式更加多样化，手段更具隐蔽性，且具有更高的保护效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贸易摩擦的主体范围也不断扩大，除了人们熟悉的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日益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贸易摩擦的研究领域，国外拥有大量的文献，随着中国的“入世”以及中国贸易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因此近年来国内贸易摩擦相关文献也不乏其数，但作为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对其文献进行综述与回顾却是非常重要的。

贸易摩擦分析 1.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许多关于贸易摩擦的成因分析，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的。

Gilpin从国际体系的结构主义出发，提出当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经济充分发展，足以脱离对核心区的依附并使投资条件有利于边缘地区时，核心国家就会采取保护主义的经济策略，而这种策略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核心区经济的衰退以及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老的核心区与新的核心区就会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方面不断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各种贸易摩擦，这种贸易摩擦会一直持续到新的核心国的完全崛起之后。

与此同时，Katzenstein的研究也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无论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霸权的上升时期还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霸权的崛起，抑或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的衰退，再或20世纪70年代日本、德国经济的崛起，国际经济领域的摩擦都有极为显著的变化。

事实往往是在霸权上升时期，霸权国家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的开放，贸易摩擦也相应减少；而当霸权衰落时，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保护主义和更深层次的贸易摩擦就会源源不绝。

进入21世纪，Comoxy和Baumol则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们指出面对一个以制造品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以及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的大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通常会损害他国的整体福利，国际贸易有可能导致各贸易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冲突，而非全面提升各贸易国的福利，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为代价，允许贸易伙伴与本国产业进行有效竞争，并以此来提高生产能力有可能会使本国全面受损，而不是造福全体公众。

更精确地说，一个工业化国家将从其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中受益，但是，该贸易伙伴的进步一旦超过了某一发展状态，就会再次引起国家利益的冲突。

显然，在国家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贸易摩擦在所难免。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首先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国家间不会出现贸易摩擦问题，但如果市场失灵，比如相互交往的两个国家间出现国际经济扭曲问题时，便会引起国际贸易摩擦。

而要根除这种贸易摩擦，就必须消除国际经济扭曲问题，即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其中依据H —O理论创立的特殊要素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即是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应用理论。

其次是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分析视角涉及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假定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均为垄断企业，研究集中于战略性贸易理论。

尽管它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但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的政策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结果便会由于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摩擦。

其中，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在战略性贸易理论中加进了制度因素，强调国家间的经济制度的不同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

近来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也表明，国家间的结构性障碍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领域假定相互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在这一领域作出贡献的主要学者有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和后藤纯一等人。

他们的模型都有一个相似的分析步骤，即首先分析存在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时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均衡，然后探讨与外部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接着比较两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如果一国在自给自足时的收益水平大于转入与外部经济联系时的收益水平，那么该国一定会返回到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并有可能与相互贸易的国家发生贸易摩擦。

2.贸易摩擦福利效应分析 (1)理论分析。

传统的评估贸易摩擦福利效应的研究表明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为贸易摩擦使所有国家的福利都恶化，例如Gros认为，在关税战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获利。

第二种认为贸易摩擦中一国福利的增加以另一国的福利恶化为代价。

Johnson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一国在贸易战中的福利比在自由贸易中的福利更好。

而且，根据贸易品的需求和供给的相对价格弹性可以预期关税战中的得益和损失。

相对于他国而言，一国的得益是其进口需求价格弹性的正函数，是其进口供给价格弹性的负函数。

如果一国进口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高，而进口供给价格弹性相对较低，那么，即便是在外国报复的情况下，该国仍可以通过实施最优关税而获利。

Whalley利用一个简单的两国模型描述了最优关税战中的得益和损失。

在该模型中，假定每个国家都生产进口晶和出口晶，在每个国家都实施最优关税的条件下，仅仅考虑不同国家不同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下的福利效应。

Whdley的结论表明，规模相同的国家(大国与大国、小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税战使双方均受损，规模不同的国家间的关税战往往是大国得益而小国受损。

(2)实证分析。

在有关贸易摩擦福利效应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实证分析，Whalley进一步对规模相同国家间关税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与理论分析相同的结论。

他发现，如果欧共体(EEC)征收175%的关税将使其国民收入提高1.9%；如果美国征收160%的关税将使其国民收入增加2%；如果日本征收200%的关税将使其国民收入增加1.8%。

但是，当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参与行动)同时征收178%的关税时，全球福利将下降4%。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在关税战中大国之间相互侵害的能力，也表明，如果小国之间不合作报复大国的话，那么很容易在与大国的关税战中被大国剥削而受损。

另外，Gasiorek等在运用局部均衡模型对汽车产业的分析后，认为北美在同欧盟和日本间的关税战中获利匪浅。

Markusen和Wigle发现，在纳什均衡关税和自由贸易之间，美国实际上是无差异的，但是加拿大在自由贸易中的情况要好得多。

Perroni和Whalley运用CGE模型对七国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和欧盟在全球纳什关税战分别增加了525亿美元和1284亿美元的福利，而其他五方(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其他西欧国家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其他地区)却损失了1.39兆美元，从而整个世界总的福利损失为1.21兆美元。

这些研究基本证实了Johnson有关市场权力的角度的结论，表明国家大小和最优关税率之间有积极的相关性。

3.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目前许多学者提出贸易摩擦产生于内生政治过程，这表明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已经从传统贸易理论拓展到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无力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

现实国际经济领域中大量的现象表明：无论是传统的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这促使经济学家从新的角度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另辟蹊径地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纯贸易理论与政治学框架间搭起桥梁来分析贸易政策决策的“内生”过程以及结果，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

与此同时，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为贸易摩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目前，在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成果颇丰。

在对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早期关于贸易关系的研究，认为政府可以免于政治压力的影响，从而其行动完全为了公共福利而具有慈善性。

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有：Johnson的经典论文《最优关税与报复》，Mayer认为贸易协定是两国政府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

这些经济学家应用博弈论的方法于贸易政策、政府实施报复、自由化或者一个混合战略，目的在于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

尽管他们强调了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间的互动特征，但他们将政府视为公共福利的慈善侍者而没有任何私利，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否抓住了现实世界中政府的真正目标。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Peltzrnan等人指出：政府很少追求那些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政府寻求的是那些使之政治支持最大化的政策，这些政策通常反映的是那些最有影响力的自利集团的利益。

实际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这方面最早的文献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学、压力和关税》。

在这本书中，Schattschneider对利益集团对1929-1930年的美国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开创了研究美国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先河。

上世纪50年代，C.P.Kindlebergert发表了“集团行为与国际贸易”。

他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国际贸易的分析可以从国家层次上的集团行为中找到有用的工具，它分析了欧洲国家不同利益集团的地位变化。

显然Schattschneider 和Kindleberger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主要借鉴的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后，就有学者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Gordon Tullock就明确提出了关税是利益集团游说结果的观点。

到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印年代之后，许多学者研究了贸易保护的内生形成过程，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Grossman和Helpnmn 发展了一个正式的框架，将国内政治引入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当中，假定政府既关注一般选民的利益，又重视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捐助，分析了两个层面的博弈，即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府官员间的战略互动以及国际领域政府间的战略互动。

他们通过非合作与合作的关税博弈模型分析，表明了国内政治如何决定了政府的国际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