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市场化的背景与现状

大学市场化的背景与现状——大众化与卓越性的关系黑泽惟昭1著高亚杰2，饶从满3译（1．长野大学社会福祉学部，日本长野县上田市 386-1298；2.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24；3.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吉林长春 130024）[摘要] 近年来大学的变化非常显著。

大学的市场化在社会主义中国突飞猛进；大学的大众化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是古典大学模式的衰落。

美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危机，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存在着“市场力量”。

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必须适应各国的传统和社会文化背景。

日本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学市场化改革存在很多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是超越国家主义和市场原理，运用公正的竞争原理，来实现大学的新生。

[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学；市场化；古典大学一、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见闻近年来，大学的变化非常显著。

数年前，在利用文部省的特别科学研究费同中国研究者开展三年的共同研究之时，就实地发现了大学变化的端倪。

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化在大学里的鲜明体现，令人感慨不已。

“无论花多少钱，学生也愿意来”，东北地区的一位大学校长如此夸耀大学设施的扩张（即使在国立大学，学费也已成为大学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立大学也在校内出售明信片、中药等以提高收益，这让当时的我感慨万端。

这样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在长春，设在一个宏伟建筑物中的会场里，很多摊位前，中国的各大学不厌其烦地进行着自我推销，会场中人头攒动，大学相关人员、学生、家长挤满了整个会场。

在北京，一位大学副校长和我谈到了为了迎接国家“评估”而在评估之前的一周里每天彻夜工作的经历。

此外，由于对提高教师素质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教师在职教育也逐渐盛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教师聚集一堂，努力进行着研修。

我曾应邀在一个大约有300人的会场里就日本教育现状进行了讲演，听讲学员的热情令我深受感动。

至今我还记得，讲演结束后，学员们一个个拿着笔记本前来向我询问具体的细节。

而后，我访问了上海、武汉、重庆、西安及佳木斯等地的大学，虽然各大学有所差别，但都能让人能真实地感受到他们对大学改革的热情。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也随之不断扩大，虽然对于这一点我早有耳闻，但却没想到在社会主义的国立大学里也达到了这种程度。

我还[作者简介]黑泽惟昭（1938-），日本长野县人，日本长野大学社会福祉学部教授；高亚杰（1973-），内蒙古赤峰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饶从满（1966-），安徽六安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

记得曾经对中国研究者说过，国家控制依然很强的日本倒更有点像社会主义。

近年来，虽然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在日本急速发展起来，但是在中国，由大学出资直接参与经营的例子也很多，并且由于产学合作是为了弥补因为政府补助金减少的需要而开启的，所以，将来自于企业的分红和特许使用金用于大学运营。

到现在，与大学有关的企业全国有3000家。

2000年的总销售额达到了约400亿元，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一翼。

特别是在市场化进展迅速的北京、上海等地，由大学发起的公司销售金额达到数十亿元规模的大企业并不少见。

[1]透过大学的变化，可以看到，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解体，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正在通过引入并积极推进市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开拓面向未来的生存之路。

二、大学的大众化大学的变化与全球化、市场化的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大学大众化现象。

仅仅举出数字就可明晰这一点。

1960年至2000年的40年间，英国的大学生数量实际上膨胀到原来的16倍，法国是7倍，德国、美国、日本的则各自达到了4倍。

同一年龄段的入学率，在1960年，尽管美国达到35%是个例外，但日本为12%，法国为7%，英国和德国各为4%，而现在竟然急速上升到了30%～50%之间。

[2]在这里不打算讨论大学大众化急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想指出的是，大众化所带来的结果是，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古典大学的消亡或迅猛的改观。

古典大学的形象如下所述。

“（古典大学是）与19世纪的德国观念论同时产生的。

它一方面发挥着作为几乎垄断国民文化的中坚机构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高举理性的普遍性旗帜，具有双重性。

它是体现了康德理念和洪堡理念，在哲学或各种人文学科中寻求范型，并通过形塑教养这种手段来实现社会整合的一种模式”。

而且，其中还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自由精神的共同体是由教师和学生构成的，如果说世俗世界是依据强制而形成的关系，那么（古典大学）是建立在完全纯粹的内在的冲动基础上，是通过陶冶人的知性而达成的。

不趋于实利目的，而是追求崇高的理想，这种观念也是其构成部分之一。

”[3]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半期度过青春岁月的我们这一代人所上的大学里，还能感受到如上所述的古典大学的“余辉”，然而让这种幻想破灭的无疑是60年代末由全共斗运动所引发的大学纷争。

①不过，关于由精英垄断的大学向大众化过渡所引发的大学冲突以及伴随而来的危机情况，我们可以参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著名研究[4]，要点是出现了大量的知识能力和学习积极性都很低下的大学生，产生了“大学逐渐变成了游乐园”的现象。

另一方面，面对这样的学生，很多教师也缺少工作积极性，二者相互作用，就出现了除部分精英大学之外，大学的知性颓废现象愈演愈烈的局面，关于这一点，已被人们一再指出。

具体而言，私语现象和只读漫画书的学生成为大众传媒宣传的话题，最近名牌大学中出现的很多不会分数和小数的①“全共斗”为“全学会共斗会议”的简称，1968年-1969年期间，成为日本全国大学生斗争的学生运动组织。

译者注大学生这种危机情况，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这种情况在记忆里还是全新的事物。

另外，对于沉湎于终身雇佣，十年如一日拿着旧讲义进行授课的教师，也从很早开始就遭到了不断的批判。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日本一个国家，古典大学发源的国家德国自不必说，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学也同样如此。

专家们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学入学人数急剧增加所带来的大学大众化[5]。

三、美国的大学不过，美国并没有面临上述的危机，对此，天野郁夫援引了前述的特罗的理论作了如下说明。

作为主要原因而被强调的是，美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着由传统的“市场力量”支配的“感应性”结构。

它之所以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原因在于现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所追求的就是积极地引入“市场力量”，向“竞争的、开放的体系”转变[5]。

这可以通过“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居于优秀地位的三分之二是美国大学”，“（美国大学）处于绝对的优越地位”（由经济学者享利·罗索斯基指出的）这一事实得到证明[5]。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天野郁夫的如下警告：“毫无疑问，的确需要对19世纪初在德国所确立的近代大学——精英大学模式从根本上进行再探讨与变革。

可是，这一变革只有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的、社会背景中才能向前进推进”[5]（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四、日本的大学问题下面我将对生长于日本社会土壤的高等教育的特色、现状与课题进行简要阐述。

首先，战前日本的大学模式经常被认为是德国古典大学式的，但是同时也不应该忘记，众多私立大学的存在也有着美国的影响。

其次，战后日本大学尽管因为占领而被视为转换成了美国模式，但是，直到临教审报告中出台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多大学人士都把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德国模式视为理想模式[6]。

使这一意义得以保持的是，由以帝国大学为顶点的精英大学和成为大众化“接受容器”的众多私立大学构成的金字塔型的“分栖共存生态”②以及这种“分栖共存生态”的固化。

使德国模式成为可能的因素还有尽管与战前相比有明显缓和但却依然残存的政府限制、“大学设置基准”、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体系及其僵化性。

具体而言，资源分配的规定不是依据教育和研究，而是按照战前以来的大学排序来进行的。

在很多情况下，教师的任用、变动也不是以业绩为本位，而是以学阀和自己大学出身者为优先的“近亲繁殖”等[5]。

正如以上所看到的那样，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战后的日本大学是以美国为模范的，但是可以说它实际上带有明显反映了战前日本土壤的浓厚色彩。

五、大学市场化的问题点②日本生物学家今西锦司提出的概念。

两种以上生活方式相似的动物，合理分享各自的活动时间及栖息场所的一种共同生存状态。

——译者注使这一土壤崩溃的一大契机是前面所提到的临教审的“放宽限制”政策，作为其中的一环，于1987年新设立了大学审议会。

特别是1991年的大学审议会咨询报告《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值得注目。

如所周知，该报告原本是要促进对本科阶段教育应有状态的探讨，但却带来了教养部的解体。

不用说，此后直至目前的“改革”动向——教学大纲、学期制（semester）、大学教职员发展（faculty development）、教学评价等等——正在得到普及。

在改革过程中，尤其引起相关人员争议的是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和第三者评价问题。

关于独立行政法人化，已经有许多人从总论、分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批判（高等改革课题小组的《国立大学新生之路——法人化的问题与对策》等），敬请参阅。

在这里，限于篇幅的制约，仅对相关的要点阐述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问题是：（1）独立行政法人化是作为行政财政改革的一环而提出的法人化，而不是探讨大学应有状态的选项；（2）办学目标（六年期间的中期目标）必须接受由文部科学大臣的认可；（3）其评价由设立在文部省的国立大学评价委员会进行，并且按照这一评价进行资源分配。

以上内容是很多论者的共同批判点。

虽然（1）的成立缘由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但是，文部省把握着（2）评价和资源分配的结合的关键，这样能否达到保障大学自立于国家这一法人化的目的？能否达成放宽限制、由事前检查向事后检查转变这一法人化的意图？不得不说，尚存在重大的疑问。

我曾经作为大学评价委员会的专门委员，参与过国立大学的评价（社会贡献领域），虽然标榜第三者的客观评价和同行评价（peer review），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那种始终是极端权威主义的“评价”的印象。

不过，在法人化的实施尚未经过多少时日的今天，对于其实际经过尚没有清楚明确的资料。

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的天野郁夫也表明了的如下担忧：“由于必须制定六年期间的目标和计划，并经文部科学大臣认可，然后严格按照目标和计划来开展教育和研究活动，而且还要接受对实施结果的评价，并根据评价增减经费预算，所以有关人员不免担心，如此一来，大学的自由岂不是变得更少了吗？……我们认为，在新的法人化制度结构中确实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7]。

六、今后的课题我们不能只触及论点的一部分，如上所述，依据“市场力量”和“感应性”结构，成功地完成由传统大学向大众化时代大学转换的美国模式，一移植到日本的土壤中，就发生了很多问题，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