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天下
李世民-读书心得体会
李世民大帝我读过的历史题材小说不下十本，只因我对历史题材的小说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丝毫不逊色于人们对于宫廷穿越剧的喜爱。
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有名的皇帝被我读了个遍，可谓增长了不少知识。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我从各代帝王的为人处事，勾心斗角的荡气回肠的事迹中想到我党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必然性——那是伟大领袖行帝王之术，捧杀功臣，正所谓兔死狗烹。
文革中对大功臣的冤案错案的发生，有了自己的体会。
这个学期了解参读的有关的帝王有：汉高祖，汉武帝，汉光帝，李世明，武则天，朱元璋，朱棣，雍正。
他们大多是开国皇帝，他们的事迹足以震天撼地，在中华的大地上呼风唤雨，改写乾坤。
他们都是永垂不朽之人，他们为中华儿女做出的丰功伟绩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他们好比一颗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华文明的滔滔历史长河之中，是中华名族的无价之宝，值得后人歌功颂德。
当然，历史小说参差不齐，寻求一本文笔刚毅但有不乏韵味的历史小说堪比大海捞针，总感觉我校图书馆购买的书似乎未经筛选，大多数小说书都是滥竽充数，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难以下咽阅读。
然而我却有幸在图书馆找到一套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书写中国古代帝王的书籍。
其中《李世民大帝》（董云卿著）让我难以忘怀，阅读这本书如或珍宝，不由得闲暇时翻上一番，细细品味，惬意不已。
这本书多彩的故事背后有着引人深思的智慧，故事中的人物韬光养晦的策略之后的辛酸苦楚，他从一位将军之子到九五之尊历经多少的刀光剑影。
血与火，诗与歌，在这位帝王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因此，我不由得想将这一位传奇帝王的故事娓娓道来。
隋末杨广荒淫无道，黎庶百姓饥寒交迫白骨盈野，饿殍遍地，当时地面上先后出现了各路皇帝，刘武周，李密，李渊，薛秦，王世充，宇文化及等人，林立于中华大地，令人应接不暇。
这些豪杰，包括他的父亲在内，都败在了他的谋略之下。
消灭这些人物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
但早期的李世民就彰显包揽四海之志，深藏经略天下之心。
《资治通鉴·齐纪》原文及译文
《资治通鉴·齐纪》原文及译文展开全文齐纪魏迁洛阳【原文】(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1]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2]，欲以胁众。
斋于明堂左个[3]，使太常卿王谌筮[4]之，遇"革"，帝曰："汤、武革命[5]，应乎天而顺乎人。
吉孰大焉"！群臣莫敢言。
尚书任城王澄[6]曰："陛下奕叶重光[7]，帝有中土；今出师以征未服，而得汤、武革命之象，未为全吉也"。
帝厉声曰："繇云：大人虎变[8]，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龙兴已久，何得今乃虎变"！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9]众邪"！澄曰："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10]，曰："各言其志，夫亦何伤"！【注解】[1]魏主：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称元宏，鲜卑人。
执政期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的都城。
[2]齐：南朝的齐。
[3]斋于明堂左个：在明堂南厢的东头大厅。
明堂，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
[4]太常卿：官名，秦置奉常，汉改名太常，掌宗庙礼仪，兼选试博士。
其后为专掌祭祀礼乐之官。
北魏称太常卿。
谌：(chén)。
筮(sh ì)：古代用蓍草占卜的一种迷信活动。
[5]汤、武革命：商汤讨伐夏，周武王讨伐商，都是改朝换代的征伐。
这是革卦的卦辞。
[6]任城王澄：拓跋澄，孝文帝叔父，北魏迁都的重要支持者。
[7]奕叶重光：指孝文帝继承北魏先世光辉的基业。
奕叶，即奕世，累世。
重光，比喻累世盛德，辉光相承。
[8]繇(yáo)：《易经》的"繇辞"，即卜辞。
大人虎变：比喻居上位者出处行动变化莫测。
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
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明代中期泰州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 王艮、王襞、韩贞和罗汝芳等人, 都是对儒家天人性命之道体悟颇深的醇儒。
他们体会到了人类心灵先天具有的“真乐” , 这是一种超越得失荣辱的自由精神境界。
在此基础之上, 他们所秉持的出处观与追名逐利的世俗观念大相径庭。
罗汝芳是“为道而仕” , 不计个人得失, 王艮等人则以处士身份诲民行道, 化民成俗。
他们的出处进退之节, 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楷模。
李丕洋(1971 ―), 男,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
( 江西南昌330022)一、泰州学派诸儒行实略述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平民化色彩的儒家学派。
其创始人王艮(1483 —1541),号心斋，明南直隶泰州安丰场人，盐丁出身; 成年后经商致富, 因有志于圣人之道, 弃商从学, 自学有得; 后入王阳明门下, 成为阳明学派中最为瞩目的学者之一。
王阳明逝后, 他自立门户, 授徒讲学, 后人称其为泰州学派。
王艮学问渊深, 道行纯粹, 不屑科举, 屡辞地方官员的荐举, 悉心传道, 在当时即已名满天下。
他的次子王襞(1511 —1587), 号东?b, 幼而聪颖, 长成之后, 学行纯潜, 深为其父所青睐。
王艮临逝时, 对王襞说: “汝知学, 吾复何忧?”并嘱诸子: “汝有兄知学, 吾何虑汝曹? 惟尔曹善事之。
”[1](P76) 后来, 王襞不负乃父之望, “倡明家学, 后进悦服。
即先公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
” [2](P207) 王襞继王艮之志, 宣扬“大成至圣之学” ,一生不问科举, 只应邀前往南京、苏州等地讲学, “风动三吴” ,“(南)都人士醉心焉, 一时诸同志闻其超诣自得之学, 皆克然若有悟也” [3](P146 -674) 父子二人均为布衣, 但对于当时思想界的走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王艮出身民间, 使得泰州学派形成一大特色: 学成有得者中, 有很多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如樵夫朱恕、田夫夏廷美、陶匠韩贞(1509 —1585)等。
是“独尊儒术”好还是“百家争鸣”好？
是“独尊儒术”好还是“百家争鸣”好？回答：我认为，无论是倡导百家争鸣还是独尊儒术，都不是正确选择。
所谓百家争鸣就是各执一论，整天论战不休，则必然令国人无所适从；只有古代一统天下后的封建帝王，才有情趣搞独尊儒术（封建社会版文化大革命），都都是要经过阉割后的符合帝王情趣的片面儒家思想--不是真心出于搞好社会秩序建设。
关于诸子百家思想的整体化认识、独尊儒术是封建社会时代帝王内心本质，中央集权体制和官僚阶层、利益分配机制与贪污和腐化等方面的根源性本质性探讨，封建时代的儒家思想是阉割后的片面儒家思想，中华文化的本质与中华传统治世文化的缺失与遗憾。
罢戳百家独尊儒术，导致中华民族两千年丧失中华本质，导致中国进入朝代兴衰更迭的轮回厄运怪圈，导致中华民族从领先全球到逐步减缓落后于全球发展进程，不断遭受到亚洲各蛮夷民族和欧美蛮夷列强的入侵掠夺与屈辱欺压，直到现在中国仍遭受围堵压制的特种待遇。
先进文明总是无休无止地遭受落后民族的入侵，一定是先进文明内部存在着不可救药的致命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国家组织权威专家们，对百家思想有逻辑的系统化整理，科学化改变成【中华治世大典】，形成古典版本的治国理论体系。
这个比编辑四库全书重要多了，古代那些帝王都是一些心术不正之辈，这些事不知道是不是心胸问题不敢做？还是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做？我不信两千年中中国的历代统治阶层，就没有一个人能想到这个问题，真不知道是谁压下了这件事情，太遗憾！当然，世易时移，古典治理的基础原理在正确，也无法套搬。
当然咱们不能学习欧洲的极端主义的各类思想，过于偏激和教条。
这个需要古典治理思想基础，结合现代与未来发展趋势，创新出中华完整治理科学理论体系。
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等待科学化的实体社会治理理论的逐步解锁后，再详细交流。
下面是我的部分观点，可以参考。
中国的成熟政治思想体系和华夏（中华）文化，只存在于姬周时代，源起于姬昌的周易决策指导哲学、吕尚的兵法谋略施政思想、姬旦的周礼统治思想，成熟深化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基本都是以上三人学问的分支与详解。
《李世明--培训体会》
《李世明--培训体会》李世明我早就盼望着来到高新区，来到单位，开启全新的工作与生活。
上班第一天，我抱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了高新区管委会，接着开始了我期望的培训。
培训的第一天，我们参观了高新区实验中学、四宝山地区、城乡发展规划展览馆、创业服务中心、精细化工和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园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园。
这整个流程一路下来，完全可以用“惊讶”或”惊喜”来形容我的心情。
我一直觉得，淄博的发展在山东的各城市中名列前茅，高新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地，发展情况上更胜一筹。
尽管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高新区的面貌状态和它的发展规划，着实出乎我的想象，让我很惊喜。
我们高新区的实验中学，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人文关怀项目的设置，属于省内一流的序列，放在全国，都属于高规格高标准的中学；四宝山地区今日的生态环境，完全让人想象不到以前曾是个矿区厂区，我们的生态环境建设已经放在重要位置并且取得了优良的成绩；我们的创业服务中心和两个创新园，是如此一个高端的技术服务平台，完全可以与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新工业园区的服务平台相媲美。
我内心深处升腾起了深深的自豪感，作为一个新的高新区人，我感到荣幸之至，更加坚信自己选择来高新区是正确的，更加荣幸高新区接纳了自己。
我对高新区的未来，对自己在高新区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第二天的培训内容是素质拓展。
经过前段时间的接触，我们与各位新同事相识，并且融洽相处。
我们参加了信任背摔、断桥、电网和求生墙项目，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团队，信任和团结是多么重要。
团结使我们的力向着一个方向作用，产生共同的合力，完成团队的共同目标。
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在团队中也承担着不同的任务，统筹规划对于团队任务的达成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
我还认识到，我们要对身边的同事进行人文关怀，多为他人喝彩加油，互帮互助，互相扶持，为了团队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
从周一开始，各个部门的领导为我们介绍了他们部门的职能、工作内容、特点等等，让我们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杨度日记》中的乡绅艺文世界（刘鹤翔_毕文琦）
◆刘鹤翔 毕文琦（ 长沙）度日记》中的乡绅艺文世界北京市档案馆开放的《杨度日记》①（以下简称《日记》），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二十六年（1900）、即杨度（1875—1931）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时的乡居实录。
此时，湘潭石塘杨家门第正盛，抚养杨度成人的伯父杨玉书已官至正二品总兵。
作为家中长子，杨度是可观田产的管理者，在各种地方事务中也颇有发言权，还以文才诗笔闻名乡里——多年前，当他拜在名儒王闿运（1833—1916）门下时，即被许为神童。
《日记》述及的这几年，王闿运除担任衡阳船山书院山长外，还获得了湘潭昭潭书院的聘书，以八代诗学和春秋公羊学教授徒众，门庭若市。
杨度倾心于王氏的诗文、学术，连语气也颇肖其师。
身处王氏所谓“拨乱之世”，杨度不仅和其他王门弟子一样盛推王氏为诗文正宗，经世致用抱负也高蹈不群，俨然以“天下士”自命，瞻望时局，跃跃欲试。
《日记》是晚清湖南乡绅艺文世界的缩影。
除了遵循王闿运为首的“湖湘派”诗赋轨辙，杨度的功课还包括作八股时文，写大卷，以及临写科场流行的颜体。
杨度时常自叹“人生几何，修名未立”，这些功课都是进阶之具。
在士绅的圈子里，文化生活内容还有书画鉴赏和收藏，在当时，湘军家族的财力足以罗致大量碑帖和一些名画。
至于为祠堂之类的礼仪空间撰书对联，或为其他士绅家族作挽联、墓志铭等等，则是杨度在当地声望的体现。
杨度家世杨度是湘军后人。
按王闿运撰、黄自元书《杨礼堂墓志铭》，杨度祖父杨桂芳（字礼堂）在咸丰初年加入了湘乡罗泽南组建的湘勇。
在攻打太平军据守的武昌时，杨礼堂率先登上城墙，但仅被提拔为“外委”。
进一步的升迁是随李续宾部征战后开始的：先任哨长，继而由把总升至千总。
在驰援庐州的三河之役中，李续宾战死，杨礼堂亦殁。
《日记》提及了墓志铭内容：“王先生为余大父作墓铭，曰‘东南之精，毕于此征，自此巧懦，遂成功名’。
”今传墓志铭拓本中确有此语。
王闿运平生对“由白衣而登大僚”的湘军名将颇有褒贬，借题发挥于此。
桐城文化中的爱民思想研究
萃， 翰墨飘香 ， 学风炽盛 ， 里弄曲巷 ， 夜半诵声不绝 ， 乡 间竹林 ， 清 晨 弦歌 琅 琅 。然 其地 贫 瘠 ， 桐 城 人 率 多趋
科举 一仕途 之路 径 ， 视 其 为 建 功立 业 著 言 之 坦途 ， 并 蔚为 风气 。 自明 以来 ， 士 大 夫 多朴 厚 守 礼 ， 逮 夫 通 学 鸿儒 ， 先后 间 出 ， 莫不 尚志 节 ， 敦 廉耻 ， 崇儒 生 事功 ， 淑
“ 君一 国一 民” 之 间形成并保持一种 良性的持续 互动关 系 。桐城 仕宦 重视 民众 的社会作 用和 政治 地
位， 提倡爱护和厚待 民众 。桐城仕 宦认 为设 君为 民 ， 民贵君 轻 ， 君 臣有 共事之 义 ， 而非 臣之食 禄为 受
君之恩之 主从依 附关 系， 这种共事之义 的 内涵 是臣子 匡正君 主过失 ， 利 江 山社 稷 ， 使百 姓安居 乐业 。
安 徽广 播 电视大 学学 报 ２ ０ １ ３年第 ３期
桐 城文 化 中 的爱 民思 想研 究
张 元 （ 中 国矿 业大 学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 江苏 徐 州 ２ ２ １ １ １ ６ ）
摘 要： 桐城文化 中的爱 民思 想体 现在 吁求统 治阶级 爱 民、 重 民和 贵民等 方面 ， 认 为统治 者应 以民为 贵 ， 使
价值。处当前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之不定之期 ， 涵 括桐城文化在内之传统文化中有关爱民之思想 ， 都应
原委， 故桐城文人士大夫于儒家经典之外 ， 又须在世
俗践履中获取阅历及充分知识与深刻理解 ， 于是上 自 朝政典制 ， 下至小 民生计 ， 无不究心考察 ， 审计得失。
2021年【朋党论读后感】读朋党论有感
【朋党论读后感】读朋党论有感朋党论读后感（一）前日，翻看汉文经典篇章，重读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里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返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知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贴切的描述，短短几句，讲出了君子与小人之交的深刻含义，虽然在发展社会的今天，再用简单的君子小人之说来概括人际交往显的片面，不过从段时间的交往及实际生活来看，贴切之意丝毫未减。
小人因为利益而成为朋友，小人的追求是利益和金钱，当利益和金钱来临时，他们成为了朋友，当这些得到的时候，他们甚至成为了敌人。
对于索取和欲望的无限追求数千年来，几乎遵循了相同的模式。
而君子，为了发展和事业，为了梦想和追求，精神享受的追求在许多时段内占据了上风，而欲望的满足在衡量之间得到控制，这就是所谓的理性把。
大概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才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而这句话更被国际关系用为惯例。
成为国际关系变化衡量的一个重要参考。
是非好坏之间，是辨证存在的，没有绝对的界限，只有对一个利益群体而言进行相对的判断，所不同的是，在维护和取得利益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而这些方法和过程才反映了一个人行为判断的重要参考！天下之事，岂可一概而论，必有其辩证也。
凡一物，用之众人则为利，用之一人则为害。
凡一事，观其过程，察其动机，利害之论，实难断矣！朋党之争，古来有之。
然并非一无是处。
朋党者，有君子之朋，有小人之朋。
君子之朋者，修养自身，可相互提高，成就事业，可同舟共济；小人之朋者，以利禄相附，见利争先，利尽交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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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天下.txt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
我不怕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
你发怒一分钟，便失去60分钟的幸福。
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一种快乐，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疲惫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空虚。
生活就像"呼吸""呼"是为出一口气，"吸"是为争一口气。
公元1357年，经大将邓愈推荐，朱元璋觅得老儒朱升。
朱升当面给朱元璋谋划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
就是：“高筑城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有两层含义。
是指要有一个强大和巩固的战略根据地。
积蓄人力、物力，而人力、物力的来源离不开牢固后方的补给。
能否建立一个强大、巩固的战略根据地，直接关系到朱元璋能否在元军的包围中站稳脚跟，求得发展。
朱元璋听取了朱升的谋略选择应天及其周围的地区作为根据地来“高筑墙”。
一是因应天与淮右，唇齿相依连成一气，朱元璋及其主要将领和谋士多是淮右人，下级军官与士卒也大多来自这一地区；立应天、淮右为本，大部分将帅、士卒为保卫家乡而战，对稳定军心很有好处。
同时，朱元璋的大军与江淮民众是血肉关系，能够取得百姓的支持，这对军队人员的补充十分有利。
二是应天临江依山，周围多丘陵，地形十分险要，是东南地区的军事重镇，是为兵家必争之地。
三是应天和周围地区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有利于战争。
四是朱元璋立足应天，避开了元军主力而且兵源广大，可以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高筑墙”的另一个含义，是指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这支力量，不仅仅用来防卫，而且也能用来进攻。
事实上，朱元璋欲图大计、平定天下的远大抱负早已有之。
战略与朱元璋的长远大计完全吻合。
“高筑墙”的战略，事实上使朱元璋有了一个稳定、巩固的战略根据地。
朱元璋之所以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朱元璋采纳朱升提出的这一战略。
朱无璋的“广积粮”战略，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重视粮秣，它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其意义是远大的。
朱元璋盘踞在江淮一带，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按理说粮食不成问题。
但朱元璋仍然要把“广积粮”作为大战略的三大要素之一。
这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元末的江淮自然灾害十分严重，而且极为频繁，持续时间又长。
许多百姓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还有粮食拿出来支持朱元璋的起义军呢?第二，朱元璋曾有明令：“凡入敌境，听从捎粮。
”所谓捎粮，就是说军队的粮草都要取之于民。
当时战火纷乱，青壮年都去参军打仗了，农村缺乏劳力，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耕种，同时，由于战乱带来的破坏，堤坝年久失修，耕牛被宰，粮食产量下降，当时起义军占领的大多数地区，百姓的情绪尚未稳定下来，要想捎粮，是不太可能的。
朱元璋有两个大将一个叫胡大海一个叫常遇春，这二人对此早有察觉。
他们认为一味靠捎粮，百姓承受不了，会反对，这对起义军和老百姓都是非常不利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仅靠捎粮，老百姓有限的粮食如何养得了朱元璋的几十万起义大军?而且，朱元璋从和州进军江南，正是因为缺粮所迫。
虽然到江南后得到了很多的粮食，但由于起义军迅速扩大，很快就消耗干净。
稍稍吃了几天饱饭的起义军，又重新为肚皮问题所困扰。
“广积粮”虽不是长远大战略，而是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了。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出身于农民的朱元璋，比任何人更明白这个道理。
“捎粮”的实质，就是“取之于民”，而这个“取”，是朱元璋一厢情愿的，换言之，老百姓并不是自愿“给”的，只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让朱元璋“取”。
所以长期下去，肯定会遭到百姓的反对，恐怕老百姓会像他朱元璋一样又要造自己的反了。
既然靠“捎粮”无济于事，那只有寻找新路子了。
且战且耕的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朱元璋任命元军降将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由他负责兴修水利，要求做到高地不怕旱，
洼地不怕涝。
接着，他又下令各部队都要在驻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并且立下章程，规定以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要求各部队除了供给自身的需要外，还要做到有存粮。
同时，又建立了管领民兵的万户府，主要职责是将民间的部分壮丁编为民兵，农时耕种，闲时练兵。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
这一举措十分有效。
当年，康茂才所部就产粮1.5万石，余粮7000石。
朱元璋感到非常满意，他立即下令褒奖，同时不失时机地谕令全军，指出要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强兵足食，还必须做好屯田工作。
在后来的几年里，朱元璋的粮食完全可以保障部队自给自足了。
到公元1360年5月，朱元璋明令禁止征收寨粮。
曾经给百姓带来严重负担的捎粮政策的取消，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
“广积粮”的战略，使朱元璋迅速的从缺粮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再也用不着为粮草问题而发愁了。
“缓称王”作为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大战略的最后一个环节，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兵强粮足的朱元璋依然十分冷静。
他明白“谁笑在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这个道理。
所以，他坚定地采纳了“缓称王”的建议。
朱元璋始终不为“王”、“帝”所动，直到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才称为吴王。
至于称帝，那已是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的事情了。
此时，天下局势已明朗，也就是说，朱元璋即便不称帝，也快是事实上的“帝”了。
和其他各路起义军迫不及待地称王称帝的作法相比较，朱元璋的“缓称王”之战略可谓非常高明。
“缓称王”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元朝对自己的关注程度，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和强劲诸侯军队决战的可能。
这样一来，就有利于朱元璋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从而求得迅速稳步发展。
在天下大乱的封建时代，起兵割据并不是说就和中央朝廷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
但是一旦称王称帝，那就标志着这股势力与中央针锋相对了。
因此，谁称王，朝廷必定要派大军前去镇压谁。
徐寿辉称帝的第二年，元朝大军就对天完政权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同样的道理，张士诚、刘福通等人，都遭到了元军的围剿。
只有朱元璋，一直到大举北伐南征前，都未受到元军主力进攻。
“缓称王”关键在于一个“缓”字。
一旦时机成熟，朱元璋自然当仁不让。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军事形势对朱元璋十分有利：北面的宋政权已经名存灾亡，东面的张士诚已成为惊弓之鸟，四川的明玉珍安于现状，没有远图，对朱元璋构不成什么威胁；而元军在与宋军的决战中大伤元气，且又陷入内战之中，无力南进。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凭借自己的强大的军队和广阔的地盘，不失时机地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立为王，天下非朱元璋莫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