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遗保护启示录

中国非遗保护启示录
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始于2003年，迄今已经走过了整整10个年头。

这项工作不但系统地摸清了中国活态类遗产的家底，同时也使国人对自身遗产的保护从“物质”层面上升到了“非物质”层面，从“静态保护”层面上升到了“活态保护”层面，从“器物保护”层面上升到了对器物制作者――“人的保护”层面，从而实现了对本国文明的活态保护与可持续传承。

不啻如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理念，还深深地影响到了其他遗产保护领域，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影响
可移动文物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由于极易损坏，所以保护难度很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对该领域的影响是从故宫博物院开始的。

故宫是中国高等级文物的云集之地，由于年久失修，早年间由宫廷造办处监造出来的一大批宫廷日常用品――如刺绣、宫毯、古画、家具以及宫廷服饰等，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腐烂、虫蛀、霉变等问题。

由于宫廷造办处的老技师早已离世，现有技师又没有掌握制作这些藏品的传统技艺，许多藏品的修复计划只能被无奈地搁置下来。

随着非遗保护热的兴起，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
等人意识到宫廷造办处的老艺人们虽然已经离世，但他们的那些独门绝技很可能仍在他们后人们的手中传承。

通过种种努力，故宫工作人员不但寻找到了原紫禁城宫廷造办处老艺人的后人，而且还把他们成功地引进到了故宫。

这些能工巧匠的后人们利用手中的传统技艺，不但成功地修复了许多原本无法修复的故宫旧藏，同时还使许多宫廷造办处的传统技艺得以恢复。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初露端倪的以强调“活态传承”的故宫文物修复模式，必将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物修复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对古村落保护工作的影响
中国对古村落的重视，始于20世纪80年代。

随着民俗旅游热的兴起，古村落保护与开发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但这一时期的工作多局限于对古村落、古民居、古街道、古桥古树的保护与利用，很少注意到对古村落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有些地方出于旅游需要，甚至不惜赶走当地居民，以腾出更多的观光空间。

当地居民外迁带来了一个可怕的后果：不仅因“人去楼空”而创造出一座座“死宅”，而且村民的出走使整座村落失去了其应有的“灵魂”，严重地影响了外地游客对当地文化的解读，甚至造成许多误读。

进入21世纪后，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的兴起，以非遗为代表的传统村落民俗，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许多规划部门在规划过程中也都会有意识地聘请专家，专门就古村落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开发提供技术咨询。

这种全方位开发，也使人们从民俗旅游中获得了更多的文化体验。

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影响
中国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始于2005年。

这一年，中国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认定。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8个项目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殊荣，中国国内也有19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获得了农业部的批准和认定。

由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点高，同时又受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影响，农业遗产的认定除注重梯田、垛田、沟渠、堤坝等农业生产设施外，还十分重视传统农作物品种、传统农耕技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以及传统农耕制度等具有明显“非物质”成分的传统农耕文明的传承情况，并作为决定性“评价因子”决定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取舍。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走弯路最少，所持科学理念最多，而这显然与较早地接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有关。

对传统手工技艺保护工作的影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手工技艺类遗产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2012年，在李铁映先生的主持下，争取在6年时间里编撰出“国卷”、“省卷”共260册的《中国工
艺美术全集》编撰工作正式启动。

与以往只记载优秀作品的大系类丛书不同，这套丛书将系统、全面地记录、诠释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文化、艺术、品种、代表作品，特别是记载与活态传承息息相关的制作技艺、材料、工具，以及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规律、人力资源的分布规律、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规律、营销规律以及社会组织等等。

李铁映先生为该丛书所做“为行业修志，为大师立传，为民族传艺”的题词，彰显出这套丛书的最大亮点：对于手工技艺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的关注，对行业运营规律的关注，和对传统手工技艺传承规律的关注。

而这些提法显然与强调“以人为本”，重视“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一脉相承。

对史学研究与史料收集工作的影响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多半是从典籍开始的。

距今100多年前，随着西方考古学的进入，文物又成为我们认识本民族历史的一条重要途径。

但无论典籍，还是文物，都很难对具有动态性质、历时性特点的传统手工技艺、传统表演艺术以及传统节日仪式进行全息记录。

因此，我们很难通过典籍与文物，将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具有明显“非物质”成分的传统文化事项原汁原味恢复出来。

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兴起，人们渐渐意识到：尽管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数百年、上千年乃至上万年时间，但由于在这个过程中它并没有发生过根本性改变，因而通过它仍能还原出其往昔的面
目――如通过杨福喜（“聚元号”弓箭第十代传人）传承之宫廷弓箭制作技艺，我们仍能还原清代宫廷弓箭制作技艺；通过流传至今的海南岛黎族钻木取火技术，我们仍能还原近万年前早期人类的钻木取火技术。

可见，尽管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活在当下，但由于它们是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还保留有浓厚的传统文化DNA，因而也就具有了与文物相同的性质，具有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认识价值。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研究典籍记载与文物表达所无法尽意的某些传统文化事项，特别是某些具有历时性特点的传统文化事项，将会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

此外，由王文章先生倡导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调查，也将从另一个角度，为史料的搜集和史料学的研究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天地。

对实验考古学的影响
传统意义上的实验考古学基本是在亲身实验、亲自摸索的情况下进行的。

譬如当代考古学家对古代骨针制作工艺的研究，就是通过长期的实验和摸索来完成的。

但这种实验只能解决“可能是这样”这样一个假想命题，而无法用确凿的事实来证明历史上就是“这样”。

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验考古学更像是一门假想中的“科学”。

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热的兴起，人们突然发现那些散落于民间社会，特别是散落于偏远地区民间社会中的某些传统工艺――如黎族、傣
族的传统烧陶制作工艺，海南岛黎族地区的传统?l染制作工艺，完全可以解释那些实验考古学中无法解决或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种通过今天来证明昨天的“取今证古”法，也使得这门科学从“假想”走向“科学”，从“实验”走向“实证”，实现了一门学科的“质”的飞跃。

对博物馆展示模式的影响
传统博物馆是以展示各种制成品为基本特征的。

这种展示虽然可以告知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类型之遗产的基本特征，但却无法告知该遗产的制作工艺与流程，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而影响了观众的认知深度。

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入，一些博物馆已经注意到了技术和技艺的活态传承问题，展示理念也从对“实物”的展示，过渡到了对相关技术、技艺与相关工艺流程的全息展示与动态传承，从而实现了当代博物馆在功能上的历史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