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实甫《西厢记》的结构特色
浅谈《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浅谈《西厢记》的艺术特色浅论《西厢记》的艺术特色摘要:王实甫,是我国元代著名戏曲作家,《西厢记》是其惊世骇俗之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的杰作。
贾仲明提出:“《西厢记》天下夺魁”,一锤定音,而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这部作品中不仅具有深刻的反封建礼教色彩,而且“一见钟情”恋爱模式别出心裁。
戏剧结构宏伟而紧凑严整而巧妙、纵横交错、跌宕多姿的复杂面貌。
根据复杂的人物性格特征又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从而也就完成了莺莺、张生、红娘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
不仅如此,还打破戏剧体例加以创新,还用富于典雅宫丽、戏剧化、个性化的语言写下了这部具有“花间美人”班格调的作品。
关键词:艺术成就反封建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塑造体制创新语言特色《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典范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
它表达了“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这一永恒主题,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
《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反封建礼教色彩和进步的婚姻爱情思想,而且在戏剧结构与冲突以及体制创新和语言特色都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就。
首先,《西厢记》具有深刻的反封建色彩和进步婚姻爱情思想。
“一见钟情”的恋爱模式别出心裁,打破了封建束缚的层层壁垒,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
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可谓是“一见钟情”,不再停留在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也不在把那种“门当户对”、“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表现出的是封建社会中大胆追求爱情与幸福的主题。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穷书生与堂堂相国小姐的相爱已经是中打破封建门第观念、爱情至上的进步思想。
张生为爱夜留普救寺、跳墙幽会,莺莺也突破封建藩篱自由大胆的追求爱情。
虽然说他们只能用“酬简”、“听琴”等十分隐蔽的方式进行相互倾吐爱慕,遭遇重大阻碍时也有所苦闷,但是他们却依然不放弃,始终相守,捍卫他们自己的爱情。
王实甫西厢记全文赏析

王实甫西厢记全文赏析《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一部经典戏剧作品,以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通过描绘人物性格、情感冲突、社会背景等,展现了古代中国社会的风貌和人情世态。
以下是对《西厢记》的赏析,具体如下:一、故事背景与人物形象《西厢记》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唐朝,讲述了一个书生张生与相国千金莺莺的爱情故事。
张生赴京赶考,途中路过普救寺,偶遇美丽聪慧的莺莺,两人一见钟情。
然而,莺莺的母亲崔夫人却将她许配给郑恒,张生为了爱情,历经磨难,终于与莺莺结为夫妻。
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
张生是一个聪明才智、风度翩翩的书生,他对爱情执着追求,不畏艰难险阻。
莺莺则是一个美丽聪慧、温柔贤淑的女子,她对爱情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崔夫人则是一个守旧、势利眼的女性,她为了家族利益,将女儿许配给郑恒。
郑恒则是一个无才无德、贪婪好色的男子,他为了得到莺莺,不择手段。
二、情节结构与戏剧冲突《西厢记》的情节结构紧凑,戏剧冲突激烈。
故事中穿插了许多误会、巧合、误会消除等情节,使得故事更加曲折有趣。
例如,张生误以为莺莺已经许配给郑恒,而郑恒则误以为莺莺已经和张生私奔,这些误会使得故事更加扣人心弦。
同时,《西厢记》的戏剧冲突也十分丰富。
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是主线,但其中还穿插了许多其他情节,如崔夫人与郑恒之间的矛盾、红娘与张生之间的误会等。
这些情节相互交织,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
三、艺术手法与语言特点《西厢记》的艺术手法独特,语言特点鲜明。
王实甫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拟人等,使得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同时,《西厢记》的语言优美流畅,充满了诗意。
王实甫运用了大量的对偶句和排比句,使得语言更加工整、优美。
四、主题思想与社会意义《西厢记》的主题思想是爱情与婚姻的自由。
它通过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西厢记》也揭示了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弊端和不合理性。
它通过崔夫人将女儿许配给郑恒的情节,揭示了封建社会婚姻的束缚和无奈。
浅谈《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浅谈《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西厢记》是元末明初文学家王实甫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该小说以唐明皇李隆基和才女李香君的故事为蓝本,讲述了太原女子崔莺莺在秀洲草堂与梁山伯相遇,夫妻相知相爱的感情故事。
本篇将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展开叙述。
一、思想内容:1.弘扬礼教道德。
《西厢记》中不断强调礼教道德的重要性,人物故事中体现出传统的儒家思想,也强调传统道德观念的重要性。
2.反对恶俗官场。
《西厢记》中对明清时期封建社会腐败、官场恶俗现象进行了抨击。
小说中刻画了薛宝钗、封肆、刘婵三个贞淑端庄之女,与傅宸娘、童贯等厚颜无耻之官,形成鲜明反差,以此强调文化人之高尚和官场之污浊的对比,展示对官场腐败的强烈不满和对礼教文化的强烈认同。
3.倡导爱情自由。
《西厢记》讲述了梁山伯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因身份不同而不能成婚,最终化为鬼魂在月下相守。
全文所表现出的爱情观,不仅是对男女之间纵然有所限制,仍然可以有自由爱情的呼吁,更夹带着“生死与共”的感动和豁达。
文中响应了“自由恋爱”的呼声,强调了爱情自由同时也向传统封建的宗法礼教观念发出了挑战。
二、艺术特色:1.“吟诗墨客”的艺术特色。
小说中塑造了梁山伯、张生、陈涛、崔员外等一批才学出众、吟诗作画的人物,强化了“文人”文化在社会生活品位方面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2.意境悠远、曲折离奇的艺术特点。
文字意境极为优美,似乎都是婉约柔美的诗歌,文字的情操而非故事本身可以带给读者高雅的享受和感动。
3.严密的人物塑造。
小说中的角色形象丰满生动,刻画细致入微,人物形象的真实可感为美案剧增添了情节冲突和人物感人的力度。
在刻画女性形象方面尤其鲜明,多情又纯净的崔莺莺、精明强干的薛宝钗、纯真可爱的林妹妹、端庄贞淑的刘婵等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为传统女性形象塑造提供了许多借鉴。
四、再现历史真实。
小说中尽可能真实刻画了明代生活细节和封建社会文化生活,以及明代妇女的封建地位、非情有力的结构等。
浅谈王实甫《西厢记》的结构特色

浅谈王实甫《西厢记》的结构特色文人浅语摘要: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里的翘楚之作,是在元稹的《莺莺传》及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基础上成就的戏剧名篇。
相比元杂剧一般作品及其作为创作基础的作品,王西厢在结构上都凸显出其所独具的特色,本文从王西厢对元杂剧体制上的创新,与美学观的契合及其结构上的巧妙性等方面来分析其结构特色。
关键词:《西厢记》,王西厢,结构特色,体制创新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独占鳌头的文学形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期的小说,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以其独特的结构形式来表现着这个时代作品的特征。
继唐诗宋词之后,讲唱文学盛行,逐渐形成了金院本及诸宫调等文学形式,在此基础之上,元杂剧以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元代文学形式的代表。
王实甫的《西厢记》便是元杂剧里的代表作之一,其以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及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为故事基础,完善其结构及体制,完成了从传奇到说唱艺术再到戏剧作品的飞跃。
而其能成为元杂剧中的翘楚之作则离不开其结构上面的特色。
一、从体制创新看王实甫《西厢记》的结构特色王西厢的体制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开创了五折一楔子的元杂剧体制;打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形式。
这种体制上的创新不仅为元杂剧的体制进行了开拓,也使得王西厢在结构安排上更加巧妙。
(一)开创了五折一楔子的杂剧体制元杂剧作为元代的代表性文学形式,有其独特的体制形式。
一般元杂剧由“四折一楔子”构成,折就相当于自然段落,但有区别于我们所说的文章段落,其存在还依赖于音乐,一折同用一个宫调的若干个曲子,可以把它概括为有音乐组成的结构单元,一折相当于是散曲的一套。
元杂剧的四折即有不同的四个宫调连缀而成,每个宫调包含其所属的多支曲子。
而楔子是元杂剧体制中的一部分,一般位于每一本之首,用来对这一本的内容、人物或故事梗概进行简单的介绍,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容提要或者序幕;亦有的楔子位于两折之间,这类的楔子相对少见,一般是作为两折故事情节或内容之间的衔接。
试论王实甫《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试论王实甫《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首先说一说《西厢记》故事的流传。
《西厢记》的故事原型见于唐代元稹的《会真记》,又叫《莺莺传》,但书中的张生却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薄幸郎。
宋元时期,说唱崔、张故事的作品,有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和董解元《西厢记》等.。
戏曲方面有宋官本杂剧的《莺莺六么》、金院本的《红娘子》、南戏的《张珙西厢记》等,到了元代,这些各自在南北流行的唱本、剧本又重新在大都、杭州等戏剧发展的中心汇合,南北戏曲得到交流。
王实甫的《西厢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西厢记》思想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一、竖起一面反礼教的旗帜。
首先《西厢记》中所倡导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自由恋爱的婚姻与当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的形式内容形成对立。
在前半段情的产生中可见到与封建礼教对立的种种场景。
封建礼教提倡“非礼勿视”“怎挡他临去秋波那一荡”“非礼勿言”二人却月下“隔墙酬韵”提倡“非礼勿听”“听琴”提倡“非礼勿施”,二人却私下结合。
在后半段情的沉溺中更体现出“爱情诚可贵。
”“长亭送别”一幕中更通过崔莺莺的口中说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入状元及第”这样的爱情宣言在爱情面前,封建的功名利禄却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二、塑造了一对叛逆精神的形象崔莺莺和张生。
崔莺莺原本是个漂亮,知书答礼的相国小姐。
她对张生一见钟情,后来这种感情与日俱增,她在热烈追求爱情幸福的时候,却由于家庭教育和贵族身份,,产生了怀疑与顾虑,从而不断加深她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的苦闷。
如她请求红娘为她去张生那里问病,但看到张生的回信又忽地向红娘发起脾气,要红娘带信,口说是叫张生“下次休是这般”,但寄去的却是约张生月夜私会的诗简。
在描绘崔莺莺这个叛逆形象作者既善意地嘲笑她与封建礼教斗争中所流露地弱点,同时细致地写出了她性格里深沉,谨慎的一面。
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作者与莺莺纯粹的爱情观相比,张生虽大胆追求爱情的自由,反抗封建礼教也凸显了张生作为封建男性的社会角色,如对封建科举的看法崔莺莺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入状元及第”而张生却是“青宵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
《西厢记》艺术特色赏析

《西厢记》艺术特色赏析《西厢记》,又名《莺莺传》、《会真记》,是元代剧作家王实甫根据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以及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爱情剧。
全剧分为“张生戏莺莺”、“莺莺夜听琴”、“崔张十八相送”、“崔张酬唱”四折。
前三折为旦本,第四折是末本,楔子,为外、旦、末交换。
本文对《西厢记》进行艺术特色赏析。
王实甫把原来的十二本加上一本《长亭》,共十四本,在每一本里面,又用两句诗概括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第一本就是《张生戏莺莺》,第二本就是《莺莺夜听琴》,第三本就是《崔张十八相送》,第四本就是《崔张酬唱》,最后再补上一个尾声,一共是十五出,而每出里面又都有好几折。
全剧一开头,就由一首《惊艳》诗,讲述了张生初见莺莺的情景。
随后一段交代了故事的背景。
王实甫把这三个故事各自独立起来写成了一个剧本,最后才把它们连缀起来,使这些故事统一起来,成为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
在这三个故事里面,《张生戏莺莺》是最能反映封建礼教的黑暗和野蛮的。
张生追求莺莺遭到莺莺的冷落,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仍然痴情不改,最终感动了她,抱得美人归。
这一故事比较详细地表现了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莺莺的温柔多情,具有浓厚的反封建意识。
王实甫还着重塑造了崔莺莺、张生和红娘这三个主要人物形象。
崔莺莺既美丽,又多情,深受张生爱慕,但她坚持节操,敢于斗争,最终拒绝了张生的求爱,因而遭到封建势力的迫害。
张生不屈服于权势,与之斗争,最后终于取得胜利。
红娘则是崔、张之间的媒人,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她以丫环身份为崔、张传书递简,穿针引线,促成了崔、张爱情;另一方面,在崔、张矛盾中,她又充当了和事佬,从中协调,使矛盾缓和下来。
红娘活泼伶俐,热情坦率,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
同时,这部戏还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崔张争婚,本来就是中原人民和河北诸将对抗的焦点。
剧中莺莺父亲和兄弟等提出“夜雨马牛,一洗恩仇”的口号,更显示出元代民族矛盾的激化。
诗的语言曲的意趣――王实甫《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诗的语言曲的意趣――王实甫《西厢记》的语言特色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是一部蜚声艺苑文坛的古典名著。
自从它问世以来的七百年间,一直传诵不绝,上演不衰,它的强烈的反封建主题固然赢得了人们的共鸣;它独树一帜的艺术成就,特别是语言艺术,同样令人叹佩,一直为古人、令人所称赞。
明人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
”郭沫若也曾说过:“不但是‘杂剧中的杰作’,也是一部‘好诗’。
”一语道破了《西厢记》的语言真谛。
可以说它既是诗的语言,又是剧的语言,是文学性与戏剧性的高度统一。
就诗的语言而论,辞藻优美,典雅凝炼,含蓄蕴藉,多用比兴、象征手法;就诗的语言而言,富有动作性、形象性、性格化,通俗明快,自由灵活,淋漓酣畅,多为直接描写或直抒胸臆。
它既保持了元曲的本色特征,又融汇了诗词的凝炼风格,在境界风格的本质特征上把诗曲统一起来。
王实甫的戏剧语言,既有前期作家诙谐通俗的本色特征,又有后期作家讲究清丽的文彩倾向,溶前后期作家语言特色于一身。
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提“作词十法”对于“造语”(即写曲子选择语言方面有如下要求:“未造其说,先立其意,语、意俱高为上”,“造句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既耸听,又耸观。
”王实甫《西厢记》的语言可以说达到了这一标准,讲“文”,不至于文到使观众听不懂;讲“俗”,不至于俗到观众不要听。
这大概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奥妙之所在。
它能达到这种境界,在于他一方面吸收中国古典文学优秀作品中有生命的语言,一方面又善长提炼城市平民、主要是以勾栏为中心的各种人物的口语,古今并取,雅俗共储,使华美与通俗和谐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既典雅秀丽、含蓄悠长,又质朴自然、活泼晓畅的雅俗共赏的语言新风格。
其“雅”是更多的接受了诗词的熏染;其“俗”则更多受了民歌的影响。
下面仅就王实甫善于化用前人名句,也善长提炼现实生活中的白描隽语,作些探讨。
我们知道,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前人成句,在宋代词中就已出现,但数量不多。
《西厢记》的戏剧情节结构

《西厢记》的戏剧情节结构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是我国古典戏曲中一颗光芒熠熠的艺术明珠,是元代杂剧的优秀代表作之一,降临问世时,便以它深刻的戏剧冲突、鲜明的富于个性的人物形象、巧妙的艺术手法、优美的艺术语言及深遂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魅力,博得了几百年来广大读者的赞扬,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长时间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一部生命力极强的传世作品。
《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共319曲,这五本的结构恰好是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五个部分。
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崔张相逢,因“路途有阻”莺莺母女孤孀困居普救寺。
除老夫人、莺莺在楔子中各唱一曲外,全部由张生主唱,老夫人在楔子中伤叹“子母孤孀路途穷”而“盼不到博陵旧冢”。
莺莺则因只有寡母弱弟,而世途多险,岁月流逝,终身大事未有着落,所以有“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之叹,这个楔子,一开始定下了悲剧的基调,后面的喜剧,正是在这种窘困深沉的浓重气氛中逐渐展开的。
两个人物都有一种急切感,老夫人急切地要求完成崔莺莺的婚事,以便终身有靠,这是“路途穷”所迫。
莺莺则因“路途有阻”而难免不生美人迟暮之想,想得到一个意中人。
张生在主唱曲子中唱出了男主角内心深处的幽怨:“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及游寺见到莺莺后的一系列心理变化。
第一折[油葫芦]、[天下乐]唱出山川的雄奇险峻,暗寓胸中丘壑,怀抱以及仕途多风波,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
因而当张生见到莺莺之后便陡然生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转而追求美人莺莺。
才子的落魄与佳人的“闺怨”有共通之处,都是前途未卜,青春虚度的闲愁万种。
一个为功名所误,一个为“穷途”所限,这种共通性,明确了本剧的一个基本矛盾——佳人欲婚姻而不能,才子欲功名而不就,而佳人才子都以功名为轻,婚姻为重,从而相互沟通,共同结合,这种共通性是建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之上的,这个意义就高于婚姻问题本身,全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展开的,这一本从整个结构意义上说它只是全剧的序幕,因为这只是两个青年人一个因功名未遂,一个为穷途所限,而产生的异性相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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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王实甫《西厢记》的结构特色文人浅语摘要: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里的翘楚之作,是在元稹的《莺莺传》及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基础上成就的戏剧名篇。
相比元杂剧一般作品及其作为创作基础的作品,王西厢在结构上都凸显出其所独具的特色,本文从王西厢对元杂剧体制上的创新,与美学观的契合及其结构上的巧妙性等方面来分析其结构特色。
关键词:《西厢记》,王西厢,结构特色,体制创新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独占鳌头的文学形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期的小说,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以其独特的结构形式来表现着这个时代作品的特征。
继唐诗宋词之后,讲唱文学盛行,逐渐形成了金院本及诸宫调等文学形式,在此基础之上,元杂剧以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元代文学形式的代表。
王实甫的《西厢记》便是元杂剧里的代表作之一,其以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及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为故事基础,完善其结构及体制,完成了从传奇到说唱艺术再到戏剧作品的飞跃。
而其能成为元杂剧中的翘楚之作则离不开其结构上面的特色。
一、从体制创新看王实甫《西厢记》的结构特色王西厢的体制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开创了五折一楔子的元杂剧体制;打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形式。
这种体制上的创新不仅为元杂剧的体制进行了开拓,也使得王西厢在结构安排上更加巧妙。
(一)开创了五折一楔子的杂剧体制元杂剧作为元代的代表性文学形式,有其独特的体制形式。
一般元杂剧由“四折一楔子”构成,折就相当于自然段落,但有区别于我们所说的文章段落,其存在还依赖于音乐,一折同用一个宫调的若干个曲子,可以把它概括为有音乐组成的结构单元,一折相当于是散曲的一套。
元杂剧的四折即有不同的四个宫调连缀而成,每个宫调包含其所属的多支曲子。
而楔子是元杂剧体制中的一部分,一般位于每一本之首,用来对这一本的内容、人物或故事梗概进行简单的介绍,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容提要或者序幕;亦有的楔子位于两折之间,这类的楔子相对少见,一般是作为两折故事情节或内容之间的衔接。
王实甫《西厢记》五本连台,可谓是鸿篇巨制的大作,如果按四折一楔子的传统体制安排,五本应当为二十折,而王西厢实为五本二十一折,在王西厢的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中采用了“五折一楔子”的体制安排,这在元杂剧史上是首创,亦是突破。
而其五本二十一折连台演出,也使得戏剧冲突更加曲折多变,不失为其结构体制上的创新与突破,为整部剧作的冲突设置做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整部剧作结构更加完整。
(二)突破唯旦或末主唱的方式,增加主唱角色及可轮流主唱的体制安排为了结构上能够让表演者及观者更顺利的看懂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元杂剧采用分宫联套的体制结构,每一折都有固定的宫调,由同一宫调的若干个曲子组成套曲,限用一个韵,一韵到底。
而且元杂剧分旦本和末本,这主要是根据主唱来区分的,正旦主唱的为旦本,正末主唱的为末本。
一般元杂剧每本都是由正旦或正末主唱,一唱到底,其它角色一般只能够念白。
而王实甫《西厢记》在元杂剧的这一体制上亦有新的安排,不但突破每本唯旦或末主唱的方式,而且净、贴等角色也有了主唱的部分,并且出现了多人轮流主唱的结构体制。
如王西厢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寺警、下书、请愿、变卦、听琴五折则分别出现了莺莺主唱,惠明主唱,红娘主唱以及莺莺、张生对唱,莺莺、红娘、惠明轮唱的形式。
这一体制的变化使得王西厢在结构上折与折之间的联系更加细密,引人入胜,展现出其结构的巧妙。
二、王实甫《西厢记》中“结构美学”的体现“结构美学”常被应用于建筑领域,而结构却不仅仅存在于建筑领域,结构存在于任何一个空间,包括无形的艺术空间,文学空间等等。
所以,这里暂且把能够在自己的结构中体现美学概念的形式称为“结构美学”。
那么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自身的结构上也处处体现着结构之美。
这里的结构之美,首先是体现了李渔的戏剧结构理论中关于戏剧结构的论述。
其次是王西厢的结构契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一)李渔戏剧结构理论在王西厢中的体现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以舞台演出时间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戏剧理论,戏剧的结构在其戏剧理论中占据首要的位置,而词彩、音律、科诨、格局则分别列其后。
结构在李渔的笔下不仅仅是指文章的章法、布局和各部分之间的组织关系,而是赋予了其更加丰富的内涵,将其列入美学的范畴。
因此其对戏剧的结构要求颇高,提出了“戒讽刺”“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脱窠臼”“戒荒唐”“审虚实”等关于戏剧结构的一整套理论。
王实甫的《西厢记》虽然出于元代,远远早于李渔戏剧理论所产生的年代,在其结构上却处处能够体现李渔戏剧理论中关于戏剧结构的阐述。
李渔戏剧结构理论中的“立主脑”在其论述中讲是“作者立言立本之意”,也就是说“主脑”是整部戏剧作品中的核心部分,这部分在整部戏剧中起着至关重要要的作用,可以承上启下,影响着整部剧作的情节发展,关乎着整部剧作的故事脉络。
王实甫《西厢记》中第二本中“寺警”一折中“白马解围”这一关目可以说是整部剧作的“主脑”,莺莺张生郎情妾意,而没有足够的结合理由,后面的关目中老妇人许婚后又反悔,莺莺私下与张生定终身,红娘在期间的撮合,都是以“白马解围”这一折的故事安排来引出,承接了上面关目中莺莺与张生生情意而没有发展下去的理由,开启后面老妇人许婚后反悔,莺莺张生私定终生等故事情节的持续发展,在崔张爱情故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王西厢在整部剧作的安排中“立主脑”一步体现的犹为突出。
再者,“减头绪”这一李渔的结构理论在王西厢中亦有所体现,“立主脑”与“减头绪”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头绪繁多则主脑就不容易理出,王西厢的结构安排中围绕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这一主线,围绕着“白马解围”这一关键关目,将前后的结构安排简单明了的展现出来,不管是后面的关目还是整部剧作的人物都与整部剧作的“主脑”紧密相关,人物脉络清晰,结构简单明了。
也正是其清晰的结构使得整部剧作“主脑”凸显,而正是因为“主脑”之确立使整部剧作依附主脑而写,避免了繁琐结构及情节的出现。
(二)王西厢的结构与人们在审美需求上的契合一部剧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欣赏剧作的人。
当观剧者认可了剧作的整体构思及思想,作者构思与观众的审美达成共识时,剧作才能最大限度的被观众所认可,从而进一步挖掘其艺术价值。
王西厢也不例外,仅从结构的安排上就足以看出其迎合了观众的审美需求。
也正是因为这种契合,使得整部剧作广为推崇。
首先,中国是一个儒学文化盛行的国家,儒家思想可以说在人们的脑海当中根深蒂固,一直占据着思想界的主流。
以此为基础,中国人的价值观及美学观都偏向于儒家的“中和之美”。
将其移至戏剧作品,美满团圆的结局则成为大多数中国观剧者的审美追求。
王实甫《西厢记》在结局的安排上则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
如果全剧到第四本止,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但在绝大多数观众来说则会出现意犹未尽的感受,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而第五本最终以爱情修成正果为结局的结尾安排则迎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再者,如果没有“白马解围”,莺莺和张生便私定终生,则显得不合乎“礼”,而作者将结构安排的井然有序,先有“白马解围”再到老妇人反悔,无奈之下两人私定终生,也是在迎合观众的审美心理。
所以,从整部剧作的结构安排来说,处处在与观众的审美心理相契合。
三、线索的安排与铺垫的运用体现着王西厢结构安排之精妙王西厢结构安排的精妙之处还体现在其线索的安排与铺垫的运用上。
(一)线索安排双线并进王实甫《西厢记》作为连台剧,相比较单本杂剧而言可以说是篇幅极长,但是在这么长的篇幅当中却没有将整个故事写散,而是结构紧密,这就与王西厢在结构上双线并举,两重矛盾共同推进的安排密不可分。
从戏剧冲突的角度来讲,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安排了两组同时存在及并行发展的矛盾,一组是张生、莺莺、红娘与老夫人之间的矛盾,一组为张生、莺莺、红娘之间的矛盾。
在结构安排上作者没有将两组冲突分开论述,而是让其形成故事发展的两条线索,交错进行,不但没有影响到读者对剧作冲突的理解,反而使得整部剧作的戏剧冲突得以更加完整清晰得展现。
(二)铺垫有序体现着王西厢结构安排的精妙王西厢结构的精妙之处还体现在其整部剧作中的铺陈及伏笔的使用,悬念的设计及结局的设置。
在整部剧作的一开始,老妇人先以一个自报家门的形式对自己和目前的现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讲到自己的女儿莺莺已经许配于自己的侄儿尚书之长子为妻。
王实甫这样的安排不仅仅是让读者对故事的背景及人物有所了解,更大程度上是为后面的情节安排做铺垫,所以在剧作的最后一本中郑恒出场,同样自我介绍式的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与前面老妇人的自白前后呼应。
另外,在第二本中孙飞虎包围普救寺中,张生为救莺莺请来救兵,而这救兵乃是自己八拜之交的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在解围之后,白马将军班师回营,并说“异日却来庆贺”。
最后一本中白马将军“闻之状元回,特来贺喜”无疑是对前面伏笔的呼应。
铺垫的运用为整部剧作结构的完整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足以体现出剧作在结构安排上的独特之处。
四、结语元杂剧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形式,而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代表作之一,不仅体现着元杂剧发展的完备程度,其结构上的创新也在元杂剧体制的完善,与大众审美心理的契合以及结构技巧的运用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其结构上的创新与精妙之处让王西厢在戏剧文学史上更加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1】清代《西厢记》结构评析理论,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2】试论李渔戏剧结构论的美学意义,山东艺术学院报2005年第1期;【3】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局与第五折存在的合理性,牡丹江学院报2001年第3期;【4】王实甫《西厢记》的戏剧结构探析,凯里学院报2012年第2期;【5】笔胜造化:《西厢记》的结构特点和语言艺术,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