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翻译是文化的媒人，起着不同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桥梁作用”。

面对不同文化差异，面对事实上存在的矛盾，翻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不同的文化。

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翻译的关系入手，通过分析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文化的反作用，意在强调翻译上的语言问题往往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在研究翻译问标签：文化；翻译；交流；影响引言在翻译研究的解构主义大潮中，国内外学者同时向文化转向伸开了双臂。

但对文化富有思辨性的理解并不是首先出现在翻译领域。

从人类学视角而言，当代世界的状况，不是简单地通过在时间或空间上轻而易举地制作一些供比较的替换物可以说明的，它们固有的问题和全球性的特性具有持续性影响。

世界依然充满着文化差异，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可能性已为人所知，或者至少已经被人们考虑到，而且所有的异文化世界都已经被现代生活所参透。

因此，现在重要的问题，不是别的地方存不存在理想生活，或者古时候的生活是不是较为理想，而是任何地方日常生活过程的意义以及可能性的新组合如何可以被发现[1]163。

可见，翻译研究应该如同翻译实践一样，尊重文化的差异性，诠释差异的复杂性。

一、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就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而言，季羡林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须的。

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2]。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说，翻译是因人类互相交流的需要而生，文字与文化的差异是翻译诞生的原动力，从这一点出发，寻求思想沟通，促进文化交流，却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所在。

在人类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中，翻译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若把翻译放在人类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那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翻译决不仅仅是文字符号的简单转换，它涉及文化交流中的方方面面：文字积淀的文化价值、文本所置身的文化土壤、文本转换所涉及的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

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

翻译在其中起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何发挥翻译在多元文化语境交流中的作用呢？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要发展，就不能不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

封闭与阻塞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贫瘠化和枯萎，只有交流，才会带来生机与发展。

其次，翻译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可以有效阻止全世界的文化走向同质化和同一化的危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孙会军在《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一书中谈到文化“全球化”与翻译的关系时认为，多样性的文化是构建普世文化的重要资源，若要使多元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文化，唯一的构建方式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

文化之间的对话离不开翻译，翻译是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最重要的媒介[3]232。

二、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其实，文化研究的理论始终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同时是一种理论的实践；与其说文化研究的理论旨在提供某种范本，不如说它旨在展示某种形成之中的“传统”——社会批判与别样社会实践的传统，旨在将不同的本土文化研究实践纳入一个全球的参照视野之中。

换而言之，对于文化研究，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

因此，对“他者”文化研究的译介，不仅为着“他山之石”，而更多则是出自对不同的本土历史脉络的呈现、梳理和参照，出自对这一形成中的文化研究传统的展示和承接。

不难理解，间或重返文化研究的历史和时间源头，并非是为了确立某种文化研究的正统——相对文化研究的现实诉求。

其实，在翻译研究或实践中考虑文化因素的“润物细无声”的特质，只是旨在使之成为鲜活流淌的学术、思想及行动的血液。

就翻译研究的传统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对翻译实践所可能涉及的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关注，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现实世界中读者大众的反应俯首倾听，也就是说，关注的是让翻译融入社会，走进生活。

因此，翻译研究不仅可以从自身的话语资源，而且可以在别样的历史、文化与生存中寻找新的支撑和可能。

这是因为，走向生活的翻译，正是翻译生命的所在。

作为一种朝向社会生活的翻译实践，对它的研究始终是一种越界行动。

它拒绝恪守既有的学科建制与学科壁垒，它拒绝学院四壁高强的阻隔与间离。

相反，它不拒绝一切既有的，可资源使用的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的理论与资源。

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赞成文化的过度抽象化。

毕竟，文学可以作为对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呈现。

文学的任务是反映和改造现实。

（一）文学翻译之于民族文化的构建作用有必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文学翻译为例来探讨其对民族文化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研究视角更为集中，另一方面，文学翻译有着比非文学翻译更深层次的任务与使命，文学翻译不仅要传达原作内容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审美意蕴，文学翻译甚至“是一种在本土文学语境中的文化改写或文化协商行为”[4]，由此可见，文学与文化一脉相承，密不可分，探讨文学翻译之于民族文化的作用对审视非文学翻译对文化的作用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斯达尔夫人曾说：“翻译对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人类精神的巨著从一种语言搬到另一种语言”。

当然，文学翻译远非仅仅是语言上的迁移，但“精神”二字道出了翻译之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作用，而文学翻译对精神的构建作用无疑也是对其贡献的最高褒奖。

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翻译一直贯穿在中国思想和精神文化的演进轨迹中，文学翻译通过对异质文化的引进和本身文化的输出，不仅扩大了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学版图，使其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意义，而且在将异质文化植入自身文化土壤的过程中，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重构和改写。

而在百年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也是因为翻译的指导和催化作用，中国文学才走出传统的局限，渐渐赋予了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色彩。

（二）文学的文化主导性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通过文学翻译，既可以了解异域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愿望；更可以促进本国的创作，促进作家的创作欲；作家读了翻译作品，还可以学习它的表现生活，表现文化的方法。

例如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浪漫派及其学者选择外国优秀的哲学、文学和文化著作进行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德意志民族文化上的局限性，力图借助外来文化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基于德意志民族文化在浪漫主义时代深受异域文化的滋养，许多翻译家在这一特定的文化空间中对翻译之于文化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在翻译观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如诺瓦利斯（Novalis）在给A·W·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的信中这样写道：“除古罗马以外，我们是唯一对于翻译有着难以抑制的冲动的民族，德意志文化也深受其滋养，因此我们的文化与古罗马晚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却只有我们使得翻译成为文化的扩充手段”[4]。

诺瓦利斯认为德意志民族是除了古罗马之外唯一对翻译有着难以抑制冲动的民族，这一观点当然有偏颇之处，但是却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德意志民族试图通过翻译向异域文化敞开门户的渴望，而且这种渴望或冲动是难以抑制的。

从自身文化语境的局限性看到自身文化的不足，进而渴望通过翻译来吸收异域文化的精华来滋养自身文化，德意志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向我们充分的证明了它们之间具有的那种互动性。

三、翻译推动了文化的传播考察翻译历史，检视翻译之“用”，途径多样，观点纷呈，一方面为我们认识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评价翻译提供了事实依据。

如果说近三十年来翻译界和文化界对翻译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深入、不断提高的话，那么，对翻译之“用”的不断提高和不断深入的认识，则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对翻译活动进行评价，进而为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翻译活动和开拓翻译的可能性提供理论参照。

翻译在语言、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翻译对于语言的影响与改造势必会加快对新思想的塑造，提高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同样地，翻译在引进新思想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引进新的语法习惯、词汇用词。

其实，无论是语言层面、政治层面还是思想层面，翻译归根结底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各种不同的文化在翻译的交际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进而互相促进。

结语可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翻译极为复杂、极为重要的因素。

在现阶段，当我们探讨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时，我们不能不强调，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接触将越来越频繁，而如何克服语言的障碍、促进中外文明的全面对话越发显得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维护文化多样性，是每一个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应关注的重大问题。

我们应该对选择怎样的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文化立场等问题进行探索，对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盲目引进文本”、“误译错译严重”等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分析，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参考文献：[1]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季羡林.序[C]//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37.[3]孙会军.普遍与差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4]Levy，Jiri. Die literarische ？bersetzung. Theorie einer Kunstg-attung [M]. Frankfurt：Athen？um，1969，S.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