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三十年演进史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在经济飞速增长的也产生了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贫困现象依然比较严重，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扶贫开发政策，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生活条件，实现全面小康。
中国扶贫开发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1978-1993年）、加速发展阶段（1994-2012年）和精准扶贫阶段（2013年至今）。
在起步阶段，中国的扶贫开发主要依靠政府的资金和物资援助，以及向贫困地区调配技术力量。
其主要做法是通过发放生产资料、实施劳动力转移、扶持农业生产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经济状况。
这一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主要以救济性和赈济性贫困帮扶，缺乏长效机制和可持续性。
在加速发展阶段，中国逐渐意识到扶贫开发需要更加系统和全面的政策支持。
政府开始加大对扶贫开发的投入，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如土地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等。
中国还推动了农村改革和发展，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这一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明显减少。
在精准扶贫阶段，中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大数据和定点帮扶等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扶贫目标。
政府采取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如精准识别、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中国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推动社会扶贫的发展。
在扶贫开发的历程中，中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坚持农村经济发展是扶贫开发的核心，推动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要坚持精准扶贫，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确保扶贫工作真正落地见效。
政府要加大对扶贫开发的投入，建立扶贫开发长效机制，确保扶贫工作能够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扶贫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地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精准扶贫的政策，加大对扶贫开发的投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小康。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农村扶贫一直是我国政府的重要工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
本文将就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进行探讨。
首先，我们回顾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并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扶贫工作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
在解放初期，中国政府采取了土地改革和农垦开发等政策，解决了大量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
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农村遭受了由人为因素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原因引起的严重困境，农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实施了以农田水利、农谷绿化、粮棉增产和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为主的农村改革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农村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农村发展，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
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这一改革使农民可以长期占有和使用土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此外，政府还实施了农村小额信贷、农产品收购价格保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扶贫政策，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条件。
然而，尽管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中国农村扶贫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其中，贫困区域集中、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的问题是农村扶贫工作的主要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于2001年启动了农村扶贫开发计划，将农村扶贫工作列为国家重点工作。
在农村扶贫开发计划的推动下，中国农村扶贫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加强农村扶贫工作。
首先，政府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支持，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
同时，政府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贫困地区的交通、通信、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
此外，政府还实施了“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建立财政扶贫、社会扶贫、产业扶贫、生态扶贫和教育扶贫等多种形式的扶贫手段，精准识别和帮助农村贫困人口。
宋洪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和扶贫实践
宋洪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和扶贫实践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讨论中心主任讨论员点此扫瞄完整报告点此扫瞄视频专辑点此扫瞄课件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的历程与成就（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的历程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大体经受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在这一阶段，首先是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即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取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制度。
这种土地制度的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农夫的劳动热忱，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土地产出率。
与此同时，在农村进展的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大力进展乡镇企业等多项改革，也为解决农村的贫困人口问题翻开了出路。
这些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进展，并通过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农业产业构造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转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三个方面的渠道，将利益传递到贫困人口，使贫困农夫得以脱贫致富，农村贫困现象大幅度缓解。
其次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二十世纪八十年月中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凭借自身的进展优势，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少数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制约，进展相对滞后。
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特殊是与东部沿海兴旺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距逐步扩大。
我国农村进展不平衡问题凸现出来，低收入人口中有相当一局部人经济收入不能维持其生存的根本需要。
为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政府自1986年起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成立特地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特地的优待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展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
自此，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阶段，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削减到8000万人。
第三阶段：扶贫攻坚阶段（1994-2023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进展和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贫困人口逐年削减，贫困特征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贫困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缘性特征。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_1979_2009_述评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1979～2009)述评杨占国1 于跃洋2(1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2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摘 要] 本文从回顾当代中国农村扶贫的30年艰难历程入手,通过对30年来当代中国农村扶贫的规律、特点和经验的梳理和阐释,试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高扶贫瞄准的精准化程度,不断提高微观主体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各类农产品在市场交换中的平等化程度,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的知识化、技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自由化程度。
[关键词]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历史经验;现实启示[中图分类号]D6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054(2009)0520080208[收稿日期]2009204208[作者简介]杨占国(1968-),男,河北卢龙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博士后;于跃洋(1989-),女,河南郑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农村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
迄今为止,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农村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1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下降到2007年的116%[1]。
在短短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充分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30年农村扶贫的历程回顾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时近30年的农村扶贫开发,大体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大幅度减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大扶贫”等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成就。
从大量贫困人口的脱贫，到贫困地区的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扶贫工作在国际上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样本，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下面我们来简述改革开放40年的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1. 扶贫工作的初期成效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实行了开放政策，推进了农村的改革，同时也开始了扶贫工作。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达到了2.5亿以上，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建立了贫困县和贫困村等标准，同时实施了扶贫贷款和资金投入等扶贫措施。
这些政策和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很多。
198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降至30.7%左右，结束了我国一直存在的“贫困中国”之称。
2. 扶贫工作的新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国家针对贫困人口的需求和情况，实施了具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
在这个阶段，国家重点关注的是解决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题，从而实现全面脱贫。
同时，国家还大力发展了贫困地区的经济，提高了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个阶段，国家实施了如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制，建立农产品产销联合体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约一半。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扶贫开发的新实践时期。
在这个阶段，国家实施了全面扶贫和精准扶贫两大战略，并重点实施扶贫产业、生态扶贫和教育扶贫等各项扶贫措施。
在产业扶贫方面，国家通过资金扶持、技术培训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产业，逐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在生态扶贫方面，国家致力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引导贫困地区走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之路。
在教育扶贫方面，国家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特别是推行“三区三州”计划，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贫困人口持续减少，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扶贫历程与展望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扶贫历程与展望作者：陈明珠来源：《求知》2019年第01期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初期，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扶贫的效果，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低效率、工农“剪刀差”、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等因素影响下，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土地生产效益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农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不高，农村依然存在较多贫困人口。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契机，经过四十年的长足发展，中国在扶贫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1.体制变迁与贫困的初步缓解（1978—1985年）。
1978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实行了对外开放。
这种转型和开放伴随有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乡镇企业发展、人口流动限制政策松动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这些措施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推动力。
随着社会经济活力的全面释放，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减贫工作成绩最为显著的时期——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1985年的1.25亿人。
这一时期国家扶贫的主要措施包括：设立财政发展基金支持老少边穷地区、“以工代赈”对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重点扶贫地区进行重点扶持等，奠定了国家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的基础。
2.以区域为主的开发式扶贫时期（1986—2000年）。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拉开了中国城鄉、区域、工农之间的差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益逐渐下降，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改善状况趋于停滞，经济社会高增长的效益较难广泛惠及贫困人口，于是我国正式开启了针对贫困地区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
通过确立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确定贫困标准和重点扶持区域、实施信贷扶贫政策等，这一时期的扶贫瞄准定位切换到了区域（贫困县），贫困县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等支持。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基本历程及其评价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基本历程及其评价作者：薛洁祥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24期摘要：消除贫困，是我们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
1949年建国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创新体制，完善政策。
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多个演进阶段，各阶段政策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实践经验可以为我国今后农村扶贫战略的调整提供理论支持和实际借鉴。
关键词：建国以来；农村扶贫政策；精准扶贫一、建国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历程回顾从建国以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我国大体经过了小规模的救济式扶贫阶段、农村经济体质改革推动大幅度减贫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攻坚型扶贫开发阶段以及以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为目标的综合型扶贫开发，以及现在精准扶贫六个历史阶段。
（一）小规模的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197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财政状况困难，扶贫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生存性贫困，农民温饱难以保障。
这一时期，我国采用了小规模的救济扶贫战略，依靠民政救济系统，对一些落后边远地区、因灾致贫及战争伤残人口实施生活救济，保证贫困人的临界生存需要，但是却难以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困境。
同时，由于计划经济弊端和建国初期缺乏经验而实行的一系列错误指导方针，使得贫困问题进一步加剧。
1978年年底统计，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高达2.5亿，贫困发生率为30.7%。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的发展型减贫阶段（1978—1985）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革，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建立了农产品流通体系，农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此外，国家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城务工，发展非农产业，取得非农收入。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1978年，中国开始了一场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这一进程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为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0年来，中国扶贫开发一直是国家政策的重要方面，通过各种政策和项目的实施，中国不断取得扶贫开发的巨大成就，为全球扶贫事业树立了榜样。
本文将就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进行探讨。
一、历程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的历程可以说是一部扶贫史的演进史。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实行了农村责任制度，鼓励农民种植经营精细作物，并引进了大量的农业技术，推行了农田水利和新型肥料的使用，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为中国的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实施了扶贫开发工程，通过投入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积极促进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
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扶贫开发三步走”战略，分别为以县为单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村为单位消除绝对贫困，以人为单位全面消除贫困。
这一战略提出后，中国在扶贫开发方面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不断减少了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部署，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项目，大力支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大幅提高了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为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到2020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在决策中使用多种指标，包括收入、健康、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的指标，不再单一追求“脱贫率”，这一措施使得中国在脱贫开发的道路上更加科学和精准。
二、成功经验中国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国情，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扶贫政策和项目，不断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将扶贫开发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全方位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解决了食品安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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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三十年演进史精准扶贫为什么作者：南方周末记者谭畅南方周末实习生柯言2016-02-25 11:56:33来源：特稿陕西平利县大贵镇毛坝岭村的“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居民集中安置区（2014年3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陶明/图）•标签•精准扶贫•三十年专题按：以举国之力发起的中国式扶贫，现在开始冲刺：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县“摘帽”。
22个省份立下军令状，若不能限期完成任务，省委书记或省长将被问责。
三十年间，中央政策几经调整，“精准”成为当下的新方向标。
四川夹江，一场核查风暴剔除了数千“假贫困户”，只有核准了贫困人口的具体分布，方能更好地因村制策、因户制策。
目前全国七千多万贫困农民，因病致贫的占到42%。
湖南安化，数千尘肺病贫困农民甚至陷入“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他们需要得到扶持，更渴望一条“干净”的致富路。
“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改革现行扶贫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贫困是相对的。
到2020年以后，也许我们又会提高贫困标准，在新的标准下解决贫困问题。
那又是新一轮扶贫了。
到2020年，所有贫困县摘帽。
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含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至少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
在2015年11月末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区立下了扶贫“军令状”。
中办国办新印发的考核办法称，如果扶贫出了问题，省级党政负责人将被约谈甚至问责。
自1986年起，三十年间，中国的反贫困战役一直在“攻坚”，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现在，扶贫的最新关键词是——“精准”。
“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改革现行扶贫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说。
1986-1993：承认贫困，定义贫困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式扶贫——“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
当年5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主持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根据会议纪要，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会议认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领导方式”，是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两个月后的第二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在原来用于扶持贫困地区资金数量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
在设立专门机构之前，1984年，中央划定了18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国务院颁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
此前，中央虽有性质类似扶贫开发的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项目，但政策文件中却罕见“贫困”二字。
“以前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贫困现象，政府也没有专门的扶贫机构和制度。
存在扶危济困的行为，但没有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
后来承认了，就要设置贫困线来定义贫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到1986年，依据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县级单位的财政状况，国定贫困县标准第一次划出：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县放宽到300元。
这一阶段，甄别贫困户没有统一的收入标准，只凭直观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蔽风雨”，简称“三不户”。
1991年，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周彬彬在一篇文章中称：“这是一个只讲‘意图’精神，要求下面根据意图灵活掌握，以适应各地不同消费水准的典型‘中国式’政策。
”1993年，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其设在农牧渔业部（现农业部）的办公室亦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扶贫办”）。
同年，农村个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
（李伯根/图）1994-2000：形势严峻，投入剧增“扶贫一直有长期规划，但到了1993年左右，中央发现如果不采取特殊行动，20世纪末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任务可能完不成了。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国宝说。
1994年，著名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开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的论断：“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八七”的含义是：在20世纪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根据“四进七出”标准（凡是1992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贫困县扶持范围，凡是高于700元的原国定贫困县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有592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27%，云南、陕西、贵州、四川、甘肃省的贫困县均在40个以上。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前期，吴国宝曾在一个有国务院扶贫办官员参加的会议上谈及当时的突出问题：中央要减贫，地方政府并非不愿配合，但自身财政状况堪忧。
“1990年代初，很多贫困县都没法按时发出工资。
是把很少的钱投入长期才能见效的扶贫中，还是用来解决短期财政困难，理性的地方政府都会面临这样的冲突。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96年，第一次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重申：“今后五年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能动摇。
”吴国宝认为，1996年是中国扶贫政策的一个关键节点：“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扶贫政策都是1996年以后出台的，比如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持续十年的实际扶贫资金下降的局面也得以扭转。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七年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0亿元，相当于年度财政支出的5%-7%。
“随着国家投入资金越来越多，地方在扶贫工作上把眼睛向上，向国家讨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李克军曾在某国家级贫困县当县委书记，2016年1月21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的“开发式扶贫”，基层官员主要理解为争取国家资金项目，“很多优惠政策只投向国家级贫困县，我们叫进了‘国家队’。
”1993至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8000万下降到3200万，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减贫速度高3.6个百分点。
专委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此期间国定贫困县的粮食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纯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扶贫投资对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表现出比较强的影响，说明家庭收入增长中较大的份额可能被“国家队”的非贫困居民分享。
2001-2010：整村推进，十年评估“国家队”的名单在新世纪头十年遭遇了一次调整，总数仍保持在592个。
不同于1994年，此番“竞争”异常激烈。
当时在东北某国家级贫困县担任主要领导的杨勇（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县人均耕地面积比较多，农民收入来源比较广泛，别的县都说我们是戴着贫困县的帽子装穷。
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专程来县里跟我谈，让我脱贫，给我算了很多账。
但是我也很能算账，这顶帽子还是保住了。
”地方争夺贫困县的同时，中央扶贫政策把目标降低到村级，实施“整村推进”。
2001年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
这一调整源于许多学者的研究建议，专委会成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李小云是其中一位。
李小云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研究扶贫，当时他重点关注三个问题：谁是穷人？穷人需要什么？对于未能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人，如何通过扶贫措施使其受益？他认为，瞄准村级才能瞄准穷人，令他们真正受益。
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
国务院相关通知称，仍有部分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吴国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初，他和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一次亚行会议上就提出了类似动议，“那次会议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扶贫办等关键部委的司局长都在，除了财政部有些担忧资金问题，其他部委都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建议。
”同在2007年，王小鲁、李实、汪三贵等学者撰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引起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重视。
“当时在政策层面，更多是就贫困谈贫困，没有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到贫困问题。
那份报告提出了一些新的扶贫理念，比如不仅要看到绝对贫困，还要看到相对贫困（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社会生活状况）；除了收入贫困，也要看到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等多维贫困。
”专委会成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国务院扶贫办官员找到李实，委托他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评估。
李实作为课题组组长，邀请了十多位扶贫领域的专家共同评估。
“他们（国务院扶贫办）没有提任何要求，我们基本是从学者的角度，对十年的政策实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系统评价。
”这是中国扶贫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委托第三方对阶段性扶贫工作进行总体评价。
报告在肯定扶贫成果的同时提出了不少问题，例如扶贫标准过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扶贫效果、贫困户在扶贫资金分配中没有受到优待等。
“当时虽然没有‘精准扶贫’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经明确提了出来：一定要把区域发展和个人帮扶结合起来，使得扶贫效果有效集中在贫困人口身上。
以往贫困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非贫困人口受益更多，这种情况下怎么更集中地帮扶贫困人口，这是当时的重点。
”李实说。
十八大后：精准扶贫的条件成熟了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底约为1.28亿人。
万海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制定贫困线时，决策者按生理学标准，计算每人每天维持温饱一定要补充多少卡路里或者蛋白质，加入市场价格核算后选取成本最低的一种组合，按2010年物价标准，四舍五入后是2320元。
各省对这一标准意见很大，贫困人口多的省份认为标准太高，最后中央拍板定为2300元。
十八大以后，“精准扶贫”成为一切扶贫工作的中心。
李实认为，精准扶贫战略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在贫困问题比较普遍时，扶贫瞄准个人要花费大量人财物，因此只能采取开发式区域性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