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30年代小说-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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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源自文库的创作道路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1904-1986) 一鸣惊人、异军突起、成就卓越。她实现 了从启蒙文学形态向革命文学形态的成功 转变,为现实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0年代末,丁玲崛起于文坛,以《莎菲女 士的日记》为代表,书写青年女性的性格 心理,典型的启蒙文本的悲剧风格。 30年代,丁玲加入左联,转向革命文学, 初期的尝试粗犷质朴,不太成功。直到40 年代,在解放区表现土改中的劳动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革命现实主义 经典。

于是,莎菲从“热望”陷入了“懊丧”: “想起那落在我发际的吻来,真使我悔恨到 想哭了! 唉!我应该怎样来诅咒我自己了!” 这对于一向倨傲骄纵、自视清高,把女性尊 严看得高于一切的莎菲来说,无疑是不能容 忍的。于是,莎菲愤怒了,并图谋报复。 “我决心让那高小子来尝一尝我的不柔顺, 不近情理的倨傲和悔弄”。 她主动约会凌吉士,在“承受”了凌吉士那 “富于诱惑性的红唇”的吻以后,一脚踢开 了这位不值得恋爱的青年。

当时,冯雪峰针对丁玲的创作指出:《莎菲 女士的日记》对于丁玲来说,既是她创作上 的“危机”,也是她创作的上的“转机”。 如果作者继续沿着这篇小说的路子走下去, 就将“越写越无力,再也无法写出第二 篇”“同样有力的东西来” 。但是,如果作 家能够从那个伤感、空虚、绝望的圈子和氛 围中走出来,而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结合, 那么,就能找到自己创作的“真的出路”。 丁玲一九三0年的长篇小说《韦护》和《一 九三0年春上海》(一)、(二)显示出创 作上的发展。

一、青少年时期

一九0四年,丁玲出生于湖南西部常德地区一 个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祖父做过大官。父亲 曾留学日本,但一无作为,性格洒脱大方,喜 欢挥霍,不会管理家务,公子风度,生平极爱 骑马。在丁玲四岁时他就因病死去,留给丁玲 母亲的,是一个遗腹子和还不清的债。在封建 的旧中国,寡妇的地位是低下的。三十岁的母 亲带着六岁的女儿,从族人虎狼般的包围中, 勇敢地走上了自主的道路,进常德第一所女子 学堂师范科学习。

苇弟,比莎菲大四岁,苦苦追求莎菲,却不 理解她的痛苦和追求,不知道莎菲真正渴求 需要的是什么 ,虽然爱得虔诚,却怯弱得少 有阳刚之气。莎菲对他只有怜悯之情,产生 不了爱慕之心。“如若不懂我,我要那些爱, 那些体贴做什么”,“有人懂得我,便骂我, 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 其实,莎菲并非对苇弟毫无情感,而且多次 希望他了解自己(拿日记给他看),懂一点 “爱的技巧”。绝望后,也不忍心斥责这位 老实人。“我恨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赐我以 弟弟或朋友的爱罢”,并祈愿“有那么一个 真诚纯洁的女郎去饱领苇弟的爱,并填实苇 弟所感得的空虚”。

一九二一年春天,年仅十六岁的丁玲,在 母亲的帮助下,对封建集权的家族发起了 一次进攻。废除和舅舅家的婚约,并在长 沙报纸上发表文章,痛斥舅舅和他所在的 整个社会阶层。 于是,丁玲作为一种“流放的叛徒”, “象一只放出笼的鸟”同王剑虹、王一知、 杨之华等七人结伴离开了湖南到上海。由 于她年少幼稚,共产主义思想虽然在以后 对丁玲发生过深远影响,但在当时却并没 有吸引住她。

另一个男人是凌吉士。这是一位从新加坡 来的橡胶园资本家的少爷。他漂亮的外貌、 毫无拘束的谈吐,极为文雅的教养,潇洒 的文明风度,使莎菲一见倾心,便大胆热 情地追求他。她搬到离凌吉士近的地方去 住,请凌吉士帮她补英文。 但高度敏感、思想情趣出类拔萃的莎菲很 快就发现,凌吉士并不是她理想中的爱情 天使,只是一个穿着伟美外衣的市侩,一 个花花公子。莎菲洞察出他的人生哲学不 过是“赚钱和花钱”,“高贵的美型里” 安置着“卑劣的灵魂”。

一九二四年秋天,丁玲到了北京。原先她 想到北京大学听大师们讲课,但北京并没 有为好学的青年敞开求知的大门,她只得 蛰居在破旧的公寓里,靠母亲的有限接济, 过着艰难的窘迫的流浪生活。 这期间,她到北京大学附设补习学校补习 过功课,到北京大学听过鲁迅先生讲课, 还在一家私立图画学校学习绘画。 她感叹自己的孤独寂寞,将“伶仃”一词 倒装,为自己取了一个别致的笔名,“丁 玲”。

从28年到30年她陆续出版了《在黑暗中》、 《自杀日记》、《一个女性》等三个短篇 小说集。在二十年代末,她的作品不同于 冰心的优雅,融合了庐隐的忧伤与冯沅君 的热烈,自有一种沉厚雄健,“震惊了一 代文坛”。 作品以青年女子的生活为题材,诉说她们 的苦闷追求和绝望幻灭,充满了对社会的 蔑视、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个人孤独的倔 强,常带感伤色彩。艺术上,善于描写女 性的苦闷心理。以大胆的直白和细腻深刻 的心理分析见长,笔锋常带感情,充满诗 意和哲理,文字生动简朴,风格洒脱明朗。

丁玲的视线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贫 苦的农民,从表现青年的苦闷挣扎追求转 向广大农民的苦难和反抗斗争。 在艺术上,手法渐渐丰富。根据题材的扩 大和人物的多样,注意以人物行动为中心 展开故事,从人物的行动中刻划性格,静 止的大段的心理描写减少了。 这就避免了“莎菲”时期的局限而为今后 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年中午,丁玲在上海 昆山路公共租界被秘密绑架。丁玲被捕是 她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史沫莱特的翻译) 出卖的。 丁玲入狱在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党 组织决定由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组织了 “丁、潘营救委员会。”文化界发表了 《营救丁潘宣言》,蔡元培、杨杏佛等三 十八人联名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政府。抓 丁玲的特务头子马绍武第二天被我地下工 作者击毙。

莎菲是五四以后反封建及个性解放思潮影 响而走出家庭的,但社会并没有给她提供 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她只能闷在公寓里 生闷气。 作为青年女性,爱情自然成为生活的主要 内容。为表现她复杂的性爱心理,丁玲在 她身旁设置了一对爱侣和两个男人。 云霖和毓芳用理性维持精神恋爱,“不给 那肉体接触的机会”,莎菲不以为然,嘲 笑这种禁欲主义的“科学”之爱。

丁玲特别擅长刻画青年女性的性格心理, 她曾说自己创作时是“爬进小说中每一个 人物的心里”,《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主 人公的34则日记组成,人物情节只是背景, 小说主体部分全是心理独白。 这种独白不是静止冗长的意识流,而是情 感倾诉与理性判断、日常生活细节的水乳 交融,细腻曲折,形成了热情伤感的浪漫 诗风格,有力地凸现出莎菲多愁善感而又 狂狷倨傲的性格特征。

这期间,丁玲的文学修养已经具有相当高 的程度,她能够背出世界名作家的某些精 彩段落,指出很多作家描写上的成败得失, 尤其是帮助丈夫修改稿子或提意见,常常 使也频和朋友们为她的才能叹服不止。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南方,青年血流 成河;北方,充满白色恐怖。“许多我敬 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在艰苦中坚持, 也有朋友动摇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 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 说了。”

鲁迅筹备出版丁玲的《母亲》。 六月下旬以后,传出了丁玲被害的消息。 北京为她召开了追悼会,一些杂志报刊发 表悼文悼诗。上海的一些报刊杂志也登载 了丁玲的照片、手迹与要求为它出纪念专 号的读者来信。 九月三十日,鲁迅发表了《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 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次年 一月,鲁迅亲自安排将《母亲》的稿费寄 给了丁玲的母亲。

一九三一年,丁玲加入左联。同年二月七 日,胡也频被害。二月底,她把孩子送回 湖南交给母亲抚养,在家住了三天便返回 上海,要求到江西苏区去。党组织考虑她 在上海从事文化斗争更为合适。冯雪峰传 达党中央宣传部交给她的任务——主编左 联机关刊物《北斗》。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她 除了为刊物奔忙外,还参加了不少具体的 革命活动。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党接 受她的请求,吸收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席了她的入 党仪式。

二、“莎菲”时期和左联时期
一九二七年秋天,丁玲在“孤独的愤懑,挣 扎和痛苦”之中,以“极端反叛的情绪”, 写了第一个短篇《梦珂》,以头条的位置发 表在同年十二月的《小说月报》上。编辑叶 圣陶原以为是一个成名作家化名写的。 一九二八年一月,丁玲发表《莎菲女士的日 记》,这是她的成名作。主人公莎菲是“心 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和创伤”的“叛逆的绝叫 者”,“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 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一九二五年春天,她在走投无路之际,给 鲁迅先生写了一封求助的短信,鲁迅托人 打听 ,误以为是一个字体类似的青年作家 开玩笑,便没有答复。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她认识了胡也频,这 位首饰铺学徒出身的青年诗人,以他的勇 猛、热烈、执拗和乐观的性格取得了丁玲 的爱慕,他们深深相爱,象一对大孩子一 样生活着。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在常德也有反响, 丁玲听见了枪声,并和母亲一起为一个在 起义中牺牲的亲戚举哀。 “五四”运动唤起了不足十五岁的丁玲。 她当时在桃源女子师范预科读书,为了同 封建传统决裂,面对各方面的冷嘲热讽, 她毅然剪掉辩子,积极参加时事辩论;并 参加学生会举办的贫民夜校,当最小而又 几乎是最热情的教师。 秋天,丁玲嫌本地偏狭,知识落后,要求 出外求学。母亲支持鼓励刚满十五岁的女 儿飞向广阔的世界。

可见莎菲是在追求精神与肉体、外表和内 心完美统一的爱情,怀着孤独灵魂的倔强 和对世俗的鄙视。她的失败在于现实没有 为她造就(或者说她因为自我天地的局限 没有发现)理想中的男人。 尽管小说结尾莎菲表示要“悄悄的浪费掉 生命的剩余”,但在莎菲续篇里,她却既 不屈服世俗,也不堕落虚无,而是在失望 后抗争崛起了。 丁玲通过莎菲的追求和幻灭,不但写出了 五四时代青年女性的痛苦,而且道出了对 完美爱情的憧憬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新的生活与严峻的现实,促使她的创作迅速 转向。这期间,她写出了《田家冲》、 《水》、《某夜》、《法网》、《夜会》、 《奔》等反映农民、工人以及革命者生活的 小说和散文,并写出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母 亲》的一部份。 《水》具有代表性,它取材于一九三一年发 生于我国的特大洪水灾害。艺术地再现了广 大农民与洪水搏斗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力 表现了农民坚强的求生意志和团结一致的巨 大力量,并揭示了水灾和官府的压迫欺骗迫 使走投无路的农民铤而走险,他们成为一支 比洪水更为凶猛的革命力量。
她放开骨折畸变的小脚,忍着剧痛和歧视 在广场上跑步出操。两年后,她成为小学 教师, 迫于生活,丁玲幼年时期象孤儿一样寄人 篱下,住在舅舅家里,常年与老妈子、丫 头、长工为伍。这种生活经历,特别是母 亲凄凉的处境和坚毅不屈的性格,对丁玲 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她自幼自重自爱,性 格孤傲倔强,对劳动者有感情。母亲丰富 的文化知识和新思想,使丁玲从小受到了 很深的文化教育和新思想的熏陶。

前者取材于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生活, 描写革命者韦护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的 爱情生活。这三个作品都采用了“革命与 恋爱”的题材,通过革命与恋爱的冲突, 表现革命战胜恋爱的主题。 这反映出作者的创作与革命斗争、社会生 活关系日益密切,但“陷入了恋爱与革命 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 ,革命被写得空 泛、粗略,只是恋爱的陪衬,没有更深刻 地展示革命与恋爱的关系 ,把冲突归结为 革命太忙所致。作者自己也表示“以后决 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 。

于是,丁玲转入长沙周南女中。这是当时 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国文教员陈启明, 不但教白话,而且以当时进步报刊杂志上 的文章做教材。丁玲这时期阅读了许多新 小说、新诗和翻译作品,并开始用白话写 诗、散文、短篇小说。陈启明还把她的两 首白话诗在《湘江日报》上。 丁玲后来回忆说:“这些东西当然很幼稚, 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 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 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支笔来写出我的 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 阶级的黑暗。”

丁玲对革命文学的贡献和突出的艺术才能, 受到了左翼文坛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国 际界人士的注意,当时各报刊杂志发表了 许多文章评介她的作品。 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莱特多次访问过她, 斯诺和他的前妻、作家韦尔斯认为左翼文 学是“迄今现代中国文学上出现的最有前 途”的文学,“茅盾和丁玲女士是这一新 写实运动突然崛起的领导人。” 鲁迅说:“丁玲是我们最优秀的作家 。近 来她很努力 ,茅盾都要写不过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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