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受贿罪立法若干问题探析受贿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腐败犯罪。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预防、严厉打击腐败犯罪。
《刑法》将受贿罪的主体仅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无法彰显我国法律在国际上的威严，也不适应国际社会联合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因而应将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将其规定为量刑情节。
在受贿罪的刑罚体系上，由于受贿罪具有贪利性特点，所以应当增设罚金刑，以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数额作为起刑点；取消受贿罪的死刑设置，有助于追究外逃贪官的法律责任，挽回流失的大量公共资产。
由于受贿罪和贪污罪都属于职务犯罪，二者侵害的法益相同且《刑法》对二者规定了相同的量刑标准，所以对贪污罪的规定也应进行相应的修改、完善。
标签：受贿罪；职务犯罪；刑事处罚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腐败犯罪浮出水面。
在腐败犯罪中，受贿罪是比较常见的犯罪，也是多年来刑法学界热议的一个罪名。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缺陷，正视这些缺陷并在修法时加以完善，对于有效预防、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受贿罪的主体在我国，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何为国家工作人员？我国《刑法》第93条进行了明确，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同时，《刑法》还详细列举了非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三种情况，从而使受贿罪的主体实际上包含了四类人员：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可以看出，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犯罪主体都是隶属于国内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外国公职人员并未纳入其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贿赂犯罪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频繁的国际商业往来中出现的以外国或国际公职人员为主体的行贿、受贿犯罪已引起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关注。
《联合国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贿赂行为宣言》提出，国际社会应联合打击贿赂犯罪，具体包括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罪和外国公职人员收受贿赂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6条也明确规定了针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贿罪和受贿罪。
打击国际贿赂犯罪已经成为世界性课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领域的国际化步伐逐渐加快，但《刑法》仍旧将贿赂犯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这显然滞后于国际社会惩治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
尤其是我国已经签署并加入了《公约》，而《刑法》未能与《公约》保持一致，未将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外国或国际公职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利影响。
一方面，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周兆进，男，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昆明650500）。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外商业主体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其中不乏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获取不当利益而向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的现象。
刑法对此不予制裁，不仅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而且会助长此类犯罪，最终破坏我国国际贸易秩序，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障碍。
另一方面，不利于我国开展国际司法协助。
贿赂犯罪主体国际化不仅在国际公约中有所体现，在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中也有明确规定。
如《丹麦刑法典》第144条规定，正在履行丹麦、外国、国际组织公共职责的人，非法收受、要求、接受他人许诺的礼物或其他好处的，处罚金或6年以下监禁。
有学者认为，将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的主体范围，面临管辖权争议等法治困境，极易引起国家之间的政治纠纷而导致实践操作困难，相关问题在多数情况下会不了了之。
二、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依据我国《刑法》第385条，受贿罪分为索取型受贿罪和收受型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构成索取型受贿罪。
收受型受贿罪的构成，不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且要求其“为他人谋取利益”。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构成中的地位，学界存在客观要件说和主观要件说。
持客观要件说的学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包括已经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已经为他人谋取了部分利益、已经开始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四种情况。
国家工作人员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之前或之后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客观上形成以权换利的约定，其本身是一种行为，符合刑法对犯罪客观要件的要求。
第一，违背了受贿罪的立法初衷。
如果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则依据《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某行为同时具备“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个客观要件时，才可能成立收受型受贿罪。
换言之，即便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他人财物，只要不能证明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就不构成受贿罪。
但是，刑法设置受贿罪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实践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实质上都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该行为与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无关联。
如果因为不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构成受贿罪，势必导致一些受贿行为无法受到应有的惩治，从而有违受贿罪的立法初衷。
第二，不利于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给受贿罪的成立增加了额外负担。
索取型受贿罪与收受型受贿罪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积极主动地索要财物，后者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财物，这种区别实际上反映出行为人接受贿赂的方式不同，并没有抹杀这两种犯罪在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上的共同本质。
我国《刑法》对索取型受贿罪的规定中，并未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构成要件。
在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实现收受贿赂的借口，“收受他人贿赂”才是其最终目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受他人贿赂”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第三，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
如果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就意味着只要不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其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就不构成受贿罪。
如此，难免会有一些狡猾之徒钻法律漏洞，只收钱不办事，收到好处后对曾经的承诺只字不提，司法机关讯问时以“根本就没想着替人办事”为由开脱罪责。
有学者提出，国家工作人员只收钱、不办事的行为虽然无法构成受贿罪，但由于其以虚假承诺为他人办事而骗取他人钱财，所以应当以诈骗罪定罪量刑。
如此处置的不妥之处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贿赂并虚假承诺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办事的行为，只是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前一种行为的危害要大于后一种行为。
然而，若前者构成诈骗罪，后者构成受贿罪，则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而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由此必将造成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犯罪受到的最重处罚却相对轻缓的结果（死刑与无期徒刑的差距往往是死与生的差别），这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则。
第四，与受贿罪的国际立法趋势相背离。
《公约》第15条对受贿罪的表述是：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利益，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
此处并不要求受贿罪的成立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而是规定公职人员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只要与其职务行为相关，就足以构成受贿罪。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也都未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成立要件。
如《日本刑法典》第197条第1款规定，公务员就职务上的事项，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的，处5年以下惩役；实施上述行为时接受请托的，处7年以下惩役。
综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本质在于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三、关于受贿罪的刑罚体系依据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参照对贪污罪的规定。
笔者认为，我国关于受贿罪的刑罚体系并不符合严惩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受贿罪刑罚体系。
1.在受贿罪中引入罚金刑我国《刑法》对一般经济犯罪都配置了罚金刑，这符合经济犯罪的牟利性特点。
罚金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型经济犯罪，有利于使犯罪人树立不法之财不可取的观念，降低此类犯罪的发生率。
2.完善受贿罪的量刑标准我国《刑法》第386条规定，受贿罪的量刑依照贪污罪，即参照《刑法》第383条的规定。
《刑法》第383条规定的量刑标准自1997年《刑法》修订时沿用至今，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凸显一系列缺陷。
单就起刑数额的设置而言，就存在如下问题：十几年前受贿10万元者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照目前的经济水平，受贿10万元还应当被判处同样的刑罚吗？目前的10万元与十几年前的10万元在经济价值上已经无法比拟，《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其关于受贿罪的量刑数额标准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应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相应的变革。
实际上，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的量刑已经与立法标准相去甚远。
如云南省瑞丽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饶某收受他人贿赂16万元，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
笔者认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受贿1万元约等于1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已经无法适应现实需要，立法应当大幅提高受贿罪的量刑数额标准。
同时，由于量刑数额标准的确定主要以经济水平为依据，而经济水平具有不稳定性，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都会有所不同，而《刑法》修订不应过于频繁，所以以具体数额作为量刑标准不尽科学、合理。
而且，刑罚配置若不设置合理的档次，就会造成司法不公。
因此，应当以能够反映犯罪行为发生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指标作为确定受贿罪量刑数额标准的现实依据，并设置相对合理的刑罚档次。
如前文所述，受贿罪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完全可以以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数额作为受贿罪的起刑点。
如此，能够很好地避免犯罪的数额标准因经济水平变化而导致频繁修法的麻烦。
并且，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数额因每年经济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能够体现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应经济发展的合理性。
将关系国家工作人员切身利益的平均年收入数额作为受贿罪的起刑点，也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警示，具有预防犯罪的作用。
从统一法治的角度看，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应当是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数，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对数额犯社会危害程度的反映应建立在不同的数额上。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授权各省级人民法院将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解释为当地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
具体而言，受贿罪的量刑档次可规定如下：（1）个人受贿数额在国家工作人员平均年收入数额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个人受贿数额在国家工作人员平均年收入数额的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个人受贿数额在国家工作人员平均年收入数额的20倍以上30倍以下的，处5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4）个人受贿数额在国家工作人员平均年收入数额的30倍以上40倍以下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个人受贿数额在国家工作人员平均年收入数额的40倍以上50倍以下的，处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6）个人受贿数额在国家工作人员平均年收入数额的50倍以上60倍以下的，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就需要将有期徒刑的上限提高为20年以上），并处罚金；（7）个人受贿数额在国家工作人员平均年收入数额的60倍以上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超过100倍的，不得减刑或假释；（8）收受贿赂给国家财产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数罪并罚且不得适用缓刑。
最新-论斡旋受贿罪若干有争议问题 精品
论斡旋受贿罪若干有争议问题
新刑法典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一法律规定，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存在分歧，本文试就争议较大的四个问题略陈己见。
一关于该法条的罪名问题
新刑法典没有实现罪名的明示化，对罪名问题仍然采用暗含推理式的立法方式。
因此如何确定第388条的罪名成为大家关注的首要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以下内容1该条是否存在独立罪名；2如果是独立罪名，应如何科学地加以表述。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以下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条不成立独立罪名，它只是一般受贿罪的补充，理由是1从刑法规定上看，该条明确规定以受贿论处。
2该条文其犯罪主体、性质、客体均能含于受贿罪中，不具有独立成为一个罪名的价值和条件。
3该条文统一定受贿罪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
注王祺国《认定间接受贿的两个问题》，《人民检察》1998年第2期。
这种意见已被高法《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高检《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所认可。
两高司法解释都没有把第388条单列罪名。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条文应具有独立的罪名。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合理。
界定某一分则条文是否是独立的罪名主要看它有无独立的罪状。
在罪状表述中，首要是看是否具有独立的行为特征。
凡是具有独立的行为特征或者对象特征的，即使该法条采取援引法定刑，也应认定为一个独立罪名。
第388条规定的受贿罪与第385条规定的一般受贿罪，虽然犯罪主体相同，但行为特征明显不同。
受贿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关键词 ： 贿罪 ； 受 问题 ； 讨 探
受贿罪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犯罪 ， 它不仅严重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 更重要的是损 害国家机关的威信 ， 妨碍 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 腐蚀 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 ， 败坏党风 、 民风 。为了昭示我 们党反腐倡廉的决心 ， 修订后 的新刑法将受贿罪 从 １ ７ 刑法 的 渎职 类 犯 罪 中分 割 出来 ， 入 到 新 刑 ９ ９年 纳
摘
要： 受贿罪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罪， 但这种 罪在实际操作 中却遇 到许 多困难 ， 为了￣ ｉ； 、 ｔ Ｌ －
执 法 人 员在这 些 困难 问题 上达 成共 识 ， 而更好 地 执 法 。 从 本文 就 受贿 罪 的对 象 、 受贿 罪 的客 观要 件 、 受 贿 罪 的主体 三 个 方 面进 行 了一 些探 索 。
法 中新 增设 的 刑法 分 则第 八 章贪 污 、 赂罪 中 。 现 贿 体 了我 国 刑法 严厉 惩 治 受贿 罪 的立 法 精神 。为 了更 好 地 贯 彻 受 贿罪 的 立法 规 定 ， 们 有 必 要 对 其做 进 一 我 步探 讨 。
限定于“ 财产性利益” 例如提供无 息、 息贷款等 。 ， 低 也就是说 ， 我国刑法 中规 定的受贿罪 的对象应为三 类： （ ） 一 金钱 ， 即货币 ， 也包括各种能兑换为现金的 票据 、 券 等 。如 支 票 、 证 债券 。 （ ） 品， 二 物 即法律上 指的能够 由权 利主体实际 控制、 支配的具有一定的经济利益 的财产。 （ ） 三 财产性利益 ， 要指能 以货 币计 算的满足 主 人们生产生活需要 的各种服务或能够使权利主体财
被 动 收 贿 。索 贿 并 非 独 立 犯 罪 ， 无独 立 罪状 和 法 定 刑 ， 能单 立 罪 名 ， 定 为受 贿 罪 。 不 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析
第一 ， 从处 罚根据上 ， 以说 明本罪 与受 贿罪 （ 旋受贿 ） 可 斡 有 响力 受贿罪 ， 目的是为 了阻止与 国家工作人 员有 密切关系 的人 其 本质 的不 同。从本 质上来 说 ， 旋受 贿是一 种“ 斡 职权 性” 影响 ， 这 滥 用其 对 国家 工作人 员的影 响力 ， 以保 护 国家工作 人员公正 的行
种影响 力源 于行 为人 的权力 对于被 利用 者来 讲具 有可 交换 的价 使职 权 。 因此 ， 本罪侵 犯 的客体应 当是 国家 工作人 员职务 行为 的
值或 者说行 为人 的权力对于被 利用者 来说是 一种用 得着 的权 力，
公正性 。
因此 ， 以理 解 为斡旋人通 过斡 旋实现 了权 力 的交换 ， “ 得” 可 其 取
本人不 能为请托 人谋取利 益 ， 必须通 过其他 国家工 作人 员实施职 根据 我 国刑法 规定 ， 受贿 罪 中， 论行 为人为请 托人 谋取 的是 在 无 务行 为为请托人 谋利 ： 罪与斡旋 受贿犯罪 对于被 利用 的国家 工 正 当利益 还是 不正 当利益 都构 成犯罪 ， 该 而对 于本罪 来讲 ， 只有 实
同的 。
国家 工作 人员 在实施 职 务行 为时 ， 只能 依据 国家 的法律 、 政
的廉 洁性 ， 述两种 观点 实际上 是抹 杀了本 罪与受 贿罪 （ 上 斡旋 受 策 的相关规 定履行其 职权 ， 而不应 当考虑与 履行职 权无关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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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理受贿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解读
关于办理受贿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解读整理：最高人民法院刘为波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7月8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解释，人民法院报特刊出解读性文章。
《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总结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中的主要法律适用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对该《意见》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十一个问题：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对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行为的具体处理，《意见》主要明确了以下三点：第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的定性。
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如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或者以高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物品等，较之于直接收受财物的传统意义上的受贿，虽然因支付了一定费用而在手法上有所不同，但性质上并无不同，都属于权钱交易，故应以受贿论处。
第二，关于受贿数额的认定基准。
起草过程中有意见主张以“成本价”或者“象征性价格”作为计算基准。
经研究，“成本价”或者“象征性价格”，不当地抬高了此类受贿罪的定罪门槛，对于房屋等商品，成本价和市场价相差非常悬殊，依此标准，很大一部分的受贿罪将不能得到依法追究，相比之下，市场价格更具实践合理性，也更具包容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可以通过专业机构对一个特定时点物品价格进行评估，得出一个相对确定、合理的价格，故《意见》规定，“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第三，关于度的把握。
鉴于此类交易行为的对象多为房屋、汽车等大宗贵重物品，稍微降低几个百分点，数额即可能达到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如简单规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或者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达到受贿犯罪的定罪数额起点的，都以受贿犯罪处理，打击面可能失之过宽，故《意见》规定了“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的限制性条件。
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非法收受干股应以受贿处理，司法实践中的意见基本一致，对此，《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也有类似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日期】2007.07.09•【分类】问答正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2007年7月9日）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各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意见。
这是继5月30日中央纪委下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之后，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为帮助广大读者深入理解和掌握《意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制定《意见》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答：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受贿违纪犯罪案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受贿手段不断翻新，更具隐蔽性、复杂性，这给查办受贿案件适用纪律、法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为了有效地惩治受贿违纪犯罪行为，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这些新形式的受贿违纪犯罪适用纪律、法律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中央纪委作出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并已于5月30日下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7月8日下发了《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意见》规定的问题，都是案件查处中经常遇到、存在异议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提出明确处理意见，有利于及时查处、依法惩治各种新类型受贿犯罪活动。
同时，《意见》对各种具体受贿行为的细化以及罪与非罪的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划出了清楚的边界，有利于国家工作人员统一认识，增强自律意识，提高防范类似行为发生的警惕性，因而具有重要的教育警示意义。
新型受贿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新型受贿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受贿等腐败现象也开始滋生和蔓延，并表现出了新的形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受贿的特征。
其受贿手段不断翻新，受贿方式也更加隐蔽，给司法活动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为了严惩这种新型受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7月8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的将十种新型受贿方式列为受贿罪的行列。
本文就是以其中的几种新型受贿行为，如以交易形势收受贿赂，以开办公司名义收受贿赂等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思考如何正确把握认定这些新型受贿行为。
关键词：受贿罪；新型受贿；受贿罪认定受贿罪是我国近年来严厉打击的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之一，也是区分罪与非罪界限最复杂，但近年来，违法者受贿手段的不断翻新和形式的变化多样，更是加大了司法机关对此的认定难度。
最高院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之一的潘玉梅、陈宁受贿案就是旨在解决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罪的认定问题。
以下是它的基本案情：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
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
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
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减免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某为其支付的房屋差价款和相关税费61万余元（房价含税费121.0817万元，潘支付60万元）。
受贿罪定罪量刑若干问题研究
受贿罪定罪量刑若干问题研究受贿罪是我国打击腐败的重要法律工具之一，但在定罪量刑方面却存在着一些争议。
本文将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标准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向行使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利用职权受贿的行为。
根据行贿或受贿的数额大小，可以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档次，其最高刑罚分别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无期徒刑和死刑。
在定罪量刑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数额大小：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划分点是不同的，而这三个档次的判决标准也会有所不同；2.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贿或受贿的目的和手段，是否具有非法占有、非法利益交换等恶劣情节；3.社会危害程度：受贿行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损害程度。
二、案例分析1.李华贪污案李华是某个城市的市长，他利用职权收受了多名企业老板的贿赂，每人为其贿赂了100万，涉案金额共计数百万元，李华赚取非法所得逾千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该案中，涉案金额较大，李华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且其贪污行为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最终判处无期徒刑的刑罚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
2.张某行贿案张某是某企业老板，他为了获取政府项目的合同，向某政府官员行贿200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在这个案例中，张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并大量占用财政和社会资源，其行为对经济和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最终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3.王某受贿案王某是某银行行长，他利用职权收受企业老板的贿赂，一次性金额为200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在这个案例中，贿赂金额虽然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但相对于李华案或者其他曾被定罪的受贿案件来说，罪行属于轻度，从判决结果来看，判决比较温和，也反映出一定的司法公正。
三、结论在受贿罪定罪量刑方面，应该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不仅仅只是依据数额大小来量刑。
“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2007年7月8日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受贿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
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
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
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
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四、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
受贿数额，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受贿罪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于受 贿罪 的客 体主要 有 以下 几 种 观点 ： （ １ ） 受贿 罪 侵
犯 的是 国家机 关 的正常 管理 活动 ， 即正 确执行 国家机 关 对 内对外 职 能任 务 的一 切 活动 。这 种 观点 在 较 长
行贿 人谋 取利 益 为 条 件 ， 非 法 接 受 贿赂 。收 受 贿 赂 ， 可 以是在 为他 人谋 取 利 益 之 前 也 可 以是 在 为他 人 谋 取 利 益之 后 。收受 贿赂 与索 贿不 同之处 在于 ， 它是 以 为他人 谋取 利 益 为交 换 条 件 。犯 罪 的 主体 是 国家 工 作 人 员 。主观 方 面是 直 接 故 意 。犯 罪 目的是 为 了获
① ②
③ ④
信春鹰 、 李林、 冯军 ： 《 法律辞典》 ， 北京 ： 法律 出版社 ２ ０ ０ ３ 版， 第１ ３ １ １ 页。 张明楷 ： 《 刑法学》 （ 第四版 ） ， 北京 ： 法律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１版 ， 第１ ０ ５ ９页。
刘 白笔、 刘用生 ： 《 经济刑法学》 ， 北京 ： 群 众出版社 １ ９ ８ ９版 ， 第５ ０ ４页。 韩建 国、 韦亚力 ： 《 受贿罪客体新ｅ ｅ ｌ ， 载《 法学研 究》 １ ９ ９ １年第 ３期 。
得财物 ， 并 认识 到其 承诺 实施 的职务 行 为是 为相对 人 谋 取 利益 ， 包括 正 当利益 或 不 正 当利 益 。犯 罪 对 象 是 贿赂 。
一
时间 内是一 种通 说 ， 但 这 种观 点 没有 说 明“ 国家 机 关 的正 常管理 活 动” 的具 体 内容 。（ ２ ） 受 贿 罪 的客 体 不 仅 包 括 国家机关 、 企业 、 事业单位 、 军 队、 团体 的正 常 活动 ， 而且 包括 公私 财产 所有 权⑧。（ ３ ） 国家 机 关 、 集 体 经 济组织 和其 他社 会 组 织 体 公 务 活 动 的正 常 进 行 以及公 务 的声誉 为基 本客 体 ， 同时包 含社 会经 、 刘杰 ： 《 对受贿罪客体的再认 识》 ， 载《 法学研究》 １ ９ ８ ７年第 ６ 期。 马克 昌： 《 刑法理论探 索》 ， 北京： 法律 出版社 １ ９ ９ ５版 ， 第２ ５ ５页。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缺失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缺失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中国现状审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条文规定，由于立法不完善，出现了部分概念术语的模糊性，在犯罪构成方面也存在诸多的问题，给司法操作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不利于实现刑法关于该条罪名的立法目的，即不利于惩治腐败犯罪。
为适应当前国际反腐倡廉的趋势，加强与国际接轨，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从以下几方面重新审视。
1罪名所涉主要概念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异议（一）“近亲属”的范围是采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相关解释法律没有规定。
刑法的严厉性及谦抑性要求严格界定犯罪主体范围，防止人罪随意性和扩大化。
因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法律概念上具有很大的关联性、互通性、牵制性，应采刑事诉讼法相关解释。
（二）“关系密切的人”的界定。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其具体的范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关系密不密切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因而在认定本罪时存在一定的考量，给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且法律中还有一个特定关系人的概念，两者到底存在哪些区别，以及各自的范围，法律没有将其明确，所以在司法操作中存在诸多的问题，有待法律进一步完善。
2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为犯罪主体理论界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本罪的主体只限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否则会构成斡旋受贿罪。
有人认为“本罪犯罪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之关系关系密切的人，不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
公职人员固然可以基于现任公职而产生影响力，但也并不能排除公职人员作为一般人而产生的影响力，公职人员在利用其非权力性影响力进行交易时，他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然而，从该罪名看不出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
为了使刑法罪名更加明确具体，便于犯罪的分类，有必要将本罪的犯罪主体更加明朗化。
3单位犯罪主体的缺失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规定的犯罪主体中只规定了自然人犯罪的情况，而对于单位犯罪却没有任何规定，可在现实生活当中，单位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地位等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也很常见，自然人与单位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利用影响力的腐败行为已逐渐成蔓延之势，同样具有常发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