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著名传教士
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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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人,普遍认为他是新教传教士来华第一人。在华传教期间,他译书办报、开办学校等活动,为新教传教事业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努力。正如有学者指出:马礼逊之来华,对中国学术之传播实有创导之功。①P330在华期间,他还参与政治活动,完成了从传教士到副领事的转变。一、马礼逊来华的背景马礼逊1782年1月5日出生于大不列颠岛北部小镇莫佩斯的一个贫雇农家庭。对宗教感兴趣的他,先后到伦敦霍克斯顿神学校和高斯坡神学院学习神学,1807年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封为牧师。当时正值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沿岸,处于大西洋沿岸优越位置的英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特别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英国也强化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认为基督教文化优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影响下,英国新教的海外传教事业也由此应运而生了。为到中国进行传教工作,马礼逊对以下方面的知识进行补充:地理、历史、医学、自然科学、语言、算术和讲道。这些知识给马礼逊中国传教带来了帮助,马礼逊来华传教经历了一点小波折。开始,他本打算通过东印度公司订购中国的船票,但遭到拒绝。后来在伦敦教会的周旋下,马礼逊到美国寻求帮助。“我带了许多封介绍信,到纽约去会见几位先生,请他们帮助我到广州后可以上岸。”②P4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基督教界的支持、帮助下,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到达中国广州,是新教传教士抵达中国第一人,标志着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始。二、马礼逊传教途径马礼逊入华时,清政府正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为此,他隐瞒了传教士的身份,以美国商人的身份居住在广州。直到1809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摩顿的女儿玛丽结婚之后,才以东印度公司翻译的合法身份活动。与此同时做翻译的薪酬也解决了他在华的经费问题。当初伦敦传教会派马礼逊到中国,并不奢望他能传教,而是期望他能学好中文,并把《圣经》翻译成中文。③P3但当马礼逊在中国安定之后,为顺利展开传教活动,马礼逊开始着手翻译《圣经》。自1808年至1813年,马礼逊经过五年的努力完成了对《新约全书》的翻译。1814年到1819年,马礼逊又与另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米怜合作翻译“旧约”,取名《神天圣书》。通过多方资助,他将翻译完成的《圣经》出版发行,通过这些印发的中文版《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宣传基督教。除散发宗教宣传小册子外,马礼逊还开创了传教士办报纸的先例。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来辅助传教,开创了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报刊的先河,从此中国的报刊逐渐增多。据统计,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过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④P68为方便来华新教传教士学习好中文,马礼逊从1808年开始积累编纂了《华英字典》。他在第三部的序言中提到:“为收集这部字典的词汇,我花费了13年时光。”⑤另外,为培养一批传教士到中国去传教,马礼逊在华人居多的马六甲开办英华书院教授中文。1820年马六甲英华书院正式开学。马礼逊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为了在华传教,他刻苦学习中文。语言的优势使他获得东印度公司翻译的职位,同时也使他介入和参与了中英政治活动。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他作为公司的主要译员,曾多次代表公司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领事裁判权就是有马礼逊首次提出来的。⑥P11 1816年英国政府派遣阿美士德为使臣前来中国。马礼逊被任命为该使团的中文翻译,竭力协助其工作,准备中英谈判事宜。尽管后来谈判未果,马礼逊还是帮助阿美士德收集了许多中国的情报。经过多年的努力,1834年7月16日英国政府马礼逊为商务监的秘书和翻译,年俸一千三百英镑,可以穿上副领事的官服,缀上皇家的领扣。马礼逊激动地接受了聘用。他当天就给妻子写信说:“律劳卑宣布这项任命后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我立即告诉他说,我愿意......请你为我祈祷,使我在必须负担的新岗位上,忠于赐福给我的救主。这队于一个传教士来说是颇不寻常的,穿上一身副领事的制服,而不是传教士的道袍!”⑦P524马礼逊开始积极地工作,冒着酷暑奔走于澳门和广州之间,由于过度兴奋和拼命工作,7月30日发高烧病倒,8月1日夜间突然去世。马礼逊是来华新教传教士第一人,开创了自己新的传教方式,为后来的新教传教士提供了先例。在传教过程中,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但在参与政治活动中,又是从维护母国的利益出发,具有殖民的性质。参考文献: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Ride Lindsay,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57.王洪祥,主编.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华英字典》序言.Macao,1822年。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第2卷.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刘蕾（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摘要】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的一员，郭实腊有着极其复杂、争议颇多的一面。
他集传教士、鸦片商助手、外交官等诸多角色于一身，除了主要的传教活动之外，在报刊、翻译、航行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者也对这一身负争议的传教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郭实腊，新教传教士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中文名也译作郭士立、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笔名“爱汉者”）。
1823年加入荷兰传道会，后来脱离传道会成为一名自由传教士。
在麦都思指导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学成后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传教。
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在华活动长达二十年，在传教、著书、航行、以及参与鸦片战争等方面都积极热情地参与。
关于郭实腊的研究有如下成果：一、传教士及海外（包括港台）学者的研究状况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统计，郭实腊共有汉语著作61部，日语著作2部，暹罗语著作1部，荷兰语著作5部，德语著作7部，英语著作9部，共计85部。
并且对每部著作都有一些简短介绍，同时对郭实腊一生活动进行了概括，是研究郭实腊最早的著作。
香港学者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2]一书中第三章《郭士立与福汉会》对福汉会的创建与发展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
P. Clarke《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A Conside 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Karl Gutzlaff and the Chinese Union Duri ng the Formation Period o f t he Ta i ping M ovement》[3]一文指出福汉会重视华人自主，有着特殊的传教理念，其发展时段与太平天国草创时期重叠，因而尤其复杂的历史特性。
载入庐山史册的外国人
载入庐山史册的外国人作者：贺伟来源：《文化交流》2008年第05期庐山拥有西式别墅近千栋，聚居着20多个国家的侨民，千古名山沐浴着欧风美雨，其间的很多人和事，在庐山的近代史册中留下记载。
牯岭开发第一人李德立1885年初，22岁的英国传教士李德立来到中国，在南方传教、经商。
南方夏季的酷热，使他苦不堪言。
当他1886年7月登上庐山时，凉爽的气候使他惊喜万分。
他照英文表达“清凉”的词“COOLING”的谐音，给庐山山上起了一个名字“牯岭”。
李德立发现牯岭具有宽阔平缓的巨大山谷，谷中林木茂盛，溪流潺潺，适宜于建造较大规模的别墅群。
李德立当即向清政府请求租用牯岭的“荒地”。
经过整整10年的努力，九江道台与英国驻九江领事于1895年签订协议，将庐山长冲一带租借给李德立999年。
李德立立即成立“牯岭开发公司”，拉开了牯岭开发的序幕。
开发公司对长冲区域作了科学的规划，欲建中国最早的自然式花园城市。
至1917年，长冲河两侧的别墅已有560幢，分别代表18个国家的建筑风格。
其中既有巴西里加建筑的模拟品，又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楼宇；既有双石堡、双尖塔及尖楼，又有北欧式的陡坡度屋顶和南欧式的缓坡屋顶；有的散发出欧美中世纪田园诗的风味，有的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些别墅在十分注重与周围景致相协调的同时，还很讲究庭园的美化，绿草如茵，花木扶疏。
每一幢别墅与园林，都像是一座大自然怀抱中的工艺品。
牯岭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城市和自然园林相结合的雏形，在中国建筑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1986年，一批中外著名建筑学家考察了长冲区域的别墅群建筑后，认为这是中国同类地形中规划最科学、建筑最精致、与自然结合最完美的典范。
李德立在庐山当然也拥有自己的别墅，它背依牯岭，前有长冲河，只有一层。
别墅外廊采用大玻璃作墙体，远远一看，仿佛林中一幢完全用玻璃拼成的房屋，所以当地百姓都叫它“玻璃屋”。
李德立成功地开发了牯岭山城，使他由一个传教士成为在华颇有影响的商界名流和社会活动家。
近代传教士林乐知和《消变明教论》
儒家重视“仁”“、义”“、礼”“、智”“、信”五常，其实《圣经
也一一讲求。有人疑惑地以为《圣经》中没有讲“仁”，实际上
《圣经》是以“爱”来代替“仁”。《圣经》中说，耶和华以义为喜，
必观正直之人，这是讲“义”。又讲要“以礼相让”，还说智慧之
虽然刊物的办报方向代表了办报人林乐知的观点，但最能反
映林乐知当时政治观点的，还是他亲笔撰写，从1869年12月起
连续发表于《教会新报》上的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消变明教论》。
文中林乐知把基督教的部分教义同中国社会备受尊崇的儒家学说
相互揉合，摈弃了早期基督教徒主张的以西方的耶稣上帝取代中
十诫中说：毋偷盗，不要贪图邻屋邻妻及其仆俾、牛驴等邻居的
财产。总之，儒家的五伦五常三戒，在《圣经》中都有论述。
林乐知的《消变明教论》在《教会新报》发表后，在西方传
教士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绝大多数传教士，开始在中国的传教进
程中，结合儒家的教义，把基督教的观点牵强附会地同中国几千
年来的儒家教育内容结合起来，对基督教在华的推广宣传和势力
作，翻译了大量西书，如《印度国史》、《德国史》、《格致启蒙化
学》等介绍西方史地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
林乐知在中国的最重要活动是他自费创办的《教会新报》以及
后来的《万国公报》。《教会新报》是林乐知以“林华书院主人”的名
义自编自营的一份中文年期月，1868年9月第1期正式创刊，该刊
扩大，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的重视。又如论述夫妇之间的关系，《圣经》中倡导，丈夫宜只有
一位妻子，妇女宜一位丈夫，要免除邪淫。又说妻子要服从于丈
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 行医传教者
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行医传教者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行医传教者——嘉约翰的中国生涯作者：陈小卡简介：文中从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传教士医师嘉约翰的在华行医传教之路，并引导中国卫生风气之变。
使中国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精神病防治、对待妇女方面，在观念与方式上引入西方模式。
关键词：嘉约翰医学教育近代中国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随着鸦片战争的烽烟渐散，以传教行医为先行的西方软文化之和风细雨接踵而至，传教士医师嘉约翰，乘此文化风潮，来中国传播基督教和西方医学。
嘉约翰（Kerr JohnGlasgow），于1824年11月30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邓肯维尔，从小勤奋好学，十六岁考入大学，二十三岁毕业于费城杰弗逊医学院，并当了七年的医生，加入教会。
东行来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像西方基督教各派教会一样，都趁中国闭关大门刚开的时机进入中国传教。
根据基督教传教传统习惯，多派懂医道的传教士到新开展传教的地方传教。
于是，美国北长老会要选派医术好、不畏艰苦、可应对复杂困难环境、能开拓新局面的人到中国行医传教。
主动请求到中国行医传教的嘉约翰，非常符合条件而被派往中国，先在澳门行医，再到香港东华医院工作，然后到广州行医传教。
踏上半世纪的来华行医、办学、传教之路嘉约翰来华，与一家医院结下一生之缘，就是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西医院。
1854年5月15日，嘉约翰带着新婚妻子抵达广州。
他的妻子金斯伯，因半年的船上颠簸，加上不适应广州的炎热，一年后里因病去世。
新婚燕尔，娇妻亡故，嘉约翰非常哀伤。
然而，他办完妻子后事，就投入到行医传教中去。
1855年，伯驾回美国休养，5月5日嘉约翰受聘接替伯驾，接掌广州眼科医局。
嘉约翰正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开展医疗工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56年爆发，眼科医局在战争中被焚毁，夷为平地。
在中国与西方列强激烈对抗的时局，身为西方人士的嘉约翰难在中国立足，更别说行医了，夫人去世后，生活无人照顾，加上行医传教生活非常紧张，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只能于次年返美，入费城杰斐逊医学院进修，但并未放下他在中国从事的事业，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四出为重建广州眼科局筹款，购置了一批医疗器械。
中国教育史（近代与现代部分）
第二章中国近代教育一、近代教育的起步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人侵，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开始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转化。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轨迹，一般认为从洋务教育开始。
中国教育经历近代化与封建主义的多次交锋，最终在民国时期完成了从传统教育向资产阶级新教育的转变。
（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举办1.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1）英华书院1818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在马六甲（今雅加达）创办英华书院（The Anglo- Chinese college ）。
1843 年英华书院正式迁往香港，次年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 年停办。
英华书院尽管不是设在中国本土，办学目的也只在“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与中文”，但它是第一所主要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
该校毕业的部分华人学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西学的知情者。
从传教士方面说，英华书院也为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的大量设立积累了经验，探索了路径，准备了人才。
（2）马礼逊学校1839年11月，独立的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成立，由美国人布朗（1810——1880）主持并任教师。
马礼逊学堂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比较正式的教会学校，因纪念马礼逊而得名。
1842 年11月，迁往香港，成为香港开埠后的第一所学校。
1850 年因故停办。
马礼逊学校是一所专门针对华人开办的学校，它以丰富的西学课程，充实了在此求学的中国青年，开阔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形成了他们近代社会观念的基础。
2.教会学校的竞相设立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医院、办学校。
早期的教会学校集中在福州、广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个开放通商的沿海城市和香港。
大多附设于教堂，规模小，程度低，绝大多数是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学塾。
办学目的是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
招生对象以难童、贫苦人家的子弟及父母已为信徒的孩子为主。
为吸引学生，早期教会学校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甚至还提供衣服和路费等。
近代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孟子》的译介-东方哲学论文-哲学论文
近代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孟子》的译介-东方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孟子》在西方的译介、传播已经度过了400多年的漫长历程.十六世纪初,伴随着宗教改革的风起云涌,欧洲文化的全球扩张开始了.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最终将那些发愿献身的耶稣会士( Jesuits) 带到了东方和中国.《孟子》最初的徂西之路就是借助耶稣会士之手开辟的.然而,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孟子的名字主要仍是在罗明坚( Michael Ruggieri,1543 -1607) 、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 -1610) 、卫方济( Francis No el,1651 -1729) 等来华传教士之间提起,还远没有抵达欧罗巴的大众那里.进入十九世纪,西方译介《孟子》的主体转移到了新教传教士身上.他们的译介活动,既有跟之前耶稣会士一脉相承的地方,亦有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特点.本文以新教传教士柯大卫( DavidCollie) 、理雅各( James Legge) 、花之安( Ernst Faber) 等人为例,考察十九世纪《孟子》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放在宗教思想史的考察方面,研究并解码西人的接受语境、问题意识,以及视域融合的具体表现,并尝试做出自己的价值评判.尽管《孟子》在西方的这段接受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梳理并厘清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认识西方在二十世纪专业汉学( 学院派汉学) 之前对于《孟子》乃至整个儒学的理解方式,探究学院派汉学与传教士汉学之间在思想和思维上的深刻关联,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一、新教传教士之《孟子》译介---走向大众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伴随着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使命的衰落,以及新教的传入中国,欧洲译介《孟子》的语言也从古老的学术语言拉丁语转向英、法、德等普通人使用的语种.1814年伦敦出版的一本英文童蒙读物---《东方故事》中收录了一则孟子的故事( Story of Men-cius) [1],讲的是追寻智慧的孟子到一个八十岁的老隐士家中借宿,老隐士因施舍财富给别人而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落得穷困潦倒,而痛诋人类前恭后倨、忘恩负义.孟子跟他说,你既然并不是出于求回报之心而施舍他人,就不能指责他人忘恩负义.他人是否感激是他人的事,谁站出来承认自己有偿报的义务,那么其他人就会赞美他; 而你于此不应再期待什么.隐士听了此话,心为佩服,于是拜孟子为师,学习智慧.这个故事未见于《孟子》,亦未见于其他古典文献,当是《东方故事》一书的编者借孟子之名敷衍故事、宣化德行,但亦可见,经过耶稣会士两个多世纪的努力,孟子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已经开始小有名气.1828年,英国新教牧师柯大卫( 1791 -1828) 翻译的《中国经典四书》[2]出版.柯大卫时任马六甲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院长,他曾师从英华书院创办人、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1782 -1834) 学习中文.柯大卫认为,较之四书中的其他三种,《孟子》在风格上更富想象力,更有活力,更重修饰[2]前言 4.而孟子本人是一个有原则之人,就他的本然能力而言似乎已经超越了孔子[2]孟子传: 5.出于传教士的卫教立场,特别是新教的启示观,柯大卫认为孟子跟那些未受到神圣启示( divine revelation) 引导的大众一样,偏离了道德或德性的纯粹原则; 他频繁地向三教九流的人反复灌输那些众所周知的道理,由此自然就跟由无限智慧开出的真理相敌对.不过,跟孔子一样,他并不是用来说明神圣启示非关紧要的合适例子[2]孟子传: 6.至于说孟子编定《诗经》《书经》,死于94岁高龄,则显系无稽之谈.柯大卫译《孟子》时曾读到过汉学家儒莲( StanislasJulien,1797 -1873) 用拉丁文翻译的《孟子》上卷[3],亦参考了一些后世注疏; 他在译文中也加入一些脚注解释中国文史知识,偶尔点题式地比较中、西之礼俗,借古喻今,讽喻十九世纪初的世界.作为传教牧师,柯大卫显然十分困惑于《孟子》中的宗教信仰问题.《孟子梁惠王下》第3章引《尚书》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引文与《尚书泰誓》原文不尽相同) 柯大卫将译为High Ruler,并加注释云:( 也有人将其迻译为Most High God) 被一些中国学者视为表达基督教真天主( trueGod) 名称的最佳中文词.不管究竟为何方神圣,中国人确实对他表现出相当的敬畏.但经过细细思量,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天在表达造物主( the Deity) 意涵时要比其他中文词更为合适.然而,必须承认,至少就此处而言,同样的最高力量归功于,而又一致地归功于天.值得追问的是, 究竟是中国人所谓理( principle) 的人格化( 这principle 即是天) ,还是天就是理.如果这确乎属实,那么和天就是同样的东西,即天主.[2]孟子:19柯大卫认为,儒家似乎对那种盛行于东方哲学中的关乎神圣天命的荒谬观念( 将尘世所有的善恶、自然皆归因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 一无所知,与之相反,他们一致而明确地认为,人的罪过和不幸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他们又声称坚信天命和隐秘的天意[2]《孟子》下第102页注.《孟子滕文公上》第4章提到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某些早期耶稣会士推测这次洪水就是《旧约创世纪》中提到的挪亚洪水,柯大卫对此持一种含糊的态度: 一方面强调二者之异,一方面又不否认二者有相同之可能,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创世纪》编者摩西( Mose) 和中国历史学家们借洪水而宣扬的教导[2]孟子: 80; 在另一处,他又说,挪亚( Noah) 的某个后人很有可能在洪水时来过中国[2]孟子: 92.柯大卫并没有如白晋( Joachim Bouvet,1656 - 1730) 等索隐派( Figurists) 耶稣会士那样遽下结论,这显示了他的谨慎.不过,跟启蒙主义者沃尔夫( Christian Wolff,1679 -1754)①毕竟不同,柯大卫始终认为,强调人类自身的道德本能而不谈神圣启示是根本错误的: 在注解《孟子公孙丑上》第6章的四端、推恩学说时,柯大卫认识到,孟子以为将德性原则发挥到完美的极致,这完全依靠自己,这些人类自身功德和道德能力的推崇者可以获得天国圣人的温和赞许,但与之相比,( 宗教) 人性和神圣启示学徒的专注与精确毫无疑问更为杰出; 前者的理论基础包含了一个根本谬误.[2]孟子: 47对于儒家所宣扬的孝道,柯大卫也有所指摘: 《孟子离娄上》第19章讲曾子、曾元事亲,柯大卫特别指出,我们必须警告那些追慕孟子的人,不能因为受了他的误导,而为了取悦父母或其他人就违背了的神圣律令.[2]孟子: 106在祭礼问题上,柯大卫也表现出困惑.《孟子滕文公上》第2章讲滕文公听孟子话后服三年之丧,柯大卫议论道: 一个人如果受到德性原则的影响,当然会深悲于严父慈母的去世,但是,我们怎么可以想象,一个真正有德的人会那样崇敬他故去的双亲?每个真正文明的人都知道,那种崇拜和敬爱只应隶属于至高无上的.[2]孟子: 74柯大卫《孟子》译本是《孟子》的第一个英语译本,在理雅各的译本后来居上之前,它在英语学界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 -1884) 在《中国总论》一书初版中对孟子的介绍,就以柯大卫译本为基础.他认为孟子表现出思想的独创性,目标的坚定性,观点的广泛性,在许多方面还超过孔子,因此必须看作亚洲国家所产生的最伟大人物之一[4],这也参考了柯大卫对孟子的评价.二、朝觐东方? ---理雅各的《孟子》译介及其影响至19世纪四十年代,英、法、德三种语言中都有了《孟子》译本,但经过时间的淘洗,它们仍无法称得上是各自语言中的经典译本.真正经典的译本,是通过汉籍欧译的三位大师级翻译家英国新教传教士理雅各( 1815 -1897) 、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 Sraphin Couvreur,1835 -1919) 和德国新教传教士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1873 -1930) 之手完成的.限于题旨,笔者在本文中仅介绍理雅各的英译本.跟马礼逊一样,理雅各也是伦敦布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传教士.相比于传教士身份,理雅各更为世人所知的其实是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者这一身份.由他翻译的多卷本中国经典,至今仍被许多西方汉学家和读者视为标准译本之一.杰出的翻译成就为他在专业学术领域赢得了巨大的肯定---他成为西方汉学界最高学术奖---儒莲奖( Prix Stanislas Julien) 的首位获奖者( 1875) ,并在返回英国后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直至去世( 1876 -1897) .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仍然服务于传教的目的.不过,这位朝觐东方[5]的新教传教士主张,儒学与东方宗教中的无神论( 如佛教) 和泛神论( 如婆罗门教) 并不相同,它跟基督教之间并非敌对关系.要让西人深入地了解在中国影响既深且巨的儒学思想,则必须从翻译开始.理雅各长年在香港译书,其间曾从一些中国人那里得到过译事上的帮助( 如王韬、等等) ,后在英国鸦片商人Joseph Jardine 及Robert Jardine 的资助下出版中国经典系列.理雅各所译《孟子》初版于1861年[6],之后又有多个不同版本.1870年纽约重排本[7]书前有编者导论,借用理雅各的话介绍孟子生平,以及东汉赵歧( 约108 -201) 对《孟子》的编排、注释,南宋朱熹( 1130 -1200) 《四书章句集注》对孟子的注解,以及明初钱唐( 1314 -1394) 对孟子地位的扞卫; 讨论赵歧较多,似有较多同情.导论称孟子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Republican) ,但在引述《孟子尽心下》第14章民为贵,君为轻时,误将理雅各the sovereign the lightest末词印成highest,语意遂为民为贵,君最高[7]XII,差可引人发噱.此版未附中文原文,亦无注释,但书后有完整的术语及主题索引.1875年出版的《孟子其人其书》[8]是一个普及性读本,书前有长篇( 共121页) 绪论( Prolegome-na) ,详述《孟子》其书的历代诠释与地位升降、孟子其人及思想,并与杨朱、墨子、荀子、韩愈等人展开比较.此版仍未附中文原文,但有详细注释及术语、主题索引.理雅各对孟子多有推崇,他认为,孟子完全可以跟他的同时代人柏拉图( Plato,约前427 -前347)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约前384 -前322) 、芝诺( Zeno,约前490 -前425) 、伊壁鸠鲁( Epicurus,约前341 -前270)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前384 -322) 平起平坐,而不必妄自菲薄[8]绪论16.他对孟子的正面评价集中表现在:然而,当我们不打算从孟子那里找寻新的真理时,他天性中的特异面却比他的老师( 按,指孔子)更引人注目,在他身上有股英气.而且他还是一位辩论大师; 当他不好辩( 他曾解释说自己不好辩) 而不得不辩时,他确实表现出辩论大师的风采.我们地欣赏他在推理过程中的精巧微妙之处.比起孔子,我们对孟子更多同情,他离我们更近.他并不是那样令人望而生畏,而是更让人钦佩赞叹.圣人们的教诲传到孟子这里,便从他的心灵中浸染上他的色彩; 而这些教诲正是因为赋予了孟子的特色,才在今天的智识阶层和读者那里获得广泛的笃信.[8]绪论43当然,理雅各亦十分强调《孟子》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冲突之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与基督教正统的原罪说之间的对立尤难弥合.针对这个难题,理雅各借十八世纪英国着名神学家巴特勒( Joseph Butler,1692 -1752) 主教的道德主体理论,通过强调其与《孟子》之同,就可以实现为《孟子》辩护的目的了.理雅各的这种做法,自然有其特殊情境之下的实际考虑,但细绎其用心,却跟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适应路线若合符节.当然,理雅各对孟子亦有较多非议,主要表现于:一、孟子自称为师( 人师、帝王师) ,但缺乏灵魂的谦卑( 绪论第52页) ,而缺乏谦卑自然就伴随着缺乏同情心; 他的说教是生硬的( 绪论第71页) .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有为恶的倾向( 原罪) ,就此而言,神圣全善的基督是无法企及的,人与之间的距离如何夸大都不为过.然而,孟子却对人的原罪毫无认识.孟子为尧、舜、孔子建构了一幅完美无比的形象,但是,孔子自称七十岁方能做到从心所不逾矩( 《论语为政》第4章) ,这本身就了孟子关于孔子的完美想象.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在理雅各看来也是言过其实,强不能以为能.总之,孟子关于言之甚少,整部《孟子》中也没有对表现出自然的虔敬,其理想的人性中并没有包含对的义务。
中国新闻史人物
马礼逊：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1807年由伦敦布道会派出。
他先在广州、澳门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和编纂《英华辞典》，同时出版《新约》和许多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
但中国政府严禁外国人传教、印书，1813年伦敦布道会又派传教士米怜来华协助。
两人总结了传教经验：中国方言多，故口头宣传在中国困难很大，米怜建议把传教与出版基地设在马六甲。
马礼逊接受了米怜的意见，于是米怜带上刻字工人梁发来到马六甲，开始印刷所的建立和宗教宣传，《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揭开中国新闻史第一页。
米怜：中国新闻史早期出色宣称家，主张文章通俗简短，1813年伦敦布传教士米怜来华协助传教工作。
米怜带上刻字工人梁发来到马六甲，开始印刷所的建立和宗教宣传，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开始出现。
任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主编。
1822年病逝。
郭士立：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
又译郭实腊。
1831年到澳门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间谍船上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
1833～1837年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该刊除传教文字外，还刊载政治、科学和商业方面的文章。
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到定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进行侵略活动，一度任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1842年8月参与签订《南京条约》。
1851年死于香港。
林乐知：字荣章,生于美国乔治亚州。
清代进士，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
咸丰十年(1860年),偕夫人来上海传教。
1868年9月5日，自费创办华文周刊《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并亲自撰稿,刊登教会新闻和国内外时事及科学短文,以后扩大为有宗教、政治、科技和社会新闻的综合性刊物。
在中国生活40多年，最早外国人在华的“中国通”之一。
后回到国受到了总统接见，美国人称他为“在华传播种子的人”。
奚安门：近代著名在华办报的英国商人。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到中国上海。
于同年创办英文《北华捷报》，成为在上海办报的第一个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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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
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
物。
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
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
上的重要地位。
他在华40余年，经历了
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
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他继承了利氏
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
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
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
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
"。
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
等宗教著述。
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
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
绩。
伯驾Peter Parker 美国传教士，医生，外交官。
1834年他受美国美部会派遣来到广州，是基督教差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
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兰街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
这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开办的新式医院，它是后来著名的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
1838年，伯驾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华医药传教会”副会长。
1839年他曾为林则徐治疗过疝气。
伯驾还是美国政府驻广州领事的秘书和翻译，战争期间伯驾回到美国，向美国政府主张对华开战。
1844年，伯驾与裨治文随美国顾盛使团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与签约。
伯驾有一句名言：“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
”曾呼吁美国出兵与英、法分占台湾、舟山、朝鲜。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美国传教士，美国赴华传教第一
人。
裨治文1801年生于马萨诸塞
州，1829年9月神学院毕业后，
接受美部会（公理会）派遣，成为
该会第一个赴中国传教的传教士。
1830年2月25日，裨治文到达广
州。
1832年5月，英文《中国丛
报》在广州创刊，裨治文担任编辑。
1851年停刊之前，该报共出了20
卷，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期
间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
方面的详细资料，也记载了当时的
中外关系和外国人在华活动情况，
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重
要文献。
1834年，广州外侨组织
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裨治文
为秘书之一。
1836年，他又担任新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的秘书。
鸦片战争前夕，他曾在现场目睹了虎门销烟的过程，并与林则徐见面会谈。
其后他又与林则徐的代表进行最后磋商，试图避免战争，但他没能说服中国人。
1840年，当英国政府决意开战后，裨治文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
鸦片战争后期，美国派遣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美舰来华，探测事态进展，裨治文担当了加尼的翻译和助手。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裨治文是美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
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
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
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
他
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
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
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
《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
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
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
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
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
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
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
药传教的方式。
他所开创的译经、
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
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
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