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模式基于中国历史传统
今年初，《炎黄春秋》的杨继绳先生在谈到中共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中共党内派系的公开化与合法化是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可以形成多党竞争的雏形。
中国现在正处于全方位的社会改革与转型过程中，中国究竟有没有可能在执政党内部形成公开的、合法的派系，然后再由这种不同的党内派系裂变为不同的政党?在日本和中国的台湾，都曾经出现过执政党内部不同派系的分裂导致新的政党出现的局面。那么，今天的中国执政党有没有可能重复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党演变的模式呢?有没有可能通过党内的派系斗争使执政党发生裂变而形成多党制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和中国的政党政治，进行一些基本的追本溯源和分析，由此才能清晰理解中国政党政治的内涵和特征。
西方政党体现利益集团竞争
从时间上看，西方的政党政治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宪政体制确立后才出现的。所以，无论在西方国家的近代建国过程中，还是在宪法文件中，都很难看到政党政治的影子。
英国的政党起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革命前后不同政治主张的“骑士党”和“圆颅党”，但严格说来这只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派别(faction)，而不能称之为政党(party)。英国政党政治的真正形成，是在17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英国议会内部爆发政治冲突，产生了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有着利益冲突的政党。
美国的政党发展脉络，也基本如此。1775年北美各殖民地爆发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1776年各州签署《独立宣言》，1783年与英国签署《巴黎和约》而正式独立。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建立起新的联邦政府。此后，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冲突中，逐渐形成了政党政治。
可见，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脉络很清楚，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国家的独立在先，宪政体制的形成在先，然后在宪政体制下的政治冲突中逐渐形成政党政治。
从社会基础上看，西方的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集团特有的政治利益和诉求，政党政治是各个政治派系的冲突的组织化形式。英语的政党(par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pars，原意就是分割，转型为英文即为part，一部分的意思。所以政党(party)一词本身就表明它代表的并非是整个社会，而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
由于政党的派系性质，英美等国在建立宪政体制之初都把政党视为一种拉帮结派的不良组织，英国的托利党(Tory)原意为“不法之徒”，辉格党(Whig)原意为“马贼”，都是政治派别用来攻击对方的贬义词。美国建国先贤也把政党政治视为一种邪恶。华盛顿把政党看成是“政府最险恶的敌人”。而杰斐逊、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也都把党派斗争视为一种政治堕落。由于政党本身代表的是一部分社会群体的特殊诉求，由于政党政治被理解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冲突，所以起草美国宪法的先贤们小心翼翼地把政党这个概念拒斥在宪法之外。即使在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在宪法中也找不到直接的依据。
从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上看，政党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为竞选的工具。由于西方国家的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经济诉求，只是社会的一个部分(part)，所以，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充分的法理长期执掌政权。通过竞争而实现政党轮流执政成了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择。结果，西方的政党政治最终成为一种选举政治。
西方的主流政治学家通常都把政党政治定义为一种选举机制。意大利政治学家吉奥瓦尼•萨托利(Ciovanni Sartori)把政党定义为提出政治候选人，然后通过选举把候选人推上公共职位上的政治组织。专门研究美国地方政治的学者高新军对美国政党的定位可以看成是对整个西方国家政党的一个普遍界定：“美国政党的产生是与总统的竞选相联系的，也是为总统竞选服务的。同时，它的发展也是同选举权的扩大紧密相连的。可以说，美国总统的竞选造就了美国的政党;美国选举权的扩大，则推动了美国政党的发展。”
从上面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简要追溯可以看出，西方政党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宪政体制确立的基础上，代表各个不同社会群体的一种政治组织，是竞争性的选举的一种工具。政党政治就是这些代表不同群体的政党在选举中竞争。
中国执政党打上历史传统烙印
与西方近代政治家对政党的负面理解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党派也视为一种社会祸害。孔子讲君子“群而不党”，要求社会避免党派之争。中国的汉代曾饱受“党锢之祸”，宋代和明代都因“朋党之争”而大伤元气。但是，清末以来，中国从日本输入了“政党”这个概念，开始赋予政党一词以中性甚至正面的意义。在革命党人反对清廷的活动中，革命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新词汇。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上开始全盘移植西方的政治体制，包括西方的政党政治。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但是，这种移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以成功，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形跟西方实行政党政治时的情形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是在民族国家和宪政体制建立起来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竞争性选举机制。在这当中，民族国家，即现代独立国家和宪政制度确立，是政党政治的先决条件。而辛亥革命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其时的中国并非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内，北洋政府的力量基本集中在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城市中，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和半无政府状态;对外，西方列强对中国已经构成瓜分之势。中华民国和宪法都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远未成为现实。在这种条件下，政党政治成了各种政治力量按照自己主张建国的工具，而建国通常都会通过战争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宋教仁走的议会政党道路失败具有必然性。
孙中山最早看到了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根本任务是建国而非其他，建国是所有其他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如何建国?在国民党并无政治经济实力的条件下，唯有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进行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把传统中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所以，中国的政党是以建国为目标的革命党、建国党，而非建国之后的选举工具。由此，孙中山提出了“党国”的概念，即由“党”来建国。其逻辑是以党建军、以党军的力量统一中国，然后“以党治国”。
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失败到孙中山提出党国概念，使得中国的政党概念跟西方政党有了根本的不同。建军和建国成了中国政党的主要目标，这显然跟西方建国之后在议会内部形成的竞争性政党政治完全不同。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实际上都是沿着建国党而非议会党的道路在发展，用军事力量建国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
因此，上个世纪的国共之争并非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之争，而是建国的主导权之争。究竟由谁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究竟谁来设定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根本冲突。在这个争夺建国主导权的过程中，国共双方都力图把自己定位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而非西方那种只代表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党(party)。蒋介石曾指责中共只代表社会中一部分阶级，而自称国民党代表全体人民。同样，中共则用统一战线来凝聚全国民众，指责国民党只是代表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概而言之，国共双方都试图把自己表述为全民的代表，把对方指责为少数人利益的代理人。
中共在成立之初，是以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活动于中国。而共产党作为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组织，尽管具有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党色彩，但仍然带有西方政党的一般特点，即自视代表社会一部分人群——劳工阶级。虽然劳工阶级在社会中占有大多数，但毕竟还是“party”，而非全体人民。有产者作为革命的对象，显然不可能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
中共沿用西方政党模式把自己定位为劳工阶级的政党，这对动员和组织劳工大众起来革命和建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把自己定位为某个阶级的先锋队，而非所有人的政党，在建国过程中就很难仅靠政党的形式来凝聚整个社会。中共在井冈山时期虽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虽然也以建国为目标，但整个政治理念还是深受苏俄和西方政党概念的影响。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是“苏维埃共和国”，并自称“苏区”。“苏区”最后的军事失利虽然跟中共的战略战术有关，但仅仅靠劳工阶级的力量，缺乏统一战线也是其局限之一。
抗日战争是中共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时期中共虽还保持有西方政党(party)的色彩，但创造了以抗日为宗旨的民族统一战线，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全民。到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中共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型，即把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联合为创建新中国的统一战线。这一时期，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建国的意识，已经超越了由西方输入的阶级斗争思想，成为中共的主导思想。
中共在1949年的建国，证明中共已经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中共已经试图在其政治框架中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碑文上的一段话充分体现出当时中共建国的基本理念：“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国旗都彰显出中共在建国过程中已经超越了阶级政党的范畴。
可见，中国在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国共两大政党，跟西方政党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西方，是先有国家，先有宪政体制，然后才派生出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政党政治，是国家和宪政制度催生出政党政治。西方的政党是建国后的选举党。而在中国，政党在国家之先，中共诞生于1949年建国之前。中国是由革命党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建立国家，确立宪政体制，是政党孕育出国家和宪政体制，而不是相反。所以，中国的政党是革命党和建国党。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执政党在历史和政治中的地位。
中国政党模式具有独特调适功能
由于政党这个概念是通过日本从西方引进，而西方的政党概念已经在世界上确立了其典范地位。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还是很难摆脱西方的话语体系，因此也很难对自己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特点有自觉和清醒的认识。由于受苏俄和西方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中共建国后也走过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弯路，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即便如此，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跟西方仅代表一部分人的政党还是有根本不同。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党体制并非一个竞争性的轮换体制。与西方政党政治独立于宪法之外不同，中共在宪法中具有核心作用。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其余的各个民主党派参与政治，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在野党。如果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中国的执政党其实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政党。正如韦伯指出的：如果一个政党不是通过政治市场的自由说服而发挥功能，它就不再是一个政党。但是，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那又是什么呢?从1921年到1949年，中共通过社会动员和革命完成了现代建国;从1949年到今天，中共一直有效地领导着这个国家发展，没有任何其他政党或政治组织能够挑战其领导地位。如果说中共不是政党确实很难说得通。这里涉及到对政党概念的界定。只有超出西方的政党理论才能理解今天中国执政党的性质。
政党轮替的核心理由在于每一个政党都是一个部分(party)，既然是部分就没有理由永远执掌政权，就必须通过竞争性选举进行轮换;而通过政党轮换，执政者才能改变治国方略，才能照顾到上届执政党忽略的社会群体。说到底，换党就是换执政者和换治国方略。但是，如果一个党不是部分(party)，而是整个民族的代表，那么更换执政者和治国方略就成了一个政党内部的换届，而不是不同政党的轮换。政党内部的换届当然也就意味着换人，这种换人是否能跟政党轮换一样改变治国方略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政党内部换届只是换汤不换药，只有人员的更换而没有治国方略的转变，那么，这种政党就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而非真正的政党。如果这种政党内部的换届能够同样实现多党体制中政党轮换的结果，那么，这就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党模式的新式政党。
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Ｎｏ．５，２００９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总第２０６期 Ｓｕｍ Ｎｏ．２０６
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常 士 阁
摘要：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中国政党制度是历 史发展的结果，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其功能主要是政治整合、政治民主、政治稳定等。中国政党 制度促进了中国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当代中国转型期，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 制度，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保障。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民主政治建设
一、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基础
政党是指一定的阶级、阶层或集团中的活跃 分子，基于共同的意志，为了共同的利益，采取共
同的行动，以期获得或维持政权，或影响政治权力
的运作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
政党主要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近代社
会中，利益的分化、获得与维护往往都和政权的取
得、运用或维护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政 党和政党制度。所谓的政党制度是指国家法律规
定或实际生活形成的有关政党的社会地位和作
用，特别是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具体
体制和运行机制，它还包括政党与其他政党的相 互关系制度。
由于各个国家性质不同，政党制度各有特色。
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
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Ｉ－１￣（Ｐ２２５）。这些 特征表明，这一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
党制度。在西方国家中，对立的两党或多党为了
获得政权往往通过竞选或组阁展开活动，每隔几 年一次的大选，往往决定哪一个党派的代表人物
担任政府首脑，组织内阁。而中国政党制度较好
地解决了执政权归属与政党关系格局，保持了政 治上的稳定，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必要的
政治保障。 这一政党制度确立了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中国政党制度
中国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
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
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
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
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
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
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
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
八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
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
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以下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
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
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
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中国多
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的政治优
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国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其
历史的必然性的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
这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中国政治制度中
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人曾经把资本主义多党制看成是我国的救国良
方，并试图在中国推行，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效仿西方的多党制，
一时间中国“集合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
近百”，国内政党如雨后春笋般遍及中华大地，最多之时达到300多个，
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未能把中华儿女从水生火热中解救出来，改变中华
浅谈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兴起的背景
浅谈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兴起的背景
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好专业化哦。我最初就没明白这个问题是问的什么。因为我没有明白政党政治究竟指的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要想做这个题目，首先我们得明白政党指什么，政党政治又是指的什么。所以，首先我将对这两个问题作简要的阐述。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政党
中文中的“政党”一词始于宋朝。《论语》曰：“君子群而不党”；以党为不良之名词，故世多以党为戒，后汉始有党禁。宋以前之党，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皆非政党。那么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政党究竟为何物呢？梁任公（梁启超）认为政党是社会上之团体，非法律上之团体。法律上之团体, 必须从法律上予以规定, 而政党则不然，以大多的人数，辽旷的场所，合同的目的，正大光明的手段， 为精神上之集合，以组织一绝大团体，立于国家社会之上， 而即以谋国家自体或社会个人之幸福者也。其对于国家也, 一方面立于监督政府之地位, 他一方面即有组织政府之万能; 其对于社会也, 一方面有匡翼国民之义务, 他一方面即熔铸国民之机能。我们再看看严复对政党的定义：政党者, 民人自为无期限之会合, 而于国家一切之问题, 有主张之宗旨与求达之目的者也。
一是政党是人类社会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章士钊认为, 政党者为组织完全含有永久性之法团。
黄兴也说: 各国政党, 皆由各个独立自由意见择其相同者结为一团体。 梁启超他认为, 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个人一旦加入了政党这种团体, 就戒自由行动,凡团体员一面为其团体之主人, 同时又一面为团体之机械,自由行动之结果, 常足以陷党于危败之地 作为团体是有纪律的,党员之对于党, 如子之事父母, 事父母以孝为本分, 不能挟孝以责偿于父母。党员以忠于党为本分, 不能以挟忠心责偿于党。 党员戒自由行动，决不意味着党员个人自由和人格的丧失, 党员在决定党议时, 可以充分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国民入党自愿, 当一个政党向国人标明其政纲主义之后, 国人可以凭良心为判断, 或赞成或否决或入党或不入,不受国权之制裁, 不蒙他人之干涉。二是政党有其政纲和政见。黄兴认为, 政党均有一定不移之方针, 决非他人可以奴使。戴季陶的观点是政党以政治为前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
现代商贸工业2022年第24期ModernBusinessTradeIndustry No.24.2022
作者简介:曲丹(1985-),女,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石曼曼(1985-),女,汉族,河南濮阳人,硕士,乐山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优越性
曲 丹1 石曼曼2
(1.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昆明650228;2.乐山师范学院四川乐山614000)
摘 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在前言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
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这项制度形成、发展和确立的必然性,从现实
的角度出发,探讨这项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制度,在社会现实的诸多方面中均体现出了显著的优越性。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必然性;现实优越性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22.24.0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1 历史的必然性
1.1 该制度是在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历史背景下
形成的
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下,人民没
有任何民主权力可言。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一
代代仁人志士奋起抗争,努力探索救亡图存的出路。中
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开拓者孙中山,向西方国家寻
求救国良方,于1911年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建立中
华民国,全盘移植西方议会民主制度,鼓励多党竞争。民
国初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
从中西比较看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
1 从中西比较看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
摘 要:西方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西方国家政党之间以竞争和相互倾轧为主。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西方国家执政党与在野党轮流执政。我国是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我国政党制度具有利益整合，资源兼容、凝聚民意、稳定政局、民主监督、互利双赢的优势。充分发挥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和作用，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
关键词:多党合作 政党制度 特点 优势。
一、 选择该主题的原因：
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代世界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政党制度千差万别，不同的国家政党制度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党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本文试图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放到世界政党制度的大环境中去研究，从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中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做出客观的分析。
二、该主题目前研究情况综述：
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政党掌握政权或者是参与国家政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事务及其体制的运行中处于中心的地位。国家政权通过政党来行使，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遍的政治现象。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按照一定的关系结构，构成不同模式的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赵霞、韩金峰著《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200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 2 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都形成了本国特点。该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而国家民族差异和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决定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中西方政党制度在历史发展、制度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把中国政党制度置于世界的背景之中，以比较的方法来分析中西方政党制度，通过两种政党制度之间的对话，从新的视角认识中国政党制度，凸显其特色和优势，这对于我们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形成基础探析
龙源期刊网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形成基础探析
作者：杨雪燕
来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05期
摘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和合”传统文化底蕴，深深根植于近现代中华大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形成基础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8)05-0037-05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建设和发展的特殊性，也体现了对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分的积极接纳和创造性的转化，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树一帜。当前要正确应对西方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的现实挑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必须有自成体系的思辨论证和话语权，深入研究、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本文就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从中华传统文化、旧中国社会性质、马列主义多党合作思想及毛泽东多党合作理论等方面进行粗略的探析。
一、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和合”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深深地根植于中华大地，具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内涵，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观。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传统文化主体是儒家文化，并与佛教、道教文化长期并立，求同存异，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其本质属性是“多元一体”的“和合”文化，基本精神就是追求和谐，寻求平衡、协调和稳定，反对分裂和冲突。如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老子的“知和日常”，晏婴的“相济”、“相成”，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无不表达了这种“和合”的文化思想。同时，中华民族文化极具融合力，表现为兼容并蓄、涵容异质、多元整合却又“和而不同”，这些传统文化的优良品格深深渗透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之中，是其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为什么说不是执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为什么说不是执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不是 “在野党”？ 解答：
王顺生能否正确认识各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我们能否坚持
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为什么说不是执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不
是“在野党”？对此，让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解析。一、“在
野党”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产物当今世界，政党及政党制度已经成为现代国家
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政党制度首先形成
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17～18 世纪，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政治派别。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
后，这些派别通过议会斗争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它们之间相
互竞争，争取选票，实行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形成了延续到现在的两党制或多党
制的政党制度， 并由此产生了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对立。所谓执政党，是指在竞争中
获胜后掌握或领导国家政权、负责组织政府的政党。在实行内阁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指在议会竞选中获得多数议席， 从而负责组织内阁的政党或政党联盟； 在实行
总统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指在总统竞选中取得总统职位的政党。所谓在野党，是指
另一个或其他一些由于在竞选中没有获得多数议席或总统职位，不能组织政府、执
掌国家行政权力或没有参加政府内阁的政党。由于没有执掌国家政权，在野党对政
府推行的政策不承担任何责任，可以放任自由地指责、抨击政府的各项政策，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手段牵制和监督执政党的活动，要求执政党采取符合他们利益的
政策，甚至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实行倒阁，使自己取而代之。在野党执政党之间指责、
抨击、攻讦、谩骂，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党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野
党虽然抨击执政党，但它攻击的只是执政党推行的具体政策措施，决不是资本主义
制度本身。在野党同执政党的政见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它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社会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为什么中国不能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
为什么中国不能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
为什么中国不能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
中国有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非常形象地说明，做任何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近年来，一些人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否定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认为只有西方多党制才是民主的，提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这是因为，它既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不同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而是根据中国实际作出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这个特色，首先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也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前提。60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多党合作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使各民主党派在同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中不断取得历史性的进步，才能同心协力地把共同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坚持共产党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根本特点。
这个特色，还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不是搞一党制。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的关系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作用的加强。这种新型政党关系，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是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搞一党制。实际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是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阶层各党派团结抗日，探索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就包含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雏形。1949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时，我们党就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后来又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新中国如“大厦将建，独木难支”，不能光靠一个党派，需要多党派齐心努力，共建大厦。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又多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二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协作的基本方针。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以后历次宪法修正案都予以重申。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探源——以政党理念及其实现为视角
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７月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Ｎｏ．３ Ｊｕ１．２０１ １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探源
——以政党理念及其实现为视角
叶长德
（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淮北２３５０００）
摘要：政党理念是政党的灵魂，统领着政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政策及其实现方式。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 中，中国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理念及其实现方式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理念及其实现方式，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源泉。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是中国特 色政党制度得以完善的理论基础之石。 关键词：政党理念政党制度中国特色 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２１８（２０１１）ｏ３—０００８—０６
在世界政党制度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独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政党制度。中国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形成，不仅 有着深厚历史依据，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我
们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念及实现方式与中国各民
主党派的理念及实现方式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 民主理论及其在政党关系上的实现形式、中国传统
和合文化、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党理论等深层次的角度，探寻中国特色政党制
度的理论基础的“源”、“本”、“根”、“基”、“石”。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念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的理论基础之源
政党是特定阶级阶层的政治组织，任何政党都
有自己的理念。政党理念是政党的理想信念、奋斗
目标和价值取向构成的总称，是政党的灵魂，统领 着政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政策及其实现方式。马克
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
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和价值 取向。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思想源流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思想源流
9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特有的政党文化。追根溯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内在源泉；近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外来流源；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传承，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困境，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思想精神新支点和新境界。
标签：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从学社、社会团体演进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进而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60年的政党。90年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长期积累和形成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和特征的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制度规范、政治心理和政党行为作风的观念体系——产生了凝聚力、影响力和不竭的活力。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有其源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在思想源泉；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的冲击和洗礼给予先进的中国人批判封建的武器，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新的视野、拓展了新的知识和认识世界的另样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传承，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困境，选择了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或精神支点。①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继承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在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一个具有千百年民族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随着近代社会发展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增添了新的文化元素，而且传统的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近代社会发展中也得以激活、延续，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对文化的民族性的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政党文化生成的内在思想源泉。
（一）近代中国传统思想的内部演变，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嬗变与集结，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形成了思想上的新高峰，同时也出现了末流空疏的弊病。明清之际兴起了以经世致用的启蒙思想，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和世界潮流的关注。与此同时，西方强势文化大规模的传入，使文化融合的趋势成为近代传统的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汇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巨变下传统文化内部的调整和适应，为接受新文化积蕴了心理基础。明末清初出现了启蒙主义思想。王夫之继承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通过对宋明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清算批判，提出“实有”的范畴，否定了王弼的“无”和程朱所主张的“理”所虚构的超越物质实体之外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在认识论上坚持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到近代，改良派一方面传承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朴素唯物论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启蒙哲学不仅成为变革现实的理论根据，而且成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哲学基础。自从《礼记.礼运》构筑了大同社会理想，“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体现大同、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