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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
解读“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
田春生
【期刊名称】《人民论坛》
【年(卷),期】2008(000)024
【摘要】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特色长期演绎和变革的结果，即“内生性”，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
【总页数】2页(P24-25)
【作者】田春生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42
【相关文献】
1.多重制度逻辑中的大学跨学科研究——从"外生性政策规制"到"内生性制度创新"
2."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3.新制度观下“中国模式”的新解读
4.多重制度逻辑中的大学跨学科研究——从“外生性政策规制”到“内生性制度创新”
5.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内的可再生性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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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政治解读
“中国模式”的政治解读作者：邓研华来源：《行政与法》2011年第06期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国内外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持续升温。
然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对中国的政治模式研究，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无疑也是存在的。
“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联系，中国政治也必然带有传统的特色，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决定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也就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而去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因此建立在传统文明基础之上的政治模式也是不可复制的。
关键词：中国模式；政治模式；中国式民主；传统文化中图分类号：Ｄ０－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１２－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２０作者简介：邓研华（１９７５—），男，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２００９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日渐增多。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模式”的内涵是在务实基础上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而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克等认为，“中国模式”总的特征是“威权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这是一个不断试验的进程而不是一个预设的蓝图，其基本原则是务实主义和渐进改革，即“实事求是”或“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
同时，国内外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升温，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而应关注的是：如果“中国模式”存在的话，不管我们称它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中国经验，它的政治形态应该或者会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却是：一方面，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如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所指出的那样，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中国崛起论”的文化版，它的物质前提是中国改革３０多年来经济上的成功，但要进一步追问“中国模式”的政治指向和价值指向，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
解读中国模式_马丁_哈特_兰兹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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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
解 读 中 国 模 式
J 美 K 马丁・哈特 ’ 兰兹伯格
庄俊举 编译
保罗・伯克特
内容提要： 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得新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视中国的发展为一种模式。 在
新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着以萨克斯为代表的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左翼新自由 主义， 关于中国模式， 他们存在着策略上的分歧和原则上的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 — 进步主 义者也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无论左翼和右翼， 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形成完全共识， 中国必须进 一步深化改革， 清除腐败， 才能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
（双月刊 ）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
功的最关键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主流的关于发展的争论是在对休克疗法的灾难的警醒之 余， 对新自由主义共识最核心的内容进行澄清。 “别无选择” 其次， 假定 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 后苏联的崩溃促使 人们寻求新的新自由主义成功事例， 进而树立榜样以便其他国家效尤。以韩国为例， 尽管在对 （渐进的或激进的） 待贸易和 #$% 方面， 它明显不遵从自由市场的政策 ， 但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自由市场的国家。 机会主义者对这一战略所作的说明是显而易见的。 但问题是， 除了韩国以外， 没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具有此类特征 & 兰兹伯格’ "(() * 。因为到 "((+ 年代时， 就非常 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泰国、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由于 #$% 和制造业的出口的驱动导致了经 济的快速增长时， 韩国作为跨国资本所推动的出口导向的模范国家， 其经济反而迅速衰落， 紧 （ ） 接其后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这就促使人们寻求新的示范国家 ,-./01 2-34/150. ， 寻求的结果就 是中国。中国的发展经验反映了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策略性的分歧 兰兹伯格 ’ 6+++ * 。 和原则性的共识 & 伯克特、 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对于东亚债务危机的反应是极具有机会主义色彩的。他们将受危机 影响的国家—— — 实际上几周甚至几天前还将这些国家视为自由市场成功的范例—— — 视为毫无 “裙带资本主义” 指望的、 腐败的 政权。 同时， 为了对其政策的好处进行辩护， 保守的新自由主义 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墨西哥。 "((+ 年代墨西哥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源于东亚， 其早期的新自 由主义改革的失败也被认为是由于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导致的。 然而， 在 "((!—6+++ 年间， 墨 西哥依然保持积极的经济增长， 成为新的发展模式的国家， 并且可以与东亚的发展相媲美。墨 西哥刚刚赢得的名声证明是昙花一现，6++" 年墨西哥陷入经济衰退，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经济当时也陷入衰 退， 然而， 即使美国经济经过了不是很强的复苏后， 墨西哥经济依然持续萧条， 这是由于中国的 工资水平更低， 出口生产商将他们的生产转移到了中国 & 兰兹伯格’ 6++6 * 。 保守的新自由主义 者所做出的最初反应是对墨西哥的腐败和消费的有效性以及自由市场的改革不彻底提出批 “毫不动摇地对改革 评， 接着， 他们以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作为新自由主义力量的证据， 特别是 所作的承诺”& 罗奇’ 6++) * 。世界银行认为， 在墨西哥失败的地方中国却成功了， 是因为中国 “在从一个缺乏友善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更有效地转变” “ ，在贸易和吸引 #$% 进而融入全球化方 （魏尚进， 面” 更具有坚定性 。 6++)： ")） 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金融危机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对危机发生国国内的金 融制度的不完善、 欠成熟以及跨国的短期资本流动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 尽管他们对 以 危机的分析还有些肤浅。他们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由于 #$% 导致了竞争的加剧； 地区和全球性的生产过剩； 资本市场的内生性 #$% 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导致了进口的紧张； （伯克特、 。 但就当前的目的而言， 左翼新 导致了这样或那样的出口增长的矛盾 兰兹伯格， 6+++） 自由主义者对东亚危机的分析的重要之点是它也造成对中国有利的描述，这与新自由主义的 核心原则没有多大差别，这一核心原则就是 “全球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对于穷人而言是有巨大 （普雷斯， 潜在益处的” 。 6++6： ")） 斯蒂格利茨由此指出， 由于对资本控制的政权及其扩张性的宏观政策， 因而中国免于受到 （斯蒂格利茨， 金融危机的影响 。 基于这种比较的基础， 斯蒂格利茨描绘了中国 6++6： "67—"6!） “是作为一个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而拒绝华盛顿共识传统理论的国 一幅更为广泛的蓝图， 中国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伦理的内生性：历史发展与价值追求的统一
正解放创造 了历史 的前 提 ．同时 又使 人民在斗争 中进一步创 造解放个性 的
关键词：政治制度伦理；历史发展；价值选择；政治制度安排和设计
中图分类号：Ｄ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 １８ ＯＯＯ— ０ ６ ０ ６ ０６ ０３（ １） ０５— ４ ２ ６
政治制度 伦理是指在政 治制度设 计和建设 过程 中所 蕴含的伦理价 值和 理念 。社 会主义政 治制度伦理在 中国 的确立 ，是 中国近代 先进分子遵 循中 国革命 的历 史规律 ，始 终不逾地 追求 自由平 等、独立富强 的政 治伦理 价值 的必然结 果。这是一 个从被迫到 自觉
的过程 ，是 中国人 民不断觉醒 ，认 识 学 为用 ” 甲午 战争 后 ，救亡 图存 的 。 不 断深化 ，行为 不断革命 的过程 。从 维 新运动被推 到了历史 的前 台。资产 辛 亥革命推翻 几千年封建 专制主义的 统 治，到资产 阶级 民主共 和制度的建 立 ，从学 习 西方 先进 政 治制度 文 明 ， 到 向俄 国人学 习，最 后 中国共 产党领 义 制度 战胜 了民主形式多于 民主 内容 阶级 改 良派将 先前开设议 院的议论作 为政治 口号正式提 了出来 ，同时输入 、 传播 了天赋 人权论 、社 会契约论 、 自
中国人 民终 于学到 了一样东 西，那就 于政府主导 者对政治 制度的形式设计
是 马克思列 宁主义 。马 列主义一 经传
从 “ 技 ”到 “ 师 师制 ” 化亲和 感。这推动 了许多进步 的知识 文化 和伦理精神 的研究和 吸收，结果 的转 变—— 制 度价值 的历 史 凸显
、
人 中国 ， 给 中国人 以似 曾相 识的文 西方政 治制度 的移植大于对 西方 政治 就 分子在 比较 、实践 中接受其 为民族救 却造成 以民主革命 为开端 中经北 洋军
对于“中国模式”的一些思考
对于“中国模式”的一些思考“中国模式”是近年来经常被提到的一种发展模式。
尽管如此，不同的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解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中国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并通过五个具体的例子证明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中国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特有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包含了政府的指导性计划、市场的发掘和整合、社会的压力和反馈、产业链和市场链深度整合等多种因素。
其重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引导。
政府是“中国模式”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
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计划、政策、法规等手段，引导和推动经济发展。
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创造条件，鼓励企业的发展。
二是市场化运作。
开放、竞争和市场化是“中国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硬道理。
市场是资源分配和价值创造的主要手段，政府不是市场的替代品。
三是产业链和市场链深度整合。
中国模式注重整合，是产业链和市场链深度整合的过程。
这是一种高度负责任的、高度协调的发展方式，需要各个产业、各个区域之间的密切协作和相互促进。
二、“中国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扶持国有企业在“中国模式”中，国有企业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通过多种手段扶持国有企业，包括颁布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支持，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及市场竞争力。
例如，在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国企是中国资源保障及发展掌控者（例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
同时，国有企业也承担着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的重任。
因此，政府需要在不断优化国有企业的同时，保证其健康、高效地运营，同时也需要在引导和监管中依照市场逐渐逐步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
2.鼓励海外投资和贸易“中国模式”中，政府推动企业走出去，鼓励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和贸易的方式实现跨国发展。
中国对外投资手段多样，包括并购直接投资、间接投资等方式。
在近些年，中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外直接投资数量逐年增长，企业走向海外的范围也更广。
3.鼓励城市化和差异化发展在“中国模式”中，城市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模式形成的原因分析
中国模式形成的原因分析一、政治因素中国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上始终坚持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保持了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
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特色，政府能够在长期内保持一致的政策思路和坚定的决心，为经济和社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政府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给予了相应的政策和支持，为中国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二、经济因素中国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政策的成功实施和经济建设的成就。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包括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逐步开放市场，吸引外资，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政府也注重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市场机制逐步发挥作用，外向型经济逐渐形成。
中国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模式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
三、社会因素中国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和谐。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中国政府注重对社会发展的引导和管理，推动了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为中国模式形成提供了保障。
中国在推动社会公平和谐、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都有利于中国模式的形成。
四、文化因素中国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的信仰和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模式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发展”，这与中国模式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关联。
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助于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促进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模式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都对中国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和进步，中国模式也将不断创新和完善，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模式解读
中国远洋航务公告１８2006.1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柏・雷默发表的《北京共识》一文，使他在海内外一举成名。
主要原因有四：其一， ２０ 世纪晚期，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其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应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他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得人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编者■ 俞可平“中国模式”解读虽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识”可能更容易吸引眼球，因为它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但我并不赞同这一提法，我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
——题记中国远洋航务公告１９2006.1简单地说，“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中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管理制度和思想观念。
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观念、科技、文化和制度。
对外开放既是一个资金和技术的引入过程，更是一个学习先进观念和管理制度的过程。
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既有利亦有弊，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
关于“中国模式”的一些思考
关于“中国模式”的一些思考“中国模式”是通向现代化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尽管还不成熟。
却反映了我国现代化的探索历史，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中国发展模式是一种具有整体性和多层次的社会发展模式。
所强调的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来思考它的整体性。
标签：中国；模式；思考学术界有关“中国模式”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还没有统一，常见的有“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特色模式”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等名称，内涵有较多交叉，且区别不清。
我认为这些概念的内涵大同小异，使用时因为侧重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其实质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重协调发展、以人为本、开拓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一、中国模式的含义“中国模式”产生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转型中国家。
这是一种将中国实际状况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发展潮流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独特性[6]。
因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去概括。
“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可以做其他多种概括。
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另一种说法。
关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内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中国模式”是当代世界各国在发展路径选择上的道路之一，充分体现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独创性和先进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中国模式的内容“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并统筹运行的统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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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特色长期演绎和变革的结果，即内生性，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
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断演进的历程表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既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特色长期演绎和变革的结果，即内生性；同时，它们也不乏吸纳人类社会的文明、文化、政策和规则，在转型国家的改革中，有的时候也被看作为一种移植性。
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显示：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规则的形成及其制度安排，更具有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即内生性。
制度内生性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
如果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读中国模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
它被理解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路径和特点，很难与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类同，这就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制度特征，具有更多的内生性特点。
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
按照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的看法，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由中国改革的特性所决定。
因为，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仅包括经济自由化和所有权变革等内容，更需要足够的制度架构来支撑和推进。
正如北京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所作的概括：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
它被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
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这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出发点。
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特征
本土内生的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的新制度安排主要来自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而非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植。
例如，在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迁方面，从改革之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再到最近颁布的关于中国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决议；再如，在企业制度改革方面，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国有企业的存量改革；在中国特区和沿海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自由迁徙、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发展战略，等等。
这样一些制度性变革，被学者们提升为中国制度变迁的独特之处：其一，中国转型中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专权；
其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采用大棒式的私有化，而是对企业所有权进行诸如股份制改造治理等；其三，在农村提倡私营和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由此，中国学者们在对中国制度变迁做分析时指出，中国的改革一方面受到中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伦理规范等的影响，致使中国的制度变迁采用了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不是砸碎现有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可能地利用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中国在形成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又不断根据改革需求制定相适应的制度规则。
行为变革先于经济立法。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路径，大体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变化先于市场经济立法的制度轨迹。
也就是人们的市场交易行为在先，市场制度规则颁布于后。
在中国改革的起步阶段，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制度的变化首先来自于民间、民营、体制外、计划外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民间习惯、价值观念等非正式规则的先期改变。
诸如众所周之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中国企业所有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企业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行为，都是一个转变观念、由点到面、从小到大的改革过程。
在取得改革实践的认定后，中国相继问世各种新制度的法律和规则，诸如《乡镇企业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以及《物权法》等。
从一些国家的制度形成和演进规律来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例如，16 18世纪以及之后，一些国家的宪政发展中的国家法律条款和市场规则，很多是西方国家互为参照而定；也有的是先有商品行为和市场交易，之后逐渐形成
私人产权和财产制度，从而产生立法约束的诉求，以保护私人财产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改革实践看，中国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也是循着市场经济的轨迹，依据市场发展程度，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
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其他转型国家所不同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行为，国家以立法方式加以确立；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劣质交易行为，政府则以立法加以制止和规范。
这样，在新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就能够将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至最低。
政府主导的制度和规则。
中国的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优势和主导地位，特别掌控市场规则的制定权。
政府不仅调节和干预经济、制定发展规划、执行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规则，而且通过修订宪法和法律、颁布各项政策和规则，以促进制度转型与创新。
在西方国家经济中，政府行为仅仅被限定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政府具体而实际参与了市场行为和制度设定；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要素存在。
在中国，政府对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在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向作用。
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所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
因为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需要政府参与和推动；同时，中国又是经济转型国家，从转型到定型也必须有政府的导向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