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保继刚旅游地理学论文

地理学报ＡＣ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第６１卷第４期２００６年４月Ｖｏｌ．６１，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０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保继刚，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州５１０２７５）摘要：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探究中国和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

基本结论为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参与的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西方社会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但却是中国当地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西方在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不同，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而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西方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参与方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参与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走得比中国更远。

中西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为民主化进程不同、ＮＧＯ和ＮＰＯ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不同。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国；西方；差异１引言近年来，中国的旅游发展突飞猛进，极大地改变了目的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同时也为旅游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

但对于社区的旅游研究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关注，关于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明显滞后于旅游发展的现实，也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研究成就。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

在一般的认识中（尤其在中国学者的意识里），社区参与似乎是一个具有通性的概念，是一个可以借鉴易于操作的手段。

但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参与却是一个十分具象并且个性化很强的实践过程。

参与主体、参与目标、参与背景的差异，都会导致参与过程和结果的千差万别。

不加区分的借鉴和不立足现实的一般化推论，都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的社区参与面临种种难题，当前社区旅游研究提出的问题比给出的答案多。

我们究竟能否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究竟能借鉴西方多少？我们的发展空间从何处展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基于深层社会背景下的中西社区参与对比研究。

唯有在差异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探究中西社区参与差异的深层社会原因，才能立足中国现实梳理出不同向度的发展脉络。

这样的研究，既可以借鉴西方理论，有助于对旅游学科的科学化，又有助于建构中国社区参与模式，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中国和西方的社区参与存在一些相同之处。

首先，社区参与的目的都是利益驱动。

政府角色的差别在于西方的管理相对宏观，中国的政府则承担了更具体的招商引资责任，甚至自己亲力亲为地去经营旅游公司和景区。

西方政府只在某些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如“在决定宣传的内容上，国家起了决定性作用，或者至少起到约束作用”［１］。

其次，在各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９－２１；修订日期：２００５－１１－２３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０４７１０３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４０４７１０３２］作者简介：保继刚（１９６４－），男，云南个旧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规划。

Ｅ－ｍａｉｌ：ｅｅｓｂｊｇ＠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４０１－４１３页６１卷地理学报４０２利益主体中，社区相对弱势。

尽管中西方的社区参与有其共同特点，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却是更明显，也更需要深究。

两者间的共同点不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本文将着重研究中西社区参与的差异。

本文中关于西方的含义既指世界上发达国家，也包含这些国家的研究者纳入研究视野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也一般处于西方社会制度下，因此也就具备了西方的政治含义），后者以前者为主要客源国。

在此，西方不仅是个地理概念，也非单纯的经济概念，而同时包含了政治概念的内涵。

２相关研究进展西方社区参与研究主要关注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２］。

学者认为，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政治行动已经修正了影响社会变迁、环境保护的现存制度和规划程序［３］，社区应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实际发展和旅游管理中，并实现社区的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４］，社区是目的地增长管理中特有的重要因素［５］。

有的研究把社区导向看作旅游规划的发展阶段［６］，并从社区参与的视角研究合作理论在旅游目的地规划和发展中的应用［７］。

在对社区及公众参与旅游规划的实际操作层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有的学者提出了市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各种技巧，如管理者导向的技巧，市民导向的技巧等［８］；Ｓｍｉｔｈ就参与项目评估的反馈机制提出了评估公众参与的程式［９］；Ｐｅｔｔｙ（１９９５）对社区参与划分成了象征式参与、被动式参与、咨询式参与、因物质激励而参与、功能性参与、交互式参与、自我激励式参与７个层次［１０］。

但由于社区参与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不强，有学者开始反问：社区方法，真正起作用吗？［２］目前中国学者们开始认识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就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机制［１１］，认为从社区角度来思考旅游开发问题有可能为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找到可行的途径［１２］。

在理论分析方面，有的研究对社区参与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１３］；还有的研究对社区参与的历史演化进程划分为个别参与、组织参与、大众参与和全面参与四个阶段［１４］。

在实践中，我国的社区参与远未实现，缺少一种激励机制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１５］，因此要拓展多渠道让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１６］。

规划学者也开始关注居民，倡导社区参与，并开始注重社区参与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１７］。

在大部分研究出于关注旅游业才进而重视社区时，也有的研究把目光投向社区发展，并结合实际案例深入阐明了社区力量的重要性［１８］。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西方社区参与理论的评析和引介；对中国社区参与模式进行宏观论述；在旅游规划中倡导社区参与理念。

国内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大多沿袭西方的思路，仅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真正原创性的、得源于中国现实特点的理论探讨相当欠缺。

本文差异对比的目的不在于强调差异，而在于了解各自的区别和发展基础。

在此基础上甄别出可以借鉴和不能照搬的东西，改观中国社区参与过于被动的现状。

３研究方法和过程该研究的三个目标社区分别为景区和社区一体化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社区、景区与社区紧密相连的广西阳朔遇龙河社区、景区和社区保持距离的广西阳朔世外桃源社区。

这三种社区代表了两种开发方式，分别为企业主导和政府主导。

企业主导的又分为两种，傣族园社区是国有企业投资的，世外桃源是外商投资，它们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有差别。

政府主导开发的遇龙河景区处于发展初期，而企业主导的傣族园和世外桃源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国家ＡＡＡＡ级风景区。

其中的傣族园社区既是乡村旅游社区，又是民族旅游４期保继刚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４０３社区，该案例对于民族旅游具有指导意义。

为把握旅游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经济活动中社区内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本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是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

作者自２００１年来，共８次历时４个多月到三个目标社区从事深入的田野调查。

参与观察相关的社会交往、经济交往、旅游活动等，了解一些事情的发生过程和情景，继而发掘出深层的文化原因。

田野调查中，调查者更容易理解文化的本质，促进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更好的沟通。

同时，也给研究者自身增加新的文化价值观。

并在不同的调查社区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报道人（参与旅游的农民、公司负责人、政府有关人员等）２５人，兼顾性别、村别、年龄、职业、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等要素，对其作重复性的深度访谈，以了解一些参与观察无法获得的资料。

另外还运用问卷法、文献法一般访谈和座谈会法等搜集相对宏观的资料和数据。

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社区参与旅游的历程、状况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

对于西方社区参与的研究主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第二手资料。

根据国内社区旅游案例地的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结合西方学者对社区参与案例的研究和调查，进行综合归纳和演绎分析，获得研究结论。

本研究尽管用中西方直接或间接的案例材料进行论证，但主旨并不在于逐一对比，而在于宏观比较，并得出总体上的结论。

因为在细节上或具体案例中，难免会有中西趋同甚至有个别方面是反置的情形。

４社区参与的中西差异对比４．１社会意义不同对西方社会而言，旅游是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

如阿拉斯加因纽特人的土著人协会ＮＡＮＡ了解到旅游业的投资回报率低，且风险大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不直接向旅游业投资。

ＮＡＮＡ在商界其他方面非常成功，拥有安哥拉吉的一个食品专卖店，几座旅馆，建筑公司和保护阿拉斯加输油管的安全机构［１９］。

从事旅游业的本地人甚至被认为是“边缘人”，他们因对本土文化的了解而获得了一些就业机会。

西方社会因具备更多的发展机会，而没把旅游当作唯一的发展出路。

在中国，旅游发展常常是当地社区（尤其是西部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有时甚至是唯一有效的选择。

阳朔遇龙河景区的居民长期以来依靠农业为生，但由于人均耕地过少，农业的产业化程度很低，人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徘徊不前。

２００１年以后，随着景区的开发，当地社区寻找到了一条致富道路，他们开始经营家庭旅馆、旅游餐馆，运营竹筏漂流，这成了他们目前发展经济最好的途径。

４．２利益点不同西方尽管也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但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如文化传统丧失、通货膨胀、土地价格上升、环境破坏等。

由于大多西方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被殖民的历史经历，因此对于土地权属的争取就至关重要。

巴拿马的库拉人很看重自己的文化并为此而自豪，他们总是把其文化与特定的领土联系在一起加以强调，“假使我们失去了这一土地，就不会有我们的文化和精神”［２０］。

在这种核心观念的主导下，库拉人只允许本地人控制的旅游业的存在和发展。

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和土地，社区居民拒绝公路进入他们的保留地。

他们也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发展旅游的目标，但并不会一味迎合游客的需求，而舍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因游客大量涌入而附带产生的某些现象既让托六甲的村民们感到震惊，也让他们感到悲哀，他们渴望回到从前，那时外人对他们重要的人生礼仪和珍贵的工艺品传家宝还不感兴趣”［２１］。

同样，基于文化的某些变化使汤加人考虑对旅游业立法，他们努力想保护汤加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把传统模式融入大众旅游，而不是使传统文化变成一种临时的“伪民间文化”［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