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斯言至伟,斯文不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刍议
初 涉 一 书 ， 必 览 其 目录 ， 洞 察 大 意 ， 晓 彻 总 言 ，精 粹 思 想 皆源 于 此 。前 后 所 指 ，上 下 索 绪 ， 短 短 两 三 页之 间 ， 可 见一 斑。 《 中 国近 三 百 年 学 术 史 》 目录 微 启 ， 自是 一 种 大 气 魄，大手笔 。 《 反动与先驱 》权 作一楔子 ，稍 引正文 ，开篇 明题 ，点 明命题缘 由，即舍弃 “ 清 代学术 ”之 名而就 “ 中国 近三 百年学术 史”之因 。以 “ 大 ”开题 ，剖析 时代 主潮 ，浚 其支 流 ，以 “ 道 学”为线 ， “ 前 头 的 时 代 ” 即宋 元 明 三 朝 为 纲 ，线索萦绕 纲 目，如此便把 “ 道学 ”产生 成立 之因娓娓道 来。此为 反动 之所出 ，先驱又 潜于何处 呢？阳明余绪 皆有大 气魄者 ，颇有 光大师宗之势 力。历经系列政 治活动的干预 与 杂糅 ，传 统 的 “ 道 学 ”转 而 成 为 了党 派 攻 讦 的政 治 工 具 ，久 而 久 之 ， 时代 便 对 “ 道 学 ”提 出 了 新 的 要 求 与 呼 吁 ，随 着 政 治势力和朝代 王朝的兴亡更 替 ，这种要求和 呼声亦随之袒 露 于时代肌表 ，于是乎 ，反动之 势也便裹挟着 有识之士也 即所 谓的 “ 先 驱 ” 呼 啸 而 来 ， 如 此 前 后 相 继 ， 文 章 铺 排 有 序 ， 不 疾 不 徐 ， 不 枝 不 蔓 ，非 深 通 学 问之 人 ， 不足 以概 括 详 备 ， 非 博 览 群 典 之 人 ， 不 足 以发 言深 沉 。梁 任 公 以 宏 观 之 眼 光 诠 释 微 观 之 人 事 ， 由大 觑 小 ，也 是 一种 笔 法 。 《 清 代 学 术 变 迁 与政 治 的 影 响 》上 中 下 三 篇 分 立 ，各 有 侧 重 ，各 有 主 论 ，前 后 相 袭 ， 统 而 为一 。 上 篇 紧 紧 围绕 “ 环 境之变迁 与心理之感 召”，分析时代变 迁的种种诱 因，并引 出时代变迁之 下的学界反应—— “ 抛 弃 明心 见 性 的 空 谈 ，专 讲 经 世 致 用 的 实 务 ” 。政 治 与 学 术 之 纠 葛 、 之 暧 昧 ，无 外 乎 相 互 排 斥 ， 相 互 引 导 ，相 互 磨 合 ，相 互 融 合 ，相 互 促 进 。 忽 左 忽 右 ， 忽 明 忽 暗 ，若 即 若 离 ，若 隐若 现 。 因 此 关 系 之 相 时 存 在 ，故 满 洲 政 府 对 于那 些 身 负 “ 统 治 前 途 暗 礁 ” 的 前 明 遗 老 ，政 策 因 时 因 人 而 变 。 中 篇 围 绕 两 个 问题 ，一 侧 重 科 学 一 目，为何适逢 新兴机运而 戛然而止 ，另各家流派为何对 于考 证学 趋之 若鹜 ，究其 原 因， 主次有 序 ，详 略得 当 ，首先 云 云 ，其 次 云 云 ， 深 入 浅 出 ， 发 人 深 省 。 下 篇 以政 治 隐性 动 向 为发语 ，转而引 向若干值 得注意 的学术 流派 ，由学术流 派转 向学 术 思 想 ， 逐 渐 形 成政 治— — 学 界— — 流 派 — — 思 想 的 一 条线索 ，贯穿下去 ，我们 不难 发现 ，思路 的缜密无缝 ，结构 的俨然罗列 ，语言的恰如其 分都给予 了读者 清晰无碍 的脉 络 展示 。而后前 人所提 “ 经世 致用 ”之言 于清 朝 日暮穷途之 际 得一一应验 ，继而提 出 “ 超 汉学 ” “ 超宋 学 ”的概念 ，总结
简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辽 宁 行 政 学 院 学 报
Ｊ ｕ ｎ ｌ ｆＬ ａ ｎ ｎ ｍｉ ｉｔａ ｉｎ Ｃ ｌ ｇ ｏ ｒ ａ ｉ ｏ ｉ ｇ Ａｄ ｎｓｒ ｔｏ ｏ ｌ ｅ ｏ ｅ
Ｎ ． ２ ２ ｏ ８， ０１
（筇ｌ ４卷第 ８期 ）
（ ｏ． ４． ． Ｖ １１ Ｎｏ ８）
八章论及清代学术 ， 中间 尚有 阙如 ， 且 故有 的学者 将梁 氏之 清代学术研究著作戏称 为“ 两部半 ” 。这三部著作 之间存 在
着密切的关 系。可 以说 ， 论中国学 术思 想变迁之大势》 《 是梁
第一 ， 梁启 超从学 术史 本 身的特 点 出发 ， 重 “ 注 辨章 学
术、 考镜源流” 。在该著作 中， 梁启超对在清代 学术史 中 占有 重要地位的学派作 了详 细的论述 ， 准确把握 清代学术 人物思 想特点的和学术 特征 ， 使得后 学者 对清代 的学 术源 流 、 名 著 学者的治 学特点 、 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如对 浙东学术 的渊源 概述 ， 他引用章学诚的论述 加 以说 明 ： 梨 洲 黄 氏， “ 出蕺 山刘 氏之门 ， 而开万 氏弟兄经 氏之学 ， 以至全 氏祖望 辈 尚存其 意。
来学术史的研 究范式； 注重学术与社会政 治的关系； 实事求是、 学态度 ； 言通俗 易懂 、 科 语 雅俗共 赏五个方面 总结 了梁启超 《 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的特 点。最后分析 了该著作存在的一些缺憾。总的来看， 尽管 它存在 一些缺点 ， 瑕不掩瑜 ， 毫不影响 但 丝
他 在 现 代 学 术 史 上 的 价值 和 地 位 。
十二则 以“ 清初学海波澜余 录” 为题对影 响后来 清代学 发展 的清初其它非主流的著名 学术人 物及其 成就 也作 了介绍 和 简评 ； 专题十三至十六 ， 清代学 者整 理 旧学 之总 成绩 ” 以“ 为 题 ， 门别类对清代学 术如 的经学 及其相 关衍 生 的小学 、 分 校 勘、 辨伪 、 辑佚 等代表人 物 、 术成就 ； 学 史学 及与 之相关衍 生
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试观梁启
076《名家名作》·研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明末以来近三百年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为后人从宏观视角把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树立了典范。
探讨此书中的学术史观念和编写方法，有助于认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与传统学术。
一、时代下的个体写作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的又一个转型期，承担着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历史任务。
社会的新陈代谢，要求总结以往的文化成果，使其成为文化新陈代谢的养料，以实现整个文化传统的延续。
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 957之意即如此。
不同于以往由内生本土化力量实现社会转型，此次转型更多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
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使当时的学者在评估传统的同时引入了某些西方的价值和标准，却又不得不面对异质文化与本土价值之间的矛盾。
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既要评估传统文化，又要将西方思想本土化，不然其理论思想势不可久。
梁启超“力主‘理学反动’说而以欧洲‘文艺复兴’比附清学，将‘以复古求解放’视为清学的特质”，“视顾炎武为从事‘黎明运动第一人’，视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学人为‘启蒙期’代表人物”［2］，皆是出于这一目的。
五四以来，种种西方学说的传入与消寂，也无不与这一因素有关。
就个体而言，梁启超社会身份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特征。
少年科举登第，穷探帖括之学；继而师从康有为，意欲效法泰西变法以图强；后知改革之路不可行，又投身民主共和之事。
其身份经历了从传统的士大夫到改革者再到民主革命者的转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步。
这一过程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前途的认识和思考的不断深化，而梁启超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时代命运的缩影。
梁氏身份定位的转变更深层次地表现出其思想的不断发展，而中西交融是其内在动力。
“晚清精英知识分子基本上完全根植于儒学传统，从儒学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出发，回应着西方的冲击。
”［3］梁氏倡导中西结合，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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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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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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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的史学代表作，原为其任教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撰的讲义，充 分阐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状况，及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本书共分16讲，以社会思潮、学派 人物和学科发展为线索，展现了中国学术在17世纪至19世纪三百年间的变迁，内容翔实，观点新颖。在学术史的 研究和写作上，本书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已成为相关专业研究者的必读书目。通过本书，读者不仅能感受到作者 严谨的治学态度，还可全面、系统地了解清代学术，以及中国历史发展与思想文化的联系。
精彩摘录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 已。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 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
目录分析
附：亭林学友 表
附：初期经学 家表
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万季野全 谢山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是梁启超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所编的讲义，约撰于1923 年至1929 年之间。
这本书被人们视为关于清代学术发展史的名著，突破了学案体的学术史著述模式，为学术史的撰著体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全书共有16 个章节，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到第四章，综合叙述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到第十二章，这八章主要介绍对清学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名家巨匠的学术思想。
总体来说，前两部分可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分别从引论、总论、心学余波、经学建设、哲学、史学建设、程朱学派、颜李学派、自然科学等方面论述“清学”，以人物为中心，分析介绍其思想要点。
剩下的第十三到第十六章曾被梁启超于1924 年6 月至9 月发表于《东方杂志》，并先后于1929 年、1936 年由上海民智书局、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至1932 年被作者收入《饮冰室合集》中。
这四章被人们视为梁启超一直从事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清代部分。
此书是一本有着百科全书色彩的清代学术史，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创新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有可借鉴
之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一）散章静嘉张读书笔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
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
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
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
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
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
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
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
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
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
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问题辨析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问题辨析在梁启超的所有著作中,‘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可以列入最受欢迎者之列,由其再版次数之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㊂仅就1949年以后单行本的粗略统计来看,海内外共有20余家出版社,先后印行过40余版,其中台湾中华书局一家,就有10版之多;2014年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㊁江西教育出版社㊁中国和平出版社㊁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家机构,约略同时推出此书;最近一个版本,则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世纪文库 中的一种㊂①各种新出版本中,特别值得学者关注的,为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的夏晓虹与陆胤新校本,校订颇见用心,是较好的一个版本㊂然而遗憾的是,关于梁启超这部广泛流传的著作本身的历史,迄今为止,尚少有比较细致准确的研究㊂关于此书的成书过程与早期版本情形,既有学术文献的叙述颇不明朗㊂②笔者谨就此题草成小文,自以见闻有限,恳请方家教正㊂关于此书撰述的缘起㊁时间,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 原为梁启超任教于清华大学㊁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的讲义,约撰于一九二三年冬至一九二五年春之间㊂ ③此说语焉不详,今试稍加辨析㊂641①②③根据笔者的统计,梁启超著作中再版次数最多的,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在1949年以后的单行本,海内外出过50余版,其中台湾中华书局在1991年已印至第十五版;其次则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㊂夏晓虹㊁陆胤2011年新校本的‘校订说明“,及书后附录夏晓虹‘作为讲义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⓪“一文,关于成书与版本问题已有相当涉及,然仍多阙略,不尽完善㊂朱维铮:‘校注引言“,‘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页㊂按1923年7月,梁氏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学,编有一部‘清初五大师“讲义,这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最早成稿的部分㊂1923年7月13日,梁氏致蹇念益(字季常)书谓: 日日编南开暑校讲义也(正甚得意) ①同年7月31日致张元济㊁高梦旦书谓: 一月来在南开演讲,带编讲义,日不暇给 顷南开讲义将完 ②清初五大师指黄宗羲㊁顾炎武㊁王夫之㊁朱之瑜㊁颜元,内容分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五㊁六㊁七㊁十章㊂南开讲义未见传本,检王永祥著‘船山学谱㊃船山先生传记录“摘录‘梁任公评船山“,有小注 据南开大学暑期学校‘清初五大师“讲义 ③,内容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七章有关王夫之的部分大体相同㊂1923年9月开始,梁氏担任清华学校特别讲师,讲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课程,④授课时间为每周三晚七点半至九点半,⑤讲义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㊂清华讲义今有存本,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㊂故严格说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1923年秋即已成书,过去将其撰著时间下推至1925年,不确㊂有学者说此书为梁氏任教清华大学研究院时的讲义,⑥实误,按清华学校于74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问题辨析①②③④⑤⑥转引自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00页㊂同上书,第1001页㊂‘丛书人物传记资料类编㊃学林卷“,第13册,第531页㊂又1977年4月台北出版的‘湖南文献季刊“第5卷2期,刊有梁启超撰‘王船山的学术思想述评 据南开大学暑期学校清初五大师讲义“一文(参见傅淑华‘王船山 老子衍⓪之研究“,第132页)㊂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78页;‘一年来学校大事记“,‘清华周刊“,第十次增刊,1924年6月,页码另起,第1页;梅汝璈:‘欢迎梁任公先生“,‘清华周刊“第288期,1923年10月5日,第1 3页㊂按梅文称梁氏为 本校国学讲师 ,又彭光钦‘请梁任公先生讲中国学术史“(‘清华周刊“第299期,1923年12月21日,第3页)云 现在刚讲近三百年学术史 ,张荫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清华周刊“第300期,1923年12月28日,第17页)亦谓 梁任公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演崔国良等:‘梁启超与张伯芩张彭春“,载郭长久主编‘梁启超与饮冰室“,第175页,崔文谓课程名称为 最近三百年学术史 ㊂陈勇:‘钱穆传“,第116页㊂按此说出现甚早,民国年间李肖聃著‘星庐笔记“(第39页)已谓: 清华大学设研究院,梁与王国维㊁陈寅恪俱为导师㊂于是梁著‘清代三百年学术史“,本其先所述‘清代学术概论“而增修之㊂。
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感
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感机缘巧合之时看过一篇描写梁启超先生的文章，彼文别开生面，避开梁启超先生的学术成就不谈，光论先生的风趣幽默，谈及先生交有趣之朋友，过有趣之生活，作有趣之学问，入有趣之境界。
别的方面且不论，就“作有趣之学问”这一点，我初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时深有同感。
启超先生说，“趣味总是慢慢得来，越引越多。
像那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
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深入进去。
”，它打破我我对历史的一贯看法。
历史是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我便一意孤行地认为它客观理性地不近人情，非十分理性的人学不好历史，感性的人估计会增添历史的主观性。
可是启超先生却能将复杂、深奥的学术史，以晓畅明晰的语言加以论述，且严谨准确，生动形象，可爱且深刻，真正能让人能读、能懂、读透。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本书深刻总结了本时间内的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学术思想。
今人评价本书，多言它对于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具有“范式”作用，无论是从他经世致用、推崇高尚品德气节和创新思考等精神层面，还是恢宏建构、考镜源流、实事求是和严禁缜密的逻辑思维，或是幽默风趣、妙趣横生的行文风格，都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书中十六个个专题，分为三个部分，启超先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基本要求出发，对对清朝学派学术渊源、代表人物、师承渊源后学、主要成就及其学术得失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全面深入的总结了近三百年的学术成果。
文章在保证准确把握清代学术人物思想特点的和学术特征，使得后学者对清代的学术源流、著名学者的治学特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的前提条件之下，还做到了学术大师对于史料使用和文字运用的游刃有余、做到了一个有趣得灵魂的洒脱与精当、激情与辛辣。
读完文章，一个风趣幽默且学富五车的学者形象跃然跳动，微言大义尽在笔端。
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诙谐的笔法串联起清朝清代学术发展的轨迹，不乏出类拔萃的优势，例如资料详实，论证严密，结论客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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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郭璐霞来源：《卷宗》2019年第06期摘要：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梁启超可以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晚年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成果。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十分重视社会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
他从清学是对宋明理学反动的角度全面总结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状况，而这也正是他与钱穆同名作的最大差异之处。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清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代学者们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一方面，清代学术上承宋明理学，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成为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清代学术下启近代学术，成为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中华文明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遭受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日渐衰落。
由此，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引发了一批学者研究整理清代学术的热潮。
其中，梁启超是研究清代学术最有影响、成就最多的学者之一。
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的著作，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此书并不完整，并且只有第八章论及清代。
第二个是《清代学术概论》，此书是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研究的精要概括，作为一步纲要式的著作，侧重于“论”。
而第三个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发展做了比较完善的研究和总结。
与《清代学术概论》相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加侧重于“史”，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和充实，直到现在仍然作为我们研究清代学术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此外，与钱穆的同名作著述宗旨也不相同。
1 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梁启超十分注重整个社会政治背景对学术走向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从第一到第四章，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为题，主要叙述了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政治对其的影响，从政治角度指出了清代学术发展曲折的原因。
梁启超认为，每一种学术思潮的萌芽、形成与发展，都是和“环境变迁与心里感召”有很大关系，而其中，与“政治现象”的关系最为密切。
他认为，明末到民初近三百年中国学术界经历的曲折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因为受到了政治形势发展变化因素的影响。
并且他提出了“时代思潮”这一说法，认为只有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而且又能适合当时时代要求的思想才可以被称为“时代思潮”。
梁启超特别注重思潮的作用，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第二章的前半部分，还特意抄录了《清代学术概论》中论述思潮的部分，借用佛教中“生、住、异、灭”的传统概念，把清代学术划分称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还进一步指出，政治原因对分期的影响最大。
其实从以往中国学术发展的特征来看，也可以看出每一时代都有一相对稳定的学术思潮，如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这种学术主潮的形成，一般都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有极大关系。
梁启超认为，清初理学的日渐衰落，经世致用学说的兴起，除了受到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受到当时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
满族的入侵和统治，给汉族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打击，唤起了他们对于民族痛切的自觉，从而逐步引起了他们对于流于空谈的理学的厌恶和反感之情，转而开始讲求经世致用的学说。
康熙之后，学术呈现出了与清初不同的变化，即考据学开始占有主导地位。
同时梁启超对考据学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也主要是从社会政治对学术影响的角度来探讨的。
从满族入关的顺治时期到康熙时期，因为统治秩序尚未稳定，清朝统治者对坚持气节的明朝遗民主要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
只要没有明显危及到统治者统治，隐居不仕的明朝士大夫可以在他们的范围内著述、讲学，也可以不去响应为拉拢他们而特地开设的博学鸿儒科。
康熙以后，政治环境有所改变。
清统治者在征服全国后，社会逐步趋于安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康雍乾时期成为了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即所谓的“康乾盛世”。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自然而然有能力对文化的控制程度有进一步的要求，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更是成为必须。
所以此时的清朝统治者开始施行文化高压政策。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
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
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1]。
康熙朝以后的文字狱，严酷程度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与此文化高压政策所相关的措施，还包括禁止结社讲学、烧书和毁书等。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初年那种因为充满爱国情感所导致的学术界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在很大程度上被扭转了。
再加上明清之际的学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都相继亡故，其后的学者即使承袭了他们的某些治学方法，但也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末清初那种刀光血影的民族征服和强烈的亡国之痛而难以承袭前人的思想精髓。
总的来说，康熙以后，由于受到了文字狱的影响，使得知识分子和文人普遍对于谈论和评议时政而心存戒心，于是对经世致用的学说开始避而不谈，转而走向了考证。
对于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梁启超也从社会政治视野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清代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已经及其类似于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科学在当时并未兴起，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八股科举制度。
八股与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学问尤其是科学，并没有相容性，它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再加上当时其他的一些政治原因，如传教士传教事业受到挫折，大部分的西方传教士和学者都被驱逐，导致科学并未兴起，西方科学思想传入中国延迟了二百多年。
2 与钱穆同名作差异比较——以著述宗旨为例在梁启超之后，钱穆“因与任公意见相异”[2]写作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谓“意见相异”，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著述宗旨上的差异。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宗旨是认为清代汉学是宋明理学之反动，开篇即题为《反动与先驱》，即认为清代学术是对宋明理学“反动”的产物。
其实这从梁启超个人经历也能看出，由“乡人”到“国人”再到“世界人”，他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甚至是对之前的否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到1920年，梁启超亲赴欧洲进行游历和考察。
在这期间，他目睹了在遭受战争破坏之后欧洲各国的残败萧条景象。
这种情景使他认识到“科学万能论”已经破产。
但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说的“科学万能论”已经破产并非等同于西方文明破产，也不是不要科学，相反，此时的他仍然对西方文化持肯定态度，并对欧洲前途充满着信心，他认为“欧洲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动摇的”[3]。
正是因为在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他对西方文化有了一个更加理性的态度，并且他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较之前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并由此开始了探索中西文化化合的道路。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4]“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5]“近年来西洋学者，许多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
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是有这个资格的。
”[6]正是在中西文化化合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梁启超开始转向发掘中国传统文化。
也就是在此种背景下，他逐步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
前期与后期思想心态的变化，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具备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自我否定精神。
而钱穆则对“反动”一说颇为不赞同，认为宋明理学在清代仍然有其生命延续，清代学术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这样回应：治近代学术当自何始？曰：“必始于宋。
”此书于明末以来学术发展中梳理出宋学的潜流，提出宋学的精神是经世明道，尤其指出“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话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尽学问之全体也”[7]其实从中国整个学术思想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因为思想有其联系性，所以钱穆的“继承说”是合理的。
在钱穆看来，对于明末的学者而言，宋明理学是他们最重要的知识资源，理气心性等仍然属于他们的著述范畴，而且他们总是以寻找真“理”为旨归。
不管清朝统治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仍然尊尚理学，所以理学在整个清代一直存在。
“即使是戴震这样一位清学的集大成者，他从事考证学的目的仍然是为了阐明‘义理’，而且就整个清学正统派来说，‘由训诂以求义理’正是他们的目的”[8]。
所以说，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待清学，钱穆“继承说”无疑是正确的，清学直接承袭了宋明理学。
但就清学本身来说，梁启超的“反动说”似乎更为合理一些，原因有四点，第一，梁启超虽然有反理学的说法，但是他也注意到了清初诸老对于宋明之学的继承，而且他更为强调的是清学对于明末道学的反动；第二，就清学本身而言，总体上它和宋明之学那种重德性之知相比，更加注重闻见之知，而由闻见之知见德性之知，很明显，这是对宋明之学的一种反驳；第三，明王朝的灭亡的确带给了士大夫们强烈的刺激，自此后学风渐渐趋实，而清朝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也的确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得他们不敢言真‘理’而只能埋头于经典考据；第四，清学愈向后发展，信汉信古以排宋学的潮流愈明显，甚至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已走上反理学的道路，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反动”[9]。
任何一种新事物的产生大都是在否定旧事物的基础之上，而其中必然也会相对的继承一部分旧事物的东西，但总体而言仍是对旧事物的反动。
清代学术的主流是考证学，作为一种学术主潮来说，可以认为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
3 结语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学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于我们今天进行清代学术史研究意义重大。
他在著述时十分注重社会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
而关于与钱穆同名作著述宗旨的不同，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是对宋明理学“反动”的产物，这从梁启超个人经历也能看出，由“乡人”到“国人”再到“世界人”，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甚至是对自我的一种否定。
20世纪已经过去，而我们又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对20世纪的学术史进行总结和评价，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总结和撰写有关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著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仿效范例。
参考文献[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2.[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162.[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4]梁启超.新民说[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5]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6]梁启超.欧游心影录[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8]周国栋.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J].史学月刊，2000，（4）：115.[9]同上.作者简介郭璐霞，女，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美关系史。